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怎么可能是科学呢?——《神学的科学》读后

蒋劲松
关于科学与神学的关系，国内学界主流的观点向来都是认为两者不共戴天，认为近代科学就是由于摆脱了作为神学婢女的地位才得以兴盛的。因此，科学与神学的方法论上，通常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假定二者是完全对立的，通常都会把僵化、保守、主观任意、唯心主义等标签随手贴在神学身上。但是，这些似乎不证自明的说法很少是经过认真研究之后的结论。英国著名神学家T. F. 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一书对于我们打破常见的流俗之见是很有益处的。
作者T. F. 托伦斯与中国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他是在193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市的，父亲是传教士，曾跟随著名神学家巴特学习神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在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直至退休。托伦斯著作丰富，影响很大，尤以精通科学和神学关系而著称，甚至曾编辑过专业性的科学著作《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的动力原理》，1978年获得了谭普利顿宗教研究奖（Templeton Prize in Religion），是著名的神学家。他不仅在神学研究上颇有成就，而且在促进东正教与新教的合一上也有重要的贡献，近年来他还多次返回四川，帮助四川少数民族重建教堂，协助教会发展。
1969年完成的《神学的科学》一书虽是托伦斯的早期著作，但已经是其成熟思想的体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神学著作。其主旨是要确立神学的科学地位，即反对现代神学界流行的主观主义倾向，反对将神学当作是对人类宗教经验的研究，重新确立神学的客观性。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托伦斯主要论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般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神学作为特殊科学的特殊性。托伦斯所说的科学，是指一切系统地、客观地研究对象的学问，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神学在内。
我个人对纯粹神学的问题兴趣并不很大，担这本书中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有关内容却唤起了我强烈的兴趣。按照托伦斯的观点，近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客观性精神，是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因为“现代经验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归功于对这两个事实的认识，即自然流变之现象后的一种终极的有序性，以及凡俗性存在里面的偶然因素，基督教的上帝教义便建基在这些事实上。当然，对宇宙有序性的认识如同天文学一样古老，而偶然性事物的有序性则似乎产生于基督教神学。”
托伦斯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前，无论是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时代，都没有正确地看待自然。希腊人把自然当作是服从理性规律的存在，因此无视其偶然性，贬低经验的作用，经验的自然科学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和发展了。而中世纪的神学传统由于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物理的和可见的受造之物被认为是永恒和天国的典范在实践中的对应体。因此，自然世界只是从神圣的角度得到审视，即通过自然世界而放眼上帝及永恒实在。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或者只是在它分享了神圣与永恒结构的意义上有意义。打动世界、指导世界、给世界以意义的，是世界对终极实在的那种渴望。”显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自然本身的研究是得不到鼓励和促进的。
在托伦斯看来，宗教改革运动的意义在于，清除了中世纪神学中所掺杂的新柏拉图主义因素，基督教的思想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态充分体现出来了。“创造者上帝在恩典中转而创造并维系一个完全区别于他自己的世界，可是由于它完全区别于他，尽管它全然依赖于他的自由意志和智慧，它也只是在其全然的区别中，即在其不直接关涉上帝的自然和物质过程中，才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自然是上帝“虚己性”的体现，因此，终极原因就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这就提供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基本前提假设，即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不能从哲学家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理性不能一厢情愿地规定自然的属性和状态。所以，在托伦斯看来，混淆终极因和物理因的自然神学是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共同障碍。因为一方面，用终极因来解释自然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试图在自然中发现终极因则意味着将超越性的上帝不适当地自然化。
基督教神学的科学追求，体现了西方追求理性的精神。托伦斯说“无论是宗教或自然事物，人类认知只有一个基本方法就是经验。科学就是在认知过程中严格地观察、控制、组织经验资料，达到求真的目的。”托伦斯认为，自然科学和神学都是严格的科学，因为二者都是对真理的追求，都相信研究对象具有客观实在性，都不是主观的形而上学，研究对象都有研究者不可逾越的底线，最高的真理都是超越语言的表达能力的。
自然科学和神学虽然都是科学，都要遵循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研究对象性质不同，所以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本质区别。用托伦斯的话来说，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方法是互补的。那就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听任我们控制、加工、改造的客体，人类就是在对自然客体的控制实验中才获得对自然客体的认识的。而神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上帝，它是绝对的主体，不能听任我们规定，不能在我们控制和操作中被我们认识。用波兰尼的话来说，“企图用自然测试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事物，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自然测试只能用在自然的事物上，永远不能代表超自然界的事物。”因此，可以说在自然科学中真理是被发现的，而在神学中则是被启示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中要想发现真理必须要对自然对象进行能动地控制和改造；而在神学中发现真理的前提条件则是无条件的信仰，对上帝的彻底委身。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位神学家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居然能够与其对科学精神的坚持如此水乳交融，和谐一致，不能不对我们原先想象中的科学与宗教不共戴天的图景产生深刻的质疑。
今天谈论自然本身的秩序、谈论现象背后的“实在”，谈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似乎已经显得非常落伍了。然而与时代的潮流和精神相反，托伦斯在对自在之物的坚持上非常坚决。他不满足于科学在实用方面的成功，仍然固执地坚持要给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形而上学的保证，坚持要透过现象的说明去窥视背后的实在, 坚持要将科学的图景纳入到一个对人类充满意义的整体框架中。他的这种思路，虽说与当今西方哲学界的主流倾向未必一致，但应该说与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的素朴思想更为接近, 与社会公众对于科学的要求和期待也更为接近。而且这种坚持传统，不为时代潮流所动的态度，从维持一种思想观念的生态平衡来说也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从捍卫实在，捍卫科学研究的人文意义来说，唯物主义者是完全可以吸取宗教神学理论家研究成果的。这再次印证了列宁的著名论断“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的狡计”又一次生动的体现。
提起西方文化，我们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往往对犹太－基督教文化漠然相待，然而我们对基督宗教的信仰理解的障碍，却构成了理解近代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科学精神的最大瓶颈。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一书对于我们突破这个理解瓶颈，很有帮助，值得认真阅读。
2004－3－26
托伦斯著. 阮炜译. 神学的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 2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