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曾荫权 为香港一夜三流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8:54:12
中证网2005-3-14 15:18:19
2005年3月10日下午5时35分。中环下亚厘毕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特首董建华正式宣布：一小时前已向中央政府辞去行政长官职务。
谁是接任者？所有人都在那一刻静了下来。答案没有悬念。6时许，董建华宣布，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将署理行政长官一职，直至7月10日选举委员会选出新特首为止。
曾荫权乃何方人氏？据一些喜欢历史的人们考证，曾荫权是曾子第七十四代孙，就是那个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开宗明义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曾参。
寒门子弟登朝堂
宋有苏氏父子“一门三进士”的美谈，在胞弟曾荫培未卸任警务处长之前，曾荫权、曾荫培兄弟俩“港府两高官，曾家文兄武弟”一时脍炙人口，引来无数艳羡。当时号称香港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就推出一个理论：曾荫权双亲葬于香港柴湾天主教坟场，父母坟同处一个高度，全收令旗贵器，因此兄弟俩能“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
算命先生的话固不足信，但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曾荫权能在全无借力的情况下取得如许成就，在别人眼里纯然是一个谜，因此只好攀附鬼神。出身寒微的曾荫权能够出任政务司司长乃至署理行政长官，个人努力和毅力应该是最大原因。
曾荫权的父亲曾云是当时港英政府治下一名警察，薪水微薄而子女众多（五子一女），加上还抚养三个侄儿，尽管有妻子车尼龙袋帮补，儿子在预科期间到夜校任教帮衬学杂费，曾云仍旧仅可养家糊口而无力供子女深造，于是贫寒人家常常出现的一幕也出现在曾家：长子或长女放弃学业充当弟妹们向上的梯子。就这样，为维持家计起见，1964年在名校华仁书院预科毕业后且已被港大建筑系录取的曾荫权放弃了自己的满腔抱负辍学谋生。放弃，只因为他是长兄；是年，他仅20岁。
他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是到辉瑞制药厂任推销员。一个中学毕业生满大街推销药品，日子的艰难不难想见，曾荫权希望走另一条路，于是在工作半年后便投考政府公务员。一次不遂再来，1967年，曾荫权成功打上了“政府工”，成为港府公务员，但职位低微，只是一个二级行政主任。
没有大学学位的曾荫权，成为公务员后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1971年，他参加内部招考，再次获得成功，考上属决策阶层的政务主任职位并被调升至被喻为‘天子门生’的政务官职系，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政务主任这个级别的公务员，没有大学学位的可谓绝无仅有，当时有人预言曾荫权再也走不了多远，但曾荫权后来的表现让这些人大跌眼镜。他在1974年担任财政科财政助理，至1976年便已晋升至助理财政司。
自从进入财政界后，曾荫权的仕途就上了快车道。在财政科期间，他以自己的勤敏博得了当时财政司司长夏鼎基的赏识，1977年亚洲发展银行要求夏推荐人才协助亚行开展地区财务分析工作时，曾荫权获得了夏的大力推荐。一年的亚行总部工作经验让曾荫权大开眼界，回来后他在港府财政司的工作做得更出色。1981年，曾荫权的好运再次来临。这一年香港政府保荐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公共行政专业，年底，他获得了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仕途的瓶颈”、心底的隐痛从此一扫而光。
返港之后，曾荫权的仕途日见顺利。1982年，他出任沙田理民官，之后历任贸易署副署长、副常务司、行政署长、贸易署长、库务司司长等职，足迹遍布港府财政、贸易及行政各个职位。如果说这时的曾荫权只不过是一匹黑马让人讶异，1995年他正式升任财政司司长，成为150年来首任华人财政司长，则是真正开始让人们另眼相看。接下来曾荫权的简历便广为人知了，1997年出任回归后第一任财政司司长，2001年出任政务司司长。
外柔内刚的“麻烦杀手”
无论是在香港媒体眼中，还是在普通香港人的心目中，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曾荫权都是一个公共场合极其得体、处事谨慎、善于领导且崇尚实干的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曾荫权对他的属下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会出现拍桌子大发脾气的场景。
曾经和他一起闭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透露，曾荫权为人执著，发脾气时会大力拍桌子。在他担任政务司司长时，与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曾多次出现“火星撞地球”的情况，但梁锦松坦言“大家只是针对事而不是针对人”，“我与曾荫权合作了6年，有时我们都好火爆，各持己见，但如果两人的看法相同，大家会‘揽头揽颈’(非常亲密)。”
曾荫权的外柔内刚在他作为财长的施政方针中也时有体现。2001年3月初，曾荫权发布了他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这份被香港人称为“临别秋波”的财政预算案题为“秉要执本 常勤精进”，一改曾氏预算往日让香港市民惊喜的作风。
曾荫权在这份预算案中，除加税、加大对之弱势群体的扶持之外，着重提出了“引入内地专才计划”。他在预算案中指出，“根据特区政府最近的人力资源推算报告，劳动市场在今后5年会出现高学历人士供不应求的问题，差额高达12万名！因此特区政府准备实行‘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先在资讯科技和金融服务两个行业推行，输入的专才负责公司的营运工作，输入人数不设上限。”曾荫权还提出，准备允许在香港大学攻读学位而又符合条件的内地学生留港工作。
“引入内地专才计划”和预算案中的加税引发了大量的批评。对于前者，公众担心的是会影响香港市民的就业机会，曾荫权并不退让，“现时部分行业或商家，因为本地缺乏科技或财经服务人才，令整个行业发展受到制约，而输入有关专才后，便能解决此问题，令整个行业蓬勃起来，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而对于加税，曾荫权写了一份公开信以明心志：
“在任何社会，总会有人要求增加某方面的开支、减税或提高扣税额。有些人看到政府有巨额的储备，就极力主张政府应放弃量入为出的原则，动用储备去填补不足之数。 对这点我不敢苟同。……我不会只为了取悦人心而舍难取易。身为财政司司长，假如我不顾及香港长远的利益，就是没有恪尽对香港市民的责任。我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就是要作出一个平衡。”
在他的不懈坚持下，这份财政预算最终获得了通过，几年下来，香港市民也开始认识到他的一片苦心。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止一次两次，事实上，正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解决了别人眼里异常棘手的问题，曾荫权在官场得了一个“麻烦杀手”的美称。
也许对曾荫权来说，官场的毁誉并不足计，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评价。据香港媒体近日网上调查，与多位特首热门人选相比，曾荫权获得的支持率超过五成，遥遥领先。
静夜饮泣的香港“财爷”
如果拿夜半行吟汨罗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与曾荫权相比，想必不仅读者觉得夸张，他自己也会觉得不敢当。但在曾荫权38年的公务员生涯里，却是确曾有过为香港而一夜三流泪的经历。
1997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曾荫权可能预计到了自己责任重大，但他远远没有想到责任之重大之艰难，竟会令他堂堂一个伟男儿夜半绕床不寐而饮泣。这一切，发生在1998年的港元保卫战中。
提起港元保卫战，就不得不对联系汇率制加以解释。联系汇率制设立于1983年，按照这一制度，港币与美元挂钩，兑换率为1美元兑7.8港元，同时货币发行采用货币发行局机制，即所有流通港元钞票及硬币均须有100%的储备金作后盾。这一制度给港元筑就了两道自动防卫及调节机制，一是汇率套利机制，即港元兑美元汇率明显偏离7.8时，会有银行入市承接然后向港府以7.8兑换，从而赚取差价；二是利率套利机制，即资金流出香港时，银行会向港府换回外汇，从而造成港元供给收缩，导致利率上升，进而吸引资金回流。
有了这两道防火墙，再加上1988年的“新会计安排”、1990年开始发展的外汇基金票据市场、1992年的流动资金调节设施以及1996年开始实施的即时支付系统，联系汇率制可谓固若金汤。但正如武侠小说中练“金钟罩”、“十三太保横练”之类硬功的人会有一个“罩门”，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也有一个“死穴”，那就是港元利率容易急升。设想一下，炒家只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包括股票期货和外汇期货）预先大举沽空，然后大举抛售港元现货，待利率急升刺激股市大挫时，便可坐收巨利。
入侵港元的西方对冲基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1997年7月起，国际炒家们连下泰铢、韩元、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四城后，挟四战全胜之余威，于10月21日正式开始狙击港元。他们大量直接抛售港元兑换美元，香港银行体系同业拆息于是飙升，一度高见300％，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1000多点。三天下来，炒家们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元，恒生指数则累计2400余点，获利高达数十亿港元。
尝到了甜头，国际炒家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1月、5月，相同的情形一次又一次在香港上演，每一次他们都是赚得盆盈钵满，以致西方舆论戏称，香港是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而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则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即金融炒家杀将过来时，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凭借这一招以及充裕的外汇储备，香港尽管保住了联系汇率，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利率居高不下，股市楼市均下跌了50%以上，经济元气大伤。
1998年8月，国际炒家故伎重施，5日和6日两天即抛售了400余亿港元。眼看无数香港人的血汗钱又要化作如索罗斯辈的囊中物，任志刚及时任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忍无可忍，于是向曾荫权建议，要在市场做些不寻常行动。
对任志刚和许仕仁的建议，曾荫权大为震惊。他一直奉行“不干预原则”，认为干涉市场行为前要仔细权衡，只需稍假时日，大部分情况下市场会自然解决问题。由于与自己经济理念的冲突，加上当时他答应往伊斯坦布尔出席国泰航空的首航，曾荫权决定离开香港，冀图凭借空间上的距离，脱离个人感情从而对整个事态作出客观评估。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日，香港外汇储备即损失了80亿美元，港府再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就将很快跌到4000点，而那个点位是香港银行体系所不能承受的，必将导致中小银行大量破产，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用当时的话来说，则是“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摆在曾荫权面前的选择有三，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取消联系汇率制，三就是“起来与金融大鳄斗一场！”曾荫权选择了第三条路，于是有了涉资1200亿港元的世纪巨搏。曾荫权赢了，尽管随后关于他破坏了香港一贯的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这段经历让曾荫权毕生难忘。后来在即将挥别“财爷”职位履新政务司司长时，他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决定入市打‘大鳄’之前，我一个夜晚静静地哭了两、三次。决定入市干预之后，我连续多个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了也会作恶梦。有时半夜醒来坐在床边，想着想着就会流泪。”
流泪，一方面固然是干预与他毕生信念“不干预市场”相悖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十分担心一不小心输掉香港人的钱，那时候，就算自己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
2005年3月10日下午5时35分。中环下亚厘毕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特首董建华正式宣布：一小时前已向中央政府辞去行政长官职务。
谁是接任者？所有人都在那一刻静了下来。答案没有悬念。6时许，董建华宣布，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将署理行政长官一职，直至7月10日选举委员会选出新特首为止。
曾荫权乃何方人氏？据一些喜欢历史的人们考证，曾荫权是曾子第七十四代孙，就是那个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开宗明义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曾参。
寒门子弟登朝堂
宋有苏氏父子“一门三进士”的美谈，在胞弟曾荫培未卸任警务处长之前，曾荫权、曾荫培兄弟俩“港府两高官，曾家文兄武弟”一时脍炙人口，引来无数艳羡。当时号称香港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就推出一个理论：曾荫权双亲葬于香港柴湾天主教坟场，父母坟同处一个高度，全收令旗贵器，因此兄弟俩能“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
算命先生的话固不足信，但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曾荫权能在全无借力的情况下取得如许成就，在别人眼里纯然是一个谜，因此只好攀附鬼神。出身寒微的曾荫权能够出任政务司司长乃至署理行政长官，个人努力和毅力应该是最大原因。
曾荫权的父亲曾云是当时港英政府治下一名警察，薪水微薄而子女众多（五子一女），加上还抚养三个侄儿，尽管有妻子车尼龙袋帮补，儿子在预科期间到夜校任教帮衬学杂费，曾云仍旧仅可养家糊口而无力供子女深造，于是贫寒人家常常出现的一幕也出现在曾家：长子或长女放弃学业充当弟妹们向上的梯子。就这样，为维持家计起见，1964年在名校华仁书院预科毕业后且已被港大建筑系录取的曾荫权放弃了自己的满腔抱负辍学谋生。放弃，只因为他是长兄；是年，他仅20岁。
他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是到辉瑞制药厂任推销员。一个中学毕业生满大街推销药品，日子的艰难不难想见，曾荫权希望走另一条路，于是在工作半年后便投考政府公务员。一次不遂再来，1967年，曾荫权成功打上了“政府工”，成为港府公务员，但职位低微，只是一个二级行政主任。
没有大学学位的曾荫权，成为公务员后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1971年，他参加内部招考，再次获得成功，考上属决策阶层的政务主任职位并被调升至被喻为‘天子门生’的政务官职系，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政务主任这个级别的公务员，没有大学学位的可谓绝无仅有，当时有人预言曾荫权再也走不了多远，但曾荫权后来的表现让这些人大跌眼镜。他在1974年担任财政科财政助理，至1976年便已晋升至助理财政司。
自从进入财政界后，曾荫权的仕途就上了快车道。在财政科期间，他以自己的勤敏博得了当时财政司司长夏鼎基的赏识，1977年亚洲发展银行要求夏推荐人才协助亚行开展地区财务分析工作时，曾荫权获得了夏的大力推荐。一年的亚行总部工作经验让曾荫权大开眼界，回来后他在港府财政司的工作做得更出色。1981年，曾荫权的好运再次来临。这一年香港政府保荐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公共行政专业，年底，他获得了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仕途的瓶颈”、心底的隐痛从此一扫而光。
返港之后，曾荫权的仕途日见顺利。1982年，他出任沙田理民官，之后历任贸易署副署长、副常务司、行政署长、贸易署长、库务司司长等职，足迹遍布港府财政、贸易及行政各个职位。如果说这时的曾荫权只不过是一匹黑马让人讶异，1995年他正式升任财政司司长，成为150年来首任华人财政司长，则是真正开始让人们另眼相看。接下来曾荫权的简历便广为人知了，1997年出任回归后第一任财政司司长，2001年出任政务司司长。
外柔内刚的“麻烦杀手”
无论是在香港媒体眼中，还是在普通香港人的心目中，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曾荫权都是一个公共场合极其得体、处事谨慎、善于领导且崇尚实干的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曾荫权对他的属下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会出现拍桌子大发脾气的场景。
曾经和他一起闭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透露，曾荫权为人执著，发脾气时会大力拍桌子。在他担任政务司司长时，与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曾多次出现“火星撞地球”的情况，但梁锦松坦言“大家只是针对事而不是针对人”，“我与曾荫权合作了6年，有时我们都好火爆，各持己见，但如果两人的看法相同，大家会‘揽头揽颈’(非常亲密)。”
曾荫权的外柔内刚在他作为财长的施政方针中也时有体现。2001年3月初，曾荫权发布了他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这份被香港人称为“临别秋波”的财政预算案题为“秉要执本 常勤精进”，一改曾氏预算往日让香港市民惊喜的作风。
曾荫权在这份预算案中，除加税、加大对之弱势群体的扶持之外，着重提出了“引入内地专才计划”。他在预算案中指出，“根据特区政府最近的人力资源推算报告，劳动市场在今后5年会出现高学历人士供不应求的问题，差额高达12万名！因此特区政府准备实行‘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先在资讯科技和金融服务两个行业推行，输入的专才负责公司的营运工作，输入人数不设上限。”曾荫权还提出，准备允许在香港大学攻读学位而又符合条件的内地学生留港工作。
“引入内地专才计划”和预算案中的加税引发了大量的批评。对于前者，公众担心的是会影响香港市民的就业机会，曾荫权并不退让，“现时部分行业或商家，因为本地缺乏科技或财经服务人才，令整个行业发展受到制约，而输入有关专才后，便能解决此问题，令整个行业蓬勃起来，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而对于加税，曾荫权写了一份公开信以明心志：
“在任何社会，总会有人要求增加某方面的开支、减税或提高扣税额。有些人看到政府有巨额的储备，就极力主张政府应放弃量入为出的原则，动用储备去填补不足之数。 对这点我不敢苟同。……我不会只为了取悦人心而舍难取易。身为财政司司长，假如我不顾及香港长远的利益，就是没有恪尽对香港市民的责任。我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就是要作出一个平衡。”
在他的不懈坚持下，这份财政预算最终获得了通过，几年下来，香港市民也开始认识到他的一片苦心。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止一次两次，事实上，正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解决了别人眼里异常棘手的问题，曾荫权在官场得了一个“麻烦杀手”的美称。
也许对曾荫权来说，官场的毁誉并不足计，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评价。据香港媒体近日网上调查，与多位特首热门人选相比，曾荫权获得的支持率超过五成，遥遥领先。
静夜饮泣的香港“财爷”
如果拿夜半行吟汨罗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与曾荫权相比，想必不仅读者觉得夸张，他自己也会觉得不敢当。但在曾荫权38年的公务员生涯里，却是确曾有过为香港而一夜三流泪的经历。
1997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曾荫权可能预计到了自己责任重大，但他远远没有想到责任之重大之艰难，竟会令他堂堂一个伟男儿夜半绕床不寐而饮泣。这一切，发生在1998年的港元保卫战中。
提起港元保卫战，就不得不对联系汇率制加以解释。联系汇率制设立于1983年，按照这一制度，港币与美元挂钩，兑换率为1美元兑7.8港元，同时货币发行采用货币发行局机制，即所有流通港元钞票及硬币均须有100%的储备金作后盾。这一制度给港元筑就了两道自动防卫及调节机制，一是汇率套利机制，即港元兑美元汇率明显偏离7.8时，会有银行入市承接然后向港府以7.8兑换，从而赚取差价；二是利率套利机制，即资金流出香港时，银行会向港府换回外汇，从而造成港元供给收缩，导致利率上升，进而吸引资金回流。
有了这两道防火墙，再加上1988年的“新会计安排”、1990年开始发展的外汇基金票据市场、1992年的流动资金调节设施以及1996年开始实施的即时支付系统，联系汇率制可谓固若金汤。但正如武侠小说中练“金钟罩”、“十三太保横练”之类硬功的人会有一个“罩门”，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也有一个“死穴”，那就是港元利率容易急升。设想一下，炒家只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包括股票期货和外汇期货）预先大举沽空，然后大举抛售港元现货，待利率急升刺激股市大挫时，便可坐收巨利。
入侵港元的西方对冲基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1997年7月起，国际炒家们连下泰铢、韩元、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四城后，挟四战全胜之余威，于10月21日正式开始狙击港元。他们大量直接抛售港元兑换美元，香港银行体系同业拆息于是飙升，一度高见300％，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1000多点。三天下来，炒家们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元，恒生指数则累计2400余点，获利高达数十亿港元。
尝到了甜头，国际炒家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1月、5月，相同的情形一次又一次在香港上演，每一次他们都是赚得盆盈钵满，以致西方舆论戏称，香港是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而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则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即金融炒家杀将过来时，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凭借这一招以及充裕的外汇储备，香港尽管保住了联系汇率，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利率居高不下，股市楼市均下跌了50%以上，经济元气大伤。
1998年8月，国际炒家故伎重施，5日和6日两天即抛售了400余亿港元。眼看无数香港人的血汗钱又要化作如索罗斯辈的囊中物，任志刚及时任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忍无可忍，于是向曾荫权建议，要在市场做些不寻常行动。
对任志刚和许仕仁的建议，曾荫权大为震惊。他一直奉行“不干预原则”，认为干涉市场行为前要仔细权衡，只需稍假时日，大部分情况下市场会自然解决问题。由于与自己经济理念的冲突，加上当时他答应往伊斯坦布尔出席国泰航空的首航，曾荫权决定离开香港，冀图凭借空间上的距离，脱离个人感情从而对整个事态作出客观评估。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日，香港外汇储备即损失了80亿美元，港府再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就将很快跌到4000点，而那个点位是香港银行体系所不能承受的，必将导致中小银行大量破产，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用当时的话来说，则是“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摆在曾荫权面前的选择有三，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取消联系汇率制，三就是“起来与金融大鳄斗一场！”曾荫权选择了第三条路，于是有了涉资1200亿港元的世纪巨搏。曾荫权赢了，尽管随后关于他破坏了香港一贯的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这段经历让曾荫权毕生难忘。后来在即将挥别“财爷”职位履新政务司司长时，他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决定入市打‘大鳄’之前，我一个夜晚静静地哭了两、三次。决定入市干预之后，我连续多个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了也会作恶梦。有时半夜醒来坐在床边，想着想着就会流泪。”
流泪，一方面固然是干预与他毕生信念“不干预市场”相悖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十分担心一不小心输掉香港人的钱，那时候，就算自己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