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的魔鬼抑或狂妄的天使：科学是否需要监督和制衡？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100084）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在当代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差不多已经成为标志政治正确性的基本共识。然而在科学占据现代社会话语霸权的今天，如果说技术活动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和干预，已经成为常识的话；那么对于科学活动是否需要监督和权力制衡，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讨论。从当代科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现代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出发，我们认为科学共同体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决定，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审查；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知识应与其他文化传统平等地、自由地开展竞争。
一、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结论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怀疑和审查
科学沙文主义认为，在科学知识方面, 科学共同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决定是不可质疑的。这是基于如下的假定：1，科学家是清心寡欲，淡薄名利的圣人，科学家们主观上总是要向社会提供可靠的知识的。2，科学共同体拥有非常可靠的监督、纠错和管理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的发生，能够有效避免科学活动中的违规现象的发生。3，科学活动是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独立的活动，外部力量缺乏必要的知识与判断能力。因此，外部力量的介入，必然会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所以，科学共同体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或者说是我们有可能获得的最可靠的研究成果。因此，社会公众应当相信和接受这种结果，任何对科学共同体依科学研究程序所获得的结论怀疑的行为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但是，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会公众不可以怀疑和审查科学共同体得出的结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证明科学家从总体上来说道德更加高尚的统计证据。科学活动本身对于参与者的道德要求也并无特别要求。如果说，在历史上科学家曾经在某些阶段表现出相对比较高的道德水准，那也绝非是科学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于当时科学研究活动相对来说无利可图，科学研究活动中没有涉及太多的利益所致。即使如此，科学家违规现象也是不绝于史。像牛顿、莱布尼兹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深深地卷入到关于微积分发现优先权的争夺，甚至还上演了安插自己人对对方缺席审判的丑剧。而今天科学研究活动中所渗透的利益更是无所不在！科学家行为规范“祛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则的实质，恰恰是在承认科学研究渗透利益的前提下，强调从制度层面控制和避免因各种利益而导致的偏见和错误。[1]所以, 不能假定科学家们总是尽其所能地为社会提供真理。
其次，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决定固然可以部分地消除违规行为但是，违规行为。的集体决定固然可以清，部分地纠正个别科学家的错误认知，但是并不能彻底禁绝一切违规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共同体的集体决定甚至有可能变成集体分赃。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适时介入，则内部的不轨行为难以得到迅速的纠正，当维护科学精神的内部力量弱小，处于受压制地位时，科学精神也难以得到维护。尤其是进入大科学时代，现代科学中所涉及的利益巨大，范围广泛，仅仅依靠基于学院科学的行规和传统往往难以完成其预想的功能。
再次，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耗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科学共同体成为公众的受托人，因此有责任接受公众的审查。科学共同体作为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科学家在对科学事务上发表其专业性的咨询意见时，社会公众有权利进行审查其是否滥用了公众的信任，是否牺牲了公众的总体利益来满足其团体的特殊利益。在科学家知识具有优势的领域内，公众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力始终应该握在公众自己手中。费耶阿本德的告诫很值得记取：“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忠告是，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2]
另外，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事件上，专家的意见未必比利益相关的公众更有发言权。在文化普及的今天，将普通公众视为一无所知的阿斗的观点实在是过于落后了。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可以成为科学家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外行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理解专家的程序、发现他们的错误。这一假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审判中得到了证实。”([2],pp.104)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应与其他文化传统平等竞争
现代科学不仅是工具，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在日益成为盘踞各种话语之上充当裁判角色的超级话语。如果我们接受现代国家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话，那么国家就应当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分离。科学要想获得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就应该要在自由平等的不断竞争中来获得这种优势。而今天科学却常常享受着法律上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其他文化传统的知识是受法律排斥的。
近代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炼金术、占星术、宗教、传统医学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也有非常灿烂的文明，甚至有些成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近代科学技术也难以企及的。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其他文化传统在与自然打交道方面不如近代科学，但是我们永远没有理由说这些传统不可能再次复兴。主要起源于西欧文化的近代科学的极大成功，可以说在与自然打交道的竞争中占得了先机。但决不意味着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不同理论和实践的其他文化传统就彻底丧失了和近代科学传统竞争的资格。科学哲学长期以来试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清晰明确的界线，迄今尚未成功，这说明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任何罢黜百家，独尊科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都常常会把科学发展很有希望的方向扼杀在摇篮中。
特权和垄断的地位的长期保持，对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由于科学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竞争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不断奋发进取，综合创新所致。如果我们固步自封，沾沾自喜，排斥一切其他竞争者，不注意吸收其他文化的宝贵财富，动辄以反科学和伪科学为名排斥诸如中医等文化传统，就会重蹈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覆辙。长此以往，科学发展就会丧失外来的强有力的刺激，就会沦为固守传统的保守势力。
在自由社会中，就像国家与宗教分离一样，国家应该与科学分离。当然这种分离决不意味着国家不应该支持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手段的科学，只是说国家不应该将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但是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国家和科学的分离，却不应该通过激进的政治行动来完成，而应该是一种渐进缓慢的过程。因为许多人尚未达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所必须的那种成熟性。而“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对非常基本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汇集必要的信息，他们必须理解不同传统的目的以及它们在其成员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2],pp.105)这种成熟性必须要通过公民的首创活动才能慢慢培养起来。培养成熟性，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需要与各种不同的观点保持联系，显然也需要我们摆脱科学沙文主义的思想束缚。
卢梭认为人的天性太过自私，除非人人都是善良的天使，否则无法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康德则反驳说，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理智，他们也能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只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就可以使彼此各种毁灭的力量彼此制约，彼此抵消，就能实现普遍理性。[3]我们今天在讨论科学和技术产生的社会后果时，也应该从这个思路来考虑。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是天使，还是魔鬼，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有效地监督和制衡的制度与文化安排，这样即使科学是魔鬼也能表现出天使的善良。而如果我们奉行科学沙文主义的话，那么科学即使是天使也会因为骄傲和野心堕落为魔鬼。
参考文献：
【1】曹南燕．论科学的“祛利性”【J】 ．哲学研究．2003(5) ．63
【2】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04脚注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