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欧元区恶化,中国经济将重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3:55:11
欧元区恶化,中国经济将重挫
欧元对美元汇率最近数月一直震荡下行,因为人民币是peg美元的，所以现在欧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实际上人民币对欧元就已经大幅度升值了。大陆对欧洲出口会受到重创。中国大陆的经济依靠出口。附：欧元下跌不止 岛城外贸企业忧虑欧洲订单
据中方统计，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641亿美元，占中国全球外贸总额的16.5％。其中，中国对欧出口2362.8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9.7％。去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对欧出口骤降19.4％，今年中国对欧出口前景因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而变得不确定。
对中国出口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受债务危机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最近数月一直震荡下行，仅过去一周就累计贬值约4.3％，跌至14个月来新低。虽然作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副产品”，欧元持续贬值对于欧元区国家扩大出口是个好消息，但这却削弱了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近期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大幅上升，以中间价计算，半年来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幅度超过10％，中国对欧出口形势越发严峻。
以前你不会想靠放空澳洲来赚钱，现在情势已经改观。澳洲政府本周承诺将在2012-13年度让财政出现盈余，比原本计画提早三年。但澳洲财长史旺11日又说，欧洲债务危机可能摧毁全球复苏，澳洲正寻求「可靠的减震器」。
欧洲的危机正威胁澳洲的财政健康。如果你觉得雷曼兄弟倒闭已经震撼了市场，那就等着看希腊或者几个被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称作欧元区「落后者」的国家脱离欧元时会是什么情况。
欧元区动荡将为亚太区带来三个出乎意料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澳洲财政可能无法达成盈余目标。另外两个是：中国经济将显著减缓，以及欧元区会变成另一个日本。
希腊危机的威力一直未波及亚洲，因为亚洲的成长很强劲，银行业的情况不错，政府有更多空间来增加支出。但欧洲的问题仍然可能转变成全球危机，带来类似前一波由雷曼兄弟触发金融海啸的破坏力。
当美国市场动荡之时亚洲顽强挺立是一回事，但在第二个规模相当的经济区也沦陷时，亚洲想再一次表现如此优秀已经难上加难，尤其是欧洲长期不振可能对中国产生严重的影响。
纽约大学教授罗比尼认为欧盟带头的近1兆美元贷款计画仍无济于事，希腊和其它较弱的欧元区国家可能退出。随着市场崩溃和信心丧失，欧洲将面临二度衰退的风险。
由于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极度依赖欧洲消费者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这可能危及中国前景。全球经济联系如此紧密，欧洲的困境将反过来伤及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企业将预期欧洲需求下降，并减少购买中国产品。
今日显然是亚洲的时代，即使在全球惨淡经营之时，亚洲股市依然生气勃勃。但在美国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欧元区陷入萧条会有较大杀伤力。中国的经济以逾10%速度成长对亚洲很有帮助，但现在这股动力已面临危险。
东京MF Global FXA Securities股市研究部主管史密斯说：「中国的成长由出口推动，GDP排名世界第三的中国消费太少，如果出口崩溃，消费将无法取而代之。现代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消费比率比中国低。」
中国卖给亚洲邻国的大部分产品都经过再加工并销往欧洲。因此，中国经济前景除了资产泡沫外，又多了一个正在酝酿的问题。
另一明显的风险是，欧洲很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的「失落十年」。和日本一样，欧洲似乎深受古老文化传统的束缚，造成僵化的官僚制度、庞大的债务，且在需要做艰难决定时迟疑不决。欧洲扮演全球经济中心的角色已经没落，且对维系这种形象已无能为力。
欧洲的挑战在于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大规模的债务是问题，但货币政策问题更加迫切。部分欧元区国家债券殖利率呈上升趋势，使欧洲央行降息空间很小。投资者要求高殖利率的原因不是通膨，而是主权债务风险。什么因素打断了短期和长期借债成本的连动性并不重要，最终结果都是货币政策窒碍难行。
欧洲的债务已经很高，借贷成本则处于历史低位。如果是在10年前，德国央行官员对欧洲央行把利率降到1%一定嘲笑有加。
承诺大量的资金以捍卫欧元的计画看起来很像日本。这项计画的含混不清已引起质疑，其中一个疑问是德国能不能维持AAA的债信评级。德国是债信评级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如果受援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其它较弱欧元区成员国的义务束缚，它的评级可能成问题。
欧洲央行称将借购买政府及民间债券，因对「某些」市场严重紧张的局势，这种作法简直是照着日本的剧本演戏。
我们都目睹日本财政恶化，债务高到标准普尔把日本债信评级列为与斯洛文尼亚同等的AA级。随着通货紧缩加剧，日本要想维持该评级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欧元区也饱受巨额债务、人口老龄化和政治僵局等问题。目前市场人心惶惶，都在思考欧元相关危机蔓延会如何冲击原本较具活力的经济体，包括澳洲。
矿业荣景推动了澳洲的成长，但这都取决于强劲的全球需求。欧洲减少消费已经够糟了，如果欧洲恶化成另一个日本，将使情势雪上加霜。我们不能排除这个风险。
2010年05月13日 14:44 PM 希腊之忧蔓延至亚洲 英国《金融时报》 凯文•布朗 新加坡, 杰夫•代尔 北京报道 在拿出7500亿欧元为希腊和其它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纾困之后，欧盟(EU)本周罕见地出现在了亚洲报纸的头版。
然而这种突然飙升的兴趣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相关新闻就回到了报纸内页，与亚洲强劲经济复苏的消息争抢版面。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预计，该地区经济今年将增长7.5%。 然而，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心欧洲危机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延续下去的话。最重要的是，它可能推迟人们期望中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 此前外界一直猜测，中国政府将很快允许人民币升值。但包括商务部在内的一些中国政府部门因担心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一直反对人民币升值。而欧洲危机为这一阵营提供了支持。 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王黔表示，人民币可能最终还是会升值。但欧洲危机“可能会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再等一等，观察有关此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更清晰信号”。 人们还担忧危机对亚洲向欧洲出口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周二承认，希腊危机将影响出口，尽管尚不清楚这种影响的程度。 印度最大的风力涡轮制造商苏斯兰(Suzlon)昨日表示，由于债务危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筹资的影响，欧洲买家推迟了订单。 欧洲的紧张局势，可能已经对亚洲货币政策造成影响。韩国央行(Bank of Korea)昨日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的水平，尽管行长金仲秀(Kim Choong-soo)表示，韩国已经“几乎填补”了“产出缺口”，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出现价格上行压力。 上述言论表明，若不是金仲秀观察到欧洲“正出现下行风险”，韩国很可能会加息。马来西亚央行将于今日召开会议，或许会对各国央行如何看待这些事件提供进一步的指引。 此次危机还可能对政府融资产生影响。印度尼西亚本周将计划发行的国债规模从7.5亿美元削减至5亿美元，并暗示市场动荡是原因所在。投资者正谨慎地关注其它国家计划中的主权债务发行，包括马来西亚预计下月发行的30亿元林吉特（合9.33亿美元）国债。 对于这些动向可能预示着更大问题的说法，官员们不予认同。他们表示，亚洲地区庞大的外汇储备、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加之该地区对南欧的直接风险敞口普遍很小，将能够为亚洲提供保护。 菲律宾央行行长阿曼多•特唐科(Amando Tetangco)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亚洲各国已吸取了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建立了相关机制，比如“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sation，CMIM)，这是一个规模高达12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框架。 然而，从衡量亚洲主权债务违约保险价格走势的Markit iTraxx SovX亚太指数(iTraxx SovX Asia-Pacific index)，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危机有可能蔓延。由于对希腊问题的担忧扩散，该指数从5月4日的110个基点，升至5月7日的180个基点。从那之后，该指数重新降至130个基点左右。 日本野村证券(Nomura)驻香港信贷分析师Yang-Myng Hong表示，一个风险因素是，欧洲各银行可能提走其在该地区银行间持有的1.8万亿美元权益。但他认为，亚洲银行有足够的流动性抵消此类资金流动的影响。他指出，在截至2009年3月的两个季度，亚洲的银行体系经受住了欧洲银行近6000亿美元提款的影响。 不过，亚洲的关键问题是，经济迅速增长不能完全抵御金融体系危机的蔓延。正如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旺(Wayne Swan)本周所说：“希腊敲了一记警钟，即全球经济仍存在风险。”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5月底将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
北京时间 2010年05月13日汇通网
【摘要：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12日表示，美国可能在5月底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与中国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和政府采购政策。】
汇通网5月12日讯——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周三(12日)表示，美国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高级别对话上就人民币汇率和政府采购政策向中国施压。
骆家辉表示，人民币问题很可能在5月底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上重提，但不会在本周(5月12日当周)晚些时候，其率领清洁能源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和印尼时提出。
骆家辉称，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已非常明确地表明美国的立场，即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
骆家辉还表示，关于中国限制海外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政策，美方将在贸易代表团访华和战略经济对话中分别讨论。
骆家辉称，美国政府对这项政策十分关注，这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
中国政府在4月放宽了政府采购规定，但华盛顿担心新规则仍有利于中国国内企业。 周其仁：我对中国正成就史上最好经济制度论断存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资料图）
赵涛
“渐进”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中国前行的障碍是改革的动力问题
《中国青年》：您最近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以一个问句作为书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问句开始，您认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增长成就呢？
周其仁：从大处看，中国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人们常讲的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可能这样强劲有力。
开放之初，偌大一个中国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亿美元，从来不需要担心什么“过度依赖外需”。改革前夜，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134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几百元。老百姓收入那样低，但消费品还要凭票凭本供应，所谓“短缺经济”，好像怎么也拉不动生产。
那时的投资率倒也不低，但论投资规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1968年我从上海去东北下乡的时候，“大上海”最高楼(国际饭店)只有24层；火车在南京过长江还要摆渡。后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举国欢腾。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国际饭店，而整条长江到底有多少座长江大桥，再也算不得新闻。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国民经济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
《中国青年》：尽管有今天的成就，您也提到中国的这部改革史尚未完成，您认为前进之路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周其仁：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这是与前苏联的改革路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办，权力高度集中，信息不灵，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革，特别是要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靠价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来配置资源。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叶利钦似乎认为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从西方市场经济里请个高明的专家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照单改就是了。于是就有“500天激进改革计划”之类的故事发生。
中国没有那样幼稚。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前苏联的激进策略。
不过这也落下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革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诚如我在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逼出来的。譬如几亿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不改过不下去，所以包产到户。现在因为改革成功，再也难有类似当年那种逼的形式，结果就说改革的多，实际改得少。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样拖来拖去，渐进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
《中国青年》：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在您看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
周其仁：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逻辑上，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党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由于运转不下去，才放权改革。可是在实践上，放权改革是渐进的：部分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到了公民个人和普通企业手里，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权力，只是放到了较低级别的、还是党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权力。所有这些权力主体，一起在“市场”里竞争。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台面上，人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同样在那里争利逐利，但他们又拥有惟有“公家“才拥有的合法强制力。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过去的中国文化里，也还有官家不得与民争利的传统呀。当然，公权私权的界分不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人情社会”对权力腐败见怪不怪，倒是提高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减轻了问题的紧迫性。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中国青年》：能否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您看来，这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周其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即政府的服务。问题在于，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合法强制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坏现象，公众议论纷纷、批评和抨击的，甚至激发群体事件的，差不多都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几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青年》：邓小平形容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您认为在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长远明晰的国家策略？
周其仁：从认知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什么都想全了，然后规划一个理想社会让大家进去就获得现成的享受。这样看，“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动、多样化局部试验、给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认等等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
当然，强调基于经验的实践理性，并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长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里提炼出来、又经受经验检验过的抽象准则。譬如受保障的财产权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义、民主与法治等等，就不能说只有西方社会才需要，中国就不需要。把这些抽象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要真正实现这些抽象的准则，还是离不开实践理性。
后危机时代，需要面对“货币宽松”“财政负债”等问题
《中国青年》：2007年由美国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面临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性危机，不少经济学家都作出了悲观的预言，您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还是一直持乐观态度的，您的信心来自哪里？
周其仁：真的不是乐观，只是比较客观。
当时有判断，认为中国既然过渡依赖外需，而美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就一定被连累得不轻。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销订单的确一时掉得厉害。不过，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条件下，中国与欧美日本各自的比较优势还是大有潜力，中国综合的成本优势并不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就消失了。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
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民间、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烈。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场价格纷纷跳水之际，我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那个危机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体制，市场恐慌了谁也难有大作为。但是当代的美国欧洲，哪个还实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市场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胆印了票子用直升飞机撒，别的麻烦会有，但像美国历史上那样的大萧条却不可能再现。
《中国青年》：您认为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周其仁：早就是后危机时代了。美国股市2009年3月后涨了60个百分点，那还叫危机？西方政要不肯断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们的经济没有复苏，而是经济复苏与就业脱了节，成为所谓“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所以他们举棋不定、进退为难。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至于中国，去年信贷增加九万多亿，广义货币的增加超过GDP增长很多，更早就不能称之为危机了。现在要面对的是应对危机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如货币过于宽松，还有财政负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哪一代青年都会遇到
《中国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轻时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当今的青年人可能没有那样的波折与传奇，但是也会面临着“蜗居”、“蚁族”之类的困境，对于媒体所谓“失梦的一代”，您有什么期望或建议吗？
周其仁：理想与现实有距离，甚至有冲突，应该是哪一代人都会遇到的吧？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具体内容也许有点不同。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15.78 5.06%]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他们的梦，颜色远比我们当年的多姿多彩。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浪漫做梦，踏实做事，走他们自己的路，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我就是真有建议也派不上用场的。
《中国青年》：作为“充满理想”的一代人怎么看可能更“注重物质”的新生代？
周其仁：怕不好做这样鲜明的对照。小时候我想要一本黄胄的画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得到，可失望了。也记得上中学时骑上了妈妈给买的新自行车，美得跟什么似的。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质”吗？
当然，当年学雷锋运动如火如荼，我们的确心甘情愿地做过不少好人好事。可是，今天的青年志愿者至少不比当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灾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响当当的。现在的问题，不是青年人有什么特别，而是转型社会遭遇的道德标准紊乱问题。据说有个代表团到欧洲某国家取经，借鉴如何防范法官腐败，不料人家说帮不上忙，因为多少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此类案子。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再富裕也不用担心只注重物质的下一代。
《中国青年》：30年前，您和同龄人的困惑可能在于人生的选择相对单一，当今青年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多了，反而更迷茫了。
周其仁：那也许可以请他们从经济学的思维中吸取营养。我知道的经济学，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关于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对多个目标做出选择的学问。 2008年金融危机：一场美绞杀中国的绝密战争内幕
-------载选《军情大参考》第921期
最近笔者在沿海健康报第921期看到一篇文章《2008年金融危机：一场美绞杀中国的绝密战争内幕》，实在令人发人深思，现载选部分与网友进行探讨。
2008年的金融浪潮，是美国绞杀中国的一盘大棋，10年前就已经设好圈套。最近日本一家新闻社，大胆披露了十年前1999年美国总统举行的一次总统最高决策特别会议的内幕：
美国总统：“先生们，过去十年，我们成功肢解了苏联，对萨达姆发动了战争，还在亚洲制造了金融风暴，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倒退十年。接下来，我们要收拾中国这个老对手了。各位头脑风暴一下，积极发表idea。。。”。
中央情报局长：“我局一直在扶持西藏达赖喇嘛，还培训新疆的东突分子，必要的时候让他们同时发动暴动!” ·······尽快扶持陈水扁上台，让台湾蓝绿分裂恶化，台湾即便独立不了，也永世不可能和大陆统一。”
美国总统：“good。不过这些策略还不足以达到灭亡和控制中国的目的啊!”
美联储主席：“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日益深化，是一个绝好的渗透时机。美联储可大幅度降息，美元贬值，鼓励美国公司投资参股中国企业，达到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目的。只需要5--1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头插着美国吸管的奶牛，我们就像在麦当劳喝可乐一样，想挤就挤，想喝就喝。”
美国总统：“让中国变成美国的奶牛，这个idea很好，但是美元贬值，会不会造成美元泛滥，银行出现不良资产？”
美联储主席：“美元泛滥，是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不过没什么大不了，倒闭几家金融机构，刚好可以抹掉那些不良资产，还可以让政府参股银行。”
美国总统：“不错，但是中国会答应让美国深化投资么？”
中央情报局长：“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我们出钱赞助的，他们是我们美国人的喉舌，让他们在中国散播“引进外资，全球化”之类的言论，为美国资本家深化投资鸣锣开道!”
美国总统：“很好，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美国深化投资渗透! 但是只达到分裂和奶牛化中国还不够啊，如何激化社会矛盾？ 让中国人民对国家彻底失望？像苏联人那样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实现橙色革命？”
美联储主席：“要让一个国家发生政变，千古不变的规律，就是搞垮一个国家的经济，大量的工人失业，贫富分化加剧，人民仇视现政府。国家要么政变，要么民变。”
美国总统：“Good idea，要怎样做到？”
财政部长：“很简单，让中国重演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诱导中国做世界工厂，我们不断压低商品价格，还要让中国实行低工资低福利政策，不出5--10年，中国必定发生经济危机”
美联储主席：“完全正确，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周期刚好是十年一次，一个国家只要坚持低工资低福利的工业化大生产，本国人民没钱消费，只靠出口，不出十年必定出现经济危机! 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
中央情报局长：“嗯，明白了，这就安排我们美国人的喉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力鼓吹世界工厂，大力反对在中国实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只要中国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提高，自杀率提高，底层老百姓对社会绝望，社会必然发生动荡!”
华尔街金融炒家代表：“我们操控世界原材料商品的价格。中国要做世界工厂，必定需要大量的石油、金属等原材料，我们手中控制着数十万亿美金，能够大幅炒高这些商品的价格，比如让一桶石油从30美元涨到150美元。中国需要什么，就涨什么!这样中国人就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了。”
财政部长：“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控制世界石油价格。目前美国对全球石油的控制力度还不够。”
国防部长：“攻打伊拉克，只要拥有伊拉克的石油，我们就掌握了世界石油的话语权。”
美国总统：“对，萨达姆很不听话，早就想灭他了，不过我们要师出有名才行啊，以什么名义发动战争呢？”
众人一片沉默，面面相觑。
中央情报局长：“这个简单，就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拉登藏在伊拉克。。。。”
美国总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很好，就这么定了。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纽约市长突然举手：“报告总统，有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老太太，说美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国务卿：“我也正想要报告总统，日本人一直说他们是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的国家!”
美国总统紧张的左右张望：“嘘，这是国家最高机密，千万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正在让他们变成万恶的资本主义，而我们美国和盟友日本，正在大步走向社会主义。。。”
。。。。。。
下半部分笔者就不再论述了，这篇文章让笔者思考了几天，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不是真的没有必要去证明，这篇文章描述的就是目前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描述了目前我国社会和经济出现的问题根源，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方面确实比我国做的好，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到方面，在各个网站每天都有大量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留言，反映基层人民的呼声，大量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存在疑虑。党和国家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了由四万亿元扩大内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运用十大结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是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
我国是否上了美国的骗不讲，问题是目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挥多少优越性，笔者在发表《如何使我国国民经济轻松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中，分10章节进行了详细论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各行各业有计划准垄断经营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对作为消费者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竟然可以有12方面巨大作用，企业准垄断经营可以通过14个方面极大的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可以基本上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使我国国民经济轻松实现五年翻一番。
可以这样讲，如果我国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各行各业有计划准垄断经营，任何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存在的真正问题，因为导致我国目前社会和经济的真正“病因”，就是采用了错误的经济理论，没有真正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应该将计划经济的弊端科学化解了，而不是全盘否定，当今世界为什么不断掀起银行和企业合并浪潮，就是因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严重阻碍企业和经济发展，兼并、合并就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实现规模化垄断经营，最近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和第四大航空公司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更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对消费者有利的是企业管理上的竞争，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应该正确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的优越性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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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对美元汇率最近数月一直震荡下行,因为人民币是peg美元的，所以现在欧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实际上人民币对欧元就已经大幅度升值了。大陆对欧洲出口会受到重创。中国大陆的经济依靠出口。附：欧元下跌不止 岛城外贸企业忧虑欧洲订单
据中方统计，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641亿美元，占中国全球外贸总额的16.5％。其中，中国对欧出口2362.8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9.7％。去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对欧出口骤降19.4％，今年中国对欧出口前景因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而变得不确定。
对中国出口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受债务危机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最近数月一直震荡下行，仅过去一周就累计贬值约4.3％，跌至14个月来新低。虽然作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副产品”，欧元持续贬值对于欧元区国家扩大出口是个好消息，但这却削弱了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近期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大幅上升，以中间价计算，半年来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幅度超过10％，中国对欧出口形势越发严峻。
以前你不会想靠放空澳洲来赚钱，现在情势已经改观。澳洲政府本周承诺将在2012-13年度让财政出现盈余，比原本计画提早三年。但澳洲财长史旺11日又说，欧洲债务危机可能摧毁全球复苏，澳洲正寻求「可靠的减震器」。
欧洲的危机正威胁澳洲的财政健康。如果你觉得雷曼兄弟倒闭已经震撼了市场，那就等着看希腊或者几个被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称作欧元区「落后者」的国家脱离欧元时会是什么情况。
欧元区动荡将为亚太区带来三个出乎意料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澳洲财政可能无法达成盈余目标。另外两个是：中国经济将显著减缓，以及欧元区会变成另一个日本。
希腊危机的威力一直未波及亚洲，因为亚洲的成长很强劲，银行业的情况不错，政府有更多空间来增加支出。但欧洲的问题仍然可能转变成全球危机，带来类似前一波由雷曼兄弟触发金融海啸的破坏力。
当美国市场动荡之时亚洲顽强挺立是一回事，但在第二个规模相当的经济区也沦陷时，亚洲想再一次表现如此优秀已经难上加难，尤其是欧洲长期不振可能对中国产生严重的影响。
纽约大学教授罗比尼认为欧盟带头的近1兆美元贷款计画仍无济于事，希腊和其它较弱的欧元区国家可能退出。随着市场崩溃和信心丧失，欧洲将面临二度衰退的风险。
由于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极度依赖欧洲消费者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这可能危及中国前景。全球经济联系如此紧密，欧洲的困境将反过来伤及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企业将预期欧洲需求下降，并减少购买中国产品。
今日显然是亚洲的时代，即使在全球惨淡经营之时，亚洲股市依然生气勃勃。但在美国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欧元区陷入萧条会有较大杀伤力。中国的经济以逾10%速度成长对亚洲很有帮助，但现在这股动力已面临危险。
东京MF Global FXA Securities股市研究部主管史密斯说：「中国的成长由出口推动，GDP排名世界第三的中国消费太少，如果出口崩溃，消费将无法取而代之。现代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消费比率比中国低。」
中国卖给亚洲邻国的大部分产品都经过再加工并销往欧洲。因此，中国经济前景除了资产泡沫外，又多了一个正在酝酿的问题。
另一明显的风险是，欧洲很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的「失落十年」。和日本一样，欧洲似乎深受古老文化传统的束缚，造成僵化的官僚制度、庞大的债务，且在需要做艰难决定时迟疑不决。欧洲扮演全球经济中心的角色已经没落，且对维系这种形象已无能为力。
欧洲的挑战在于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大规模的债务是问题，但货币政策问题更加迫切。部分欧元区国家债券殖利率呈上升趋势，使欧洲央行降息空间很小。投资者要求高殖利率的原因不是通膨，而是主权债务风险。什么因素打断了短期和长期借债成本的连动性并不重要，最终结果都是货币政策窒碍难行。
欧洲的债务已经很高，借贷成本则处于历史低位。如果是在10年前，德国央行官员对欧洲央行把利率降到1%一定嘲笑有加。
承诺大量的资金以捍卫欧元的计画看起来很像日本。这项计画的含混不清已引起质疑，其中一个疑问是德国能不能维持AAA的债信评级。德国是债信评级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如果受援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其它较弱欧元区成员国的义务束缚，它的评级可能成问题。
欧洲央行称将借购买政府及民间债券，因对「某些」市场严重紧张的局势，这种作法简直是照着日本的剧本演戏。
我们都目睹日本财政恶化，债务高到标准普尔把日本债信评级列为与斯洛文尼亚同等的AA级。随着通货紧缩加剧，日本要想维持该评级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欧元区也饱受巨额债务、人口老龄化和政治僵局等问题。目前市场人心惶惶，都在思考欧元相关危机蔓延会如何冲击原本较具活力的经济体，包括澳洲。
矿业荣景推动了澳洲的成长，但这都取决于强劲的全球需求。欧洲减少消费已经够糟了，如果欧洲恶化成另一个日本，将使情势雪上加霜。我们不能排除这个风险。
2010年05月13日 14:44 PM 希腊之忧蔓延至亚洲 英国《金融时报》 凯文•布朗 新加坡, 杰夫•代尔 北京报道 在拿出7500亿欧元为希腊和其它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纾困之后，欧盟(EU)本周罕见地出现在了亚洲报纸的头版。
然而这种突然飙升的兴趣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相关新闻就回到了报纸内页，与亚洲强劲经济复苏的消息争抢版面。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预计，该地区经济今年将增长7.5%。 然而，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心欧洲危机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延续下去的话。最重要的是，它可能推迟人们期望中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 此前外界一直猜测，中国政府将很快允许人民币升值。但包括商务部在内的一些中国政府部门因担心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一直反对人民币升值。而欧洲危机为这一阵营提供了支持。 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王黔表示，人民币可能最终还是会升值。但欧洲危机“可能会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再等一等，观察有关此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更清晰信号”。 人们还担忧危机对亚洲向欧洲出口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周二承认，希腊危机将影响出口，尽管尚不清楚这种影响的程度。 印度最大的风力涡轮制造商苏斯兰(Suzlon)昨日表示，由于债务危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筹资的影响，欧洲买家推迟了订单。 欧洲的紧张局势，可能已经对亚洲货币政策造成影响。韩国央行(Bank of Korea)昨日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的水平，尽管行长金仲秀(Kim Choong-soo)表示，韩国已经“几乎填补”了“产出缺口”，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出现价格上行压力。 上述言论表明，若不是金仲秀观察到欧洲“正出现下行风险”，韩国很可能会加息。马来西亚央行将于今日召开会议，或许会对各国央行如何看待这些事件提供进一步的指引。 此次危机还可能对政府融资产生影响。印度尼西亚本周将计划发行的国债规模从7.5亿美元削减至5亿美元，并暗示市场动荡是原因所在。投资者正谨慎地关注其它国家计划中的主权债务发行，包括马来西亚预计下月发行的30亿元林吉特（合9.33亿美元）国债。 对于这些动向可能预示着更大问题的说法，官员们不予认同。他们表示，亚洲地区庞大的外汇储备、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加之该地区对南欧的直接风险敞口普遍很小，将能够为亚洲提供保护。 菲律宾央行行长阿曼多•特唐科(Amando Tetangco)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亚洲各国已吸取了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建立了相关机制，比如“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sation，CMIM)，这是一个规模高达12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框架。 然而，从衡量亚洲主权债务违约保险价格走势的Markit iTraxx SovX亚太指数(iTraxx SovX Asia-Pacific index)，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危机有可能蔓延。由于对希腊问题的担忧扩散，该指数从5月4日的110个基点，升至5月7日的180个基点。从那之后，该指数重新降至130个基点左右。 日本野村证券(Nomura)驻香港信贷分析师Yang-Myng Hong表示，一个风险因素是，欧洲各银行可能提走其在该地区银行间持有的1.8万亿美元权益。但他认为，亚洲银行有足够的流动性抵消此类资金流动的影响。他指出，在截至2009年3月的两个季度，亚洲的银行体系经受住了欧洲银行近6000亿美元提款的影响。 不过，亚洲的关键问题是，经济迅速增长不能完全抵御金融体系危机的蔓延。正如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旺(Wayne Swan)本周所说：“希腊敲了一记警钟，即全球经济仍存在风险。”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5月底将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
北京时间 2010年05月13日汇通网
【摘要：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12日表示，美国可能在5月底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与中国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和政府采购政策。】
汇通网5月12日讯——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周三(12日)表示，美国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高级别对话上就人民币汇率和政府采购政策向中国施压。
骆家辉表示，人民币问题很可能在5月底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上重提，但不会在本周(5月12日当周)晚些时候，其率领清洁能源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和印尼时提出。
骆家辉称，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已非常明确地表明美国的立场，即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
骆家辉还表示，关于中国限制海外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政策，美方将在贸易代表团访华和战略经济对话中分别讨论。
骆家辉称，美国政府对这项政策十分关注，这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
中国政府在4月放宽了政府采购规定，但华盛顿担心新规则仍有利于中国国内企业。 周其仁：我对中国正成就史上最好经济制度论断存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资料图）
赵涛
“渐进”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中国前行的障碍是改革的动力问题
《中国青年》：您最近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以一个问句作为书名的，那我们就从这个问句开始，您认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增长成就呢？
周其仁：从大处看，中国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人们常讲的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可能这样强劲有力。
开放之初，偌大一个中国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亿美元，从来不需要担心什么“过度依赖外需”。改革前夜，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134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几百元。老百姓收入那样低，但消费品还要凭票凭本供应，所谓“短缺经济”，好像怎么也拉不动生产。
那时的投资率倒也不低，但论投资规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1968年我从上海去东北下乡的时候，“大上海”最高楼(国际饭店)只有24层；火车在南京过长江还要摆渡。后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举国欢腾。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国际饭店，而整条长江到底有多少座长江大桥，再也算不得新闻。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国民经济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
《中国青年》：尽管有今天的成就，您也提到中国的这部改革史尚未完成，您认为前进之路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周其仁：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这是与前苏联的改革路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计划经济，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办，权力高度集中，信息不灵，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革，特别是要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靠价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来配置资源。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叶利钦似乎认为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从西方市场经济里请个高明的专家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照单改就是了。于是就有“500天激进改革计划”之类的故事发生。
中国没有那样幼稚。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前苏联的激进策略。
不过这也落下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革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诚如我在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逼出来的。譬如几亿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不改过不下去，所以包产到户。现在因为改革成功，再也难有类似当年那种逼的形式，结果就说改革的多，实际改得少。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样拖来拖去，渐进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
《中国青年》：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在您看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
周其仁：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逻辑上，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党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由于运转不下去，才放权改革。可是在实践上，放权改革是渐进的：部分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到了公民个人和普通企业手里，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权力，只是放到了较低级别的、还是党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权力。所有这些权力主体，一起在“市场”里竞争。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台面上，人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像“公司”、而不少党政领导人很像“老板”，同样在那里争利逐利，但他们又拥有惟有“公家“才拥有的合法强制力。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过去的中国文化里，也还有官家不得与民争利的传统呀。当然，公权私权的界分不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人情社会”对权力腐败见怪不怪，倒是提高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减轻了问题的紧迫性。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中国青年》：能否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您看来，这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周其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即政府的服务。问题在于，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合法强制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坏现象，公众议论纷纷、批评和抨击的，甚至激发群体事件的，差不多都围绕这个主题在展开。几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青年》：邓小平形容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您认为在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长远明晰的国家策略？
周其仁：从认知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什么都想全了，然后规划一个理想社会让大家进去就获得现成的享受。这样看，“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动、多样化局部试验、给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认等等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
当然，强调基于经验的实践理性，并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长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里提炼出来、又经受经验检验过的抽象准则。譬如受保障的财产权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义、民主与法治等等，就不能说只有西方社会才需要，中国就不需要。把这些抽象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要真正实现这些抽象的准则，还是离不开实践理性。
后危机时代，需要面对“货币宽松”“财政负债”等问题
《中国青年》：2007年由美国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面临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性危机，不少经济学家都作出了悲观的预言，您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还是一直持乐观态度的，您的信心来自哪里？
周其仁：真的不是乐观，只是比较客观。
当时有判断，认为中国既然过渡依赖外需，而美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就一定被连累得不轻。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销订单的确一时掉得厉害。不过，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条件下，中国与欧美日本各自的比较优势还是大有潜力，中国综合的成本优势并不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就消失了。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
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民间、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烈。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场价格纷纷跳水之际，我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那个危机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体制，市场恐慌了谁也难有大作为。但是当代的美国欧洲，哪个还实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市场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胆印了票子用直升飞机撒，别的麻烦会有，但像美国历史上那样的大萧条却不可能再现。
《中国青年》：您认为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周其仁：早就是后危机时代了。美国股市2009年3月后涨了60个百分点，那还叫危机？西方政要不肯断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们的经济没有复苏，而是经济复苏与就业脱了节，成为所谓“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所以他们举棋不定、进退为难。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至于中国，去年信贷增加九万多亿，广义货币的增加超过GDP增长很多，更早就不能称之为危机了。现在要面对的是应对危机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如货币过于宽松，还有财政负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哪一代青年都会遇到
《中国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轻时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当今的青年人可能没有那样的波折与传奇，但是也会面临着“蜗居”、“蚁族”之类的困境，对于媒体所谓“失梦的一代”，您有什么期望或建议吗？
周其仁：理想与现实有距离，甚至有冲突，应该是哪一代人都会遇到的吧？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具体内容也许有点不同。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15.78 5.06%]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他们的梦，颜色远比我们当年的多姿多彩。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浪漫做梦，踏实做事，走他们自己的路，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我就是真有建议也派不上用场的。
《中国青年》：作为“充满理想”的一代人怎么看可能更“注重物质”的新生代？
周其仁：怕不好做这样鲜明的对照。小时候我想要一本黄胄的画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得到，可失望了。也记得上中学时骑上了妈妈给买的新自行车，美得跟什么似的。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质”吗？
当然，当年学雷锋运动如火如荼，我们的确心甘情愿地做过不少好人好事。可是，今天的青年志愿者至少不比当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灾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响当当的。现在的问题，不是青年人有什么特别，而是转型社会遭遇的道德标准紊乱问题。据说有个代表团到欧洲某国家取经，借鉴如何防范法官腐败，不料人家说帮不上忙，因为多少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此类案子。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再富裕也不用担心只注重物质的下一代。
《中国青年》：30年前，您和同龄人的困惑可能在于人生的选择相对单一，当今青年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多了，反而更迷茫了。
周其仁：那也许可以请他们从经济学的思维中吸取营养。我知道的经济学，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关于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对多个目标做出选择的学问。 2008年金融危机：一场美绞杀中国的绝密战争内幕
-------载选《军情大参考》第921期
最近笔者在沿海健康报第921期看到一篇文章《2008年金融危机：一场美绞杀中国的绝密战争内幕》，实在令人发人深思，现载选部分与网友进行探讨。
2008年的金融浪潮，是美国绞杀中国的一盘大棋，10年前就已经设好圈套。最近日本一家新闻社，大胆披露了十年前1999年美国总统举行的一次总统最高决策特别会议的内幕：
美国总统：“先生们，过去十年，我们成功肢解了苏联，对萨达姆发动了战争，还在亚洲制造了金融风暴，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倒退十年。接下来，我们要收拾中国这个老对手了。各位头脑风暴一下，积极发表idea。。。”。
中央情报局长：“我局一直在扶持西藏达赖喇嘛，还培训新疆的东突分子，必要的时候让他们同时发动暴动!” ·······尽快扶持陈水扁上台，让台湾蓝绿分裂恶化，台湾即便独立不了，也永世不可能和大陆统一。”
美国总统：“good。不过这些策略还不足以达到灭亡和控制中国的目的啊!”
美联储主席：“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日益深化，是一个绝好的渗透时机。美联储可大幅度降息，美元贬值，鼓励美国公司投资参股中国企业，达到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目的。只需要5--1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头插着美国吸管的奶牛，我们就像在麦当劳喝可乐一样，想挤就挤，想喝就喝。”
美国总统：“让中国变成美国的奶牛，这个idea很好，但是美元贬值，会不会造成美元泛滥，银行出现不良资产？”
美联储主席：“美元泛滥，是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不过没什么大不了，倒闭几家金融机构，刚好可以抹掉那些不良资产，还可以让政府参股银行。”
美国总统：“不错，但是中国会答应让美国深化投资么？”
中央情报局长：“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我们出钱赞助的，他们是我们美国人的喉舌，让他们在中国散播“引进外资，全球化”之类的言论，为美国资本家深化投资鸣锣开道!”
美国总统：“很好，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美国深化投资渗透! 但是只达到分裂和奶牛化中国还不够啊，如何激化社会矛盾？ 让中国人民对国家彻底失望？像苏联人那样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实现橙色革命？”
美联储主席：“要让一个国家发生政变，千古不变的规律，就是搞垮一个国家的经济，大量的工人失业，贫富分化加剧，人民仇视现政府。国家要么政变，要么民变。”
美国总统：“Good idea，要怎样做到？”
财政部长：“很简单，让中国重演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诱导中国做世界工厂，我们不断压低商品价格，还要让中国实行低工资低福利政策，不出5--10年，中国必定发生经济危机”
美联储主席：“完全正确，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周期刚好是十年一次，一个国家只要坚持低工资低福利的工业化大生产，本国人民没钱消费，只靠出口，不出十年必定出现经济危机! 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
中央情报局长：“嗯，明白了，这就安排我们美国人的喉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力鼓吹世界工厂，大力反对在中国实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只要中国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提高，自杀率提高，底层老百姓对社会绝望，社会必然发生动荡!”
华尔街金融炒家代表：“我们操控世界原材料商品的价格。中国要做世界工厂，必定需要大量的石油、金属等原材料，我们手中控制着数十万亿美金，能够大幅炒高这些商品的价格，比如让一桶石油从30美元涨到150美元。中国需要什么，就涨什么!这样中国人就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了。”
财政部长：“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控制世界石油价格。目前美国对全球石油的控制力度还不够。”
国防部长：“攻打伊拉克，只要拥有伊拉克的石油，我们就掌握了世界石油的话语权。”
美国总统：“对，萨达姆很不听话，早就想灭他了，不过我们要师出有名才行啊，以什么名义发动战争呢？”
众人一片沉默，面面相觑。
中央情报局长：“这个简单，就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拉登藏在伊拉克。。。。”
美国总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很好，就这么定了。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纽约市长突然举手：“报告总统，有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老太太，说美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国务卿：“我也正想要报告总统，日本人一直说他们是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的国家!”
美国总统紧张的左右张望：“嘘，这是国家最高机密，千万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正在让他们变成万恶的资本主义，而我们美国和盟友日本，正在大步走向社会主义。。。”
。。。。。。
下半部分笔者就不再论述了，这篇文章让笔者思考了几天，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不是真的没有必要去证明，这篇文章描述的就是目前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描述了目前我国社会和经济出现的问题根源，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方面确实比我国做的好，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到方面，在各个网站每天都有大量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留言，反映基层人民的呼声，大量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存在疑虑。党和国家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了由四万亿元扩大内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运用十大结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是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
我国是否上了美国的骗不讲，问题是目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挥多少优越性，笔者在发表《如何使我国国民经济轻松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中，分10章节进行了详细论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各行各业有计划准垄断经营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对作为消费者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竟然可以有12方面巨大作用，企业准垄断经营可以通过14个方面极大的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可以基本上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使我国国民经济轻松实现五年翻一番。
可以这样讲，如果我国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各行各业有计划准垄断经营，任何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存在的真正问题，因为导致我国目前社会和经济的真正“病因”，就是采用了错误的经济理论，没有真正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应该将计划经济的弊端科学化解了，而不是全盘否定，当今世界为什么不断掀起银行和企业合并浪潮，就是因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严重阻碍企业和经济发展，兼并、合并就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实现规模化垄断经营，最近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和第四大航空公司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更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对消费者有利的是企业管理上的竞争，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应该正确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的优越性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路。
百年金融危机最后的买单者分析——欧盟、欧元的解体和
(2010-03-19 21:06:42)转载 标签： 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