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将军和“绥远方式”

董其武将军和“绥远方式”
党德信
1949年1月，在解放军代表和傅作义方面代表进行北平和谈中，傅作义方面代表即提出了“平津塘绥一起解放”的方案。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北平天津处于双方军事对峙形势下，面临各种复杂问题，要想将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困难很大，故决定先解决平津问
题。后来在谈判中，又向傅方代表说明，解决绥远问题可采用更缓和的方式。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兰州、西安也相继解放，这样绥远的国民党军就处于四面楚歌无路可逃的境地。绥远董其武部，属华北“剿总”建制，董其武为华北“剿总”驻归绥(今呼和浩特)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绥远是傅作义长期经营之地，董其武、孙兰峰(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等将领都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因此，北平和平解放直接决定着绥远问题的解决。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在天津战役刚结束4天、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的翌日飞往北平，向傅作义将军请示机宜。傅作义向董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展情况，并指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该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1月23日，中共中央指出，对绥远可以双方停止战斗，维持现状。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入北平入城式，正式接管北平。2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首次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临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其后，在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经中共方面代表李井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张友渔(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潘纪文(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长)和傅作义方面代表王克俊(原华北“剿总”秘书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绥远省政府厅长)、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的多次谈判，于5月28日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华北局会议室签定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8日，毛泽东批准《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6月14日，傅作义派王克俊等人前往绥远；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建立以潘纪文为书记的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远联络处，一起协助董其武将军具体实施起义。
董其武和大多数绥远军政官员虽然对《绥远和平协议》是赞同和拥护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并经过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在绥远的驻军有8.6万多人，其中董其武、邓宝珊部有5万人，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地方杂牌军约2万余人，军纪涣散，内部复杂。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万余人，其领导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反对起义。蒋介石反动集团为动摇董其武率部起义的决心，采取又压、又拉和调虎离山等手段，命令绥远部队西撤，派飞机接董去南京与蒋见面，但均遭董其武将军的拒绝。之后，蒋介石又停发董部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董其武等起义将领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蒋介石还先后多次派遣军政大员，如国防部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等前往绥远，封官许愿，要董其武任西北军政副长官，拨发黄金1900两，补发欠饷，以明升暗降来架空董其武，但都未动摇董其武的起义决心。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动势力肆意进行破坏和捣乱，有的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企图制造混乱，破坏和平局面；有的袭击解放军和杀害中共驻绥远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还有的煽风点火，张贴反动标语等。对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种种破坏活动，董其武将军在中共联络处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予以打击。董其武还在绥远开展了革新活动，成立革新学院，将在绥远的100余名国民党特务集中到革新学院学习；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使军政官员认清起义和走向新生的意义，同时对部队官兵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及时果断地解除了一些思想反动的国民党军官的职务等。起义之前的一系列艰苦工作都是在傅作义将军和中共联络处的具体帮助下完成的。
8月25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亲赴绥远促成起义。8月26日至9月10日，傅、邓分别接见了驻归绥和包头的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及对绥远的方针政策，颁发了中共赠送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并对董其武所部军政干部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打消了他们的种种思想顾虑，坚定了他们走和平起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至此，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已基本成熟。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39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董其武等发出贺电，指出“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董其武等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两个军(第36军、37军)、一个骑兵师(骑4师)。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指示的“绥远方式”实施后，绥远不再用军事管制方式，而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中共代表)、乌兰夫(中共代表)、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傅作义兼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方式”的胜利实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标志着中共用“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开始，也证明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战略决策，由此带动了各地国民党军官兵的起义和各地的和平解放，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董其武将军作为毛泽东倡导的“绥远方式”的具体实践者，出色地完成了军队改编、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建设新绥远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界人士的称赞。
全国解放后，董其武所率起义部队后又改编为23兵团，董任兵团司令员，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出色完成军事工程任务，并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69军军长，为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贡献。董其武将军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他还曾多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并任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9年11月26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