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玉高：中国粉丝的三种形象

贺玉高：中国粉丝的三种形象

　　太阳底下无新事，“粉丝”也不例外。他们是古老的偶像崇拜者的后裔。而21世纪偶像崇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网络时代的偶像崇拜，崇拜者能够参与到偶像的制造过程之中，并在偶像身上看到自己的力量。对比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分析，粉丝这种当代异化更显得直接而夸张。

　　中国对“粉丝”问题的热烈讨论是从2004年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开始的，于2005年达到高潮。那时，粉丝在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还看不清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他们有几千万之众，他们的声音和身影出现在“超女”选秀现场，出现在电视，出现在都市大街，出现在网络上……他们使“超女”节目成为同时段节目的收视率冠军，他们用数以千万的短信来支持自己的偶像，他们让李宇春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们让各种都市报系在娱乐版连篇累牍地刊发有关“超级女声”的新闻，他们让南方报系整版整版地讨论他们与中国民主事业激动人心的关系……

　　粉丝的热闹像正常的当代事物一样，没有持续太久。到现在，它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特别能吸引大家眼球的东西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它现在已经冷清了，报刊不会在重要版面集中讨论它了，敏感的文化理论工作者也不会再把它当作一个具有理论重要性的问题来看待了。粉丝更多地成为日常娱乐报道中的普通景观，而不再惹人注意。在文化领域，它已经阶段性地尘埃落定了。而这时正是回顾早先对它的各种解释与预测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要用当下的现实来阶段性地验证原来的种种言说。

　　事实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最明显的事实是粉丝在媒体上没有原来热闹了，它从一个奇观变成了日常化的景观。这种日常化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它可能意味着粉丝作为一个重要的新生力量，最终改变了中国娱乐活动的游戏格局，也可能意味着它最终被娱乐界控制、收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这两种解释分别对应着理论家们对他们的评价与预测：民主样板VS文化工业。现在看来，事实更多印证了后一种解释。

　　民主样板VS文化工业

　　粉丝的民主论者把粉丝及其运动看作是一次民主的教育与实践。这次讨论的主要战场是南方报系及“世纪中国”网站，而真正的“学术期刊”上却少有涉及。2005年7月31日的《南方都市报》转载了《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文中认为粉丝在这次“超女”大赛中的表现，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正在兴起。“粉丝在参与中，体会和理解了什么是公平、公正、透明。这正是民主精神的最重要内容。而粉丝通过网上的发帖，表达自己的偏好；有的粉丝还能提醒各位不要偏激，支持自己的偶像不忘尊重别的粉丝的喜好；而面对主办方的不公正、不合程序的地方，各派粉丝能够互相支持，共同抗议；等等这些，无不是民主社会最需要的素质。”“中国市民对民主的认识，最快速增长的，恐怕是这些粉丝们。”[1]这张报纸在十几天后，还发表了题为《超级女声：一场庶民的胜利》的社论[2]。

　　朱大可对此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在2005年8月的《新京报》上，他说超女的粉丝“以‘拇指投票’（手机投票）的方式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它首次允许民众参选、投票和建构自己的偶像体系。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身。如果它最终沦为商业和市场利益的工具，或者被一大堆贿选丑闻所压倒，它很有可能仅仅是一场搞笑的‘游戏’，但如果湖南卫视能够不断调整程序，令其向着更加透明、健康的向度发展，它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样板，为更多的大众媒体所仿效，并成为构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微妙推力。”[3]

　　也有很多人严肃地讨论了这种粉丝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典型的是许纪霖和和徐贲《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超级女生”的公众意义》。前者主要指责超女民主的程序设置与成熟的民主模式有诸多不同，是一种民粹式的假民主[4]；而后者则主要集中论述粉丝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公众，而只是一种假象公众[5]。但徐贲同时也认为这种假象公众也是一种进步，有可能向真正的民主公众进化。其实，即使是许纪霖也承认超女民主也是一种民主，只是不能过于拔高而已。所以，这些异议者还并不是超女民主论的真正对立面。

　　超女民主论的真正对立面是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裔——文化工业论者。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不用“大众文化”这个词，而用“文化工业”。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并不是产生于大众，为了大众的文化，相反它是由资本家控制，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生产的。文化被作为一种商品按标准化方式制造，它的标准化使文化失去原创性成为垃圾，为了卖出产品，它操纵大众，制造虚假需求，而消费这种文化产品的结果使大众丧失了所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能力。这是一种一点都不新鲜的批判思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伐大众文化时就被人到处使用。陶东风先生的考察发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曾直接引证或间接使用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6]。

　　沿着这样的思路，很多学者把中国当代超级女声的粉丝热潮看成是消费主义引导下的明星经济，而内在原因则是青年一代精神饥渴与信仰危机的征兆，他们通过崇拜迷恋某一对象而在其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感。一种典型的表述就是：

　　镁光灯下都是消费偶像的身影，狂热的粉丝一族在自己偶像身上寻找身份认同，对于明星们头顶的神圣光环鼎礼膜拜，在投射自己成功欲望的同时，成为无主体性的非理性存在，成为被娱乐工业、消费偶像等操纵影响的“他人引导”人群，集体迷狂在偶像制造的快感中。[7]

　　这种表面上看来是个性或反秩序的狂欢，使情绪在嬉闹中消耗殆尽，实际上使正常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固，并最终会被商业资本收编。

　　粉丝的职业化

　　关于民主样板论与文化工业论的较量，显然文化工业论者获得了胜利。一个最重要论据便是，粉丝最后已然产业化与职业化。

　　2005年是超女粉丝们的“纯真年代”，他们的支持率能决定选手的去留。但到了2007年，一系列的变化使比赛的进程越来越与粉丝无关。变化包括：迫于国家行政部门的压力，超女节目压缩赛程，使观众与选手的感情与关系不能充分培养建立，而比赛也因此更残酷了。连续几年的打拼也使粉丝们意识到，要想使自己的偶像胜出，需要更好的、企业化的组织。“2006年的粉丝只需要参加一次集资，就可以做到问心无愧，而2007年的粉丝集资周期以周计算，甚至为终极PK环节的设置，粉丝们一周需要两次参加集资。这是一种越来越成人化的较量，运作得最好的粉丝团，一定是因为企业化程度最高——只有企业化才能带来效率和效益。”[8]

　　企业化的后果是粉丝的职业化。职业粉丝中的蓝领捧人拿钱，嗓子喊哑给多少，泪流满面给多少，当场晕倒给多少都是明码标价。白领则主攻网络发帖，高层领导主管对外联络及监控。职业粉丝的雇佣者包括电视台、企业和选手经纪人。职业粉丝的出现，彻底瓦解了原来粉丝的情感认同价值和意义，也使原来对粉丝的所有美好期待成为一个美丽的误会。它非常不幸地应验了朱大可所预言的较坏的结局：它最终沦为商业和市场利益的工具。

　　粉丝本来是商业与文化的结合物，但最终却仅仅变成了商业的事情。这并不正常，体现了我们社会商业对文化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如今倘若用中文搜索近期关于“粉丝”的文章就会发现，话题几乎全部集中于如何利用粉丝来赚钱，而把它当作文化来谈的文章已经绝迹了。

　　第三种粉丝

　　像当代其他速朽的事物一样，粉丝就这样被炒了一段就过去了吗？也许还存在着其他可能，毕竟粉丝并不局限于超女的粉丝。

　　2009年，《南方周末》报道了人教版初中英语课本引发“80后”的集体怀旧。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教版英语课本上的几个虚构人物，特别是Li Lei和Han Meimei，被很多已经长大的80后年轻人编排出新的故事，故事中不但他俩“有一腿”，而且还有扑朔迷离的N角恋——Li Lei和英国来的Jim都喜欢Han Meimei，但Han Meimei和Lucy都喜欢Li Lei。“被网络打破了班级和城市的地理界限后，当年的中学生们得以分享很多曾经以为自己独有其实却有普遍性的经验……“大家像是找到了组织，尽情地晒当年的回忆……”[9]。

　　这是一群挪用文化产品创造新意义的粉丝。据说在欧美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粉丝活动。近年来，这种模式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与上边的这个例子相似，近几年不少粉丝在网上进行一种叫作“同人文”或“耽美文”的创作活动：把自己喜欢的明星们写进故事里，让他们互相配对恋爱（做爱），并且多半是同性之爱。[10]

　　可以想象，中国任何一个搞“文化研究”的人都会对这种粉丝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粉丝是文化研究理论认为最重要的粉丝。它能够调动文化研究传统中的诸多理论资源：亚文化如何通过仪式抵抗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产品如何可能被以多种方式解码，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又如何能够以“盗猎”“挪用”“游击战”的方式抵抗主流文化价值等等，而这最后也将证明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重视为何是合理的。[11]

　　这样，除了前面两种粉丝解读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粉丝的形象。相比之下，第一种粉丝是中国特色中人们最美好愿望的投射，第二种粉丝是一群被愚弄的群氓，而第三种粉丝形象则是在庸俗的世界中仍能自得其乐，不断以自己的小聪明利用庸俗世界上的现成物品，创造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群智者形象。我认为这第三种粉丝形象是“历史终结”后的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粉丝的一种善意解读。在当前的后革命的氛围中，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创造意义或抵抗的方式。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粉丝形象实际上就是粉丝的第三条道路这价值的可能性。相对于虚幻的第一种粉丝形象与没落的第二种粉丝形象，它是更加真实，也更加有生命力的一群。他们表征了主流话语在私人领域的后撤，是私人领域从全权社会中解放的结果。也许它能够继续发展并且最终与公共领域打通，成为健康公民社会的直接推动力量；但也有可能如超女粉丝一样，最终完全被中国商业中唯利是图、弄虚作假、道德败坏的那部分力量所彻底淹没，成为中国的文化荒原上用绿色油漆画的小草。而这些都不是单单的粉丝文化自身所能够左右的。

　　[1]王正绪：《超级女声热播与公民社会的兴起》，《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31日。

　　[2]《超级女声：一场庶民的胜利》，《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13日。

　　[3]赵继成：《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新京报》2005年8月20日。

　　[4]许纪霖：《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9日。

　　[5]徐贲：《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超级女生”的公众意义》，《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forum.org.cn/archiver/?tid-22368.html

　　[6]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74—80页。

　　[7]尚香钰：《网络时代的“粉丝”狂欢：对后现代大众文化fans群体的症候式分析》，《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8]叶清漪：《从热情到热钱》，《明日风尚》，2007年第8期。

　　[9]潘晓凌：《 Li Lei都这么牛×了，Han Meimei却不喜欢他：1990年代中学英语教科书的集体记忆》，《南方周末》，2008年7月10日。

　　[10]参见杨玲：《粉丝小说和同人文：当西方与东方相遇》，《济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1]参见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