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10年

　　[两地书]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由中英谈判开始，香港社会就出现了信心问题，持续的移民潮最炽烈之时，即使非洲小国如佛得角的护照亦受到热烈追捧。当时有不少外交领事因为涉嫌以贪污手段签发移民签证而被递解出境。这个移民潮一直到回归前一至两年，随着西方经济，特别是加拿大、澳洲出现经济衰退才渐渐平息下来。

　　除了个人移民之外，企业也出现迁册潮，最著名的就是英资怡和洋行将总部从香港迁至百慕大，并在1990年代初将公司及旗下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地点从香港移至新加坡或者伦敦。

　　对于香港当时已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有人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一位立法会议员，在九七前访问加拿大时就预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出访。九七后，他恐怕会被禁止出境，以作报复。”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回忆。

　　然而，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时至今日，香港繁荣的经济、兴旺的股市、自由的言论、有效率的政府，优势基本都没有变，“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也在香港延续，这一切都被当作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证明。

　　早在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这差不多是当时西方舆论的主流看法。但在回归10年的时候，香港却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祝福。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推出长达25页的封面文章，坦承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的预言落空，并确信“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而在2004年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作出了问题”的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也在日前转而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整体上运作良好”。

　　当然，无论西方主流判断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一种参考，而不应代替中国人自己的判断，特别是不应左右香港居民的切身感受。宏观上一片大好之下，不同的个体仍然需要面对各自的现实问题。

　　同时，相对于香港此前沦受的漫长殖民统治和此后广阔的发展前景，10年时间还远不足以证明一切。香港仍然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更具创造性地提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质量，真正无愧于历史的机遇和肩负的使命。

　　贫富的差距

　　“大家都说景气好，我们的生意却没有明显改观。”51岁的陈先生抱怨道，他是香港将军澳地区的小巴司机。尽管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创下历史新高，乐坏投资人，但这个司机先生显然丝毫未能感受到。

　　2002年8月，地铁将军澳支线油塘站正式启用时，小巴被打压的序幕就拉开了。据陈先生反映，当日新地铁站启用后，小巴所受冲击尤其严重，部分路线虽然大幅减价应战，但生意额仍然锐减五成至七成，

　　在很多内地人的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没有平民百姓的地方，但现实是，和世界任何地方一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香港故事背后，依然有草根阶层的挣扎求存。

　　香港统计处6月初公布的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香港的家庭收入在过去10年出现下降，去年中位数为17250港元(约3400新元)，比10年前减少了200多港元。与此同时，月入4000港元或以下的香港家庭，从10年前占住户总数的6.7%，上升至去年的9.2%，入息超过4万元的家庭则由15%升至17%，反映香港贫富差距在过去10年进一步扩大。显示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去年香港为0.533，而10年前为0.518，有显著恶化的趋势，而且这个数字在亚洲各国中是最高的。

　　以前香港人坚信，只要金融好、房地产好，香港经济就不会有问题，现在，香港经济与中国紧密融合，早已走出阴霾，有如飞龙在天，气势如虹，但很多草根阶层并没有从中获益。从早期的制造业中心，到后来第三产业兴起，再到后来成为金融中心，这是香港经济半个世纪以来的足迹。但从19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不断外移，香港转而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很多教育水平不高的草根阶层适应不了这种变化，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黄洪批评，近年香港经济复苏，但只向金融和房地产业倾斜，中产及基层人士并未能分享经济成果。香港的财富相当集中在一些大财团手中，这些机构的打工皇帝年薪百万、千万甚至逾亿；但是，绝大多数升斗市民终日忙碌只为两餐，贫困人口超过百万。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就此认为，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专营企业垄断，以及地产业吞噬了香港盈利。过往的十多年，从整体上说，香港经济发展创造了非常多的财富，不过这些财富最终大多流向了地产商，以至于香港富豪首十位都是地产商。而一些专利事业例如电力公司、巴士公司，收费高踞不下，影响民生及中小企业的营运。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的市值曾一度占据香港股市总值的1/3，它们在房地产业居领导地位，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的大部分港口，垄断着香港的电力供应，经营着香港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在商业批零售领域与怡和集团平分秋色。

　　近年，对李嘉诚的垄断指责一直没有停息。几年下来，辉煌一时的数码港最终成了一个地产项目，这对李嘉诚的声誉打击很大。2005年，李嘉诚捐赠10亿元予香港大学，港大校务委员会建议将有118年历史的港大医学院命名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引起医学院毕业校友不满，斥责校方“财迷心窍”，酿成了很大的风波。对“李超人”的这种态度，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香港市民心态上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香港中文大学一位不愿透露的学者则对改善的前景表示悲观。他认为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商人治港的传统，一时难以改变，政府虽然一直声称要改善民生问题，但大财团一说要撤资，政府就不得不有所考虑。所以，香港到现在既没有劳动法，也没有最低工资保障。

　　自我设限

　　James 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热心社会活动。最近几年每到回归纪念日前，都会有报纸找他谈对“七一大游行”的看法。“每到这时，我就很挣扎。从本意上讲，我是支持人们上街表达意见的，但同时，我也有研究项目是和国内的大学合作的，我不愿意影响这种合作。我是如此，那些和国内有商业往来的公司，不用说就会自己考虑一番。”

　　1997回归前夕，国际媒体对香港媒体的自由有一个很负面的预测。他们认为，回归之后香港的媒体都会跟内地的党报一样成为政党的喉舌。但事实是，香港直到今天为止依然保有言论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一些在大陆鲜见的异议人士，在天星码头散发海报、小册子。从广州、深圳等地到红●火车站，一出门就会看见一大堆让内地人触目惊心的标语。

　　David曾是香港某大报的助理总编辑，几个月前刚刚辞职，他说不能忍受老板每天派人来坐在旁边，暗示他不要有过多的负面报道。“这种情况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他告诉记者，香港新闻界一向是高度自主的。在彭定康时代，左派传媒天天批斗彭定康，港英政府理也不理。历史上虽然发生过1952年《大公报》煽动罪案和1967年《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虚构新闻、煽动罪案，但也是仅有的两宗。现在的情况是，新闻自由度表面上没有变化，但一方面存在着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开始不自觉地自我设限。

　　现在香港的媒体普遍有走向小报化的倾向，有自由但是没有品质。《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太阳报》等3份报纸，占香港报纸销量的85%以上，他们头条新闻的选择取向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些热闹眼球的社会新闻，副刊则有很多色情小说，大视野大格局的分析报道反而登在不起眼的地方。刘嘉玲裸照事件、阿娇被偷拍事件，都是这种风气造成的恶果。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一样可以拿6块钱去买份《苹果日报》、《太阳报》去看那些色情内容和明星八卦。这是言论自由被滥用的现象。

　　尽管耍尽八宝，多家在香港上市的报业股，近几年均录得较差的业绩。但仍不断有新投资者加入，大家无非是想在香港争取发言权。

　　但另一方面，自我审查的意识开始出现了，并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很多香港媒体的老板还有其它身份和产业，与政府有关系，他们不会跟政府对立。还有的媒体老板在内地有产业，需要内地的支持，所以，现在香港的媒体虽然也能不断见到批评性的内地新闻报道，但力度小很多。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就认为，回归10年以来，新闻工作者普遍感觉到言论自由的变化趋势，主要原因是新闻工作者出现了自我审查以及香港政府意图以发放消息的方式操控传媒。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淡化有关内地的负面消息；另一方面，淡化可能被认为敏感的消息；第三就是对老板利益可能受到冲击的负面消息淡化；最后，就是涉及特区政府的负面消息。

　　胡丽云说，特区政府利用本身的优势作为利诱，例如在公布一些重大决策之前，只会单独接见一少部分被当局认为是“听话”的媒体，向他们发放“独家消息”，以这种姿态向其它媒体示范，要求媒体编辑与当局合作，保持口径统一。胡丽云说，虽然业界对此感到担忧，但是也同时看见很多新闻工作者坚守专业立场而感到安慰。

　　香港一向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新闻自由度较高的地区。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06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香港在亚洲位居第四，仅次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但10年间，也发生过香港廉政公署为办案搜查报馆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事件。但香港毕竟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治传统，这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根本保障。

　　人心回归尚需时日

　　日前，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在《明报》发表长文，讲“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梁振英举出港大民意调查的数字，有31%的香港居民宁愿做“97前的殖民地人”，若加上21%对做“殖民地人”或“特区人”都无所谓的，就是52%了。另一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则表示，回归10年来，港人的国民意识是提高了，但要完全改变港人的心态仍需要一点时间，他指出，“香港人过去没有根，百多年殖民地统治，不可能十来年就抹杀。”

　　回归10年，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回归初期，部分港人仍沉醉在“亚洲四小龙”的光环之中，拥有“大香港”心态。他们坚持“两制”，强调香港要与内地建立一道防火墙，出现“主权回归，人心未回归”的深层次矛盾。后来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经济一落千丈，港人身家大贬值，后来靠着个人游、CEPA、开放人民币业务等一系列挺港政策出台，香港经济才迅速回暖。此时，港人对内地的态度是矛盾的：想趁中国发展之机赚钱，同时却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特性。

　　港人人心回归的问题之所以还没有解决，除了回归时间尚短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港人认为，香港在过去建立了良好的法治基础，这些法治基础下所隐含的自由、人权精神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大陆的发展只是经济上迈向了市场经济。因此，增加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地改革的全方位推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的速度。

　　2006年12月12日，数十名香港年轻男女闯入空置待拆的中环旧天星码头，并在外墙高挂布条、叫喊口号，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保留天星码头和钟楼这两个英殖民政府管治下的历史文物，示威者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抹掉殖民历史这一章而匆匆忙忙的拆除行动是罔顾民意，“当局醉翁之意不在天星而在附近的皇后码头，因为皇后码头是英殖民时代总督就职和离任的地方。”最终，事件连续数天并演变成警民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这个以往充满殖民地风味的国际大都市，其殖民地文化正一步一步走向历史。前殖民地旧建筑物一座座被拆光，警察制服渐渐与内地公安一致化。这被很多人认为是特区政府试图通过不断铲除港人沦受殖民统治的集体回忆，来增加对祖国的认同。但问题是，不管你对沦受殖民统治历史如何评价，它已经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

　　正如梁振英所说的，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强加于人的，必须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