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文明？

“他们说中国政治制度是独裁主义，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民主。” 这个大胆判断来自约翰·奈斯比特，一位闻名世界的未来学家。他在北京推广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时，对着中国官员和公众说，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充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审判者，认为一定要通过选举才有民主，但即使创造了“民主”的希腊人并没有选举，他们甚至还有奴隶。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我读到约翰·奈斯比特的论述。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报道，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新闻纸上洋溢着成就、自得，和一种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国是如何变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国的——一个将政治专制和经济增长如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国家，不管多少悲观的预言和深层的矛盾，或者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都不能阻碍它变得更强大。

既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早已容纳不下中国的成长？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系？是的，在得出肯定的结论之后，奈斯比特甚至寻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奈斯比特代表着世界对中国赞叹的新高潮，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这种赞叹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审美领域。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她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与灵感。

而他在《纽约时报》同事、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茹索夫则这样描写：“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感到目眩和困惑，这可以理解。它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

他接着写道：“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卢斯的昔日感受，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走出纽约港。他穿越了未来的门坎，他知道，在文化意义上，欧洲已经过时。”

西方左派学者也加入了这股潮流中。毛泽东时代给予他们带来幻灭，但一个再度强大的中国给他们另一种安慰，它是对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西方霸权的年代结束了，一个新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意大利人阿瑞吉，他在二零零八年出版了《亚当·斯密在北京》。马克思没有让北京成为世界中心，但亚当·斯密成功了。阿瑞吉相信以中国为主导的时代，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权力等级，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再度领先，将带来更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国霸权要比欧美主导的霸权更和平，更少军事色彩；中国的崛起可能标志着东亚发展道路——它基于市场交换，而不是资本家。

这种青睐贯穿了整个二零零九年。对全世界来说，G2和Chimerica，是再形象不过的词汇 ——只有中国与美国能够决定世界的命运。美国人忧心忡忡。当他们受困于自己的全国健康法案、或在能源改革悬而未决时，他们想起了中国。“只有一种制度比一党专制更坏，那就是我们美国的一党民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一党专制当然有其弱点。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国一样被一群理性、开明的人领导，它也很有优势。这样的一党可以执行那些政治上困难、却至关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一个社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前进所必需的。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风能上超过我们并非偶然。中国的领导人理解，在一个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干净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增加。北京想确保它自己的产业和政策可以做到，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气的涨价。”另一位专栏作家鲍勃·赫特在四个月后，再度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他认定在使用太阳能的竞赛中，美国正在输给中国：“低排放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可以被中国这样的领导性国家拽入这个更新、更绿色的世界；或者我们面对挑战，自己成为领导者。”一切似曾相识吗？五十年前，他们谈论的是和苏联的太空竞赛，而现在是和中国的能源竞赛。

在人们开始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作出总结时，很多人相信，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甚至好莱坞的电影都在响应这种情绪，在地球即将覆灭的《二零一二》，只有中国可以制造出诺亚的方舟。

在马丁·雅克的狂热面前，所有的欢呼都显得暗淡——《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兴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超过四百页的书，难以卒读。它通篇是亢奋的口号，它传达的信息则是简单的，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最富裕与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按照自己独特路径获得成功的，它也依照这种独特性，来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他兴奋不已地找到了“文明国家”这个陈旧概念，似乎一个新的全球朝贡体系正在形成。但他几乎忘记了，七十五年前，英国一对著名的韦伯夫妇已经写下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