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林奕华：香港10年都在我戏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41:19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7日07:48新京报
认为香港正在依赖内地接触世界，双方文化影响是很好契机
5月20日，在解放军歌剧院，林奕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香港流行文化里的普及文化是香港最强势的东西。本报记者袁烽摄
■人物坊
林奕华
香港著名戏剧编导，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创始人之一，台湾电影金马奖评审。他1991年创立“非常林奕华”剧团，编导超过40出剧场作品，包括《万世歌王》、《东宫西宫》、《大娱乐家》、《半生缘》、《快乐王子》等。近年致力通过舞台、教育及写作，探讨什么是快乐和自我。未来四年计划改编中国四大名著，创作全新的舞台作品，2006年年底与台北两厅院合作的《水浒传》是第一阶段。
■记者手记
采访两次意犹未尽
和林奕华聊天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尽可以抛开采访的固定模式，也不必考虑年龄差距，尽管他早已闯过不惑之年。
林奕华是个很健谈的人，而且是个热心肠，他和黄耀明及香港众多娱乐界名人都是好友。
这次采访，林奕华将一个刚拆封的信封拿给我，里面是他近年的新作《等待香港》。我知道他对于此次的专题采访，有很多想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分别约了两次，却还是意犹未尽，所以只能送书给我。他是希望大家了解他，了解现在的香港。
巧合的是，采访结束两天后，我在东方先锋剧场的走廊，再次与他擦肩。他是来看北京戏剧界的朋友的。一身随意的T恤，拎着背包，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儿似地飞奔电梯而去，一路小跑时甩着他那帅气的头发。
看着这样的背影，很难将他与一位“导演”或是“金马奖评审”联系起来。不过，我想，也许这份真实坦诚与执着，正是众多人喜欢他的原因。
《等待香港》系列分为四篇。
林奕华此次是带着话剧《包法利夫人们》来北京的，能看出来，这两年无论是《半生缘》，还是新剧，林奕华在两地文化交流上很下工夫。
林奕华亦致力于文化及教育工作，经常替香港、北京、广州的报章杂志撰写文章，新近出版的著作为《等待香港》系列。
5月20日，解放军歌剧院，在其导演的戏剧《包法利夫人们》演出开始前，林奕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采访过后，意犹未尽的他，还给记者发来自己写的随笔，再论香港文化。
第一幕 人
“很多香港男人看不上香港美女”
回归后的香港流行文化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连美女这个概念都要越来越多地按照内地的标准
新京报：纵观香港回归后的十年间，你作为文化界人士，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林奕华（以下简称“林”）：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香港从一个阶段转到了另一个阶段。
1997年之前的香港仍在积极发展经济，但由于对回归后的未知，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间，香港很多人开始移民。一些可能达不到他们水平的人填补了空缺，影响了很多事情的品质，从而造成了对现在都有影响的一个断层。
尤其是原先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文化，比如流行音乐、电影等，有了明显的退步现象。
在30年前，我的想法是，香港可以成为内地接触世界的一个桥梁，现在我却发现，香港反而要依赖内地来接触世界。比如，香港的出版社大多是出版爱情小说、工具书，而内地有很好的出版社。香港拍电影也是要回到内地，再从这边吸收来自国外的投资。香港的歌手要在内地分配更多的工作时间，他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完全的香港特色，他要迎合内地的市场。
甚至连美女这个概念，都要越来越多地按照内地的标准，很多香港男人看不上香港美女。
新京报：不过，香港的流行文化现在发展得依然很快，依然在引导内地的流行趋势吧？
林：因为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就是娱乐，这也是之所以周星驰、王家卫对香港人这么重要的原因。
香港的大学生和内地的大学生交流，可能在政治话题中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但可以在娱乐中找到。这是回归十年后表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可问题是，这些东西受不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一直都用同样的方式运作，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抵消。即当有一天想做一个比较新颖的东西时，一方面市场不认可，一方面是要改变。于是失去了改变的动力和能量。
而现在，内地人看香港还是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印记，也在重拍一些香港电视剧，比如《新上海滩》，但是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融合的过程，以前壁垒分明的界限会逐渐模糊。香港文化的主体性不够多元，这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内地文化的冲击。
新京报：一个新事物的进入必然会导致各种不适应症，香港是个节奏很快的城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你不认为它早晚会适应吗？
林：可是，香港回归之前的文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主体，回归后也并没有接纳很多不同的文化现象，发展很多不同的文化事业，也没有主导前卫的能力。
香港流行文化里的普及文化是香港最强势的东西，因为香港永远都不是以学术研究来巩固位置的。连这些都没有之后，它只能配合，所以回归后的香港流行文化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
第二幕城
“香港与内地城市竞争是种生机”
香港要不断面临来自内地市场的冲击，有了来自他方的推动力，对香港来说是很好的契机
新京报：在你看来，香港如何与内地交流，包括如何适应内地的市场？
林：香港要学会如何和内地进行文化交流，在我看来就是，香港的明星文化要配合内地意识形态和操作方式，所以首要的是配合。
但配合之后，很大程度上会暴露出另外一种语境上面的差异，所以第二是解决语境问题。香港因为多年殖民地的关系，一些年轻人对接受外来文化不是很主动。
很多时候遇到不熟悉的状况和陌生的语言，表达的欲望和追求的欲望会降低。如此以往，香港的竞争力会变得低层次，即大家都会只学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说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举一反三。
而从2000年开始，韩国和台湾的文化在香港开始轰动，这证明香港人的欲望没办法用自己的资源和条件来满足，必须通过外购来实现。从香港的观点来看，有点可悲，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却是件好事，如此一来，香港不会像现在这样封闭，一些新进来的东西会重新提升人们的价值观。
新京报：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吗？
林：是。很显然，香港现在开始进入一个不仅仅是香港的时代，所以香港要面对与内地不同城市的竞争，我把这种竞争当成一种生机。比如，大家都在看《看电影》，那谁还会花更多的钱去买达不到《看电影》水准的香港的《电影双周刊》，所以香港要不断面临来自内地市场的冲击，有了来自他方的推动力，两地劳动力的流动会更频繁，双方文化的影响对香港来说是很好的契机。所以，过去十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香港文化层面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
第三幕戏
“剧场是我守住的桥头堡”
戏剧可以成为香港和内地沟通的中介，香港过去十年的变化都在我的每一部戏里记录了下来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香港的戏剧在回归前后有什么变化吗？
林：这十年，戏剧在香港相对其他文化而言，成长得还比较健康。政府对戏剧团体的资助从8个上升到12个，还有6个旗舰团体。
戏剧领域的生态很好，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稳步前进，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向。戏剧是很边缘的艺术形态，但是它在香港能守住一个局面，也许它并不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但是它能做到比较多元一点。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我的每一部戏都是一篇社会评论文章，香港过去十年的变化都在我的每一部戏里记录了下来。
新京报：而且你和内地的交流也不少，比如前两年带来了《半生缘》，今年又带来了《包法利夫人们》。
林：我认为戏剧可以成为香港和内地沟通的中介。我自己现在不仅做香港的东西，还尝试从香港的角度看北京，也把北京的东西带回香港。这种文化的交流以后会越来越多，但是最终会有多大作用，还取决于香港人对本土文化和内地文化的敏感度，取决于作戏剧的人是否有香港的思维，又能吸收内地的文化，做出让两地的人都能接受的混合体。
比如《半生缘》很成功，因为它的文本很经典。但是如果做一个很现代的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会很明显，如何磨合就很重要。
新京报：但是，如今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许多戏剧都是抱着娱乐项目的心态来做，包括你的戏剧也抗拒不了娱乐的噱头：比如，你会请刘若英来演《半生缘》，请吴彦祖来演《快乐王子》，请梁咏琪来演《大娱乐家》，这也是这十年中一个明显现象。
林：剧场艺术如果只是用拍港片的娱乐方式来做，可能会有一两个奇迹，但是也很难逃过港片的下场。所以我做《半生缘》和其他一些戏时，虽然有些明星剧场的操作方式，但是它并没有走一条很商业化的路，比如我制作《半生缘》，是因为看到，所有的大众文化都不再提倡自觉性的重要。就像里面的主角曼桢，最大的成长是她明白了了解自己就会了解那个人。
在我看来，剧场是我守住的桥头堡。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看到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只能尽量让自己心情平和，尽量不随波逐流。所以我选择了戏剧，因为它是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的事情。
如今香港的社会一直都在推销、鼓吹很多阻碍快乐的盲点，在我的戏剧里，就是要把这些盲点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后豁然开朗。
第四幕情
“《等待香港》有点像《等待戈多》”
香港如今之所以缺乏创意，有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当中缺乏女性的智慧，不够细腻，不会提问题
新京报：两年前，你出版了《等待香港》一书，这是你对香港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心情写照吧。你在等待什么呢？
林：我看过一部影片，其中一幕讲的是，农夫耕种的田地遭逢久旱，一夜夜深，农夫熟睡时被雷声吵醒，透过窗户看到屋外远方雨水来势汹汹，他想：终于下雨了。欣喜之际，雨水却在他的田地前突然停止，农夫无奈地眺望远方。这场戏叫我感触良多。
其实，我们都是在耕种一些东西，需要雨水、养分，但天时地利是否每次配合我们？也许我是悲观的，但并不消极和被动。所以《等待香港》有点像《等待戈多》，香港如今的使命能否实现，需要每个香港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找寻答案。
新京报：《等待香港》系列分为《文化篇》、《女人篇》、《青春篇》、《娱乐篇》。有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要专门写到女人，这和香港这些年的变化有什么关联？
林：写《女人篇》的时候，正好是我在给一本杂志写专栏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女人跟男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男人不会问很多问题，而女人很喜欢问。这让我感到，文化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是女人在推动。
香港如今之所以缺乏创意，有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当中缺乏女性的智慧，不够细腻，不会提问题。这一点在教育中也体现出来，学生不会问问题，只会跟随、接受。其实，问问题是创意的源头。
我发现，我们的文化很多时候都很男性，比如娱乐业中的名嘴、导演都是男性。但是女人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接受别人灌输给她的想法，而把它当成自己要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在香港也很典型。
香港很容易产生潮流，也会有很多人去跟随这个潮流，不过这个潮流会很快熄灭。
■林奕华作品
《半生缘》剧照。
《大娱乐家》海报。
■林奕华手记
引领潮流的香港文化哪里去了？
因演出《包法利夫人们》而逗留北京的一星期里，多次被媒体朋友和观众追问香港文化在过去十年为何走上如此陡斜的下坡路。情急起来，他们一张张肉紧的脸使我想起“皇帝不急太监急”，不期然被逗得笑出来。
大家一看还以为我是幸灾乐祸，却不知道隔了距离去关心香港神话的陷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伦敦生活时已亲身尝试过，所以今日从别人身上看见相同的忧虑、不甘心，一方面觉得他们恁地可爱，同时想到眼前境况真是大堪玩味：这群二十到三十余岁吃着港式普及文化长大的内地青年和后青年，成功攻占目前香港各大传媒的桥头堡，说不定香港文化会有希望停止继续枯毁、干塘，或近乎做任何事都注定自我抵销。
不停文化失血的香港人（特别是三十中与后的一群），好像半点感受不到身体虚弱及偏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谁会真正担心香港电影为何少得可怜？香港流行音乐为何如此单调？为何香港没有多少作家却只有填词人？香港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为何就只有饮食与追在时尚尾巴后面的两大类？
那个能够带动“潮流”的香港文化哪里去了？它的领导人是否真已从以往的巨星做先驱，正式交由手执艺人生杀大权的经理人接捧？经理人以迎合市场的捧人手法，可会是间接扼杀香港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因之一？
刚巧周末有本文化杂志召集几位香港的剧场人坐下来，研讨回归十年的戏剧界现象，“剧团众多，剧目与内容却无比相似”也成了焦点话题。有人问“为何同年龄的德国剧作者能交出有深度的环保题材剧本，香港的年轻人却总是以差不多的角度关心差不多的切身问题？”
我说“皇帝不急太监急”，是因为发出上述焦虑讯号的，都已是新中年之辈。也就是说，他（们）抑或仍有一定的创作力，但权力平台未必大得过被认为是千人一面的青壮派。以戏剧为例，目前最受香港年轻创作人欢迎的剧种，都是爱情＋歌唱＋剧。“剧”被排在第三位，可见它的重要性最低。原因是观众在三者之中对它的兴趣最少。甚至，虽排第一的爱情也只是包装，由于剧中所有歌曲都必须是情歌。
把卡拉OK带出一间间厢房，去到红馆再扩散至各大剧院，是目前最繁盛的香港文化风景之一。至于为何“戏剧”会败在卡拉OK手上，那便是另一篇香港人的血泪史了。
林奕华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
认为香港正在依赖内地接触世界，双方文化影响是很好契机
5月20日，在解放军歌剧院，林奕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香港流行文化里的普及文化是香港最强势的东西。本报记者袁烽摄
■人物坊
林奕华
香港著名戏剧编导，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创始人之一，台湾电影金马奖评审。他1991年创立“非常林奕华”剧团，编导超过40出剧场作品，包括《万世歌王》、《东宫西宫》、《大娱乐家》、《半生缘》、《快乐王子》等。近年致力通过舞台、教育及写作，探讨什么是快乐和自我。未来四年计划改编中国四大名著，创作全新的舞台作品，2006年年底与台北两厅院合作的《水浒传》是第一阶段。
■记者手记
采访两次意犹未尽
和林奕华聊天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尽可以抛开采访的固定模式，也不必考虑年龄差距，尽管他早已闯过不惑之年。
林奕华是个很健谈的人，而且是个热心肠，他和黄耀明及香港众多娱乐界名人都是好友。
这次采访，林奕华将一个刚拆封的信封拿给我，里面是他近年的新作《等待香港》。我知道他对于此次的专题采访，有很多想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分别约了两次，却还是意犹未尽，所以只能送书给我。他是希望大家了解他，了解现在的香港。
巧合的是，采访结束两天后，我在东方先锋剧场的走廊，再次与他擦肩。他是来看北京戏剧界的朋友的。一身随意的T恤，拎着背包，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儿似地飞奔电梯而去，一路小跑时甩着他那帅气的头发。
看着这样的背影，很难将他与一位“导演”或是“金马奖评审”联系起来。不过，我想，也许这份真实坦诚与执着，正是众多人喜欢他的原因。
《等待香港》系列分为四篇。
林奕华此次是带着话剧《包法利夫人们》来北京的，能看出来，这两年无论是《半生缘》，还是新剧，林奕华在两地文化交流上很下工夫。
林奕华亦致力于文化及教育工作，经常替香港、北京、广州的报章杂志撰写文章，新近出版的著作为《等待香港》系列。
5月20日，解放军歌剧院，在其导演的戏剧《包法利夫人们》演出开始前，林奕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采访过后，意犹未尽的他，还给记者发来自己写的随笔，再论香港文化。
第一幕 人
“很多香港男人看不上香港美女”
回归后的香港流行文化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连美女这个概念都要越来越多地按照内地的标准
新京报：纵观香港回归后的十年间，你作为文化界人士，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林奕华（以下简称“林”）：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香港从一个阶段转到了另一个阶段。
1997年之前的香港仍在积极发展经济，但由于对回归后的未知，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间，香港很多人开始移民。一些可能达不到他们水平的人填补了空缺，影响了很多事情的品质，从而造成了对现在都有影响的一个断层。
尤其是原先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文化，比如流行音乐、电影等，有了明显的退步现象。
在30年前，我的想法是，香港可以成为内地接触世界的一个桥梁，现在我却发现，香港反而要依赖内地来接触世界。比如，香港的出版社大多是出版爱情小说、工具书，而内地有很好的出版社。香港拍电影也是要回到内地，再从这边吸收来自国外的投资。香港的歌手要在内地分配更多的工作时间，他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完全的香港特色，他要迎合内地的市场。
甚至连美女这个概念，都要越来越多地按照内地的标准，很多香港男人看不上香港美女。
新京报：不过，香港的流行文化现在发展得依然很快，依然在引导内地的流行趋势吧？
林：因为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就是娱乐，这也是之所以周星驰、王家卫对香港人这么重要的原因。
香港的大学生和内地的大学生交流，可能在政治话题中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但可以在娱乐中找到。这是回归十年后表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可问题是，这些东西受不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一直都用同样的方式运作，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抵消。即当有一天想做一个比较新颖的东西时，一方面市场不认可，一方面是要改变。于是失去了改变的动力和能量。
而现在，内地人看香港还是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印记，也在重拍一些香港电视剧，比如《新上海滩》，但是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融合的过程，以前壁垒分明的界限会逐渐模糊。香港文化的主体性不够多元，这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内地文化的冲击。
新京报：一个新事物的进入必然会导致各种不适应症，香港是个节奏很快的城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你不认为它早晚会适应吗？
林：可是，香港回归之前的文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主体，回归后也并没有接纳很多不同的文化现象，发展很多不同的文化事业，也没有主导前卫的能力。
香港流行文化里的普及文化是香港最强势的东西，因为香港永远都不是以学术研究来巩固位置的。连这些都没有之后，它只能配合，所以回归后的香港流行文化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
第二幕城
“香港与内地城市竞争是种生机”
香港要不断面临来自内地市场的冲击，有了来自他方的推动力，对香港来说是很好的契机
新京报：在你看来，香港如何与内地交流，包括如何适应内地的市场？
林：香港要学会如何和内地进行文化交流，在我看来就是，香港的明星文化要配合内地意识形态和操作方式，所以首要的是配合。
但配合之后，很大程度上会暴露出另外一种语境上面的差异，所以第二是解决语境问题。香港因为多年殖民地的关系，一些年轻人对接受外来文化不是很主动。
很多时候遇到不熟悉的状况和陌生的语言，表达的欲望和追求的欲望会降低。如此以往，香港的竞争力会变得低层次，即大家都会只学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说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举一反三。
而从2000年开始，韩国和台湾的文化在香港开始轰动，这证明香港人的欲望没办法用自己的资源和条件来满足，必须通过外购来实现。从香港的观点来看，有点可悲，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却是件好事，如此一来，香港不会像现在这样封闭，一些新进来的东西会重新提升人们的价值观。
新京报：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吗？
林：是。很显然，香港现在开始进入一个不仅仅是香港的时代，所以香港要面对与内地不同城市的竞争，我把这种竞争当成一种生机。比如，大家都在看《看电影》，那谁还会花更多的钱去买达不到《看电影》水准的香港的《电影双周刊》，所以香港要不断面临来自内地市场的冲击，有了来自他方的推动力，两地劳动力的流动会更频繁，双方文化的影响对香港来说是很好的契机。所以，过去十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香港文化层面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
第三幕戏
“剧场是我守住的桥头堡”
戏剧可以成为香港和内地沟通的中介，香港过去十年的变化都在我的每一部戏里记录了下来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香港的戏剧在回归前后有什么变化吗？
林：这十年，戏剧在香港相对其他文化而言，成长得还比较健康。政府对戏剧团体的资助从8个上升到12个，还有6个旗舰团体。
戏剧领域的生态很好，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稳步前进，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向。戏剧是很边缘的艺术形态，但是它在香港能守住一个局面，也许它并不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但是它能做到比较多元一点。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我的每一部戏都是一篇社会评论文章，香港过去十年的变化都在我的每一部戏里记录了下来。
新京报：而且你和内地的交流也不少，比如前两年带来了《半生缘》，今年又带来了《包法利夫人们》。
林：我认为戏剧可以成为香港和内地沟通的中介。我自己现在不仅做香港的东西，还尝试从香港的角度看北京，也把北京的东西带回香港。这种文化的交流以后会越来越多，但是最终会有多大作用，还取决于香港人对本土文化和内地文化的敏感度，取决于作戏剧的人是否有香港的思维，又能吸收内地的文化，做出让两地的人都能接受的混合体。
比如《半生缘》很成功，因为它的文本很经典。但是如果做一个很现代的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会很明显，如何磨合就很重要。
新京报：但是，如今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许多戏剧都是抱着娱乐项目的心态来做，包括你的戏剧也抗拒不了娱乐的噱头：比如，你会请刘若英来演《半生缘》，请吴彦祖来演《快乐王子》，请梁咏琪来演《大娱乐家》，这也是这十年中一个明显现象。
林：剧场艺术如果只是用拍港片的娱乐方式来做，可能会有一两个奇迹，但是也很难逃过港片的下场。所以我做《半生缘》和其他一些戏时，虽然有些明星剧场的操作方式，但是它并没有走一条很商业化的路，比如我制作《半生缘》，是因为看到，所有的大众文化都不再提倡自觉性的重要。就像里面的主角曼桢，最大的成长是她明白了了解自己就会了解那个人。
在我看来，剧场是我守住的桥头堡。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看到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只能尽量让自己心情平和，尽量不随波逐流。所以我选择了戏剧，因为它是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的事情。
如今香港的社会一直都在推销、鼓吹很多阻碍快乐的盲点，在我的戏剧里，就是要把这些盲点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后豁然开朗。
第四幕情
“《等待香港》有点像《等待戈多》”
香港如今之所以缺乏创意，有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当中缺乏女性的智慧，不够细腻，不会提问题
新京报：两年前，你出版了《等待香港》一书，这是你对香港这些年变化的一个心情写照吧。你在等待什么呢？
林：我看过一部影片，其中一幕讲的是，农夫耕种的田地遭逢久旱，一夜夜深，农夫熟睡时被雷声吵醒，透过窗户看到屋外远方雨水来势汹汹，他想：终于下雨了。欣喜之际，雨水却在他的田地前突然停止，农夫无奈地眺望远方。这场戏叫我感触良多。
其实，我们都是在耕种一些东西，需要雨水、养分，但天时地利是否每次配合我们？也许我是悲观的，但并不消极和被动。所以《等待香港》有点像《等待戈多》，香港如今的使命能否实现，需要每个香港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找寻答案。
新京报：《等待香港》系列分为《文化篇》、《女人篇》、《青春篇》、《娱乐篇》。有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要专门写到女人，这和香港这些年的变化有什么关联？
林：写《女人篇》的时候，正好是我在给一本杂志写专栏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女人跟男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男人不会问很多问题，而女人很喜欢问。这让我感到，文化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是女人在推动。
香港如今之所以缺乏创意，有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当中缺乏女性的智慧，不够细腻，不会提问题。这一点在教育中也体现出来，学生不会问问题，只会跟随、接受。其实，问问题是创意的源头。
我发现，我们的文化很多时候都很男性，比如娱乐业中的名嘴、导演都是男性。但是女人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接受别人灌输给她的想法，而把它当成自己要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在香港也很典型。
香港很容易产生潮流，也会有很多人去跟随这个潮流，不过这个潮流会很快熄灭。
■林奕华作品
《半生缘》剧照。
《大娱乐家》海报。
■林奕华手记
引领潮流的香港文化哪里去了？
因演出《包法利夫人们》而逗留北京的一星期里，多次被媒体朋友和观众追问香港文化在过去十年为何走上如此陡斜的下坡路。情急起来，他们一张张肉紧的脸使我想起“皇帝不急太监急”，不期然被逗得笑出来。
大家一看还以为我是幸灾乐祸，却不知道隔了距离去关心香港神话的陷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伦敦生活时已亲身尝试过，所以今日从别人身上看见相同的忧虑、不甘心，一方面觉得他们恁地可爱，同时想到眼前境况真是大堪玩味：这群二十到三十余岁吃着港式普及文化长大的内地青年和后青年，成功攻占目前香港各大传媒的桥头堡，说不定香港文化会有希望停止继续枯毁、干塘，或近乎做任何事都注定自我抵销。
不停文化失血的香港人（特别是三十中与后的一群），好像半点感受不到身体虚弱及偏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谁会真正担心香港电影为何少得可怜？香港流行音乐为何如此单调？为何香港没有多少作家却只有填词人？香港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为何就只有饮食与追在时尚尾巴后面的两大类？
那个能够带动“潮流”的香港文化哪里去了？它的领导人是否真已从以往的巨星做先驱，正式交由手执艺人生杀大权的经理人接捧？经理人以迎合市场的捧人手法，可会是间接扼杀香港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因之一？
刚巧周末有本文化杂志召集几位香港的剧场人坐下来，研讨回归十年的戏剧界现象，“剧团众多，剧目与内容却无比相似”也成了焦点话题。有人问“为何同年龄的德国剧作者能交出有深度的环保题材剧本，香港的年轻人却总是以差不多的角度关心差不多的切身问题？”
我说“皇帝不急太监急”，是因为发出上述焦虑讯号的，都已是新中年之辈。也就是说，他（们）抑或仍有一定的创作力，但权力平台未必大得过被认为是千人一面的青壮派。以戏剧为例，目前最受香港年轻创作人欢迎的剧种，都是爱情＋歌唱＋剧。“剧”被排在第三位，可见它的重要性最低。原因是观众在三者之中对它的兴趣最少。甚至，虽排第一的爱情也只是包装，由于剧中所有歌曲都必须是情歌。
把卡拉OK带出一间间厢房，去到红馆再扩散至各大剧院，是目前最繁盛的香港文化风景之一。至于为何“戏剧”会败在卡拉OK手上，那便是另一篇香港人的血泪史了。
林奕华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天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