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中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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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失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紧随其后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这都是焦点议题之一，许多其他议题实际上也是由此引申而来。
全球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是经常项目收支失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而大多数国家的长期利率仍然保持在低位。在外在表现上，一方面，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扶摇直上；另一方面，中国、日本、中东石油输出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来源。
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内在根源是全球性的储蓄－投资失衡，而这种储蓄－投资失衡又是20多年来总体趋势发展的结果。上世纪70年代前期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后，全球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度锐减，随后相对稳定，90年代后期至今再度下滑，于2002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近两年方才略为反弹。但这种储蓄率和投资率双双下降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其在全球储蓄和投资中所占份额已从70年代的85%下降到目前的70%。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储蓄率在此期间总体上一直稳步增长，其投资率一度显著上升，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逆转，至今仍保持在低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量剩余储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东亚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这笔逆差大多数又回流到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方式，发达国家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
无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发达国家，这种失衡局面都不应也注定不可能长久。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2003年间，拉丁美洲、东亚（日本除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12.9%、14.7%和11.3%，全体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资本回报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因此，且不提由于巨额贸易顺差而趋向激化的贸易争端，在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向资本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提供融资，不仅牺牲了当前的消费，也牺牲了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换言之，也就是它们自身经济发展的机会。
对于发达国家，从表面上看，在这种资金回流过程中，美国长期利率受到了有力的抑制，以至于出现了短期利率不断提升而长期利率反而下降的奇特现象，这非常有利于降低美国经济活动的融资成本。从2004年6月到2005年9月20日，联储已经连续11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了3.75%，提升了2.7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从4.7%左右下降到如今的4.2%左右，下降了0.5个百分点，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利差进一步走低。受长期债券走势影响，美国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也从2004年初的6.3%下降到年末的5.8%。然而，持续的低利率也刺激了这些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至于发达国家总体上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市场表面上的火爆蕴藏着泡沫破灭之后爆发重大经济危机的风险，因为房地产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居民的最大金融资产项目，而且广泛分布于各个阶层，不象证券资产分布比较集中。房地产市场上涨将通过正向的财富效应有力地推动居民消费；房地产市场大幅度下跌不仅将通过负向的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消费支出锐减，而且将给金融体系造就巨额不良资产，拖累整个经济增长，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经历就是前车之鉴。
在长期内，随着发达国家外资存量日益上升，尽管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收益率通常高于其境内外资的收益率，但持续的资本流入终有一天将导致其投资收益项目也从盈余转为赤字。从二战战后初期到最近10年，美国经历了从“世界银行家”到“世界风险资本家”的转变，以至于美国从净债权国转变为净债务国已有19年之久（按照现值法计算），去年年底在美外商直接投资比美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高出2.5万亿美元，当年美国海外资产收入却比在美外商投资收入多300亿美元。然而，今年第二季度，美国投资收益项目已经出现了4.55亿美元的赤字，与去年同期的150亿美元盈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持续国际收支赤字的“特里芬效应”最终必将削弱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危及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
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既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解决这一问题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主要有这样几种：
——增加美国国民储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把美国国民储蓄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减少相当于0.5%GDP的数额，这是效果最显著的办法。
——提高东亚（中国大陆除外）的投资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如果将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投资率提高5个百分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减少相当于0.5%GDP的数额。
——促进日本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如果日本实际GDP年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3年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减少相当于2‰GDP的数额。
中美两国互为名列前茅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事实上的最大贸易差额来源地，中美两国经济政策协调对化解全球经济失衡至关重要。按中方统计，2004年对美贸易顺差803亿美元，2005年1-8月对美贸易顺差70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1-2004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和1620亿美元；2005年1-8月逆差总额4831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就有1262亿美元，占26%。而且，就绝对数字而言，今年中国创造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贸易顺差已成定局，1-9月累计贸易顺差高达683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可望超过900亿美元乃至1000亿美元，比此前的年度贸易顺差最高纪录翻一番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压缩经常项目逆差的重点，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逼迫人民币升值又被许多美国人视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灵丹妙药，以至于纺织品特保争端成为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反响最大的对外贸易争端，“人民币升值论”也从2002年下半年至今经久不息。其实，如果说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增长的经济产出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那么各国为此分担协调成本时也应当符合受益原则和负担能力原则这两项衡量税收公平的标准，前者要求受益多者多承受负担，后者要求实力强者多承受负担。根据这两项标准衡量，尽管中国应当而且必定会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作出自己的贡献，但片面要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买单”本身就堪称出离荒谬了。美国自己必须作出相应的努力来提高本国国民储蓄，正如上文所言，这是解决全球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鉴于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美国自己需要作出足够的努力来降低其财政赤字。
不仅如此，美国人选择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本质上是双重宏观失衡的表现，第一重失衡是全球性储蓄－投资失衡，第二重失衡则是我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失衡。储蓄和投资畸高、国民消费过低是中国经济的痼疾，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65%以上。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都在35%以下。但中国1980-1989年间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100%）高达36.5%，1992年以来始终高于30%，1998年以来始终高于36%，2002年高达42.2%。今年，我国居民储蓄持续快速增长，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一再上升，第一季度、上半年分别为35%、48%，前三季度合计竟然达到了53%的史无前例的水平，预计全年可达55%。与此同时，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GDP比重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为48%、43%和42%，持续下降。在国内消费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600种主要消费品中71.3%的品种供过于求实属顺理成章，大量商品投入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也是理所当然。有鉴于此，要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根本出路既不在于给中国商品出口设置壁垒，也不在于强迫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而在于提高中国国民消费。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10月17日闭幕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中，美方表现出了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通情达理”。在最引人注目的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方在会谈中赞同“选择汇率制度属于一国主权行为”的说法，并盛赞7月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指责试图因为汇率问题而惩罚中国的法案是“一种考虑不当的法案”。看来，美国在对华经济对话中至少部分采取了新路线，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减少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进而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改善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然而，尽管美方确定了更加现实的对华经济对话方针，但鉴于美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成员，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追求短期效应对美国政府始终有着“挡不住的诱惑”，这项颇富积极意义的方针究竟能否完全落实、如何落实，仍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我们仍然不可过分乐观。
作者：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