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将军的忧怒悲喜

    与张崇发（卜曲）先生是神交已久的博客好友，而崇发先生与董其武将军素有故缘，此番崇发兄参与编纂《我所知道的董其武将军》一书，约我写些文字，欣然应允之后亦不免惶然。众所周知，董其武（1899—1989），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杰出的军事家，这些评价之于董公而言当之无愧。此前，虽对董公事迹稍有了解，却不知从何下笔。幸有崇发兄寄来《董其武日记》，遍读之后，自感透过这些文字走近了将军，一个大写的人也真切地跃然纸上。

    董公无疑是一个有着卓著功勋的传奇伟人，但伟人首先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因而，喜怒哀乐的情绪同样会伴随在生命的过程中。由于董公从旧军人起义成为解放军将领的特殊经历，本文将避开意识形态及党派思想的沟壑，根据董公日记中有关情绪变化和心理活动的文字，希望能循着字里行间那些历史的记录，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的人。

为国事为他人忧心忡忡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董其武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这期间的日记，却多有忧郁之语。如董其武所在的军队在陇海战场受挫，战局急转直下后，董其武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客观分析了失利原因，“主要责任在于阎（锡山）、冯（玉祥）之同床异梦”，石友三、刘茂恩临阵易帜，“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另外和军纪不严，许多官兵吸食鸦片成瘾，爱钱如命，也有一定关系”。这种思考，既是军事范畴的反思，也表明了他对军阀战争弊端的清醒认知，更显露出一个军人出于茫然和无助的忧愤。

    9月10日，又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不但以重赏激励本部士气，还“在6个守备区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内设酒店、烟馆、赌场、舞厅、妓院，用以招待西北军官兵，而且不取分文，并视其官阶高低，馈赠现洋、鸦片，从而诱使许多西北军将校临阵倒戈。有人讲蒋介石之‘银弹’比其炮弹还要厉害。”这些文字，对蒋介石的龌龊手段颇为不屑的态度流于纸间，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董公对军队前途的担忧。

    及至阎、冯联合发表下野通电，声明释权归田，波及九省的中原大战结束后，11月6日，他写道，“这场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伤亡总数少说也有总兵力的三成以上，每思至此，我心中多有苦闷。”这与战争进行时的一段日记中所述“连日来，我团在黄河南岸长清一带与敌军激战，部队减员很大，许多伤员因缺乏药品得不到及时抢救，只能坐以待毙，其情其景，惨不忍睹”一样，不但看出董公对兵士的尊重，悲天悯人的忧郁情怀也显露无遗。

    对部属如此体恤是将领善意的表现，而忧百姓生活之苦则是一个军人对民生的重视。1931年，董其武率部驻守绥远。绥远彼时多有匪患，如董公日记中所述，“他们借着‘天高皇帝远’之地利，横行不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良民百姓惶恐不安，流离失所，难以度日”，董其武意识到，“此匪不除这里很难安宁”，遂重典治匪，“土匪的猖狂气焰得以收敛”，特别是“处决了匪首白六子之后，使整个绥东地区社会治安大有好转”。

    如果说如上记述，让我们得见了一个正直军人的良好品格的话，那么，1976年4月8日的一篇日记，表现的则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该篇日记中引用了《人民日报》7日的中共中央决议，即对“四五运动”所做的错误结论，他未做一字置评，这本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态度，而接下来“健民（董公之女）下班回家后，我叫她坐下来，给她讲了吕后篡权专政的故事。唉，国家可能要有大难了！”则分明地亮出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立场。

    董公之忧，还表现在对家人对伴侣安危的忧思上。如1930年4月23日，“傅（作义）在团以上军官例会上传达了阎（锡山）总的作战命令……命令下达后，许多人都忙于安置家眷，整顿行装。我虽无此拖累，也不免为远在开封的勤修（董夫人）和孩子担心，因为为场大战必然绵延冀鲁豫诸省，她们难免要受兵燹之苦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对家人安全的关注与担心。而在夫人病重期间，多篇日记中所记“内心忍痛以对之”、“看老伴的病又严重了，真叫活受罪，我看着心中难受”、“有时外出或开会，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勤修”等，虽片言只语未及详述，但对相濡以沫的伴侣健康状况的深切记挂，可知董公彼时忧心如焚的心情之甚。

    遍观董公日记，其忧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战争后果的深忧，对兵士生命的担忧，以及对亲人生活的忧思，独不见对自己名利生死的忧愁，董公因忧而立的伟大人格为后人敬仰。

为民族为国家拍案而怒

    董其武将军自小从军，军人的特质使其在国家遭受欺凌、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带领将士们杀敌保国，而其冲冠一怒更充实了血性男儿的本色。

    1931年9月26日，董公记道，“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撕下了‘中日亲善’的画皮，暴露出欲亡我中华之面目。眼见东北三省的广阔疆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千万同胞惨遭愤然凌辱，使我怒火燃烧，肝肠寸断。”董公“出于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和保卫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代表全团官兵写了请战书，请求即刻开赴抗日前线，抵御外侮报效民族的激愤情绪，通过犀利的文字尽情诠释。

    当局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这个“令人沮丧而又愤怒的消息”传出后，董其武于1932年5月7日记录了自己的心情：“不仅我个人乃至全国许多有民族气节的血性男儿，都怒火熊熊，气炸心肺，有的痛哭失声，有的骂不绝口”，日记中，董其武愤怒发问：“当局与日寇签订这个屈辱协定，国际公理何在？中华民族尊严何在？抗日前途何在？”在其后的一篇日记中，就中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董公怒斥国民政府“卑躬屈膝，屈辱让步，使我炎黄子孙无不愤怒。”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冯玉祥在张家口树起抗日大旗，各界纷纷声援，响应者众。据董公所记，“何应钦获悉后，气急败坏，急如星火，多次派人到张家口，勒令冯总迅速解散抗日同盟军，停止一切抗日活动，万勿招惹是非，再签订第二个《塘沽协定》。”对此，董公直斥其为“汉奸论调”。其后，冯玉祥在当局武力威逼和日军的进攻之下，被迫通电下野，“声势浩大的抗日同盟军被分化瓦解，察北抗日的大好局面亦被葬送。”董其武愤而记曰“真乃亲者痛仇者快也”。

    1933年，董其武所部参与的“长城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狠杀了日寇的凶狂气焰”，就在董其武率部准备给来犯日军更沉重的打击之时，何庆钦却下达了撤退转移的命令。5月25日所记“被迫撤下火线的弟兄们，激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有的默默流泪，有的痛哭失声，有的骂不绝口，有的不思茶饭”，虽是对士兵情绪的记录，其实也是自己愤怒心情的流露。

    而在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等特别会谈并提出了《关于华北善后交涉商定案》，进一步扩大了日军在华北的特权后，1933年11月9日，董其武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怒问：“想不到我来自中央军、东北军、华北军、西北军、晋军以及义勇军几十万将士谱写的气壮山河的长城抗战进行曲的结尾，竟是一曲渗透数万官兵鲜血的屈辱悲歌，九泉之下的英烈们能答应吗？傲视苍穹凌驾群峰的万里长城能答应吗？”

    1934年12月11日，“一二九”运动暴发的两天后，董公写下的“政府当局如临大敌，派出大批军警弹压，青年学生有百余人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拘捕。昨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以抗议政府当局的镇压”，语句中表达了对当局暴政的强烈不满，而在董其武看来，学生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正义的口号，“像一声声春雷在古都的上空震响”，其实也是自己对当局不抵抗政策和热衷于内战行为的憎恶。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则让颇有儒将风采的董其武愤怒至极，12月15日，董公言辞激烈地斥骂日寇“完全承袭其先祖倭寇之衣钵，极尽杀戮抢掠之能事，无视国际法规，完全丧失人性，在南京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表示“我们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明日之战斗中，以英勇无畏之精神，痛歼入侵之敌，为国家雪耻，为死难之父老兄弟报仇雪恨。”

    将军之怒，虽是日记文字的记录，但足以表现一个爱国军人保家卫国的赤子情怀，忠义报国的伟岸形象，也因此脱离于文字而真实地挺立在世人面前。

为友人为亲人悲情顿生

    董其武将军的日记中，虽很少提及私人私事，但有限的记录，仍然让我们看到了董公重情重义的一面。

    1974年4月，傅作义先生逝世后，“万分悲痛”的董其武在日记中写道：“……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楷模和榜样。”几天后再述悲情，“吟悼诗一首《怀念傅先生》：一生知遇赖傅公，每逢大事意相同，终身只为国家事，个人利益无动衷。”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董其武到人民大会堂大厅瞻仰遗容。“主席多次亲切接见我，谆谆教导我的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望着主席遗容，想到从此与一代伟人永别，泪水夺眶而出。”毛泽东主席和傅作义将军对董其武均有知遇之恩，董公对两位老人的逝世无疑是人生之大悲。

    而在1985年老战友马卫华逝世后，董公“为失去一伴老战友、老朋友而悲痛。他还年轻，还可以为党和军队做更多的工作，不应当走在我这个85岁老翁之前，实为惋惜。我们相交几十年，彼此感情浓厚。他曾给予我、我们家、我的子女们诸多帮助，与我可谓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他病情危重时，我多次去探视，总希望他能渐渐好起来，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了。思之老泪难忍，不免难过，悲哉，痛哉！”深情的语言承载的是对友人和战友无限的哀思。

    朋友离去，老人悲情流露，亲人永别，董公也是悲痛不已。1985年2月6日，董公日记写道：“昨天是我最为悲痛的日子，与我相伴近60载的结发之妻勤修永远地离开我而去了。我好像一座古塔顿时摇摇欲坠，好像一株古木顷刻枝凋叶落……勤修生于1910年，在世74载，一生贤淑辛劳，为这个家耗尽了她的全部心力。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这个家中，她撑起的何止半边天啊！漫漫长夜未成眠，回顾着爱妻的一生……如今，她却永远地睡去了，我彻夜躺在床上，何以安眠，何以走完余生！”2月12日，料理完夫人的后事，董公悲痛地题写了一幅条幅：恩爱六十年，诀别痛断肠。4月5日清明节，“为悼念老伴勤修，特书一诗，挂在书房之内。诗云：六十年近恩爱深，突然凋谢痛煞人。五女一男皆自立，笑傲九泉此一生。”以上这些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老人对发妻辞世的悲伤和怀念，读来令人不免唏嘘。而无论是友人还是亲人的离去，董公那难以抑制的悲哀之情，都尽显了董其武将军的真性情，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有情有义的老人，正鲜活地倾诉着自己对故人不尽的思念。

为百姓为民生喜形于色

    忧则因民而生，怒则为国而战，将军赤心由此可见。然而，将军的日记中，也不乏欣喜之情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更表现出董公的率性。

    1932年1月28日，上海守军与进犯上海的日军交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位将军发表通电表示，“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在当局一味妥协的情况下，淞沪抗战正如董其武1月30日所记：“呜呼！此乃正义之宣言，壮士之怒吼，不啻于黄河之怒涛，昆仑之雪崩，使风云变色，令国人振奋！”这种振奋，是基于对民族抗战的信心所生发的欢欣，董公之喜也因此油然而生。

    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在即，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胜利即将到来。对此，董其武在1945年8月10日写道，“看起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亡魂已在向日本天皇招手了”。冷幽默的笔调，衬托的是开心雀跃的喜庆心情，由此可见，铁血军人高兴之余，亦不乏轻松的一面，一个真实、冷静且可爱的形象也因此呼之欲出。

    及至董公认清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为国计民生之利，顺应形势领衔举行绥远九一九起义。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日，董其武“赋诗一首抒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自己脱离旧军队而重获新生，万民免遭战火涂炭，董公“心潮逐浪，感慨万千”的欣喜之态全然现于笔端。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前，大家讨论后一致同意授给董其武上将军衔。董其武觉得衔级太高，会后写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请杨成武转呈。7月25日，杨成武来访转述毛泽东主席主张授予董公上将军衔的态度。9月27日授勋授衔典礼结束后，董其武回到家里，想了许久：“……党中央、毛主席不记旧过，只念新功，亲授我一级解放勋章，周总理亲授我上将军衔，心中实在是又光荣又惭愧。”这其中我们看得出董公欣喜之余，对此前身在旧军队时的所作所为，仍存有深深的不安。开心之时而不忘自省，董公品行令人敬服。

    据1956年5月13日所记，由于“前几年的镇反、三反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人”，为了给这些人平反，董其武带了一大沓子告状信面见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汇报后，“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董其武听后“非常兴奋”。这种“兴奋”当然不是为个人而喜悦，而是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有望得到平反而欢欣，一句“非常兴奋”实在是敢于为民请命风骨的最好写照。

    至于“四人帮”被粉碎后，董公的心情自然是欣然不已的。1977年2月28日写道，“今读传抄讽刺诗一首，意味无穷，笑抄如下：预挽某女士”，其诗云：二十年代雏妓，三十年代电影明星。四十年代红衣女郎，六十年代几度妖狐……论德不如慈禧，论才不如吕雉。论智不如大唐女皇帝，论貌不如妹喜妲妃。论命不如庇隆甘地，人心同愤，举国曰杀，居古今邪恶之魁首。矢志难逃，孤魂遗臭亿万年。诗指何人自不必说，而从“笑抄”一词的遣用则可知董公抄录此诗时，为国家和人民摆脱浩劫而生出的开心愉悦，其间也再现了将军那轻松幽默的神态。

    当中国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国计民生非常关注的董公，闻知故乡“禹门口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吕梁山煤炭大量开采，城周工厂林立，新建楼房栉比，农村生产蒸蒸日上”后，盖因其一直以来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目标得到了初步实现，遂在1982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道“闻之不胜欣喜”， 这种喜不自禁的表现，既是内心情绪的真实流露，也是董公情牵百姓、心系国家博大胸怀的真切展现。

    虽然我与很多人一样，与董公用生命写就的辉煌历史没有任何交集，为《我所知道的董其武将军》撰文有些力不从心，但追寻着董公日记中留下的情感痕迹，至少我们可由此基本获知董公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尽管忧怒悲喜的简单符号很难涵盖其思想的全部，然而，这种真实的记载，足可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解读和认识董其武将军，我们亦可因此真切地感受到董公高尚人格的伟大光辉，清晰地看到董将军的丰功伟绩依然在历史的星空中灿烂地闪耀——谨以此文纪念功勋卓著的董其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