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礼堂的总设计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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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礼堂的总设计师(下)
 英雄何愁无用武之地     大会堂选址于学田湾马鞍山。贺龙司令员调来 200多名工程兵及十余辆推土机支援削山平地。为加快进度,又增调了几百名劳改犯。
    这是一个边设计边施工的突击工程,它对总工程师的压力特别大,2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在解放初期绝对是罕见的浩大工程。尤其是大跨度钢穹顶结构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张家德勇敢地挑起了勇担。他一边指挥削山平地,一边开始着手大会堂及其配楼的设计。
    上级从重庆大学等单位调来8名青年学生,协调张家德工作,其中黄智民、蔡绍怀是学结构专业的,张对他俩特别器重,常常耐心地言传身教,期望他们早成大器。
    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半球形钢穹顶的安全性。理论上的周密计算与实际应用之间会有多大的误差?张家德盼望着他急需的外文资料早日到来。9月底,一份英文邮件辗转数万里,终于送达重庆,这是关于世界上仅有的几座钢穹顶的计算理论和实例的珍贵资料,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因为忙,没有大块时间来消化,他就把资料分成十几份,每份再折成小册子,揣在衣袋里,利用每个间隙来细细研读,甚至连坐在马桶上的时间都不放过。两月之内,他便掌握了资料的全部精髓,并用硫酸纸将重要部分抄录下来,用晒蓝图的方法给搞结构的助手每人复制一份。
    大会堂及其配楼的设计和绘图工作全面铺开了。他指挥助手,绘出了各层建筑平面图、剖面图、主体透视图,每一步都必须深思熟虑,否则就会返工。设计中的千头万绪与土石方施工中的各种问题都交织在张家德的脑子里。他忙得晨昏颠倒,常常吃了这顿忘了那顿,导致了严重的胃病。胃疼时就吃上两块饼干,而舍不得花一点时间到医院去。
    直到大便出现了沥青色,回家时连楼梯都上不去了,脸色铁青,虚汗直冒,脉搏狂跳,才意识到病情危重。妻子忍不住哭了,责怪他:“你不要命啦?”他被送到医院抢救、输血……住院才第三天,他又带着一包云南白药回到了工地设计室。
    根据第一次计算的结果,证明采用钢穹顶网壳的设计意图完全正确可行。1952年春节后,他又带着黄智民、蔡绍怀等助手进行了第二次计算。这次是精算,如杆件或节点板,无论有多少个,都必须逐一算出,再加以处理,每一计算步骤都必须工工整整书写存档。科学是严谨的,每一步都大意不得。
    大病之后的张家德与助手们一连奋战了20余天,才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作。可惜这耗去多少心血的大本计算资料十年浩劫中却被造反派付之一炬!
    计算毕,立即又进入赶画钢结构施工图阶段,并着手进行实物试验,按比例缩小后的半球型钢网壳仿真模型像个直径1米多的大鸡笼,扣在试验现场。
    张家德一声令下,模型顶部球面上被施加均布试验荷载(试验荷载是实际荷载按比例缩小后严格计算出来的荷载值的2倍)。之后,设计人员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当时前来看试验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都希望试验能顺利通过。
    当天没发现网壳变形。荷载又持续施加了三天,三天后仍未发生变形,张家德又令将荷载增加五成,总和是计算值的3倍。如此大的试验荷载又连续施加十来天,网壳经受住了疲劳考验,仍未发现有任何微小的变形。
    试验最后一天,现场挤满了人。张家德全家连同老母亲也都来了。当试验人员宣布检测值完全在正常范围时,全场观众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张家德的眼眶湿润了。有位工人未经允许就跳上了模型顶,像孩子似地一连蹦了几下,网壳依然坚固结实,引得人们哈哈大笑。
    实验成功了,宣告了圆穹顶钢结构设计可以交付施工了。
    1952年5月,马鞍山削山平地工程基本完成。5月中旬,大会堂基础开始施工,随着钢筋混凝土浇入地槽,宣告了主体工程的起步。
    6月,设计工作进入后期,建筑、结构组的技术员们作细部大样图绘制,包括厕卫、梁板配筋,檐口、廊柱上的龙凤花纹彩绘等。
    6月之后,张家德的主要精力移至工地,这里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配制混凝土的成分比例是否严格?砂子中的含土量是否偏大?混凝土洗灌后是否及时浇水养护了?……件件都关系着工程质量、关系着百年大计。他苦口婆心向技术员和工人们强调质量的重要性,由于耳聋,他生怕别人听不清楚,因此说话时声音总是很大,把自己搞得很累。由于他要求很严,部下既怕他又尊敬他。当他一出现在工地上时,大家就说:“聋子老总来啦!”
    工地上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他思考:譬如庞大沉重的钢结构由哪个施工队来安装?通过什么组织途径去调动?又譬如三重环形屋面挑檐在半球形钢网架上如何托起?如何安装?性质完全不同的钢、木两种材料如何结合?环形排列的琉璃瓦在穹顶不同直径处其尺寸也必然不同,如何计算?有多少种?又如何制造?北京天坛直径很小,完全用木结构就可处理了,瓦可用灰泥座在屋顶上,施工也容易,大会堂则不同,用泥座,徒增重量不说,还会长青草腐烂木头……
    所有的技术难题都被这位总工程师一一化解,因为他的背后站着党和人民。
    1953年底,大会堂主体工程竣工,建设者进入场地整修和室内陈设布置阶段。
    1954年4月,大会堂更名为重庆大礼堂,正式交付使用。
    凡是亲睹了重庆大礼堂里里外外的人,无不惊为天阙!

经受风刀霜剑的考验     1954年初夏,功劳卓著的张家德奉调去北京工作。调令下达第三天,他便乘飞机去首都报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接见他并给了他新的任务——作首都体育场工程甲方(即国家体委)代表。因国家体委无工程人员编制,他的工作关系落在北京民用设计院,任该院副总工程师,评技术一级。
    1955年4月9日,《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在“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黑体标语下发表评论——《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批评这项工程“浪费不小,用处不大,形式堂皇,内容恶劣”,是“资产阶级片面追求豪华的唯美主义思想和个人名利思想作怪”。
    党报一呼,应者云集。当初大礼堂工程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需要改造的旧知识分子”的张家德自然更是惶恐不安。
    评论写道:就其规模来讲,礼堂大楼比天坛祈年殿高大宽阔好几倍,礼堂配楼连带附设招待所也要比天安门大得多。整个工程的投资超过原计划很多。礼堂内大量建筑面积被空废着,楼层上因看不见而未安座位,或因安了座位也不宜坐人的就达730多个,致使空位子比一些剧院的全部座位还要多。每层楼座后面的宽大走廊,宽得可以行驶吉普车……为维护礼堂,需要重新补修增加设备,单这几个项目还得花五、六十万元哩!除此以外,每年还得支出一大笔维护费用……
    各种社会谣言更是随风而起:说大礼堂修建中问题严重,有人贪污,总工程师都被枪毙了……说礼堂下面埋了定时炸弹,专炸党和国家领导人,设计者是个大反革命,云云。
    鞠躬尽瘁的张家德无故遭受责难和非议,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相信组织上不会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邓小平政委、贺龙将军、段云主任不会不替自己说话的。
    1957年,党开始整风,在中山音乐堂,他代表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万人大会上发言,对那些要共产党下台的反动言行进行痛斥和批判。但后来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一大批优秀正直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是极力反对的。
    1959年2月23日,为确保首都十大工程的结构的安全、美观,根据周总理指示,全国建筑界专家在前门饭店开审查暨研讨会,三位著名钢结构专家负责审查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图纸,其中就有张家德。
    国庆十周年前夕,十大工程竣工,像十颗珍珠装点了首都。张家德在复查工程质量途中,看见长安大道两侧房屋低矮陈旧,与首都的地位太不相称,他渐渐生出一个宏伟的构想——他要以天安门左右两侧的长安街为横轴,用笔把未来的城市建筑一幢一幢地画出来:写字楼、商场、影剧院、民宅……就像当年画重庆大礼堂那样,让心中的美厦跃然纸上!以后呈送城市父母官,可作美化首都的参考。
    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经过几个星期的观察、构想,然后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自定工作。这项耗时漫长的劳作几乎占去了他六年中全部业余时间,一直到文革开始才被迫停下来。
    多少个拂晓、傍晚和节假日,他骑自行车在长安街沿途徜佯,如痴如醉地思考每栋建筑物的功能、造型以及结构特点。他一张接一张地画,一座接一座地描,然后把心血结晶依序裱在纱布上。这部伟大的作品共有5卷,每卷至少有20米长。百米长卷中,有黑白相间、阴阳交错、立体感极强的铅笔画,还有彩色渲染图,有数十层的办公大楼,有中国式的希尔顿饭店,有古色古香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有造型各异的高层公寓……所有构想,与30年后的长安街两侧建筑布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老设计师当年精密的思考和远见卓识使后人们不由得深为叹息!
    正当他勤奋描画当代的《清明上河图》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休止的批斗,第一条罪状是“充当了大军阀、大土匪、大黑帮贺龙的黑干将”,第二条罪状是“充当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西南搞独立王国,建造宫殿式建筑的黑干将”,他还被诬陷“两次参加国民党”……他失去了工作,他被监禁,睡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他欲辩无言,欲哭无泪……“以前为革命拼死拼活地干,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屈辱与痛苦延续了好几年。在无法工作的日子里,他默默开始了对在地震作用下超高层结构的设计研究,他将所有的痛苦抛掷脑后,仍然希望着能实现梦寐以求的向往——在中国的土地上盖起一幢幢美仑美奂的大楼,让全世界为之赞叹!
    文革期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段云一直深切关注着他的命运。
    1977年9月,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也在询问张家德的近况。次年3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国家建委的安排,张调任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任副总工程师,时年65岁的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请求组织上尽快给他工作,“我还能再干几年……”
    1978年张家德已身患重病,仍承担了国际饭店的设计工作,白天四处奔波调研,晚上边喷着气雾剂镇着哮喘边整理当天收集的资料……后来由于经济紧缩,工程被迫下马,他一下子仿佛苍老了许多。
    1982年5月,他的肺心病再次发作,19日病情恶化,他却还在深深眷恋着他的建筑事业。他问身边的小女儿:“爸爸还能再活10年吧?”“能!”“邓小平还能再活20年吧?”“能,能!”女儿已是满眼噙泪。
    “那好,等我病稍好一点,我就给邓副总理写信,请他批准把建国际饭店的钱拨下来。钱一拨下来,这个工程的施工还要由我来搞!”他痴痴地注视着墙上那幅衬有蓝天白云的国际饭店38层彩绘效果图,无限神往的样子。
    1982年5月20 日,张家德已生命垂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还喃喃地说着:“图……图……我的图……”在第11次昏迷之后,他永远地闭上了睿智的眼睛。
    一位建筑大师,带着遗憾、带着创痛、带着未尽的梦想,骑鹤远去了。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追悼会上,有关领导对他为新中国建筑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表彰。段云同志专门为他写了真挚沉痛的悼念诗词。他的众多的同事、弟子、同学、朋友和仰慕者,纷纷表达了对这位耳聋心明、正直善良、历经坎坷、深钻实干、一生敬业的老知识分子的深切怀念。
    在他长期工作生活过的山城重庆,巍峨壮丽的人民大礼堂成了他永远的丰碑。         
     (原载《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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