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宝教授”刘文典批鲁迅18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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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教授”刘文典批鲁迅18宗罪
阅读提示：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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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
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支持他的仅有两篇。
《关于鲁迅》讲了什么？
刘文典到底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呢？
且不着急，先来看看1949年7月22日云南昆明《观察报》上的一首现代诗，题目叫《话说刘教授》，模仿的是板话的腔调：
年年有个九月九
云大有个刘教授
谈庄子 讲红楼
目空四海
眼光如豆
小烟三口
精神抖擞
脑筋一转嫌不够
一心要把鲁迅咒
鲁迅说以牙还牙
你说他自贬咬狗
鲁迅著小说史略
你说人骂他抄偷
人人尊他是文豪
你说他气量不够
人人说他是斗士
你说他彻底落后
人人说他创造好
你说他满篇污垢
空中楼阁
机械机构
一心想骂倒文豪
稳坐泰斗出风头
你说——
讲交情，谈往日
我和他同学同事
多年相处好朋友
没有说的是——
你们这些晚生猴
既不能动笔
更休想开口
呜呼哀哉刘教授
你只合——
歌功颂德
低眉卖笑
喷云 吐雾 敲烟斗
这个板话，虽然全篇都是调侃讥讽的言辞，但也交代出了刘文典那场演讲的大概内容。据说，当天晚上前去“听刘先生讲演的青年男女坐满了一屋子”，可见刘文典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
刘文典一向好发怪论，前去聆听演讲的人一定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肯定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刘文典的演讲为何在后来激起那么大的反应呢？他到底在演讲中罗列出了鲁迅的多少条“罪状”呢？为何在昆明的报纸上几乎全是批判他的声音，而很少出现支持者呢？
遗憾的是，刘文典的讲稿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草稿也在后来的生活变迁中丢失了。如今，当我们试图穿越时空隧道去打探刘文典当晚演讲的内容时，所能凭据的只有当年那些集中火力攻击他的云南老报纸了。
据云南大学蒙树宏先生在《鲁迅史实研究》一书中考证，当时发表批判刘文典《关于鲁迅》演讲的报纸至少七种，包括《大观晚报》、《正义报》、《朝报》、《朝报晚刊》、《平民日报》、《观察报》、《昆明夜报》等，共发表批评或批判类的文章二十七篇，而支持刘文典观点的文章仅有两篇。其中，《观察报》和《正义报》表现最为积极，隔三岔五就有与这场演讲有关的稿件刊出，一连“炒”了半个多月。
从报纸报道的情况分析，刘文典当晚演讲《关于鲁迅》的观点大约如下：
一、他和鲁迅的人生观是不同的，鲁迅以为人世太坏、阴险、欺骗、虚伪，等等，真是层出不穷，但他则认为人都是很良善的，他活了六十多岁，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坏人。
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
三、鲁迅小说所用的典故，譬如引车卖浆一典，翻遍古今的辞典都找不出，也就是说鲁迅用典的不古不文不恰当。
四、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而不取普遍的地方，而尤其只会写他家乡浙江的风景，譬如乌篷船之类。
五、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就伟大在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任何一国文字，任何一国的人都懂，而鲁迅小说取材的偏僻只是一部分人懂而多数的人是难懂的。
六、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
七、要研究小说就要懂佛理——印度佛理。鲁迅不懂佛学，更不懂印度学术，所以他把中国的小说源流并说不清楚。
八、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但鲁迅不会这样傻的，大概是参考吧。顾颉刚说了他这件事，他就和顾颉刚闹得不可开交，这足见鲁迅气量的不够。
九、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但文学家都是神经质的，两个神经遇在一块，当然要打架，这是可以原谅的。
十、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这是他错误的地方，一个民族既然会革命，那当然会成功，命都会革，而硬要说不会成功，这是不合逻辑的。
十一、鲁迅只会作短篇小说，如《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敢说他作不出，如《金瓶梅》，敢说他更作不出。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十二、鲁迅总觉得时时有人在迫害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他精神病态狂的表现；就譬如他住在北平绍兴会馆里，总觉得会馆里的人无人不迫害他，要真的这样，人都在迫害人，哪里会有什么会馆？
十三、近代做小说做得算是小说的，那是鲁迅，除了鲁迅，还有巴金。
十四、把鲁迅恭维得上天的人，真觉讨厌；而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的人，也很无聊，好多地方，别人是不知道鲁迅的，而他是清楚地了解的。
十五、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只在技术方面，是外国的技术罢了。
十六、鲁迅的文章根底，是得力于中国旧书的。要是他旧书读得不好，他是不能做得出那样的文章的。
十七、最了解鲁迅的，是陈独秀先生，因为鲁迅做小说是陈先生叫他做的。
十八、把鲁迅崇拜得了不起的人，还不是如像崇拜孔子的无聊。
这是一个化名为“白听”的人，在听完刘文典的演讲后，连夜赶工到凌晨3点写成后送报馆发表的，内容应该不至于有太多失真。后来许多报纸发起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依据这篇文章而引申开去的。
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那么，刘文典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演讲呢？他真的是像有些报纸所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达到红起来的目的”吗？
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
这就要从刘文典与鲁迅的早年往来说起。
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云大中文系师生积极筹备了一个纪念特刊，约十五万字，内容主要是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刘文典应邀向特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鄢朝让、袁世平第一次讲述了他与鲁迅的关系。这次访问的文字整理稿后来被收进纪念特刊，题目《回忆鲁迅》还是刘文典亲笔题写的。
据刘文典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他与鲁迅的“渊源”最早缘于“先后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前后，鲁迅重返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这时听说章太炎于神田大成中学内开“国学讲习会”，于是邀集几个朋友另请章于《民报》社讲《说文解字》。1909年6月，鲁迅回国。这时，刘文典刚刚到日本留学，四处拜师无门，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拜见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学林社的章太炎，从此成为“章门弟子”。
由此可见，鲁迅从章太炎学在先，刘文典则在后，两人在章太炎的讲学处并未谋过面。不过，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籍学生平时往来甚多，刘文典也多次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故事，知道他们有两大有趣的特点：第一、周氏兄弟都不喜欢说话；第二、他兄弟两个随时都是口不离糖，以至饭都很少吃。鲁迅那时还不抽纸烟。
从别人的口中，刘文典在心里悄悄刻画出了对于周氏兄弟最初的印象：周作人的西洋文学较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因为周作人是日本京都立教大学的学生，那里很多教授都是美国人。当然，这个仅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印象，大体上是模糊的。
回到国内后没几年，刘文典和鲁迅都进了北大文科教书。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因《新青年》杂志而聚集在陈独秀的周围，只不过刘文典除了写稿之外，很少过问《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因而也一直未得机会与鲁迅见面。到了北大以后，两人“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鲁迅没有去过刘文典的家，刘文典也没有去过鲁迅的家。
刘文典说，他当时“并不佩服”鲁迅，“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每次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见面，他也几乎没听到过鲁迅同别的教授谈话，而且总是一下课就披起大衣走人。只不过，刘文典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吃糖了，而是拼命地抽纸烟。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文典没有课，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想看看这位“师兄”是如何上课的？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家。在这一次课上，刘文典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这和他后来“佩服”、“崇拜”陈寅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佩服”、“崇拜”是全方位的。至于鲁迅人格的伟大，刘文典“那时还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文典与鲁迅长谈了几次。听到刘文典谈论对《昭明文选》的看法，鲁迅竟然没有像以前痛骂“选学妖孽”那样痛骂刘文典，反而给予他很多的赞赏，这让刘文典很是高兴。两人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交流而接近了许多，只是仍谈不上成为亲密的朋友。
刘文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少年同学、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在教学、工作之外，两人仍然没有任何的私人往来。
鲁迅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员健将，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向恶毒的旧制度发起挑战。但刘文典在读了鲁迅的《呐喊》之后，“很不以他为然”，因为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说“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而且还用“曲笔”在烈士的坟头上加了一个花圈。
读完这些文字，刘文典很是不安，他认为“鲁迅不只是孤僻，简直是冷酷了”。这样的观点，也为他1949年7月11日的那场演讲埋下了伏笔。对于后来被人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刘文典始终没有做到完全地“崇拜”，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后到了广州、厦门、上海等地，刘文典与他也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因1929年5月李秉中结婚，新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请亲朋好友。李秉中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而且深得这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赏识。
李秉中写了部《边雪鸿泥记》，请胡适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只好央请刘文典打听一下近况。刘文典满口答应，立即给胡适写信，并在结尾落笔：“请你务必拨冗回弟一信，以便答复前途。”
鲁迅更是把李秉中当做不可多得的“少年知音”之一。他也曾为李秉中的《边雪鸿泥记》多次写信给胡适，关切之心，令人感动。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更是大胆解剖自我，首次坦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样的声音在鲁迅的生命中还是很少听见的。他后来与李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李秉中结婚，刘文典和鲁迅同时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刘文典记得，那一天，他去得比较早，但鲁迅更早，躺在芍药栏边的一张藤椅上，悠然地闭目养神。刘文典看到鲁迅穿了一件新的竹布大褂，便开玩笑说：“这可是《风波》里赵七爷的装束啊！”
鲁迅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生气。《风波》是鲁迅写的小说，赵七爷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个遗老，总靠假学问骗人。鲁迅知道，刘文典只是一时口快，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
由于婚礼迟迟没有开始，刘文典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鲁迅旁边，与他说了半天的话。鲁迅这一天的精神似乎特别好，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枯涩，只是说话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就连说笑话时都是一样。
老友重逢，刘文典很热心地问起鲁迅在外地生活的状况。鲁迅说，有一次在广州，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就不客气地回话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一句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国民党军警震得一愣一愣的，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刘文典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
两人正聊得热火，新郎新娘出来了。在主人的邀请下，大家各自走到大厅里吃西餐。席散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多钟，刘文典就匆匆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鲁迅。其实，这次鲁迅在北京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刘文典并没有去找过他，足见两人交情的深浅。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26年7月6日的当天日记里也有记载，不过依然是他一贯的简约笔法：
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两人的交往似乎也就仅此而已，说不上多么亲密，也说不上多么生疏。据蒙树宏先生考证，鲁迅在著述里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次。
在《知难行难》里，鲁迅浓墨重彩地写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的事情，行文是完全带着赞赏口吻的。这说明鲁迅极为钦佩刘文典的人格，对于和他的交情又不是完全冷漠的。
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或许正是出于与鲁迅这般的往来，刘文典才会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任意指点，“大放厥词”。
1949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十三年了。刘文典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时候的鲁迅早已不是活着时的鲁迅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神”，碰不得。
鲁迅晚年稍稍表现出来的左倾，让无数左翼人士和红色力量为之激动。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 3。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
在10月22日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4 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
一年之后，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定下基调：“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众所周知，他后来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正从四面八方突破国民党的白色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一连用了五个“最”来赞赏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刘文典忽视的，恰恰是这股力量。那天晚上，当他坐在泽清堂的讲台上，大谈他与鲁迅的交情，大谈鲁迅的“疵点”时，他可能并未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于他的“批判”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这原本应该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这场“大批判”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正义报》和《观察报》，虽然都是民办的报纸，但在整体倾向上是比较激进的，读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枪杀，这两份报纸都及时报道，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为。1949年9月9日，蒋介石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整肃”全省，查封了三份报纸，其中就包括《正义报》和《观察报》。
纵观云南各家报纸发表的“反攻”刘文典的文章来看，大多是带着激愤情绪的，甚至不惜在遣词造句中“扯起嗓子骂娘”。真正对刘文典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核实、考证的，并不多。
且来看看这些“大批判”文章——
够了！也不必和刘先生逐条讨论了（因为牛头不对马嘴，无从讨论起）！我相信，只要是（对）鲁迅著译有一点相当了解的人，对刘先生这一通所谓的讲演，如果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在胡乱讲说，那我真认为奇怪了！我们只要看他对是谁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盐谷温著作的话，他都没有弄清楚，以及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话，我们在《鲁迅全集》上并没有看见——也许是鲁迅先生对刘先生说的；据刘先生说鲁迅和他是朋友，但据《鲁迅全集》似乎鲁迅先生和刘先生并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就压根儿可以断定刘先生对《鲁迅全集》并没有读过，并没有读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呐喊》，就来讲什么《关于鲁迅》，还说是了解得最清楚，真是领教！领教！呜呼！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1949年7月14日《正义报》。）
鲁迅先生不但是作家，而且是彻底的中国人民的战士。他的文学直到今天都还发生着足以使统治者发抖的力量，所以他是非中庸者，是统治者迫害的对象，是反动文化人的死敌。
刘叔雅先生则不然。他是国内被誉为“国宝”的大学教授，是庄子研究权威，是温文尔雅之士，他从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过人，一直受着御座的恩宠，视为“国宝”看待；不仅此，他尚舒服地躺在床上吸阿芙蓉，青烟缭绕，说不出的魏晋风度。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多少人在灾难中呐喊，他只知道在象牙之塔里做“逍遥游”，这种生活跟鲁迅先生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难怪他要说鲁迅的杂文是雕虫小技，毫不足奇，难怪他要说鲁迅的为人太刻薄，缺少胸襟大度，他本来便是鲁迅思想及意志的敌人。
（方凝：《鲁迅与刘叔雅》，1949年7月25日《正义报》。）
“刘讲到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并且举例说：人被狗咬了一口，人是否也还咬给狗一口呢？”
这，如果找不出鲁迅被狗咬了一口，也还咬给狗一口的事证，也就不能随便妄说鲁迅“小气和偏狭”，更不能说“过于”。我看，刘教授固然很“大气”、很“正阔”的了。但被狗咬了一口，身体要受损害和拿不进钱来肚子要饿坏，就都是同样于不利的，那么又几曾见刘教授做墓志拒收报酬？做寿序却谢稿金？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白道：《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1949年7月17日《观察报》。）
刘文典又翻陈账了。前天讲了一会《关于鲁迅》，似乎有“盖棺”还不准“论定”的气概，可惜鲁迅死得太早，再无人敢来研究他老人家的“鞭尸论”。
为什么？因为在昆明“捧鲁迅的人”，谁能“比鲁迅学问还高”呢？也许刘老先生会感到“没有敌人”的空虚的吧！
（东方：《矛与盾》，1949年7月14日《朝报晚刊》。）
二十余篇反驳刘文典的文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极尽挖苦，甚至将刘文典爱吸鸦片的老底又揭了出来，言词之间充满火药味。有的文章标题就很恶毒，如《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给国宝给苍蝇们》、《论吃死人的人》、《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等等。有的虽然摆出学术讨论的姿态，但在论证过程中却“移花接木”或“顾左右而言他”，如《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分明是一副“谁都不可以批评鲁迅”的架势。
几乎听不到支持刘文典的声音。即使有，也都是很微弱的，而且注定一闪现就被淹没在“大批判”的唾沫浪潮里。1949年7月22日，一位署名为“羊五” 的作者在《正义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也谈〈关于鲁迅〉》。羊五说，“我们治学不是信宗教，也不是读党义，如果囿于一家之言，会永远关在小圈子内打转转，看不见更大的天，认不清更大的世界，鲁迅会有他真正的价值、分内的光荣。他的好坏，不在我们一味的捧，恶意的蹋。我们希望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欢迎‘唯儒独尊’的董仲舒！一个中国的罪人！所以，我也希望不要硬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新的圣人”。
刘文典在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他对鲁迅的认识相当陈旧，他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20年代。和20年代的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对鲁迅的认识差不多”。
在演讲中所说的一些话，也确实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刘文典并没有贬低鲁迅的用意，更没有试图通过踩踏鲁迅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据说，完全“一边倒”的批判声，让刘文典大感意外，觉得很委屈，他后来多次跟儿子刘平章说：“我很佩服鲁迅，怎么可能攻击他呢！”
他所说的，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
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刘文典当日在演讲中所列举的“鲁迅疵点”种种，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大多数还都是学术界早有争论的，有的甚至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争得天翻地覆了。
刘文典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将这些“噱头”重新梳理了一次。同时，刘文典可能也感觉到了，许多年来，人们将鲁迅捧得过高或踩得过低，其实都是一种“误读”。他希望能凭借自己对于鲁迅的了解与把握，还原一个作为“人”而不是“神”的鲁迅。
如果将刘文典的演讲内容大体归纳一下，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鲁迅的性格问题，如“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二、关于鲁迅的人品问题，如“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
三、关于鲁迅的小说问题，如“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四、关于鲁迅的抄袭问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
五、关于鲁迅的“思想家”问题，如“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
倘若我们仔细观照鲁迅同时代的人，或者鲁迅研究者们的笔触，去一一“咀嚼”刘文典所罗列的这些“鲁迅疑案”，就会发现刘文典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有来由的，只不过他又做了一些订正或发挥，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鲁迅的性格。
在这一方面，骂得最多最厉害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时代曾十分崇拜鲁迅，但她看到鲁迅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后，逐渐认定鲁迅是个“心底狭小”的人，由此走上坚定的“反鲁道路”，至死未变，“‘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里，曾毫不留情地大骂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其实，对于自身的“尖刻”，鲁迅生前也有所解释。1926年2月7日，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回应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批评，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 。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
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
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
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
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
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
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
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
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中国科技大学一教师语）！
其五，关于鲁迅的思想。
1942年10月，一位名叫“梅子”的作者编了一本《关于鲁迅》，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她）亲自操刀写了篇《鲁迅的再评价》，说：
鲁迅死了五年了，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揍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
作为旧时代的文人，没有太多政治细胞的刘文典所想持有的，可能正是“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然而，时代的浪潮已经汹涌澎湃、骇浪惊涛，再也容不得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在肆意发言了，甚至连鲁迅的家人都不能够。
1956年10月，云南大学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刘文典应邀再作《关于鲁迅》的演讲，“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
十年后，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鲁迅成为“文革”中唯一得到全面肯定的知识分子。
注 释
1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正义报》，1949年7月14日。
2 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69页。
3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4 孔海珠:《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05页。
5 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第73页。
6 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90页。
7 庄凯勋：《听刘文典教授讲鲁迅》
阅读提示：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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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
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支持他的仅有两篇。
《关于鲁迅》讲了什么？
刘文典到底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呢？
且不着急，先来看看1949年7月22日云南昆明《观察报》上的一首现代诗，题目叫《话说刘教授》，模仿的是板话的腔调：
年年有个九月九
云大有个刘教授
谈庄子 讲红楼
目空四海
眼光如豆
小烟三口
精神抖擞
脑筋一转嫌不够
一心要把鲁迅咒
鲁迅说以牙还牙
你说他自贬咬狗
鲁迅著小说史略
你说人骂他抄偷
人人尊他是文豪
你说他气量不够
人人说他是斗士
你说他彻底落后
人人说他创造好
你说他满篇污垢
空中楼阁
机械机构
一心想骂倒文豪
稳坐泰斗出风头
你说——
讲交情，谈往日
我和他同学同事
多年相处好朋友
没有说的是——
你们这些晚生猴
既不能动笔
更休想开口
呜呼哀哉刘教授
你只合——
歌功颂德
低眉卖笑
喷云 吐雾 敲烟斗
这个板话，虽然全篇都是调侃讥讽的言辞，但也交代出了刘文典那场演讲的大概内容。据说，当天晚上前去“听刘先生讲演的青年男女坐满了一屋子”，可见刘文典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
刘文典一向好发怪论，前去聆听演讲的人一定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肯定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刘文典的演讲为何在后来激起那么大的反应呢？他到底在演讲中罗列出了鲁迅的多少条“罪状”呢？为何在昆明的报纸上几乎全是批判他的声音，而很少出现支持者呢？
遗憾的是，刘文典的讲稿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草稿也在后来的生活变迁中丢失了。如今，当我们试图穿越时空隧道去打探刘文典当晚演讲的内容时，所能凭据的只有当年那些集中火力攻击他的云南老报纸了。
据云南大学蒙树宏先生在《鲁迅史实研究》一书中考证，当时发表批判刘文典《关于鲁迅》演讲的报纸至少七种，包括《大观晚报》、《正义报》、《朝报》、《朝报晚刊》、《平民日报》、《观察报》、《昆明夜报》等，共发表批评或批判类的文章二十七篇，而支持刘文典观点的文章仅有两篇。其中，《观察报》和《正义报》表现最为积极，隔三岔五就有与这场演讲有关的稿件刊出，一连“炒”了半个多月。
从报纸报道的情况分析，刘文典当晚演讲《关于鲁迅》的观点大约如下：
一、他和鲁迅的人生观是不同的，鲁迅以为人世太坏、阴险、欺骗、虚伪，等等，真是层出不穷，但他则认为人都是很良善的，他活了六十多岁，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坏人。
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
三、鲁迅小说所用的典故，譬如引车卖浆一典，翻遍古今的辞典都找不出，也就是说鲁迅用典的不古不文不恰当。
四、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而不取普遍的地方，而尤其只会写他家乡浙江的风景，譬如乌篷船之类。
五、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就伟大在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任何一国文字，任何一国的人都懂，而鲁迅小说取材的偏僻只是一部分人懂而多数的人是难懂的。
六、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
七、要研究小说就要懂佛理——印度佛理。鲁迅不懂佛学，更不懂印度学术，所以他把中国的小说源流并说不清楚。
八、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但鲁迅不会这样傻的，大概是参考吧。顾颉刚说了他这件事，他就和顾颉刚闹得不可开交，这足见鲁迅气量的不够。
九、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但文学家都是神经质的，两个神经遇在一块，当然要打架，这是可以原谅的。
十、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这是他错误的地方，一个民族既然会革命，那当然会成功，命都会革，而硬要说不会成功，这是不合逻辑的。
十一、鲁迅只会作短篇小说，如《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敢说他作不出，如《金瓶梅》，敢说他更作不出。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十二、鲁迅总觉得时时有人在迫害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他精神病态狂的表现；就譬如他住在北平绍兴会馆里，总觉得会馆里的人无人不迫害他，要真的这样，人都在迫害人，哪里会有什么会馆？
十三、近代做小说做得算是小说的，那是鲁迅，除了鲁迅，还有巴金。
十四、把鲁迅恭维得上天的人，真觉讨厌；而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的人，也很无聊，好多地方，别人是不知道鲁迅的，而他是清楚地了解的。
十五、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只在技术方面，是外国的技术罢了。
十六、鲁迅的文章根底，是得力于中国旧书的。要是他旧书读得不好，他是不能做得出那样的文章的。
十七、最了解鲁迅的，是陈独秀先生，因为鲁迅做小说是陈先生叫他做的。
十八、把鲁迅崇拜得了不起的人，还不是如像崇拜孔子的无聊。
这是一个化名为“白听”的人，在听完刘文典的演讲后，连夜赶工到凌晨3点写成后送报馆发表的，内容应该不至于有太多失真。后来许多报纸发起大批判，基本上就是依据这篇文章而引申开去的。
从“白听”复述的情况看，刘文典当天晚上的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到了鲁迅的小说，又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还谈到了鲁迅的为人。尽管带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意味，但在遣词造句上确实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有的语句甚至直接揭了鲁迅的短。
那么，刘文典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演讲呢？他真的是像有些报纸所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达到红起来的目的”吗？
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
这就要从刘文典与鲁迅的早年往来说起。
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云大中文系师生积极筹备了一个纪念特刊，约十五万字，内容主要是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刘文典应邀向特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鄢朝让、袁世平第一次讲述了他与鲁迅的关系。这次访问的文字整理稿后来被收进纪念特刊，题目《回忆鲁迅》还是刘文典亲笔题写的。
据刘文典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他与鲁迅的“渊源”最早缘于“先后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前后，鲁迅重返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这时听说章太炎于神田大成中学内开“国学讲习会”，于是邀集几个朋友另请章于《民报》社讲《说文解字》。1909年6月，鲁迅回国。这时，刘文典刚刚到日本留学，四处拜师无门，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拜见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学林社的章太炎，从此成为“章门弟子”。
由此可见，鲁迅从章太炎学在先，刘文典则在后，两人在章太炎的讲学处并未谋过面。不过，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籍学生平时往来甚多，刘文典也多次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故事，知道他们有两大有趣的特点：第一、周氏兄弟都不喜欢说话；第二、他兄弟两个随时都是口不离糖，以至饭都很少吃。鲁迅那时还不抽纸烟。
从别人的口中，刘文典在心里悄悄刻画出了对于周氏兄弟最初的印象：周作人的西洋文学较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因为周作人是日本京都立教大学的学生，那里很多教授都是美国人。当然，这个仅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印象，大体上是模糊的。
回到国内后没几年，刘文典和鲁迅都进了北大文科教书。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因《新青年》杂志而聚集在陈独秀的周围，只不过刘文典除了写稿之外，很少过问《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因而也一直未得机会与鲁迅见面。到了北大以后，两人“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鲁迅没有去过刘文典的家，刘文典也没有去过鲁迅的家。
刘文典说，他当时“并不佩服”鲁迅，“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每次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见面，他也几乎没听到过鲁迅同别的教授谈话，而且总是一下课就披起大衣走人。只不过，刘文典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吃糖了，而是拼命地抽纸烟。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文典没有课，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想看看这位“师兄”是如何上课的？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家。在这一次课上，刘文典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这和他后来“佩服”、“崇拜”陈寅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佩服”、“崇拜”是全方位的。至于鲁迅人格的伟大，刘文典“那时还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文典与鲁迅长谈了几次。听到刘文典谈论对《昭明文选》的看法，鲁迅竟然没有像以前痛骂“选学妖孽”那样痛骂刘文典，反而给予他很多的赞赏，这让刘文典很是高兴。两人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交流而接近了许多，只是仍谈不上成为亲密的朋友。
刘文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是少年同学、中年同事，比泛泛的朋友稍要亲密些。在教学、工作之外，两人仍然没有任何的私人往来。
鲁迅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员健将，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向恶毒的旧制度发起挑战。但刘文典在读了鲁迅的《呐喊》之后，“很不以他为然”，因为在《呐喊》的序言中，鲁迅说“中国的革命绝不会成功”，而且还用“曲笔”在烈士的坟头上加了一个花圈。
读完这些文字，刘文典很是不安，他认为“鲁迅不只是孤僻，简直是冷酷了”。这样的观点，也为他1949年7月11日的那场演讲埋下了伏笔。对于后来被人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刘文典始终没有做到完全地“崇拜”，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后到了广州、厦门、上海等地，刘文典与他也从来没有书信往来。
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因1929年5月李秉中结婚，新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请亲朋好友。李秉中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鲁迅的学生，而且深得这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赏识。
李秉中写了部《边雪鸿泥记》，请胡适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只好央请刘文典打听一下近况。刘文典满口答应，立即给胡适写信，并在结尾落笔：“请你务必拨冗回弟一信，以便答复前途。”
鲁迅更是把李秉中当做不可多得的“少年知音”之一。他也曾为李秉中的《边雪鸿泥记》多次写信给胡适，关切之心，令人感动。1924年9月24日，在一封给李秉中的信函中，鲁迅更是大胆解剖自我，首次坦露“曾经想到自杀”的隐秘心迹：“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样的声音在鲁迅的生命中还是很少听见的。他后来与李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李秉中结婚，刘文典和鲁迅同时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刘文典记得，那一天，他去得比较早，但鲁迅更早，躺在芍药栏边的一张藤椅上，悠然地闭目养神。刘文典看到鲁迅穿了一件新的竹布大褂，便开玩笑说：“这可是《风波》里赵七爷的装束啊！”
鲁迅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生气。《风波》是鲁迅写的小说，赵七爷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个遗老，总靠假学问骗人。鲁迅知道，刘文典只是一时口快，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
由于婚礼迟迟没有开始，刘文典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鲁迅旁边，与他说了半天的话。鲁迅这一天的精神似乎特别好，面色也不像往常那样枯涩，只是说话的神情依然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就连说笑话时都是一样。
老友重逢，刘文典很热心地问起鲁迅在外地生活的状况。鲁迅说，有一次在广州，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就不客气地回话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一句话，把那几个年轻的国民党军警震得一愣一愣的，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刘文典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
两人正聊得热火，新郎新娘出来了。在主人的邀请下，大家各自走到大厅里吃西餐。席散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多钟，刘文典就匆匆地回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鲁迅。其实，这次鲁迅在北京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刘文典并没有去找过他，足见两人交情的深浅。
关于这次会面，鲁迅在1926年7月6日的当天日记里也有记载，不过依然是他一贯的简约笔法：
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两人的交往似乎也就仅此而已，说不上多么亲密，也说不上多么生疏。据蒙树宏先生考证，鲁迅在著述里曾五次提到刘文典：见于《鲁迅日记》三次（两次见面，一次购买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见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一次，见于《二心集·知难行难》一次。
在《知难行难》里，鲁迅浓墨重彩地写了刘文典顶撞蒋介石的事情，行文是完全带着赞赏口吻的。这说明鲁迅极为钦佩刘文典的人格，对于和他的交情又不是完全冷漠的。
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或许正是出于与鲁迅这般的往来，刘文典才会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任意指点，“大放厥词”。
1949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十三年了。刘文典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时候的鲁迅早已不是活着时的鲁迅了，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神”，碰不得。
鲁迅晚年稍稍表现出来的左倾，让无数左翼人士和红色力量为之激动。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病逝，宋庆龄在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电话沟通后，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把丧礼搞成一个运动” 3。当时还有一种声音传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
在10月22日送葬的队伍里，许多人更是高唱《鲁迅先生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4 鲁迅在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群体中的影响力，渐成汹涌浪潮。
一年之后，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定下基调：“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众所周知，他后来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正从四面八方突破国民党的白色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一连用了五个“最”来赞赏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刘文典忽视的，恰恰是这股力量。那天晚上，当他坐在泽清堂的讲台上，大谈他与鲁迅的交情，大谈鲁迅的“疵点”时，他可能并未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对于他的“批判”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这原本应该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这场“大批判”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正义报》和《观察报》，虽然都是民办的报纸，但在整体倾向上是比较激进的，读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枪杀，这两份报纸都及时报道，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为。1949年9月9日，蒋介石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整肃”全省，查封了三份报纸，其中就包括《正义报》和《观察报》。
纵观云南各家报纸发表的“反攻”刘文典的文章来看，大多是带着激愤情绪的，甚至不惜在遣词造句中“扯起嗓子骂娘”。真正对刘文典演讲所传达的信息进行核实、考证的，并不多。
且来看看这些“大批判”文章——
够了！也不必和刘先生逐条讨论了（因为牛头不对马嘴，无从讨论起）！我相信，只要是（对）鲁迅著译有一点相当了解的人，对刘先生这一通所谓的讲演，如果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在胡乱讲说，那我真认为奇怪了！我们只要看他对是谁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盐谷温著作的话，他都没有弄清楚，以及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话，我们在《鲁迅全集》上并没有看见——也许是鲁迅先生对刘先生说的；据刘先生说鲁迅和他是朋友，但据《鲁迅全集》似乎鲁迅先生和刘先生并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就压根儿可以断定刘先生对《鲁迅全集》并没有读过，并没有读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呐喊》，就来讲什么《关于鲁迅》，还说是了解得最清楚，真是领教！领教！呜呼！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1949年7月14日《正义报》。）
鲁迅先生不但是作家，而且是彻底的中国人民的战士。他的文学直到今天都还发生着足以使统治者发抖的力量，所以他是非中庸者，是统治者迫害的对象，是反动文化人的死敌。
刘叔雅先生则不然。他是国内被誉为“国宝”的大学教授，是庄子研究权威，是温文尔雅之士，他从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过人，一直受着御座的恩宠，视为“国宝”看待；不仅此，他尚舒服地躺在床上吸阿芙蓉，青烟缭绕，说不出的魏晋风度。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没有饭吃，多少人在灾难中呐喊，他只知道在象牙之塔里做“逍遥游”，这种生活跟鲁迅先生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难怪他要说鲁迅的杂文是雕虫小技，毫不足奇，难怪他要说鲁迅的为人太刻薄，缺少胸襟大度，他本来便是鲁迅思想及意志的敌人。
（方凝：《鲁迅与刘叔雅》，1949年7月25日《正义报》。）
“刘讲到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并且举例说：人被狗咬了一口，人是否也还咬给狗一口呢？”
这，如果找不出鲁迅被狗咬了一口，也还咬给狗一口的事证，也就不能随便妄说鲁迅“小气和偏狭”，更不能说“过于”。我看，刘教授固然很“大气”、很“正阔”的了。但被狗咬了一口，身体要受损害和拿不进钱来肚子要饿坏，就都是同样于不利的，那么又几曾见刘教授做墓志拒收报酬？做寿序却谢稿金？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白道：《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1949年7月17日《观察报》。）
刘文典又翻陈账了。前天讲了一会《关于鲁迅》，似乎有“盖棺”还不准“论定”的气概，可惜鲁迅死得太早，再无人敢来研究他老人家的“鞭尸论”。
为什么？因为在昆明“捧鲁迅的人”，谁能“比鲁迅学问还高”呢？也许刘老先生会感到“没有敌人”的空虚的吧！
（东方：《矛与盾》，1949年7月14日《朝报晚刊》。）
二十余篇反驳刘文典的文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极尽挖苦，甚至将刘文典爱吸鸦片的老底又揭了出来，言词之间充满火药味。有的文章标题就很恶毒，如《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给国宝给苍蝇们》、《论吃死人的人》、《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等等。有的虽然摆出学术讨论的姿态，但在论证过程中却“移花接木”或“顾左右而言他”，如《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分明是一副“谁都不可以批评鲁迅”的架势。
几乎听不到支持刘文典的声音。即使有，也都是很微弱的，而且注定一闪现就被淹没在“大批判”的唾沫浪潮里。1949年7月22日，一位署名为“羊五” 的作者在《正义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也谈〈关于鲁迅〉》。羊五说，“我们治学不是信宗教，也不是读党义，如果囿于一家之言，会永远关在小圈子内打转转，看不见更大的天，认不清更大的世界，鲁迅会有他真正的价值、分内的光荣。他的好坏，不在我们一味的捧，恶意的蹋。我们希望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欢迎‘唯儒独尊’的董仲舒！一个中国的罪人！所以，我也希望不要硬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新的圣人”。
刘文典在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他对鲁迅的认识相当陈旧，他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20年代。和20年代的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对鲁迅的认识差不多”。
在演讲中所说的一些话，也确实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刘文典并没有贬低鲁迅的用意，更没有试图通过踩踏鲁迅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据说，完全“一边倒”的批判声，让刘文典大感意外，觉得很委屈，他后来多次跟儿子刘平章说：“我很佩服鲁迅，怎么可能攻击他呢！”
他所说的，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
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刘文典当日在演讲中所列举的“鲁迅疵点”种种，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大多数还都是学术界早有争论的，有的甚至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争得天翻地覆了。
刘文典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将这些“噱头”重新梳理了一次。同时，刘文典可能也感觉到了，许多年来，人们将鲁迅捧得过高或踩得过低，其实都是一种“误读”。他希望能凭借自己对于鲁迅的了解与把握，还原一个作为“人”而不是“神”的鲁迅。
如果将刘文典的演讲内容大体归纳一下，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鲁迅的性格问题，如“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二、关于鲁迅的人品问题，如“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
三、关于鲁迅的小说问题，如“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四、关于鲁迅的抄袭问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
五、关于鲁迅的“思想家”问题，如“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
倘若我们仔细观照鲁迅同时代的人，或者鲁迅研究者们的笔触，去一一“咀嚼”刘文典所罗列的这些“鲁迅疑案”，就会发现刘文典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有来由的，只不过他又做了一些订正或发挥，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鲁迅的性格。
在这一方面，骂得最多最厉害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时代曾十分崇拜鲁迅，但她看到鲁迅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后，逐渐认定鲁迅是个“心底狭小”的人，由此走上坚定的“反鲁道路”，至死未变，“‘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里，曾毫不留情地大骂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其实，对于自身的“尖刻”，鲁迅生前也有所解释。1926年2月7日，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回应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批评，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其二，关于鲁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义报》上，一位署名为“晓风”的作者写了篇《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反驳刘文典关于鲁迅“私德不好”的言论：“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情感的分裂，除他们自己和生活问题上的私事不说外，主要的是由于那位苦雨斋老人和他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所形成，这在以后事实的考验中已经显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后不是做了汉奸吗？”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反目成仇”？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是众多“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大难题。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龄相近，学识相仿，曾一起合作编书，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笔名。但是，1923年7月，两人却突然失和，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为奇怪的是，两人都对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极为穷迫不得不将日记卖给国家设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时，又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6 。周作人剪去的，是一个真相。由于没有了真相，人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猜测。
现在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鲁迅因为受不了她随意挥霍而与之产生矛盾，以致决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原因在流传，这见于郁达夫的《回忆鲁迅》：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刘文典在演讲中说鲁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种说法。当然，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表态，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了。总归一点，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并非是如同“晓风”文章所说的“在生活态度尤其是思想路线上的背道而驰”，而纯粹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带一些强烈的个人隐秘色彩。
其三，关于鲁迅的小说。
说来很有意思，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个安徽人--钱杏邨。钱杏邨，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批评家，参与发起组织太阳社。他1928年3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他写道：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里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写成的创造，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造，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钱杏邨未必不能洞见鲁迅文学创作背后的思想深意，但他的这番话可以说全面推翻了后来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断。
关于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辩护者纷纷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去写。鲁迅生前也曾说过，“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据说，鲁迅曾计划创作《唐玄宗与杨贵妃》、《飘落的红云》等长篇小说，但最终都因故作罢。
1985年，文学评论家邢孔荣说，“很多人为鲁迅先生没有写出长篇而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便写出来也不会成功”。这也算是对于钱杏邨、刘文典当年言论的一种间接回应吧！
其四，关于鲁迅的抄袭。
最早公开这个问题的是陈源，即陈西滢。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长期与鲁迅论战，是鲁迅的“铁杆反对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里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揭露”的，正是顾颉刚提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很快，鲁迅就写了《不是信》一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作为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
从鲁迅的这篇文章看，刘文典并没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点责之过严。1936年年底，胡适写信给苏雪林，就曾说过：“通伯先生（即陈西滢）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论，鲁迅的行为固然谈不上是“抄袭”、“剽窃”，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他确实应该在书中注明参考书目来源，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再说得远一点，当下许多所谓的学者搞“学术腐败”，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吗，有的甚至还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过多引用不是抄袭”（中国科技大学一教师语）！
其五，关于鲁迅的思想。
1942年10月，一位名叫“梅子”的作者编了一本《关于鲁迅》，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她）亲自操刀写了篇《鲁迅的再评价》，说：
鲁迅死了五年了，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揍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
作为旧时代的文人，没有太多政治细胞的刘文典所想持有的，可能正是“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然而，时代的浪潮已经汹涌澎湃、骇浪惊涛，再也容不得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在肆意发言了，甚至连鲁迅的家人都不能够。
1956年10月，云南大学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刘文典应邀再作《关于鲁迅》的演讲，“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
十年后，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鲁迅成为“文革”中唯一得到全面肯定的知识分子。
注 释
1 白听:《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正义报》，1949年7月14日。
2 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69页。
3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4 孔海珠:《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05页。
5 蒙树宏:《鲁迅史实研究》，第73页。
6 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90页。
7 庄凯勋：《听刘文典教授讲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