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群众杀手”，杜绝校园血案后患

杨年熙 旅法学者

“弱势群体民生需要和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贫富悬殊差距大、官员腐败问题严重、司法缺少公正、社会浮躁、没有理想”……这些，被民间舆论指为激发校园惨案的社会因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个月内的第五件校园惨案（“陕西汉中案”）发生的次日通过凤凰卫视讲话，亦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对高层这一表态，各界议论纷纷。但是，在这片激动扰攘中似乎一直有个大空白，而且事关紧要：这些案子的凶手属于何种罪犯，所来何自？如何防范？不明白这些，不从这里着手研究，“杜绝后患”必定难上加难。

这类走到群众中滥杀的案例，全球最高发生率是在美国，专家研究也最深入，称之为“mass killer”（群众杀手），有别于“serial killer”（连环杀手）。不论是群众杀手或连环杀手都有一个特点，便是不接受任何命令，是有预谋的个人行动。因此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接受政治或宗教当局命令的国际恐怖分子以及和人签约的职业凶手，都不是“mass killer”。

连环杀手犯案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数年，甚至数十年）在不同地点进行，逃避逮捕，潜伏隐匿，重复作案的间隔期有时长达数年，在周围人均将他当作好好先生时突然再犯。定义上在同一地点连杀三人以上的“群众杀手”，惯例是事后当场自杀（除非没能来得及），或者到警察将他射杀为止。在他已经混乱的意识中，达成了个人价值的“无限提升”：犯下此类案子，基本上是个“突现个人价值”的手段。也因此，“群众杀手”作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越多人看到越好，懂网络的还会事前发布消息或留下恐吓录影。他不是士兵上疆场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是以赴死为目的，拉上尽可能多数的人陪葬。如此，死刑对他毫无意义，自然没有任何吓阻作用。福建南平案凶手被枪决当天下午便爆发广东湛江雷城第一小学攻击案，是又一个实证。

（在美国）“群众杀手”一般用枪，像在玩电脑游戏，和被害人保持距离，自己身上不沾血迹，也就是说，在案发当时，他有虚实不分的病态反应，即使他事前有“预谋”，也是在一种幻觉状态，认为有人要害他，或者有个声音不断要他这么做。这种幻觉预谋有时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没有遇到直接的刺激因素也就隐而不发，不过这是在剃刀边缘，没有药物控制，发作只是迟早的事。而“连环杀手”多数用刀，杀人在于满足嗜血的冲动，同时是一种带着性攻击的变态虐待狂行为。中国不同于美国之开放枪支自由买卖，对枪械管制严格，这几次校园案用的都是容易取得的厨具工具刀，因而形成群杀案犯罪学研究史上的新例，近身砍杀也分外惨烈。

至于犯罪的深层原因，西方过去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认为是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冲突，也就是个人或群体某些应享的利益未能获得满足，乃起而抗争。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则从分析此类抗争中各种被蔑视、受屈辱、伤及个人尊严等负面感觉中发现，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其实是一个“个人价值无法获得承认”的问题。自定的获承认标准不一定合理，但给予承认有时被工具化了，而并不真实，以致造成反效果。“获得承认”，有三大原则，一是爱，二是得享权利和司法上的公正，三是对个人生产力的肯定；失业的人丧失了贡献社会的渠道，挫折感也特别强烈。爱的获得也要看自幼家庭环境和成长的过程；成为社会边缘人，感觉遭到排斥，认为社会不公平的怨恨之心便油然而生。阿克塞尔·霍耐特说：“没有这份承认，个人无法完成自我。”一个健康的社会，其人际、文化和政治环境必定能让每一个个体发展自主特性，和自己保持良好关系。

前面是西方根据大量实例研究得出的结果，却好像在谈这两个月来中国发生的数起以幼儿为对象的攻击案。从已被正法的郑民生开始，若将每个凶手的背景遭遇和案发经过并列对比，会发现很多雷同处，这是研究中国罕见的“群众杀手”的起点，可替犯罪学和精神病学建立档案，作为整个防范、治疗、惩戒等配套措施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应急上，不妨设立免费热线电话，接受投诉，给予疏导，如防范自杀和家暴的台湾“张老师”、“生命线”等的做法，总之不能让有问题成员的家庭孤立无援，直到危机爆发。若只是“严打”，只怕不知从何打起。

校园袭击案令民心激动，出现“以毒攻毒”的言论，主张去报复凶手的家人。殊不知，“群众杀手”最大比例的攻击对象就是他自己的家人亲友。攻击校园，等于从人们最痛的地方下手，也连上伤害儿童和小动物的原始社会野蛮作风，“mass killer”犯罪史上别无前例。“以毒攻毒，以眼还眼，以杀制杀”，不过让原本健康平衡的人也落入暴虐氛围之中罢了。

此次扰攘感到的另一个空白，是没有谈论对全国孩子们在课堂上一律做心理辅导。幼小的心灵遭此重挫，能不做噩梦吗？能不怀疑课本上的道理吗？能不感到不公平吗？必须迅速彻底疏导，让孩子们用图画，用文字尽诉郁积，而非表面压制而内心翻腾，否则很可能留下未来社会问题的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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