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恩来最后的日子：身高173却只有几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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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后的日子：身高173却只有几十斤 文章摘自《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1975年隆冬季节，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住了一年半，毕竟癌症问题是个全世界都没有攻克的难题，尽管由来自全国各地最好的医学专家为他精心治疗，但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且渐渐地发展到了晚期，那颗伟人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着。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朔风呼啸、白雪飞舞、冰冻地裂的寒冬。 深夜里，大多数北京人已进入梦乡。外面呼呼地刮着刺骨的西北风，病室里暖融融、静悄悄。 此时，夜间的病室里只开着几盏床头灯，光线微弱，值班的专家在心电图监测仪旁注视着荧光屏上心脏跳动时的电波变化。几位护士守护在周恩来的病床旁。她们测脉搏、量血压，精心地观察输液瓶里输进病人血管里的各种液体：葡萄糖盐水、血浆白蛋白、新鲜血液和各种抗菌素的输入速度与剂量，还有全身上下纵横交错着的许多管子的输入和排出的情况。 自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发生昏厥，经医生及时抢救，生命虽然暂时维持下来，但这正说明他的精神与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这时，身高173公分的周恩来，他的体重只有几十斤。他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胸部起伏活动微弱，离他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这巨人的身躯。当你走近床边，才见到他瘦骨嶙峋、脸色苍白、满脸胡茬，他的眼睛亦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 他仰卧病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或是长长地叹息，很少言语。他即便说话，声音也很低微。不过，他偶尔跟身边的人说上一两句话，吐字仍然非常清楚。这表明他大脑的思维功能依旧完好无损。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 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整整十个年头，且不说他身体健康、工作忙碌时没有时间同工作人员闲聊，即便在1974年6月1日作完第一次手术后，康复比较顺利，在医院里继续休养，精神和体力恢复得也还可以，手术后开头的几天里，他还不能下床活动，体力尚未恢复，他便要我每天给他读《参考资料》及国际问题等内部“资料”。 我总觉得周恩来紧张严肃的时候多，轻松潇洒的时间太少，平常极少说笑话。我们想出一点“主意”设法让总理“学会”怎样养病。于是乎，有人提出看电影、听京剧录音带，有的说打扑克……看来，他对这一些都没有多大兴趣，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工作”!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包括他尚未住院，还在西花厅输血的时候，他对由蔡瑶铣和岳美缇两位录制的岳飞词《满江红》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曲子他每次可以听多遍，每一遍都听得很入神。那岳飞词中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辛弃疾词里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我前面说过，自己大脑里缺乏文学艺术细胞，不要说不懂古诗词，连古典小说也读得不多。当时，周恩来在听这两首词的时候，我只觉得好听，尚听不懂她们唱的全部内容，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见到总理住在西花厅时，他枕头边常放着一本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的、绿色封面的《宋词选》，我在那本书上找到了那首岳飞的《满江红》，后来又请教了别人搞清楚了辛弃疾那首词。虽说都是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心境。 总理曾同我讲过，他在青少年时代读过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但我想，他一定没有时间看“苏联头号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著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想让他放松一下，事先做了准备，找到了书，自己先翻阅了一下，熟悉里边的基本内容后，我向总理建议，我给他读这本书。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书是从头开始读的，当读到有些段落时，他偶尔也议论一两句。本来，我觉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今后可以继续读下去，读完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可以读别的什么书。只可惜，因故中止了读书。
在此之前，我隔日值一次班，此后就每天顶在班上，为的是便于随时应召。那时，医疗组决定，为使周恩来避免呼吸道反复感染，保持病室清洁，便于消毒灭菌，故把铺在房间里长约20多米的红地毯卷了起来，把它平放在病室南墙根的暖气旁。因为工作是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有时，我实在太困乏了，便躺在这个大地毯卷上打一个盹。 邓颖超很关心专家及医护人员的生活，她吩咐管理部门，每天给我们吃水果，鲜红脆甜的苹果、肉嫩汁多的大鸭梨、还有见了叫人流口水的哈密瓜等。我看到这些人见人爱的瓜果，只好垂涎欲滴，望果兴叹了。因为我一吃水果，特别是吃了梨，就会发作胃肠病。我确实感到精神压力大，身体也吃不消，快要顶不下去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于1972年5月18日明确诊断膀胱癌以来，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达1323天这最后的人生历程。在他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中，承受了晚期肿瘤病人所有的惨痛煎熬。毒瘤扩散到全身各处，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他的内脏和肌肤，由此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敌人使用最厉害的酷刑。世上的一切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忍受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按常理，人，不该有太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五脏俱全的血肉之躯。但周恩来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伟人，而且是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即使外科医生极为小心，动手很轻，也会忍不住换药时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创口时鲜血直流引起的剧烈疼痛，而大喊大叫了。这种时候，即便病人喊叫，外科医生也是同情、理解和体谅的。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12月27日深夜发生一次昏厥以后，医疗组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病人一旦进入抢救状态，请全体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到达病房。警卫人员负责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办公厅，并立即通报邓大姐，请她赶到现场来。服务人员马上清理病床周围一切障碍物，如屏风、床头柜、桌子和椅子等。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日历翻到1月8日，这同平常一样的日子。早晨7点40多分钟，医疗组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这天早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开了二十来分钟便结束会议。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我和几位专家进入总理病室，到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即到周恩来床边，他依然宁静地仰卧在床上，只见他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我立刻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这时，陶寿淇教授正在跟护士交代向输液装置的小壶里加新的药品。商德延主任吩咐，马上请谢荣教授到病房来。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都集合到了病房里。 抢救周恩来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医疗组长吴阶平，是现场的总指挥。 谢荣教授一到病房，听我们简要地叙述了几句，看见周恩来的情况，立即提出要给他作气管内插管。谢教授要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与体力，正处在生命垂危时刻，哪里还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专家的话不能不听。我按谢荣的要求去做。“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俯身弯腰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音向他报告。 此时，我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弯着身子，低着头贴近他的脸，企盼着他的回答。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我顾不上去看别人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总觉得周恩来已没有精力回答了。 可是，我错了。 周恩来真是奇人，没有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 周恩来真的被我喊醒过来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激动，能够插管子有利于抢救。但我也深感惭愧，自己跟随周总理十年，而对周总理仍然不怎么了解。 谢荣教授动作迅速、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吸出的痰液并不多。谢教授果断地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周恩来仍处在“沉睡”之中。他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按理说，专家们对周恩来的生命抢救已竭尽全力。 抢救过程中，我的手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 突然间，有人使劲地喊着：“总理!总理啊!……总理!” “……” 周恩来没有一丝反应。 自此，周恩来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至此，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他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之后，向大家宣告：“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点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十里长街送总理；骨灰洒向祖国山河，千山万岭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医疗组的抢救工作停止了，人们用一条新的白床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了起来。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终身相依相伴的邓颖超大姐。她还在走廊里，我们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他们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大姐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本可以大哭一场、大喊大叫地宣泄出来。但是，邓大姐没有这样做。大姐的一生也毕竟经历过无数风浪，她意识到必须，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她不能因悲伤过度而病倒，还有许多事情正等待着她去做。周恩来的身后事需要她来料理，特别是他们间相约要进行火化而不保留骨灰的大事必须由她请示党中央，在得到批准后方能了却恩来的心愿。 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1975年隆冬季节，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住了一年半，毕竟癌症问题是个全世界都没有攻克的难题，尽管由来自全国各地最好的医学专家为他精心治疗，但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且渐渐地发展到了晚期，那颗伟人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着。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朔风呼啸、白雪飞舞、冰冻地裂的寒冬。 深夜里，大多数北京人已进入梦乡。外面呼呼地刮着刺骨的西北风，病室里暖融融、静悄悄。 此时，夜间的病室里只开着几盏床头灯，光线微弱，值班的专家在心电图监测仪旁注视着荧光屏上心脏跳动时的电波变化。几位护士守护在周恩来的病床旁。她们测脉搏、量血压，精心地观察输液瓶里输进病人血管里的各种液体：葡萄糖盐水、血浆白蛋白、新鲜血液和各种抗菌素的输入速度与剂量，还有全身上下纵横交错着的许多管子的输入和排出的情况。 自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发生昏厥，经医生及时抢救，生命虽然暂时维持下来，但这正说明他的精神与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这时，身高173公分的周恩来，他的体重只有几十斤。他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胸部起伏活动微弱，离他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这巨人的身躯。当你走近床边，才见到他瘦骨嶙峋、脸色苍白、满脸胡茬，他的眼睛亦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 他仰卧病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或是长长地叹息，很少言语。他即便说话，声音也很低微。不过，他偶尔跟身边的人说上一两句话，吐字仍然非常清楚。这表明他大脑的思维功能依旧完好无损。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 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整整十个年头，且不说他身体健康、工作忙碌时没有时间同工作人员闲聊，即便在1974年6月1日作完第一次手术后，康复比较顺利，在医院里继续休养，精神和体力恢复得也还可以，手术后开头的几天里，他还不能下床活动，体力尚未恢复，他便要我每天给他读《参考资料》及国际问题等内部“资料”。 我总觉得周恩来紧张严肃的时候多，轻松潇洒的时间太少，平常极少说笑话。我们想出一点“主意”设法让总理“学会”怎样养病。于是乎，有人提出看电影、听京剧录音带，有的说打扑克……看来，他对这一些都没有多大兴趣，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工作”!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包括他尚未住院，还在西花厅输血的时候，他对由蔡瑶铣和岳美缇两位录制的岳飞词《满江红》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曲子他每次可以听多遍，每一遍都听得很入神。那岳飞词中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辛弃疾词里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我前面说过，自己大脑里缺乏文学艺术细胞，不要说不懂古诗词，连古典小说也读得不多。当时，周恩来在听这两首词的时候，我只觉得好听，尚听不懂她们唱的全部内容，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见到总理住在西花厅时，他枕头边常放着一本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的、绿色封面的《宋词选》，我在那本书上找到了那首岳飞的《满江红》，后来又请教了别人搞清楚了辛弃疾那首词。虽说都是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心境。 总理曾同我讲过，他在青少年时代读过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但我想，他一定没有时间看“苏联头号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著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想让他放松一下，事先做了准备，找到了书，自己先翻阅了一下，熟悉里边的基本内容后，我向总理建议，我给他读这本书。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书是从头开始读的，当读到有些段落时，他偶尔也议论一两句。本来，我觉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今后可以继续读下去，读完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可以读别的什么书。只可惜，因故中止了读书。
在此之前，我隔日值一次班，此后就每天顶在班上，为的是便于随时应召。那时，医疗组决定，为使周恩来避免呼吸道反复感染，保持病室清洁，便于消毒灭菌，故把铺在房间里长约20多米的红地毯卷了起来，把它平放在病室南墙根的暖气旁。因为工作是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有时，我实在太困乏了，便躺在这个大地毯卷上打一个盹。 邓颖超很关心专家及医护人员的生活，她吩咐管理部门，每天给我们吃水果，鲜红脆甜的苹果、肉嫩汁多的大鸭梨、还有见了叫人流口水的哈密瓜等。我看到这些人见人爱的瓜果，只好垂涎欲滴，望果兴叹了。因为我一吃水果，特别是吃了梨，就会发作胃肠病。我确实感到精神压力大，身体也吃不消，快要顶不下去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于1972年5月18日明确诊断膀胱癌以来，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达1323天这最后的人生历程。在他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中，承受了晚期肿瘤病人所有的惨痛煎熬。毒瘤扩散到全身各处，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他的内脏和肌肤，由此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敌人使用最厉害的酷刑。世上的一切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忍受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按常理，人，不该有太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五脏俱全的血肉之躯。但周恩来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伟人，而且是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即使外科医生极为小心，动手很轻，也会忍不住换药时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创口时鲜血直流引起的剧烈疼痛，而大喊大叫了。这种时候，即便病人喊叫，外科医生也是同情、理解和体谅的。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12月27日深夜发生一次昏厥以后，医疗组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病人一旦进入抢救状态，请全体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到达病房。警卫人员负责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办公厅，并立即通报邓大姐，请她赶到现场来。服务人员马上清理病床周围一切障碍物，如屏风、床头柜、桌子和椅子等。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日历翻到1月8日，这同平常一样的日子。早晨7点40多分钟，医疗组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这天早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开了二十来分钟便结束会议。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我和几位专家进入总理病室，到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即到周恩来床边，他依然宁静地仰卧在床上，只见他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我立刻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这时，陶寿淇教授正在跟护士交代向输液装置的小壶里加新的药品。商德延主任吩咐，马上请谢荣教授到病房来。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都集合到了病房里。 抢救周恩来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医疗组长吴阶平，是现场的总指挥。 谢荣教授一到病房，听我们简要地叙述了几句，看见周恩来的情况，立即提出要给他作气管内插管。谢教授要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与体力，正处在生命垂危时刻，哪里还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专家的话不能不听。我按谢荣的要求去做。“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俯身弯腰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音向他报告。 此时，我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弯着身子，低着头贴近他的脸，企盼着他的回答。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我顾不上去看别人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总觉得周恩来已没有精力回答了。 可是，我错了。 周恩来真是奇人，没有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 周恩来真的被我喊醒过来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激动，能够插管子有利于抢救。但我也深感惭愧，自己跟随周总理十年，而对周总理仍然不怎么了解。 谢荣教授动作迅速、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吸出的痰液并不多。谢教授果断地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周恩来仍处在“沉睡”之中。他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按理说，专家们对周恩来的生命抢救已竭尽全力。 抢救过程中，我的手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 突然间，有人使劲地喊着：“总理!总理啊!……总理!” “……” 周恩来没有一丝反应。 自此，周恩来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至此，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他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之后，向大家宣告：“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点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十里长街送总理；骨灰洒向祖国山河，千山万岭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医疗组的抢救工作停止了，人们用一条新的白床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了起来。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终身相依相伴的邓颖超大姐。她还在走廊里，我们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他们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大姐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本可以大哭一场、大喊大叫地宣泄出来。但是，邓大姐没有这样做。大姐的一生也毕竟经历过无数风浪，她意识到必须，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她不能因悲伤过度而病倒，还有许多事情正等待着她去做。周恩来的身后事需要她来料理，特别是他们间相约要进行火化而不保留骨灰的大事必须由她请示党中央，在得到批准后方能了却恩来的心愿。 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