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

打开中国报刊，扑入眼帘的有许多军事术语。譬如，体育比赛中的诸“拉开战幕”、“揭开战幕”、“开战”、“燃起烽火”、“鸣金收兵”、“落下战幕”等——首届CUBA 男八强女四强联赛点燃战火、纬达全国排球联赛战罢第八轮、拜仁队用兵，捉襟见肘、商业活动中的：横扫千军如卷席———世界著名公司主导产品分析、“儒商文化”挥师南下、沪埠重组股反弹急先锋等等。

这种军事语言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或社会化，自古有之。例如“介”，本义指将士穿的铠甲，是军事词语，后来则用以指动物的甲壳。“一鼓作气”是作战用语，后来演化为通用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军事语言如“上前线”“请战”“不下火线”“除奸”等广泛地流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革”期间，由于运动所具有的争斗性质和军人的崇高地位，军事语言又生发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广泛地渗透于政治生活中。“司令部”“红卫兵”“战斗队”“炮轰”等说法非常普遍。军事用语的泛化现象比较突出，它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些用语使用频率之高，运用之巧，使人几乎忘了其来源。凡一种语言中“战争”、“斗争”、“消灭”、“攻克”使用频率越高，则这种文化群体中人际关系越紧张，人性和团结会被消蚀。现在中国开始睦邻外交，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协和万邦，奉行和平。人与自然也开始和平相处。战争观念退居其次。我们的语言受到了战争政治的污染，现在正被清除。当工作中心由战争转移到文化与经济建设之后，许多民众的思想中还有不少应当抛弃的“战争”观念。这些观念通过书面和口头语汇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虽然不能说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话语的人就是战争狂人，但是这些话语的确代表了一个时代，是战争年代的残余。那么，这种军事术语为何如此广泛地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呢？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首先，战争观念和斗争哲学深入人心。不斗则乱，不斗则修，不斗则感到不正常。“十亿人口，不斗行吗？”因而拼命搜寻斗争目标，人为地树立对立面，把全国变成一个大战场。哲学家拼命鼓吹一分为二和“斗争乃万物之父”，战神受到赞扬。各行各业成了厮杀的战场：教育战线、林业战线、商业战线、医疗卫生战线、农业战线……，“深远的战略意义”、“长远战略部署”、“战斗号召”、“战斗号角”、“战斗动员令”、“战斗任务”、“克敌制胜的武器”、“提高战斗力”、“严防死守”、“建成战斗堡垒”，攻克难关,等等，这些词汇依然活跃在报刊、广播和各种会议文件里。我们曾经有过“向科学进军”、“对自然开战”、“人类征服宇宙”、“战天斗地”、“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口号，凡此皆斗争哲学和军事作风。现如今，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有考前大练兵、大会战。我们经常开展“大打一场人民战争”、“破案大会战”。文化学术也不乏打击少数团结多数分化瓦解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聚而歼之的观念。工农业大会战由此而来。造假工程、汇演就是会战观念的延续。严打就是破案大会战，破案率高，但人海战术也容易造成冤案。攻城不怕坚，因此攻书莫畏难。八面受敌，成了读书人的策略！战严寒、斗酷暑，接受任务是接受“军令状”，文化人也是“军中无戏言”。思想文化有阵地和“前哨”、“前线”。参加一项工程是“上前线”――然而确实没战争！体育竞技有冠军亚军殿军之说，实来自古代战争“三军”。“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犹言匹夫胜过三军！“勇冠三军”说的不一定是战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枪打出头鸟”的可能是文化人。胜利街、解放路，是对战时的回忆。根本不具有战争性质的文化活动有“挑战杯”！江青就自命为“打遭遇战”的“卫兵”、“哨兵”。孩子们喜欢冲呀杀呀！《冰山上的来客》中为爱情当然也要冲锋陷阵！妇女因而叫巾帼英雄。联合攻关又叫团队作战。打排球的，是排球女将，青年干部是儿童团，“小将”也和战争联系起来了。思想文化有战线，因而有斗士。战争就有省内省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敌人（可我们今天不再把犯罪嫌疑人叫阶级敌人啦）。以法律为“武器”，多少还有些军事作风。限期破案，“立军令状”，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侦破案件也搞人民战争，颇有战斗勇气。卖东西有促销大战、价格大战，商机也是战机。战洪图伏旱魔降灾害，当然是战斗。“战胜”非典！“新长征突击手”、“文艺战士”“狗头军师”、“摇羽毛扇”，都来自战争年代！乒乓球员移民国外，自然是外国人，可是却被叫做中国的“海外兵团”，令人疑心是第五纵队。现在有国学大战、国学热，又一次展示中国人的爱凑热闹的情怀，比如有“孔子吧” ，“庄子吧” 、“论语吧”，令人啼笑皆非－－－孔夫子在天灵位愤怒啦！读经还要搞运动！政治文化中的“儿童团”、“马家军”、“娘子军”、“晋军”、“川军”等术语，显然和军事无关，但人们感到这些说法很幽默。“晋军（作家也）崛起”、“娘子连”、“东北军”，被当作风趣。连集中营这个外来译词，到中国也具有军事性质。

其次，敌情观念和“保密”意识泛滥成灾。不具体分析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往往夸大“敌情”、慌报“军情”、虚构“动态”，如批胡风、批右倾机会主义、批走资派、批自由化，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情观念最显著地表现为阶级观念，认为斗争越来越激烈，动辄讨伐不同观念，聚而歼之。如说“反革命盗窃、杀人犯”、“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反动派”，把杀人犯和一个阶级联系在一起。哲学上有所谓“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说法，提倡像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一样 “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提倡“发扬战斗的唯物主义”，出现过“拿起笔，做刀枪”、口诛笔伐、男女老少齐参战的怪现象。在“宣传阵地”的“理论前哨”上某些从事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的人，表示要做“思想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和尖兵”。……因此现代中国人的姓名,许多和战争有关:百战;常胜;耀武......敌情和战争观念导致残忍和缺乏同情心：视自然万物为敌，用硫酸泼狗熊、大学生用微波炉烤死小鹿犬等等。我们现在的体育文艺报道中还有“惨败”、“大选获胜”的战争残余。“旗开得胜”中有战争阴影。“体育健将”、“亚裔军团”被用在关于美国教育报道中。中国人的敌我意识很强，跑到国外的运动员动辄说为中国而骄傲――可为什么不在国内战斗呢！连演电影的人也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军团”。

再次，还跟我们语用环境的相似有关。语用环境的相似对军事用语的语义泛化具有深刻的影响。社会生活的特定内涵决定了该社会语言变化的特色。社会各行业间的复杂关联及相互交叉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及全方位、多层面的渗透，使得行业间的关联性愈加密切，广泛存在的相似性日益丰富多样化起来。由于军事生活与某些社会生活在行为方式上、实现目的的手段、性质、形式、以及氛围等方面存在着相似关系，使军事用语得以较为普遍地通用于其它社会生活领域，语义出现了泛化，而且，语用环境与军事用语相似性越多的行业，如体育、经济，军事用语的语义泛化表现得越明显。譬如体育方面“陕西国力将全面整肃，新帅谷明昌将多兵少”、“两人始终大刀阔斧，下得很有激情，战火一直延续到右上角，攻杀激烈——双方共在盘面上搏杀了7 小时15 分钟。”经济方面“生益股份异军突起，直杀涨停”、“那斯达克此举势必在资本市场再燃一把火”等等。

最后，还有文化背景的原因。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而语言中受民族文化心理影响最直接、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词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君臣父子的严明秩序，齐家治国的思想，中庸仁爱的行为准则，构成了中国等级森严的专制秩序，军事用语用于这种统治模式中也就显得合适。在中国历史中，兵家的地位很特殊，治乱兴废都与兵家有关，中国历史就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向前发展的。周祖谟先生说：“在中国二、三千年的历史当中，战争极为频繁，战争兴起，迫使人民迁转流徙，不同地区的人和睦地居住在一起，互相往来，语言词汇必然要有改变”随着兵家思想的发展和社会交流的扩大，一部分古代的纯军事术语和一般军事术语逐渐地移植到其他学科中去。例如：矛盾：古指武器，现主要为哲学术语火箭：古指器械，现主要为航空学术语。

可见，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均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军事文化成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用语也随着军事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其它层面。而古代兵书几乎涵盖了军事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兵书中的军事用语也慢慢进入到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中。如被推为“圣典”的《孙子兵法》在封建社会就已确立了“兵经”的崇高地位，现在看来这部兵法中的内容，仍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更可以用于行政运作、商业管理，其中的军事用语有很大部分在今天的社会舞台上异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