校园为社会危机受难

“一些遭遇社会不公的弱者经常冤屈难申，更无法得到政府、司法的公正对待，必然会有人心理扭曲。社会环境给他们精神所造成的压抑、伤害和扭曲，使他们发泄仇恨怒火的已经不需要具体对象，而是寻找最为方便快捷的方式达到目的。”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云南、重庆

没有人知道还会有多少学校遭遇残忍的杀戮袭击，也没有人知道社会中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校园杀手”。4月28日上午9时，福建省南平市校园凶杀案的罪犯郑民生刚被执行了死刑，媒体的正面报道和官方自信的宣传并没有能够遏止案件的继续发生：在当天下午的广东雷州、4月29日的江苏泰兴、4月30日的山东潍坊，继续有成年男子在校园附近或闯进校园对师生们进行凶残杀戮。加上此前4月12日的广西合浦县小学前凶杀案，短短一个多月里接连发生5起成年男子残杀校园学生、幼童案，举国震惊。

“如果5起血案的制造者们要的就是震惊社会的效果，那么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被称为“中国网络知道分子”之一的“饕餮”说，“校园安全问题既然已经上升到国家级层面，一个老话题再次出现：标本兼治还是先治标后治本？当下的国家级紧急措施，是治标之策还是治本之策？”

“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所有家长们此时必是心生恐惧和疑惑。

平时很少在学校四周看见的武警、警察和各种安全保卫人员突然大量出现，许多地方的法官、检察官被政府聘请为“兼职法制副校长”。贵州省的法官于庆(化名)说：“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在2010年全国连续5起惊天校园惨案的血泊之中上升到‘国家高度’，平静的校园也将因此而进行一次铺天盖地的大治理。”

谁在杀人

“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

在这样充满悲痛和风险的事件背景下，一些地方有家长在幼儿园门口挂出如此醒目的标语，并经网络得到广泛流传。重庆市的司法官员吴英(化名)认为，这则标语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其简单的话语里透露了现实的秘密，大胆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凶手的产生只是一个结果，原因却需要从复杂的政治、社会层面里探询”。

尽管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封锁消息，但是仍然有情况泄露：数名校园杀人者中，至少有一人是下岗，生活艰难；还有一人是因自己的房子被强拆，得不到满意的补偿。

而贵州法官于庆表示类似校园凶案的发生由来已久，仅以刚刚过去的2009年为例：9月20日，山东莒县一歹徒在校园用菜刀砍25名小学生；9月11日，苏州一幼儿园被人挥刀闯入，砍伤28名儿童；8月4日，北大一医幼儿园，门卫持刀砍向园内师生，造成1死17伤；4月29日，甘肃宕昌县一小学内，15名学生及2名农民被砍成重伤；2月27日，河北辛集一幼儿园内，一名歹徒疯狂砍人，致1死1伤……

他表示，通过对一系列的案件凶手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人在事件前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既不掌握什么权势，也不是地方黑恶势力成员，即每一个杀人者原本都是社会底层的弱者，所以往往让受伤害的一方措手不及。

的确，“去幼儿园或者小学杀人”目前已经成为了弱者报复社会的一种恶劣方式——与有全副武装的武警、警察和各种安保人员值勤的党、政、军，甚至人大、政协机关不一样，学校不但缺乏有效的保护，自身的抵抗更无力，关键是能够造成民间最大的痛苦恐慌，使整个社会里弥漫起仇恨、绝望和杀气。于是也有社会学者表示：“欺软怕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造成大多数杀戮者只敢向更弱者开刀。”

“社会的恐慌来自于恶劣的案件，而杀戮者的产生更多来源于社会的严重不公和政府官员的作恶行为，杀手犯罪的原因主要是贫困仇富或私情复仇造成的心理失衡，而杀害孩子的歹徒显然属于前者。”“饕餮”说，“一些遭遇社会不公的弱者经常冤屈难申，更无法得到政府、司法的公正对待，必然会有人心理扭曲。社会环境给他们精神所造成的压抑、伤害和扭曲，使他们发泄仇恨怒火的已经不需要具体对象，而是寻找最为方便快捷的方式达到目的。”

正如云南省的一名资深检察官所说：“各级公安对校园治安整治的力度也是逐年加大，但却收效甚微，因为很多校内及学校周边发生的恶性案件都属突发性，其犯罪行为的实施仅在一念之间，警察并没有多少前期预兆信息。”

前述标语是“最为方便快捷”被当作发泄对象的潜在受害者们的呐喊。孩子们也是有话要说。以前有小学生在写作文时表示自己以后希望做贪官，因为有钱、舒服；而校园凶杀案后，另外有小学生写作文说“杀手应该去杀贪官，不关我们的事”。

更有学生父母愤怒地表示：“我们是怎样爱护孩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都在想办法从孩子的身上捞取利润。聚集在校园周围的小饭桌，破烂的校车，雨后春笋般的课外辅导班，比印钞机还来钱快的老师……我们还有关心下一代部门，我真不知道这个部门干什么了？瞧瞧满眼高楼大厦，豪华气派的政府机关大楼，而我们孩子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校园拥挤不堪，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你见过有几个学校有？我们的孩子快乐吗？一旦学校占了好位置，被开发商相中了，校园不是被侵蚀，就是被搬迁。”

“惨案发生在校园，凶手是校园外的。”“饕餮”说，“今天是学校，明天可能是医院，后天还可能是养老院……弱者生活的地方总是很多，社会的恐慌远远不能消除，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而是表面地应付，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

维稳悖论

“社会安全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揪心的是孩子安全。”5月3日，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成为各级党政系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同一天，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校园安全保卫支队成立并授牌，其余各区县也将陆续组建校园安保支(大)队，确保全市518万余名中小学生、幼儿的人身安全。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唐建华表示政府已决定本次投入资金12亿元，此后将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重庆还明确规定，凡校园及周边正在发生直接侵害、伤害学生和幼儿的恶性案件，民警赶到现场处置，还不能制止其暴力行凶的，可以依法当场击毙。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附近的许多小学随即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校园保卫支队警察进驻”的醒目标语，一名学校保卫人员说：“标语不但表示欢迎警察进驻学校的态度，更是要提醒想再来伤害孩子的凶手。”

他表示，重庆市公安局不但在全国第一家成立了专门的“校园安全保卫支队”，不久前还率先成立了“重庆交巡警”，使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全副武装的警察，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办公室里等报警半天才出来，“警察的主动出击让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加了许多”。

不仅仅是重庆。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了一场新的厉兵秣马：配足学校的警用装备，严格门禁制度，警车巡逻，专职校园保安大批进驻学校，如此等等。

另外，贵州省近期将以社区(村居)为单位拉网式排查本辖区容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长期缠访闹访人员、对社会严重不满的人员；重庆市也将重点排查病情不稳的精神病患者、对社会存在不满情绪扬言报复的人员、因遭受重大打击而性格怪异举止反常的人员。

而于庆认为，就目前各地大量加派安保人员的情况又可以看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根本，“新一轮不公平又出现了，为响应上级要求而政治作秀的成分很严重”，“城市的学校就比农村的学校搞得好，但是城市里的民办学校就没有公立、贵族学校搞得好，前者有武警、警察、警犬甚至装甲车，后者基本上还是一些普通的保卫人员和教师”。

政府留给社会民众的印象似乎已经被定格：矿难发生了，就开始全国大检查；公交车着火了，也开始全国大检查……现在校园凶杀案发生了，工作方法也不过如此。但“目前只能先把‘标’治好再说治‘本’的事，因为这个‘标’有太多漏洞了。”“饕餮”说。比如精神病患者肇事，中国患精神病的人数现已达到1600余万，其中有160余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但四川省民政厅的一名官员说，中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原因是缺专业医院、缺专业医生，特别是缺钱。政府对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拨款少得可怜。

当然，已经有人找出美国、日本和欧洲等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同样存在大量校园凶杀案件的情况来试图说明：其一，此举并非中国独有；其二，很多人是因为自身性格、心理原因肇事，与政府工作、社会影响的关系不大。

吴英认为：“这样的辩护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欧美的校园案件更多发生在师生之间，属于‘校园内部矛盾’，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如‘云南大学马加爵残杀同学案’；但中国的校园凶杀案件是外界人员主动攻击学生，即学校和孩子被社会矛盾、成人矛盾波及，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比如，下岗和强拆，源头都在政府那里，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应对相关民众的反抗，想法设法进行压制，使得被伤害的民众投诉无门，不但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反而可能招致更大的伤害。原本作为“挑事方”的官员们却因为制度的安排却同时充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

“对象已经错了。”云南省的一名资深检察官说，“从现实的许多情况来分析，让社会形成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官员们不称职的祸害远远大于一般的违法犯罪人员，目前采取的‘重治民轻治官’的维稳方式，最终导致越维稳越不稳。”

“饕餮”提醒说，目前除了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对于校园安全的工作，也要警惕一些官员、警察会不会借机对各种上访者、伸冤者，甚至无辜者进行打击报复，历史上许多“运动”的初衷和现实效果差别巨大，往往就是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警惕和制止。

媒体的是非

5月2日，江苏省无锡市警方抓获了一名给当地学校写恐吓信敲诈10万元的犯罪嫌疑人，嫌犯刘某承认是受前段时间福建南平发生过的校园血案启发，才有了如此举动。

校园凶杀事件连续出现后，有许多新闻网站删除了相关消息，解释是源自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赞同者认为，社会底层情绪郁积者众，媒体的过度渲染容易对他们形成示范效应，导致更多无辜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研究犯罪学的专家早前已经表示，有些罪行似乎会蔓延，或者被称作“模仿性犯罪”。美国巴尔的摩大学的刑事学家杰弗里·罗斯就认为，对于某种挫折感或者是想要算什么账的人而言，一旦知道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他们变得更大胆。

这让一些媒体和记者觉得尴尬，因为此前它们一直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让社会公众拥有知情权，引发社会关注并起到警示作用，同时促进司法和政府的工作。显然，如果媒体不希望有助于人们去从事这一类型的犯罪行为，就要在报道中谨慎小心，以减少被风险所激励的模仿者。重庆市的一名刑事警察认为：“尤其一些犯罪的准备、细节和成效，媒体不应该明示，更不能提供‘技术指导’。”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表现很令人诧异，他们有时候非常自信，有时候又非常胆怯。自信体现在他们为了地方政绩和自身私欲可以不择手段，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无所顾忌；胆怯体现在遇事只要上级一声吼，他们就日夜忙得不亦乐乎——凡事都上升到有期限的政治高度了。”“饕餮”说，“一言以蔽之，官员们只害怕上级的权力，并不把民众的力量当回事情。”

事实上，最不希望媒体报道或者激烈指责的，基本是相关的地方官员而不是相关的民众。一方面，官员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来阻止媒体报道；另一方面，受害家属则会千方百计向媒体通报消息。

不过，即使政府成功地掩盖了所有消息，媒体没有任何报道，但是如果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剔除，预谋犯罪的杀戮者依然会产生，仅仅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杀不到学生，他们仍然会用其他手段来进行报复行动。

“只有产生凶手的土壤不存在，才不会有凶手的产生；只有凶手不存在，学校和孩子们的安全才能有真正的保障。把责任推给媒体，显然是不客观或者别有用心的方式。”于庆表示，“现在全社会都有了这样的共识：只制裁杀人凶犯，不惩治官员腐败，不可能遏制校园血案；只加强社会控制，也不可能减少学生受到伤害。”

没有一个社会制度完美无缺，可以保证每一个个体所受到的待遇都是绝对公正的。于庆表示，关于校园安全的话题，从社会开始转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也停止不了；而关于校园惨案的新闻也从来没有断绝过，尽管人人都希望这样的新闻永远不要有。尽管各地试水破解校园血案困局的招数层出不穷，但只要不触及制度层面，一切都只不过是在做刷漆工而已。

就在记者的采访已近尾声的时候，陕西省又传来消息：陕西省南郑县一幼儿园5月12日上午8时左右发生一起砍伤儿童事件，当场造成7名儿童死亡，20多人受伤…… (本文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