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复兴宣言?-?高鸿钧

按:　我最近几年,越来越发现并主张,中国一定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能接收基督教文化主导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复兴传统,复兴东方的多元的以人为本的信仰体系和人伦道德价值尺度,　同时一定要引进法治民主的理念和制度,　限制政府的权力　,做到民有民治民享,　民族民权民生.此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的两个重要工具.　

　　中国文化复兴宣言,　在一定程度上发出了我的心声,感谢高鸿钧先生!!!期望国人一起努力.　
　　＊本文为《清华法治论衡》第7、8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专辑）卷首语。鲁楠、支振锋和马剑银参与了初稿讨论，他们的建议使本文增色不少，在此特致谢忱。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长城；
用我们的文化，铸成华夏的灵魂。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这是七十年前“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一段述说，也是当时国人精神状况的写照！一九五八年“四学者”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二○○四年，“七十名人”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
　　这些“宣言”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语重心长，或据理抗争，然而，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其中缘由自然有情境的局限，但其本身的弱点亦难辞其咎。“三五”宣言不过是空泛乏力的笼统表态；“五八”宣言多是曲高和寡的哲学论辩；“零四”宣言无非是不疼不痒的官样声明。它们或轻描淡写，言不及义，或言之无文，意犹未尽，或艰涩难读，玄奥费解。时至今日，上述宣言所担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兹不揣冒昧，草此谏言，愿共商于同道，就教于天下。
　　 一
　　在宇宙演化的漫长历史中，在自然变易的复杂过程中，一个被称作地球的行星诞生了！起初，它灼热如烈火，柔软如胎盘，混沦如鸡蛋，了无生物，毫无生机。后来，它渐渐冷却，渐渐坚硬，渐渐清晰，于是天与地分离，陆地与海洋分离，平原与高山分离，陆地与陆地分离。再后来，陆地悄悄长出了绿色的茸毛，它们覆盖了裸露的地表，由此展现了奇异的生机，营造了一个绿色世界！与此同时，蔚蓝色的海洋开始孵育出游动的生命，这些初始的生命打破了千古的寂静，并预示着未来人类诞生的奇迹。
　　当陆地上到处都涌动着庞然大物的喧嚣，那是一个巨龙称霸的世界；当天空中到处都舞动着遮天的羽翼，那是一个凤鸟主宰的天下。当一种黑色的精灵从树上来到树下，小心翼翼地站立起来，好奇地投出第一片石块，便宣告了地球一种新霸主的君临，由此开启了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故事！
　　在时间的流逝中，文明兴衰更替，变换不停。一个文明兴起了，又流星般消失了；一个王朝兴盛了，又秋花般凋谢了。古老的埃及文明早已随风飘散，只有尼罗河在默默述说，如果不是西方人的偶然发现，高耸云端的金字塔也许要长埋地下，被它的子孙们忘得一干二净。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曾经辉煌一时，成为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然而到了今天它早已风光不再，只有陈列在卢浮宫一角的黑石能够作证，而这个汉谟拉比的当年杰作正在帮助掠夺者赚取大把的欧元。恒河所孕育的印度文明曾经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捷足先登，它所创造的宗教文化神采奕奕，然而自伊斯兰文明崛起之后，它便开始了漫长的磨难历程，先是在阿拉伯帝国中苟延残喘，随后又落入了不列颠帝国的魔掌，于今印度文化已经所剩无几，除了断壁残垣的庙宇在西风中摇曳抖动，还有偶尔举行的火葬寡妇的仪式……似乎只有这些支离破碎的遗迹才能使人想起这个文明的存在。此外，神奇的玛雅文明早已神秘失踪，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一堆解不开的谜团。在五光十色、灿若群星的文明万花筒中，只有两个古老的文明奇迹般延续下来了。一个是华夏文明，另一个则是西方文明。
　　在太平洋的西岸，一座高原轰然隆起，它的顶峰是世界的屋脊。在屋脊的下面，流淌着一条黄色的河流。黄色的乳汁滋润着一群黄皮肤的精灵。没有人能够说清他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也没有人能说清他们的文明为何如此早熟并薪火不断。在五千年的历程中，他们创造了辉煌耀眼的业绩，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演绎了传诵千古的故事，留下了丰厚无比的遗产。他们传诵着盘古开天的雄浑，女娲造人的奇迹，夸父追日的执着，嫦娥奔月的轻盈；他们谈论着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的奉献，周公辅政的忠诚，秦皇统一的雄壮，汉武霸业的辉煌，贞观之治的兴旺，乾嘉盛世的繁荣；他们讲述着孔子的救世情怀，晏婴的不辱使命，屈原的刚正不阿，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关公的忠义豪情，魏徵的冒死直谏，岳飞的精忠报国，秋瑾的侠肝义胆；他们发明了书写思想的纸张，传播智慧的印刷，辨识方向的罗盘，以及后来用于制造枪炮的火药；他们修筑了防御外敌的万里长城，开掘了浇灌良田的千里长渠，探索了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创造了安身立命的和谐文化。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古希腊哲学、罗马法律、日耳曼习俗与基督教信仰的杂合，那么中华文明则是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炎黄血脉代代相传，华夏精神前后承继。历史上，朝代虽然不断更迭，但文化却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化虽然异彩纷呈，但儒、道、释始终成为主流；佛教虽然为外来文化，但其早已同华夏文化融为一体；外族虽然几度入主中原，但它们都未能摆脱文化上“夷入中统”的命运。作为仁义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曾经威震四夷，泽惠万邻。


二
　　然而，正当这条巨龙在乐天知足中渐渐酣睡之时，西方正在酝酿一场现代化的激变。复活的希腊人本主义正在取代神本主义，基督教“千年王国”的古老根基正在动摇；更新的罗马法正在替代僵化的封建法，长期沿用的日耳曼习俗正在受到理性的洗礼；复兴的自然法开始追问权威的正当性，万世一系的王权被置于民主法庭的审判之下。于是，人们从天国回到了尘世，从内求转向了外逐。由此科学取代了信仰，人权取代了神权，物质取代了精神，肉体取代了灵魂，个人取代了团体，契约取代了身份，效率取代了公平，自由取代了束缚，多元取代了一致，民主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
　　由此，西方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由传统社会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社会转变成了商品经济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变成了城市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声光化电取代了斧镰犁锄，坚船利炮取代了短剑长矛，现代企业取代了传统行会，高楼大厦取代了茅屋草房……对于这一切巨变，清朝的皇帝们昏然不知，继续演绎着东方大国的美梦；大臣们浑然无知，正在权力的角斗场中杀得乌烟瘴气，死去活来；百姓们则是茫然不知，或者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或者拼搏在科举取仕的考场上，或者悠闲地欣赏着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以及太监的尖音。
　　当两种力量悬殊的文明遭遇时，那情景自然不难预料。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断了紫禁城的春梦。洋人新式武器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华夏文明经历了怎样的屈辱，炎黄子孙遭受了怎样的涂炭！曾几何时，人们还以天朝的国民而自豪，转眼间便成为了只能与狗为伍的贱民；曾几何时，中国人还是东亚文明的“模特”，转眼间却变成了不可救药的“东亚病夫”；曾几何时，日本还是中国的虔诚学徒，转眼间却一跃而成为东亚豪强，竟把“师傅”当作嘲笑的对象和施虐的玩偶。
　　于是，一场救亡图存、救国保种的悲壮努力开始了。志士仁人自强不息，社会精英奔走呼号。然而，北洋水师的灰飞烟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了仅仅改进器物并不能御敌；维新君子的走死逃亡，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单纯的制度改良也死路一条；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但袁氏的野心又把民主的追求化为泡影。随后的外敌宰割和军阀混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跌入了深渊。巍巍长城回荡着炎黄子孙的悲声，滚滚黄河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泪。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为何落到这般田地？为何?? 究竟是为何???
　　当器物的抗争与制度的改良相继失败之后，一些不无善良的文化精英们，开始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于是一场对传统文化的审判和讨伐就开始了，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讨伐的第一波，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孔运动”则是第二波，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河殇时代”掀起了第三波。
　　在对传统的“反攻倒算”中，遗产成为了包袱，传统成为了累赘，历史成为了罪过，文化成为了垃圾。于是，儒教成为了“吃人”的罪魁祸首，它的创始人自然难逃口诛笔伐的厄运，就连他的头形也成了罪状之一。道教成为了玩世不恭的替罪羊，老子获得了“滑头鼻祖”的封号。佛教被作为“封建迷信”和蒙人鸦片，释迦牟尼具有了江湖骗子的恶名。人们带着一种文化负罪感反省“原罪”，背负沉重的历史歉疚感忏悔过去。黄河成为了受到诅咒的对象，因为它代表着黄色文明。黄色文明是失败和落后的标志，而蓝色文明则是胜利和先进的代表。龙的图腾成为了一种原始凶兆，作为龙的传人是一种耻辱。长城是怯懦的遮风墙，筑就了国人天生的软弱性格，成为了中华民族悲剧的纪念碑。爱好和平是胆小懦弱的借口，提倡和谐是逃避矛盾的遁词，谦让意味着不思进取，含蓄代表了是非不分。于是，人们恨不得用自由女神替代观音菩萨，把龙的图腾换成狼的图案，把孔庙换成教堂，用耶稣替代孔子。一些人恨不能使黄河倒灌，黄水变蓝，把长城换成迪斯尼公园，把天安门换成凯旋门，把紫禁城改成卢浮宫，把莫愁湖改成多瑙河。这是多么悲壮的“文化献祭”，多么彻底的“传统掘墓”，多么勇敢的“历史鞭尸”，多么伟大的“精神放逐”！
三
　　在漫漫长夜的探索中，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中，志士仁人一直英勇无畏，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到慷慨赴死的谭嗣同，从高风亮节的孙中山到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从北伐讨袁的将领到抗日卫国的英烈，始终都洋溢着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普通民众也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从广东的三元里到“谢庄团练冯”，从敌后武工队到平原游击队，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到野火春风的古城，从山东枣庄的铁路到河北冉庄的地道，从西南的热带雨林到东北的莽莽雪原，到处都回荡着不畏强暴的英勇战歌。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华民族终于获得了独立，结束了任人宰割的苦难历史；人民终于盼来了和平，摆脱了长期的战乱。独立、主权、和平、统一，这些看似平常的字眼，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却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份量。
　　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就不会理解人们何以会对开国大典那样热泪盈眶，就不会理解人们何以对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那样欣喜若狂，就不会理解人们何以对领袖的挥手那样欢声雷动，就不会理解人们何以对台湾的最终统一那样朝思暮想。诚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走过弯路，有过失误，犯过错误，但我们毕竟成功抵御了敌对势力的干预，破除了西方的封锁，使中国走向上世界；毕竟成功地把一般散沙的国人整合起来，维护了国家的和平。
　　经过了那些挫折和劫难之后，我们开始调整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从人治转向了法治，由此经济日益繁荣，政治走向民主，社会趋向开放，个人更加自由。“中国崛起”和“巨龙腾飞”已经由口号变成了现实；“大国气象”和“历史盛世”已经由颂词变成了事实。凡此种种，只有那些不顾事实的人们才视而不见，只有那些缺乏历史感的人们才毫无察觉，只有那些怀有偏见的人们才讳莫如深，只有那些失之公允的人们才矢口否认。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不仅增加了中国的实力，更为中国的政治多元提供了试验机会。“一国两制”的构想以及“两岸”“三地”的互动，正在为中国和平统一展现出新的希望。全世界华人所表现出来的空前凝聚力和惊人创造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助力和支持。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台独”势力竟贪小利而弃大义，死守孤岛，负隅顽抗，致使台湾长期游离在祖国大家庭之外。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不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局，竟勾结外国势力与同胞对峙。古往今来，一切数典忘祖的“去中国化”行为，都是对华夏文明的背叛；一切为虎作伥和引狼入室的分裂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两岸同胞同祖同宗，血浓于水，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是最佳选择，文化统一是最高境界。

四
　　然而，经济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成就也无法掩饰文化领域中种种现实尴尬：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由此出现了“文化的改朝换代”。于是乎黄发优于黑发，白皮优于黄肤，西装优于唐装，短裙优于旗袍，面包优于馒头，可乐优于龙井，油画优于国画，阳历优于阴历，《圣经》优于《论语》，《民法大全》优于《唐律疏议》，平安夜优于除夕夜，情人节优于鹊桥会，蝌蚪文优于方块字……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文化被“西风”吹得七零八落，甚至连“韩流”也抵挡不住。一种文化失语症正如同疯牛病一样四处蔓延。它们披着“时尚”的外衣，举着“先进”的标牌，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似乎西方的月亮圆，中国的月亮扁；中国的马屁臭，西方的马屁甜；西方的跳蚤眼皮双，中国的跳蚤眼皮单；西方的蟑螂酒窝深，中国的蟑螂酒窝浅。
　　于是，一幕幕文化的荒诞剧轮流开演了：新东方的超市贩卖的却是旧西方的货色，本土化的老店兜售的却是崭新的洋玩意；严肃的历史题材被戏说成打情骂俏的闹剧，庄重的现实舞台充斥着吊儿郎当的节目。一曲痞味十足的“老鼠爱大米”走俏大江南北，一句流里流气的“翠花上酸菜”风靡长城内外。在生活逐渐“麦当劳化”的同时，女孩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麦当娜化”。于是，袒胸露臀的暴露癖博得了众多“粉丝”的喝彩，忸怩作态的自贱秀吸引了无数网民的眼球。假洋鬼子与伪嬉皮士异床同梦，洋化瘪三与土产西仔殊途同归。无病呻吟的白脸“小资”与愤世嫉俗的红面“愤青”互相对骂，随后竟发现他们是天然盟友；腰缠万贯的流氓大亨和权倾一时的腐败高官彼此白眼，不久就感到他们是孪生兄弟。看！一些“八九点钟的太阳们”身着牛仔裤，叼着肯德“鸡”，颠着摇滚步，时而若加菲猫缓缓而行，时而如流氓兔急走如飞，时而如米老鼠楚楚动人，时而像唐老鸭憨态可掬。他们口哼流行小曲：“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盲流谁怕你，流氓爱盲流，就像老鼠爱大米”；“头发是用来涂抹的，身体是用来包裹的，灵魂是用来赤裸的，生命是用来挥霍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在被称为神圣殿堂的学界里，也是西风烈，东风怯，欧言美语乱走穴。于是，古希腊哲学王的头上闪烁着智慧的灵光，自然法成为了一枚法力无边的魔棒；罗马法律家口吐理性的莲花，角斗场中透出了英勇的气概；日耳曼的蛮俗突然容光焕发，神明裁判泛动着超自然的灵性；基督教的王国温情无限，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仪式显得格外肃穆庄严；英国的“狗法”成了保护人权的法宝，苏格兰学派的“理性人”是标准的现代人。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各种主义以及“主义”主义争相涌入：存在主义曾几何时一度走红，科学主义继“五四”之后梅开二度，自由主义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物质主义无限放大四处泛滥，后现代主义公说婆说五花八门，理性主义祛魅除魔六亲不认，现实主义参差不齐七上八下，实用主义洛阳纸贵八面玲珑，人道主义弦歌不辍九九艳阳，功能主义风光无限十全大补……与各式各样“主义们”批发而来的是一些怪模怪样的洋名词：什么“主体间性”、“时间丛集”、“视域融合”、“路径依赖”、“开放结构”、“承认规则”、“宏大叙事”、“终极关怀”、“无知之幕”以及“地方性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种种食洋不化、生吞活剥，活灵活现。学术精英们手捧从西天取回的“真经”，口中念念有词，开始倒腾概念，摆弄话语，迷信逻辑，沉溺方法，醉心范式，编织程序，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少谦虚谨慎之诚，多欺世盗名之虚。
　　在当下的生活世界，到处浮动着存在主义的消遣，享乐主义的放纵，功利主义的浮躁，利己主义的市侩，物质主义的疯狂，消费主义的平庸，表现主义的轻浮，以及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价值的真空导致了人心失衡，道德失落，傲慢与偏见偕行，执拗与无知并肩；“歌德”的“缺德”与“缺德”的“歌德”比翼齐飞，“拜伦”的“逆伦”同“逆伦”的“拜伦”并驾齐驱；真实的谎言与虚假的真话界线难辨，附庸的风雅与坦诚的庸俗边界不清；空虚的充实包装成充实的空虚，熟悉的陌生装扮成陌生的熟悉。意义的丧失导致了精神流浪，灵魂漂泊，人们不得不用权力的证书来证明价值，用金钱的奖状来表明成功；用一掷千金的奢侈来显示身价，用卡拉OK的喊叫来表明存在(即“我喊故我在”)；用“粉丝”的荧光棒来寄托情感，用酒吧的夜光杯来浇释愁怀；用豢养小宠物来化解孤独，用监禁飞鸟来分享自由；用搬弄“八圈方砖”来消磨时光，用吞食大麻来麻醉神经；用疯狂报复来发泄不满，用结束生命来寻求解脱。于是乎，物欲流，人欲流，流到长江古渡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五
　　欲望无边，苦海无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并不反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多元与多样，也不主张回到一致和单调的时代。我们所担忧的是，在西化的大潮之下，中国的文化已经被吞没，由此丧失了文化的自主性和话语的主动权。文字的西化导致了文化失语，致使汉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被偷偷置换，由此引发了本土文化的萎缩和传统价值的衰落。西方文化有其特定的意义向度和价值取向，他们是西方历史传统的产物，与西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密切关联。这些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对于西方人来说也许是“真经”，但是它们未必适合东土。中国人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情境。西方的意义系统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心灵，西方的价值体系无法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指导。在生活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传统价值的颠覆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而西化无法弥补这种意义缺失，无法消除这种价值混乱。
　　天道有常，事有不变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道天理，世道人心，上通千古，下达万世。我华夏文明道统一脉，古今相通，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化的人生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情，朋友有信，这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理想；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司法公道，生活富裕，这是中国文化的社会理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君贤臣忠，官清吏廉，国泰民安，这是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世界大同，这是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显然，它们其中大部分是常情常理，在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尚含蓄而不尚外露，尚自然而不尚雕琢，尚质朴而不尚奢华，尚均等而不尚差异，尚安稳而不尚变动，尚中庸而不尚极端，尚和平而不尚武力，尚和谐而不尚冲突，尚调和而不尚斗争，尚天人合一而不尚天人分立，尚物我两忘而不尚主客分明，尚心物一体而不尚心物两分，尚主体互动而不尚个人独行，尚人际共享而不尚个体自足。冷静思之，中西两种文化各有千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早已把自己的文化当作“封建遗毒”和“历史渣滓”批得体无完肤，骂得狗血喷头，“打倒”之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我们在破旧立新、弃旧图新的一片欢呼声中，高歌猛进地步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权力腐败，翻云覆雨；金钱恶争，波诡云谲；尔虞我诈，防不胜防，天天过愚人节；骄奢淫逸，趋之若鹜，夜夜是狂欢夜；弱肉强食，小民求告无门；张冠李戴，冤者呼天不语；父子不亲，夫妻无爱，兄弟薄情，朋友无信；唯利是图，人格大减等；疯狂索取，欲望大比拼。凡此种种，如果不是危言耸听，不是礼崩乐坏又是什么?!
　　科学可尽物之性，而不能尽人之性。自然生态日渐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连新鲜空气也成为了稀缺资源！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已经得到天公的报应，挑战和征服自然的莽撞已经自食恶果，于是人们开始自问：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理念是否比天人对立和主客分明的哲学更富远见？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取向虽然增加了个人自由，但同时导致了人际疏离，人情冷淡，人心孤独，于是人们逐渐反思：个人独行和个体自足是否主体互动和人际共享比更胜一筹？
　　法治或许可求理之直，却不能致心之诚；或许可遏恶之行，而不能育善之心。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再严密的合同也苍白无力；在一个不信守规则的国度，再完备的法条也无济于事；在一个民不畏死的地方，再严峻的刑罚也无可奈何；在一个人情冷漠的世界，再健全的法治也无可救药。发达的科学能够给交道的路口装上探头，但不能给每个司机的心里装上“探头”，有效的法治能够给高速公路配备交警，但不能给司机的内心配备“交警”。科学和法治的发展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物质生活的保障，但不能提供类似儿女孝心的心理温情。
　　当传统文化被扫荡殆尽，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本土的价值被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世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不能再提供生命的意义，不能再生成正当的规则，不能再培育健康的人格。于是乎现代的中国人被连根拔起，丧失了立命的根基，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意义，健全的人格，悬浮在欲望的太空间，漂流在本能的激流上，游荡在精神的荒漠中，呻吟在灵魂的废墟里。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产物，都与西化密切相关，都是传统文化失落的副产品。现代化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发达的器物和精巧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高楼广厦的舒适和声光化电的便利，却没有为我们提供精神的家园，没有为我们提供灵魂的栖所；没有什么能够安顿我们的心灵，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们的心性，没有什么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西化把我们驱赶到极端的效率轨道，功利主义的竞争与个人主义的角逐愈演愈烈，而这导致了人心失衡，人身失调，人际失和，人世失安；致使我们心性烦躁，心气浮躁，心情急躁，心灵枯燥。历史和现实都一再昭示，上帝并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文化一向是人本取向；耶稣不能救赎我们的“原罪”，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人生而有罪；圣诞节和复活节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不大，因为它们不属于中国人的故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神伤，祸莫患于性贪，乱莫甚于德丧。人们依稀记得，当年的秦国所向披靡，横扫六合，天下归一。然而，其穷兵黩武有力统一国家，却无力使社会聚合；其严刑峻法有力制服世人，却无力使天下归心。由于社会道德沦丧，人心混乱，寄望万世一系的秦王朝，竟二世而亡。人们也依稀记得，当年的罗马军团所到之处风卷残云，各族纷纷归顺。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是何等强盛！然而，罗马社会世风日下，人们开始陶醉在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下，沉湎于骄奢淫逸的幸福生活中，社会的腐化堕落使强大的国家虚有其表，当日耳曼人挥戈南下，帝国不堪一击，迅即土崩瓦解。由此可见，文化颓而道德丧，道德丧而社会乱，社会乱而国家亡。此种道理，可不察乎？此种教训，可不警乎？
　　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解体导致了价值真空，如果说现代化和西化都不能填补这种真空，那么，请回被放逐的传统文化，恢复已失落的传统美德，是否一种现实的选择？我们高兴地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而这正是复兴传统文化的观念起点。我们开始意识到：建设之世不需要破坏之论，发展之日不需要倒退之言，安定之邦不需要冲突之说，和谐之国不需要斗争之理。和谐，是华夏文明的遗传密码，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髓，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宿：与天合神，其乐无穷；与地合德，其乐无穷；与人和睦，其乐无穷！
六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传统文化有种种益处，我们为什么要过现代生活？我们是否应回到古代去？笔者以为，人类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已经迈入了现代社会的门坎，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怀念无忧无虑的童年，都无法回到孩提时代；一个现代人无论多么眷恋传统的“黄金时代”，也都无法返回过去。现代社会纵然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也应对“她”一往情深，因为她属于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未来所接力和借力的时代。
　　我们或许偶尔羡慕原始氏族的质朴生活，但未必要回到那种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或许偶尔欣赏乡土田园的雅静恬淡，但仍然乐于过现代都市的生活；我们或许怀念古代“郁郁乎文哉”的质朴文化，但同样珍惜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成果。
　　古往今来，事有常变者，“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追而思之，人类由游牧社会而至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而至工商社会，由工商社会而至今日的信息社会。自工商社会以来，人类便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它是一个市场经济而非自足经济的社会，是一个流动而非凝固的社会，是一个陌生而非熟人的社会，是一个都市而非乡土的社会，是一个契约而非身份的社会，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是一个多元而非单一的社会，是一个民主而非专制的社会，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试图运用传统文化来管理经济和政治，无论动机多纯，曲调多高，都会因不合时宜而碰壁，至多不过是一曲“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歌。由是观之，儒教全面复兴的理想不过是某些新儒家的一厢情愿，“经济儒学”的设想无非是某些书生的迂腐之论，“政治儒学”的论调不过个别隐士的孤鸿哀鸣。如果说我们可把现代社会分为经济系统、政治体系和生活世界，那么前两个领域则是“理性的王国”，而只有生活世界才是情感的天下和信仰的园地。只有在生活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重现生机，再显神通。
　　我们也许谴责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过于残酷，诅咒“成王败寇”的市场逻辑过于“结果论英雄”，怒斥金钱拜物教的异化过于乖谬。然而，没有输赢，游戏就要失去活力；没有竞争，人类就会陷入惰性；没有利益驱动，人们没有理由不“搭便车”。说来奇怪，曾几何时还是物品奇缺，样品不售，凭票供应，求人购物。然而市场经济的魔杖一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人力还是那些人力，源源不断的商品却魔术般地涌流出来，铺天盖地的广告在吸引着消费者购物，推销商几乎无孔不入，把消费者“追赶”得走投无路。这就是市场的奇迹，它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施展魔力。没有市场机制就不会有效率；没有效率，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就无从提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一条再质朴不过的规律，然而人们却常常把它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