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父亲陈云是我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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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华：父亲陈云是我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余 玮 吴志菲（北京）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陈云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而对于他的5个子女来说，陈云则是一位真正的慈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子女。在与陈云的女儿陈伟华的接触中，笔者能从她与父亲特有的父女关系中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并进而更全面地了解世纪伟人陈云。
一次严厉的责备与一生无法忘记的话语
小时候，陈伟华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当人民教师，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向。当年，在中国公映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让她百看不厌，尤其喜欢剧中人物瓦尔瓦拉，希望将来也能像她那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她的父亲陈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批判。1968年，同学们陆续奔赴工作岗位时，陈伟华还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好不容易，她被预分配到丰台区的一所学校工作，可那里的干部在调阅学生档案时，发现陈伟华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就不敢接收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了。后来，几经努力，她终于被分配到怀柔县当上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县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分到条件稍好一些的平原地区。这时，陈云却引导她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陈伟华收拾行装时，陈云谆谆嘱咐她要做好到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的小学条件非常简陋，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灰便漏了出来。
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陈伟华教的是“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个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着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看着孩子们天真的表情，陈伟华的心情轻松多了。
冬天很快来了，陈伟华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地搓手，听着门外呼呼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感到十分孤单。夜深人静时，陈伟华想到了父亲，家人大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留在家里，父亲现在怎样了呢？自己又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地两生，于是陈伟华想家了。
有一天，不是周末，陈伟华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家。一路上，她心里荡起一丝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可是，她没有料到，一踏进家门，迎接她的是父亲惊异而严肃的目光。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听到父亲的责问，陈伟华只觉得是酸菜坛里腌石头――一言（盐）难尽（进）：“我……”陈云对她没请假就走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回去。”
那天，父亲很严肃，说话很不客气。陈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她流泪了。
晚上，父亲与陈伟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说：“家里你就放心，明天就回去，孩子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陈伟华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陈伟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说也奇怪，当她再度踏进那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户上的陈旧窗纸，连车子驶过土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干下去。
就这样，她安下心来认真教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还参加农业生产，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还轮流当过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还不时去学生家里走访，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时间长了，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越来越投入地开展教学工作，并在乡下感受到了农民身上的质朴、醇厚的人情味。淳朴的乡亲们在陈伟华的身上似乎也看到了陈云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什么政治风险，拉着陈伟华的手，诚恳地让她转告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陈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陈云，陈云的脸上便呈现出温暖的笑意。
此时，陈伟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自己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地方的老百姓亲近！陈伟华不由得想起父亲曾多次对她们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句话，陈伟华记了一辈子。
不久，陈伟华从小学调到中学任教，离家更远了，她只能两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时，父亲都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陈云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的生活。当听说乡亲们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放松生产时，陈云非常高兴，连连说好。
一次，陈伟华对父亲说，乡下太穷了，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陈云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告诉她农民之所以用不起手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叮嘱陈伟华，在农村不要穿皮鞋，工资要省着花，不要脱离群众。后来，陈云知道陈伟华存了一点钱，就打趣地问她：“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每次回家，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昵称)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两封特殊年代的家书与两个磨得锃亮的普通核桃
陈伟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翻开这一时期父亲读过的这些书，能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在当时的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陈云的家庭与许多家庭一样历经沧桑。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陈云化名“陈元方”南下江西，他的夫人于若木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孩子们也分别到了干校、农村和部队。在下放期间，都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幸运的是，他们都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对待，没有受到太多歧视。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这为他后来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繁忙工作的同时，不仅仍然勤奋学习，而且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工人、农民和专家请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陈云这种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使陈伟华受到很大的震动，头脑中出现了很多疑问，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她想更多地了解社会。于是，陈伟华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还提出要女儿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另外，为了使陈伟华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她多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告诉她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说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封信尽管是父亲给女儿的一封普通家书，但在陈伟华看来，却更像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这封信使陈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时就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却很少给她什么表扬。而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著作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所抱的希望；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那坚定的信仰。
1971年4月，陈伟华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陈伟华回忆说：“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以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我看到，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父亲在南昌一共住了2年零7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在江西的日子里，陈云的子女们都先后来看望、陪伴过他。尽管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和子女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读书学习问题。他告诉子女，学好理论是政治进步的基础，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第二年4月，陈云离开南昌，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由于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陈云又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若干著作。1973年8月7日，陈云在北京的家中给陈伟华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参加由父亲发起的家庭读书会。首先学习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个人先自学，然后每星期天上午用3个小时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接到信后，陈伟华非常高兴，按父亲的要求认真阅读了《实践论》。
陈伟华认为，正是由于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思考，他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在父亲的教育下，在党组织以及周围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陈伟华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1974年10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父亲知道她入党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模范作用，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20世纪70年代，陈云的手关节出现了毛病。医生建议除加强治疗之外，平时若能多注意有重点地增加手指关节等部位的活动，会有助于尽快恢复。当时正在怀柔担任乡村教师的陈伟华，得知此事后，心中很着急。后来她突然想到，这里不是盛产素有“京郊一枝花”之称的核桃吗？而且个大壳硬，平时把它们握在手里搓，不是可以起保健作用吗？陈伟华于是请怀柔的老乡帮着拣些核桃，从一大堆核桃中，精心挑选出最中意的两颗，利用回家的机会送给父亲。
陈云一见就喜欢上了，他把核桃握在手里转起来，觉得大小正好合适，手感很好，他感到十分欣慰：女儿长大了，知道关心人了。随着转动越来越娴熟，陈云高兴地笑了起来，连声说：“好，好，正适合。”从此，这一对核桃成为他的心爱之物，再也没有放下过。天长日久，核桃被磨得锃亮，陈云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每当看到父亲手搓核桃怡然自得的样子，陈伟华的心中总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这两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普通核桃，一直陪伴着陈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父亲的挚爱与女儿的“而立”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嘱咐妻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陈伟华。陈伟华听后，与父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她从小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跨入大学那神圣的殿堂，在干净、明亮的教室中聆听著名教授、学者讲课，在图书馆里尽情地看书、查资料，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可当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即使马上将复习课本和相关资料凑齐都有难度，更何况平时还要正常上班，陈伟华有些犯难了。于是，她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内容。
母亲的回信很快来了，信中说：“你爸爸说这叫走后门。”陈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自己怎么不想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陈伟华只好自己想办法。她边看自己手中已有的课本，边从同学、朋友处借来有限的课本和资料。白天工作，晚上的时间则被全部用来复习迎考。时值隆冬，屋里很冷，到处透着风。坐着看书，一会儿感觉冷了，就起来边走边看书，或者喝口开水暖暖身子。有时实在冻得不行，就钻进被窝，在被窝里看。
艰苦的努力加上原来较扎实的基础，使陈伟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手捧那份清晰的印着自己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时，她激动得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随后，陈伟华在第一时间将喜讯告诉了父亲。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陈云开心地笑了。
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十分缺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组织上将陈伟华分配到了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陈伟华将这些情况告诉父亲时，陈云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陈云听到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个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陈云对陈伟华说。“你是师大毕业的，还是教书好。”
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女儿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直到今天，陈伟华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教育岗位上，潜心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当教师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职业的，也找到了乐趣”，“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陈伟华几乎记得每一个教过的学生，她和学生相处很融洽，有几个经常和她联系的，已经成了朋友。如今，她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学生身上，她看到了自身价值的实现。问及平时的爱好，这位脚踏实地的耕耘者沉吟许久，说由于专业的原因，喜欢读一些历史书籍和人物传记，也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几乎都会背。
陈云生前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被广为传颂：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陈云经常教育子女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陈伟华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靠自己“而立”。不论多困难，她和丈夫也不要家里支援，从不找父亲出面为自己解决什么问题，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
陈云以自己的言行、品格影响着他的儿女们。陈云去世后，每年的6月13日这一天，于若木都要率子女和陈云的历届工作人员聚一聚，共同追思陈云。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陈伟华便会忆及自己的父亲，想起童年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父亲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有一回，陈伟华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对父亲很“陌生”。大些了，陈伟华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子女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用胡须轻轻地“扎”她，问：“扎不扎？”陈伟华咯咯地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地笑了。父亲离开家人已经10个年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陈伟华的脸上。
尽管全国人民视陈云为“开国元勋”之一，但是陈云在自己的子女心底永远是位慈父、严师，永远是那么朴实、可亲、可爱，同样也是那样的真挚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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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陈云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而对于他的5个子女来说，陈云则是一位真正的慈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子女。在与陈云的女儿陈伟华的接触中，笔者能从她与父亲特有的父女关系中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并进而更全面地了解世纪伟人陈云。一次严厉的责备与一生无法忘记的话语
小时候，陈伟华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当人民教师，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向。当年，在中国公映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让她百看不厌，尤其喜欢剧中人物瓦尔瓦拉，希望将来也能像她那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她的父亲陈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批判。1968年，同学们陆续奔赴工作岗位时，陈伟华还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好不容易，她被预分配到丰台区的一所学校工作，可那里的干部在调阅学生档案时，发现陈伟华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就不敢接收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了。后来，几经努力，她终于被分配到怀柔县当上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县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分到条件稍好一些的平原地区。这时，陈云却引导她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陈伟华收拾行装时，陈云谆谆嘱咐她要做好到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的小学条件非常简陋，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灰便漏了出来。
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陈伟华教的是“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个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着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看着孩子们天真的表情，陈伟华的心情轻松多了。
冬天很快来了，陈伟华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地搓手，听着门外呼呼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感到十分孤单。夜深人静时，陈伟华想到了父亲，家人大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留在家里，父亲现在怎样了呢？自己又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地两生，于是陈伟华想家了。
有一天，不是周末，陈伟华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家。一路上，她心里荡起一丝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可是，她没有料到，一踏进家门，迎接她的是父亲惊异而严肃的目光。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听到父亲的责问，陈伟华只觉得是酸菜坛里腌石头――一言（盐）难尽（进）：“我……”陈云对她没请假就走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回去。”
那天，父亲很严肃，说话很不客气。陈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她流泪了。
晚上，父亲与陈伟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说：“家里你就放心，明天就回去，孩子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陈伟华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陈伟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说也奇怪，当她再度踏进那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户上的陈旧窗纸，连车子驶过土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干下去。
就这样，她安下心来认真教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还参加农业生产，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还轮流当过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还不时去学生家里走访，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时间长了，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越来越投入地开展教学工作，并在乡下感受到了农民身上的质朴、醇厚的人情味。淳朴的乡亲们在陈伟华的身上似乎也看到了陈云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什么政治风险，拉着陈伟华的手，诚恳地让她转告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陈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陈云，陈云的脸上便呈现出温暖的笑意。
此时，陈伟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自己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地方的老百姓亲近！陈伟华不由得想起父亲曾多次对她们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句话，陈伟华记了一辈子。
不久，陈伟华从小学调到中学任教，离家更远了，她只能两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时，父亲都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陈云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的生活。当听说乡亲们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放松生产时，陈云非常高兴，连连说好。
一次，陈伟华对父亲说，乡下太穷了，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陈云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告诉她农民之所以用不起手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叮嘱陈伟华，在农村不要穿皮鞋，工资要省着花，不要脱离群众。后来，陈云知道陈伟华存了一点钱，就打趣地问她：“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每次回家，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昵称)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两封特殊年代的家书与两个磨得锃亮的普通核桃
陈伟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翻开这一时期父亲读过的这些书，能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在当时的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陈云的家庭与许多家庭一样历经沧桑。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陈云化名“陈元方”南下江西，他的夫人于若木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孩子们也分别到了干校、农村和部队。在下放期间，都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幸运的是，他们都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对待，没有受到太多歧视。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这为他后来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繁忙工作的同时，不仅仍然勤奋学习，而且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工人、农民和专家请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陈云这种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使陈伟华受到很大的震动，头脑中出现了很多疑问，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她想更多地了解社会。于是，陈伟华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还提出要女儿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另外，为了使陈伟华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她多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告诉她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说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封信尽管是父亲给女儿的一封普通家书，但在陈伟华看来，却更像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这封信使陈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时就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却很少给她什么表扬。而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著作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所抱的希望；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那坚定的信仰。
1971年4月，陈伟华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陈伟华回忆说：“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以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我看到，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父亲在南昌一共住了2年零7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在江西的日子里，陈云的子女们都先后来看望、陪伴过他。尽管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和子女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读书学习问题。他告诉子女，学好理论是政治进步的基础，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第二年4月，陈云离开南昌，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由于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陈云又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若干著作。1973年8月7日，陈云在北京的家中给陈伟华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参加由父亲发起的家庭读书会。首先学习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个人先自学，然后每星期天上午用3个小时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接到信后，陈伟华非常高兴，按父亲的要求认真阅读了《实践论》。
陈伟华认为，正是由于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思考，他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在父亲的教育下，在党组织以及周围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陈伟华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1974年10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父亲知道她入党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模范作用，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20世纪70年代，陈云的手关节出现了毛病。医生建议除加强治疗之外，平时若能多注意有重点地增加手指关节等部位的活动，会有助于尽快恢复。当时正在怀柔担任乡村教师的陈伟华，得知此事后，心中很着急。后来她突然想到，这里不是盛产素有“京郊一枝花”之称的核桃吗？而且个大壳硬，平时把它们握在手里搓，不是可以起保健作用吗？陈伟华于是请怀柔的老乡帮着拣些核桃，从一大堆核桃中，精心挑选出最中意的两颗，利用回家的机会送给父亲。
陈云一见就喜欢上了，他把核桃握在手里转起来，觉得大小正好合适，手感很好，他感到十分欣慰：女儿长大了，知道关心人了。随着转动越来越娴熟，陈云高兴地笑了起来，连声说：“好，好，正适合。”从此，这一对核桃成为他的心爱之物，再也没有放下过。天长日久，核桃被磨得锃亮，陈云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每当看到父亲手搓核桃怡然自得的样子，陈伟华的心中总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这两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普通核桃，一直陪伴着陈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父亲的挚爱与女儿的“而立”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嘱咐妻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陈伟华。陈伟华听后，与父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她从小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跨入大学那神圣的殿堂，在干净、明亮的教室中聆听著名教授、学者讲课，在图书馆里尽情地看书、查资料，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可当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即使马上将复习课本和相关资料凑齐都有难度，更何况平时还要正常上班，陈伟华有些犯难了。于是，她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内容。
母亲的回信很快来了，信中说：“你爸爸说这叫走后门。”陈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自己怎么不想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陈伟华只好自己想办法。她边看自己手中已有的课本，边从同学、朋友处借来有限的课本和资料。白天工作，晚上的时间则被全部用来复习迎考。时值隆冬，屋里很冷，到处透着风。坐着看书，一会儿感觉冷了，就起来边走边看书，或者喝口开水暖暖身子。有时实在冻得不行，就钻进被窝，在被窝里看。
艰苦的努力加上原来较扎实的基础，使陈伟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手捧那份清晰的印着自己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时，她激动得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随后，陈伟华在第一时间将喜讯告诉了父亲。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陈云开心地笑了。
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十分缺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组织上将陈伟华分配到了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陈伟华将这些情况告诉父亲时，陈云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陈云听到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个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陈云对陈伟华说。“你是师大毕业的，还是教书好。”
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女儿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直到今天，陈伟华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教育岗位上，潜心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当教师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职业的，也找到了乐趣”，“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陈伟华几乎记得每一个教过的学生，她和学生相处很融洽，有几个经常和她联系的，已经成了朋友。如今，她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学生身上，她看到了自身价值的实现。问及平时的爱好，这位脚踏实地的耕耘者沉吟许久，说由于专业的原因，喜欢读一些历史书籍和人物传记，也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几乎都会背。
陈云生前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被广为传颂：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陈云经常教育子女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陈伟华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靠自己“而立”。不论多困难，她和丈夫也不要家里支援，从不找父亲出面为自己解决什么问题，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
陈云以自己的言行、品格影响着他的儿女们。陈云去世后，每年的6月13日这一天，于若木都要率子女和陈云的历届工作人员聚一聚，共同追思陈云。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陈伟华便会忆及自己的父亲，想起童年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父亲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有一回，陈伟华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对父亲很“陌生”。大些了，陈伟华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子女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用胡须轻轻地“扎”她，问：“扎不扎？”陈伟华咯咯地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地笑了。父亲离开家人已经10个年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陈伟华的脸上。
尽管全国人民视陈云为“开国元勋”之一，但是陈云在自己的子女心底永远是位慈父、严师，永远是那么朴实、可亲、可爱，同样也是那样的真挚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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