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长江的成名看中国的新闻自由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大陆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范长江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

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发表通讯《陕北之行》等，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1949年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1949年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的遗体在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枯井里被发现。他是自杀的还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个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杀，也是由于残酷迫害所致。他已经被关押三年了，受尽了折磨。

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范长江在中国最早出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后的情况。1935年，26岁的范长江做为《大公报》记者到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采访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其中透漏了红军北上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到了陕北，写了系列通讯《塞上行》，介绍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的情况，替共产党做了宣传。《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记者，也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1939年，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变成了组织的喉舌，为党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地效力，热情讴歌党。

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当时反对政府、颠覆国家的中共组织的情况，并至为之做宣传，更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党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共产党的天下。不知是谁的主意，现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以范长江命名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知道“范长江新闻奖”是号召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在《大公报》时期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由精神，还是要大家记住他在组织内充当喉舌最终被戕害的命运？

透过范长江和《大公报》，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层面。

国民党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党治国，实行党阀专制，比军阀统治更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中宣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由此看来，国民党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慈禧、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大大倒退了

但是，它还是要比今天宽松得多。说它宽松，主要是指它允许民间办报，报纸不仅不必只唱主旋律，还可以批评政府。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即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

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党祸》一文对国民党在“4.12”以后以暴力铲除政治对手共产党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怒。抗战时期，报纸搬到重庆，它也直截了当地抨击官僚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于《大公报》敢骂国民党政府，有人说那是属于“小骂大帮忙”，但是，共产党执政后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大帮忙”，为什么不允许“大帮忙”的报纸存在？不要说骂国家领导人，如今的报纸若敢给领导人提意见，就立即命运不测。

老牌报纸《申报》更敢于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说“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共红军的时候，它连续发表了三篇与中央对着干的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指斥政府：“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不仅仅是《大公报》和《申报》，当时其它民办报纸也常常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抨击政府，批判蒋介石。抗战后，《世界日报》还公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国民党视共产党为“匪”，对共产党采取的是镇压政策，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封堵共产党的声音。国民党制定的法律把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定性为反动宣传。但是，亲共产党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员的左翼文人，却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远不够严厉、坚决和成熟。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文章。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19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党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的文章，或者鲁迅的反党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硬骨头要么变成软骨头，要么变成骨灰。

范长江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那候，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茅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共产党控制的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执政时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报纸，但国民党以后的中国，就只有当权派的报纸了。国民党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党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党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史量才是个不畏权贵的人，有好心人曾经劝他不要得罪当局，说蒋介石有百万军队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说，我也不敢得罪百万读者。史量才被暗杀后，蒋介石不承认是自己干的，还下令彻底追查，远没有毛泽东执政后“不许敌人乱说乱动”的气魄和气势。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报纸，还杀害了共产党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这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时期，别说是联合抗议镇压敌方的报人，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迫害死了，也没有任何媒体敢吱一声，不仅不敢吱声，还一个劲地拥护。无论杀谁，舆论都会一致高呼“大快人心”。

因此可以断言，尽管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出现新闻行业后，历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还不是最黑暗的时期。

2010-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