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与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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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台湾桃园县福安里,有一个幽静美丽的风景区。蒋介石生前来到这里,觉得颇似家乡溪口,于是决定生后安葬于此地,命名为慈湖。现在,慈湖除了坐落着蒋介石的陵寢,还有一个占地四公顷的塑像公园,安放着140多尊蒋介石铜像,其姿或立,或坐,或骑马,或拄杖,其态或庄重,或威严,或微笑,或安详。此外还有几尊孙中山的铜像和一尊蒋经国的铜像。这些雕像艺术水准一般都不低,估计均出自岛内艺术名家之手。

一个人的多座塑像安放在同一公园,当属台湾特有的艺术奇观。其实,这一百多尊铜像并不是为一个公园而塑,而是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散立于台湾各地。蒋介石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一直想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早期对给别人自己塑像的态度还比较慎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作为同盟国美、苏、英、中四强领导人之一,声望如日中天。当时重庆市参议会提出:“主席蒋公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提请市政府为蒋介石塑像,以资隆重纪念。随后,市参议会经与市工务局商议,正式确定四项:一是在都邮街广场塑蒋介石全身铜像,二是在佛图关建抗战纪功碑,三是将南岸黄山改为“中正山”,四是在朝天门建筑两江大铁桥。蒋介石对此逐一批示,对在都邮街塑铜像一事,他批示“不可行”;对在佛图关建纪功碑一事,他批示“可办”;对将黄山改为“中正山”,他批示“不必”;对建筑两江铁桥一事,他批示“以林森命名为宜”。

1949年,蒋介石败退走台湾,在岛上实行独裁统治。他连任四届“总统”,直至87岁病逝,当政时间长达26年。其间有雷震劝他不要违宪连任,他却把雷震关进监狱,判刑十年。独裁需要营造个人崇拜的文化氛围。个人崇拜的文化氛围需要艺术的烘托。蒋介石改变了当年不赞成塑像的态度。最高当权者喜欢坐轿子,下面自然有人抬轿子。岛内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为了表示爱戴与忠诚,纷纷为蒋介石塑像。据说,蒋介石在位时塑像多达四万多座,平均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学生每天入校时,必须对塑像行礼,如同大陆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蒋介石去世后,儿子蒋经国继承大统,但威严已经递减。有一座雕像这样说明:“原设立于北港国小的本尊塑像与台南县善化国小之作,皆为同一雕塑家之作品,但在风格上,本尊塑像较为精神饱满,眼神朝向正前方,笑容更为亲和,铜像也略大些;也因该校的校舍多半较低矮,所以铜像底座也比一般学校低些。每当放学,学生们从教室奔过操场,或从蒋公铜像前呼啸而过,抑过相约集合,蒋公铜像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放学快乐时光的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民党在竞选中失败下野,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当政的陈水扁曾经身受国民党迫害,于是推行“去蒋化”,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成为舆论反思的对象,各地矗立的铜像纷纷拆除,面临回炉炼铜的命运。慈湖所在的桃园县系蓝营执政,于是将各地拆除的铜像收来,据说有两千多座,选出其中艺术水准较高者,建成这座雕像公园。当时,被讥笑为“铜像收容所”。现在,却成了一处游人如织的景点。雕像七、八十来个一组,蒋介石和蒋介石相视而立。最大的一尊钢制坐像来自高雄,搬迁时分解为117块,艺术家刻意用不完整的方式组合重建,取名为“伤痕与再生”,意在记取历史的伤痕与教训,走向族群融合的重生。

给最高领导人塑像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美国有华盛顿、林肯、杰佛逊、罗斯福的雕像,俄罗斯有彼得大帝的塑像。其差别一是在于数量的多少。我见过数量多的,有俄罗斯,列宁的塑像遍及各地城镇的广场;有朝鲜,金日成的塑像更是遍及城乡,还有中国大陆过去的红海洋,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塑像,可谓和蒋介石塑像情况相似。二是在于生前立还是生后立。最高领导人在位就大肆塑像的地方,均非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政体内,权为民所授,领导者由广大公民选举,为广大公民服务,有接受公民监督之义务,无高高在上之权力。公众不需要对领导人顶礼膜拜。只有专制政体下,才有可能形成个人崇拜的文化氛围。这是一个规律。

雕塑公园醒目处有一块巨头,上刻有红色的“轨迹”二字。这个公园,也可以说是台湾半个多世纪政治演变轨迹的浓缩。在人类文明史上,专制政体的历史要比民主政体的历史悠久得多。个人崇拜的精神史要比公民独立的精神史悠久得多。但大众的公民意识一旦觉醒,个人崇拜便成为历史的笑柄。生前让人塑像的政治强人,一旦失去了强权的支撑,便让人感到滑稽可笑。想当初,每一雕像创作时无不怀仰视之情,力求营建像主之伟岸高大,然而,无数“崇高”之和,现在却构成一幕喜剧。这种后现代的意味,既为蒋介石始料未及,也为雕塑家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