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多面夹攻 北京为香港行政扫雷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明确指出，香港政制改革是中央的权力，不是特区政府的权力。这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领导人以最明确的措辞，界定了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权限所在，排除了香港未来五年内可以预见的政制改革争论中的诸多不明朗因素。
反对派多面夹攻
《大公报》评论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吴邦国委员长就香港政治体制变革权限明确表态后，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也向传媒谈了有关香港民主议题的个人意见。对不少港人而言，陈佐洱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不仅是主管港澳事务的主要官员，“九七”回归前夕，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政制安排争论最激烈的“后过渡期”那些年头，他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时常站在第一线反驳英方，尤其是末代港督的言论。
“九七”后英国殖民者走了，培植香港“民主派”反抗北京的彭定康转到欧盟任职，重新认识中国。陈佐洱则出任港澳办高官，成为“一国两制”守门员。香港回归十年之际，陈佐洱又一次站出来就香港政制争论发表意见，再次成为港报头条人物。为什么与中方对着干的殖民者拍拍屁股走了十年之后，陈佐洱还要站出来就香港人的“内讧”表态？看来，问题不是“内讧”那么简单，而是后殖民主义作怪，没有殖民者的殖民思潮挟“民主”大旗而对抗中国政府，本质不变。这就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中央认为有明确表态的需要了。
目前，反对派阵营争取普选的方式与时间表各有不同，表面看来是闹哄哄散沙一盘，各唱各的，但实际形成了层次有序的梯队攻势，于社会上各自发力，互为支持。例如，一批反建制的街头极端反对派，只会心口贴着一个“反”字，反中央权力，反“小圈子选举”，闹着要即刻普选；另一批以梁家杰律师为代表、法制意识较强的反对派则走进了“选举圈子”，在建制内寻求政治突破，通过竞选政纲提出削弱中央权力、架空中央权力的“超高度自治”的政制诉求；接着，一股相对温和、表面上不眷恋权力的反对派，在“选举圈子”外围提出为梁律师“补镬”的双普选方案，于时间进程及对中央权力的认可都退而求其次。除了这三个公开的梯队外，社会上还游离着一股隐形的力量。历史上，这种力量往往才是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延续着一股港英政府于十三年“回归过渡期”才匆忙培植起来、用于抗衡中国政府意识形态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派”。所以，纵观今天反对派阵营骨干人物，找不出一位早在过渡期之前的殖民时期就站出来追求民主自治的甘地或昂山素姬式的人士。因此，陈佐洱对香港某类反对派人物的批评，措辞虽然尖锐，但切中历史要害。
后殖民主义作祟
香港政治体制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发展，这是中央政府制定“一国两制”方针的出发点，也是香港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分歧？关键是，中央构思中的香港民主，是能够确保中国政府主权与治权的地方高度自治，甚至可能是中国大陆推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验，这是站在高处者全局观念下的地方民主模式；香港反对派追求的普选民主，潜意识之中老是有那么一股殖民者思维与阴影笼罩的味道，因此，高叫多年的普选口号，多年来仅是意识形态战车上的一面战旗，因此，难与北京沟通，实际上只是挟地方民意陷行政长官于两难境地的一种“内耗”。
事实上，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款、附件二第三款，有关2007年以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的安排，已经体现了“一国”的绝对权威。后来，2004年4月人大释法，再次强化了人大不可挑战的权威：政制改革方案须由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后者根据香港实际情况与循序渐进原则确定后，再经香港立法会三分二议员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那次释法不久，一位被视为解释基本法权威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在公开论坛表示：“政制问题不属于特区高度自治的法定范围。”
“一国”权威不容挑战
至此，中央政府与本港反对派政制改革权力之争已很明显，矛盾突出。由港英晚期殖民总督培养出来的“民主派”，“民主思维”的对抗性、对“一国”的背离性也就愈来愈明显了。这就是促使吴邦国委员长两会期间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转述“重话”的深层原因，也是陈佐洱十年后“重披战衣”再论香港政制的诱因。
吴邦国委员长就“政改权力”表态同时，也就特首人选提出了明确要求：爱国爱港，有实力，可以实现“一国两制”的人士。爱国爱港，范围较广；有实力者，高级公务员或具优势；然而，可以实现“一国两制”的人士，可圈可点，伏笔不少。这个人士理解的“一国两制”，绝不可能是架空中央权力只尊“两制”的“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为前提、认同“政改权力”在人大的“一国两制”。
吴邦国重申全国人大对香港政制改革的绝对权力，可以理解为中央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推行“行政主导”管治原则。为了确保“一国两制”成功实行，中央总结十年经验就政制改革权力一锤定音，实际上为未来可能再次导致严重分裂的政争打下预防针，从而为下一任特首坚持“行政主导”扫了雷，令其可以继续专注民生而保持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