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迟写的怀念——忆孙犁老师对我的教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7:37:53
一、
孙犁老师走了吗？我一直觉得他还在天津，还在河北农村，只是我这些年没有去看望老师吧 。我没有写一篇文字，是有写不尽的思念，不知你何处落笔了。
1946年的秋雨里，一只小船顺拒马河、大清河，把我送到冀中十分区。当时在固安县的牛驼镇。一天，十分区的地委副书记吴立人伯伯领我到镇上新华书店去，我一眼就看到刚来的《平原杂志》，立即被它吸引住了。吴立人伯伯说给我这是孙犁主编的。我便记住了老师的名字。
1946年冬天，我到了冀中区党委所在地河间黑马张庄。还是在吴立人伯伯的住处，我第一次见到了孙犁老师。我听吴立人和齐英与孙犁谈话，听到屋子里吴立人说出孙犁的名字，我便钻进屋子里来。齐英叫孙犁老师，是在抗战学院教过齐英。我一进来，吴伯伯便向孙犁介绍：这个小鬼，是烈士的后代，他是你的小读者哩。孙犁老师看着我，问我读了什么书，上什么学？吴伯伯说，这孩子喜欢读书，我们打算送他上学去。孙犁说话慢条斯语，对我说，好好读书吧。还问我读过鲁迅的作品吗？我高兴地回答他，我在高小读过鲁迅的《一件小事》。他和吴伯伯听到我的回答，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明白他们笑什么呢？
过几天，我在一间农家小屋子里，在胡苏和柳溪结婚的新房里，听柳溪躺在农家炕上给胡苏读着《唐吉诃德》，不时哈哈大笑。我就在他们旁边看他们给我的新出来的《平原杂志》和《歌与剧》。一会儿，这小屋里便来了不少作家，这时我又见到孙犁，又认识了冀中的作家秦兆阳，王林，胡丹沸，和我没有记住名字的人，他们是一起研究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
正是在这些作家的无形的影响下，我幼年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1947年5月，我由冀中行署介绍到冀中第一中学读书。我们的语文老师刘正民，是个记者，那时没有课本，是老师从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选出来，然后用腊纸刻印出来，这便是我们的国文课。刘老师选的最多的是孙犁当时发表的作品。我读着，背诵着，因为我知道这是那个抚摸过我的头，教我多读书的孙犁写出的，就更加认真地念了。
我在这时，从油印的片子里，读到了《麦收》、《新安游记》、《芦花荡》等篇章。并能背过其中不少章节。
我在孙犁作品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爱好上了文学。
1948年，我开始给报纸投稿，1950年到195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苑纪久合作的诗歌集《新歌谣》，故事集《乡村里的故事》，还有与河北省的中学生合集《中学生短篇创作集》。而在孙犁老师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是我们的目标。
1951年9月，我被保送到保定一中高中读书，我开始给天津的文艺周刊投稿。这期间更得到孙犁老师的具体指导
二、
1953年夏天的某日，我在保定一中，接到省文联的通知，说孙犁来保定了，要和文学青年见面。我和韩映山立即去了保定的一个剧场，是文联的秘书长远千里主持的这次会，我和映山在前面找个座位，听孙犁老师做报告。
他站在台上，像平常一样，也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是和青年人的一次平等的谈心。他说，是远千里要雁过拔毛，让他到台上和朋友们说说写作的事儿，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命。他从当时文艺报上有中学教师对《荷花淀》的意见谈起，谈到如何看文学作品；说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比方说，白洋淀边，不仅是风吹过来，带着荷花的香气。那也有不香的气息呀，不能照像不能把什么都写进来呀，因为文学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景物，和美好的心灵。他的这种观点，让我记得很深，如何注意发现真善美，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境界。
老师鼓励我们多写，他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句话来说，是大狗也在叫，小狗也要叫。不要怕叫得不好听。
孙犁老师和大家谈了有一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听够，便在会后，直接去了保定提法斯街的河北省文联。在一间小屋里，孙犁见到了我们。我说起一九四六年冬在河北河间的那次见面，孙犁老师想起来了，他惊喜地说，呵，你都成了高中生了哇。当时的情景如重现眼前。在这儿，老师具体地告诉我们，要学会观察生活，建议我们像契诃夫一样，记生活手记。把自己的思考和观察的东西记录下来。
听了老师的教导，我们回去，便准备了本子，映山起个名字叫《苦丁香》，我的本子就叫《生活手册》。
孙犁老师这次回河北农村，不久就看到他写农村生活和农村人物的作品发表出来。也是这次下乡，他写出了可称经典的作品《铁木前传》。
在听了孙犁老师这次教诲之后，，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进步。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散文，后来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生活速写《雨天》，受到了好评。并选入河北省文联1956年编选的《河北小说散文选：朝霞在燃烧》里。
我的同学映山，在这之后，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几篇小说，有了长足的时步，奠定了他作为荷花淀派的写作风格。
三、
195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1955后半年，我休学回农村参加合作化，组织农业社。我给孙犁老师写过信，他回了信，对我关心鼓励，可惜的是那封我看过多少次的信丢失了。1956年，我复学回到北大，写一些诗，发在了天津日报孙犁老师主编的文艺周刊，我这年给老师写信，说想写散文，一直写不好，故一直没有给您寄去。孙犁师说，你的诗写得不错，也不必非写散文不可。鼓励我珍惜大学机会，多读些书。
1963年，我在长影总编室工作，有机会到天津组稿，便去看望了孙犁老师，并提出想改编老师的《风云初记》的想法。老师当时便对我说：彦芳，你对我的书熟悉，你就改吧。
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从此便暗下了决心，一定把孙犁的作品搬上银幕。
不久，我得到长影党委的批准，回容城故乡深入生活，我到天津去看望老师，他对我鼓励，说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着重说了如何在工作中注意了解人物，熟悉生活。并说，你可以多写信说说你在生活中的体会。我总觉得没有成绩不愿多打扰老师。但我记住了孙犁老师的话，所以每天都记着生活手记，记下了在农村的体验和思考。
1964年，我在容城搞四清时，我的诗集《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收到样书后，立即给孙犁老师寄去，作为一次汇报，过了几天，便收到了孙犁老师的来信。
信中对我给予了前辈的关怀，让我难忘。
幸运的是这封信因为夹在孙犁师的一部书里，，没有失散，得以保存下来了。而找不到的信，都在文革抄家后失去了，但老师的教诲早印在心里，是火烧不掉，人抄不去的。
彦芳同志：
收到你寄赠的诗集《帆》，你的诗感情深挚而语言明丽，我很喜欢。书印得也很好。你在下边时间已很长，前些日子听人说你已回长春养病，不知确否，甚为悬念。望注意身体，有便，并望将身体情况见告。
我如常，春天曾出去跑跑，亦走马性质，不深入也。专此
敬礼。
孙犁 十，九。
老师的这封信是寄到河北省容城县委的，由县委转给了我，不久，因为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我没有参加完容城的两年四清，便回到了长影，整风后，我曾作为接班人的安排，留在长影总编室当秘书；我自知不是当领导的材料，便要求仍去搞业务，我心里想的是快把我最喜欢的孙犁的作品搞成电影；我在组织了浩然的《艳阳天》之后，还和孙犁老师说过改编《铁木前传》的想法，孙犁师对我笑着说：这部书还没有完哩，你们怎么改呀？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便不再想改此小说，但我还是想改编《风云初记》。1965年，因我到兰考探亲，听母亲含泪讲了焦裕禄的事儿，我很受感动，便给长影党委写信，要求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得到长影党委批准，我1965年春天到兰考组织三结合创作组写焦裕禄，并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这样想搞《风云初记》电影剧本的事只好先放下了。谁会想到不久一场大的浩劫来临，我在这十年里竟有五年多时间在受审查中，此时，我知老师也在受难，便失去了联系。
四、
十年动乱中，我先被打成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为文艺黑线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头头，后又以“反革命五一六”而受审查三年，到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得以彻底平反。平反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完成多年的宿愿。
长影老导演，河北老乡袁乃晨对孙犁作品更是多年想搞成电影的，早在文革前他就和我谈过；1981年，经长影批准，我被请到长影写《风云初记》电影剧本。这时，我和导演袁乃晨到天津看望孙犁，孙犁知道袁导演是河北雄县人，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同志。就改编剧本事，孙犁师又说，让彦芳写，我想一定能写好的。这时，他说了一个情况，就在不久，北影的于蓝同志找他，说她想改《风云初记》，他说，我们是在延安就相识的老同志了，我不好回绝她说不行，我想她不一定能改好，便婉言劝她不要搞吧。这话更让我感动，又是对我的激励，我想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信任。
我很快写出了初稿，我们急于想听老师的意见，在长影打印后，立马去天津。孙犁老师是真诚的，他从不说假话，我把剧本交给老师，如小学生交到老师的一份答卷，等着老师判分。到第二天，老师便看完了剧本。我们去听意见。
老师见我们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看你改编的不错。”我不由得把高兴表露在脸上，如同大学考试老师在记分册上写个五分。接着孙犁师说：我的作品搞成电影作品不好搞。我先看你们剧本的结尾，这是小说没有的，结尾写得不错；开头也好，把书中历史部份先作为序幕展现，人物就清楚了。
我在我的文集电影电视剧本卷的序言里，记下了我写两部剧本的经过，现抄录，以此纪念孙犁老师。
“是孙犁老师的作品，引导我热爱文学并走上了文学之路，《风云初记》使我热爱，熟读多遍，不少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亲人。我早有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的愿望。1962年应长影之邀请，回到离开10年之久的地方，与多年想拍摄孙犁作品的老导演袁乃晨研究改编《风云初记》。
我的改编，得到了孙犁老师的认同和称赞，称剧作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在长影讲话，称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可以使长影打翻身仗的好本子，希望长影作为重点片拍好。
由于导演袁乃晨过分认真、执拗，在拍摄拍摄资金上与厂领导发生矛盾，致使准备近一年的拍摄工作停止，另换了不熟悉冀中生活的导演，且为了赶拍摄季节，把上下集合为一集，将四季景集中到了一个季节，不经作者同意，任意删砍，使拍摄出来的影片完全失去了孙犁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羞于承认是影片编剧，并给孙犁老师写信，千万不要看此影片。
此剧未能拍好，是我影视路上的第一大憾事。
1983年，应天津电影制片厂导演韩敏之约，将孙犁所有写白洋淀生活的短篇融为一体，重新构思，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年月妇女生活的电影《荷花淀的女人》，我的构想，得到孙犁犁老师的首肯；我改出之后，拿给孙犁老师看了，得到了他的认同和称赞。
当时中央有规定，小厂不允许拍故事片，于是热爱此剧本的摄影师张保之把此本介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李舒田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河北省军区又重写一稿，八一厂通过此本，在准备拍摄之时，白洋淀水干涸了。拍摄事暂停。河北省文化厅长安耀光建议，根据此本改成了歌剧，名为《她们的心》，由河北省歌舞剧院首演，并在1986年参加全国歌剧交流演出而获得创作和演出优秀奖，受到敬之等同志的好评。
1988年，白洋淀来水了，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八一厂，而老导演李舒田却不幸病逝，在他临终时，还念念不忘这部孙犁作品改编的电影，没有拍成，是他终身遗憾。
作为一生热爱孙犁老师作品，想把他的作品搬上银幕的编剧来说，一个作品没有拍好，一个作品没有拍成，便成了我一生的憾事。”
孙犁老师走了吗？此刻，我分明又看到了他亲切的笑容，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看到他瞩望我的明亮的眼睛。记得1984年，我应张根生同志之约，与他一起看望孙犁，就《风云初记》的拍摄，张根生同志对我说，这是一部家乡人民盼望早日出来的电影，可一定要拍好哇。我说，为了拍好此片，吕正操同志特意找我谈了意见，我都转给袁导演了。我想，这部引起各方面关注的电影一定会不错的。我那次见到孙犁师也这样说了。我如何会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想起来，非常痛心，我觉得对不住这么好的原著，更对不住孙犁老师对我的希望。
我已把根据老师作品改编的两部剧本印出来了，我希望有志之士，愿意把这两部反映冀中人民生活的作品重新现于银幕或荧屏的朋友，能重新拍摄，或改为电视连续剧，以不愧于时代，不愧于百姓，不愧这样真正有艺术风格的孙犁的作品。
不然，作为一生受教的学生，我不甘心，我也无法面对老师的在天之灵。
2007年3月5日于北京
孙犁老师走了吗？我一直觉得他还在天津，还在河北农村，只是我这些年没有去看望老师吧 。我没有写一篇文字，是有写不尽的思念，不知你何处落笔了。
1946年的秋雨里，一只小船顺拒马河、大清河，把我送到冀中十分区。当时在固安县的牛驼镇。一天，十分区的地委副书记吴立人伯伯领我到镇上新华书店去，我一眼就看到刚来的《平原杂志》，立即被它吸引住了。吴立人伯伯说给我这是孙犁主编的。我便记住了老师的名字。
1946年冬天，我到了冀中区党委所在地河间黑马张庄。还是在吴立人伯伯的住处，我第一次见到了孙犁老师。我听吴立人和齐英与孙犁谈话，听到屋子里吴立人说出孙犁的名字，我便钻进屋子里来。齐英叫孙犁老师，是在抗战学院教过齐英。我一进来，吴伯伯便向孙犁介绍：这个小鬼，是烈士的后代，他是你的小读者哩。孙犁老师看着我，问我读了什么书，上什么学？吴伯伯说，这孩子喜欢读书，我们打算送他上学去。孙犁说话慢条斯语，对我说，好好读书吧。还问我读过鲁迅的作品吗？我高兴地回答他，我在高小读过鲁迅的《一件小事》。他和吴伯伯听到我的回答，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明白他们笑什么呢？
过几天，我在一间农家小屋子里，在胡苏和柳溪结婚的新房里，听柳溪躺在农家炕上给胡苏读着《唐吉诃德》，不时哈哈大笑。我就在他们旁边看他们给我的新出来的《平原杂志》和《歌与剧》。一会儿，这小屋里便来了不少作家，这时我又见到孙犁，又认识了冀中的作家秦兆阳，王林，胡丹沸，和我没有记住名字的人，他们是一起研究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
正是在这些作家的无形的影响下，我幼年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1947年5月，我由冀中行署介绍到冀中第一中学读书。我们的语文老师刘正民，是个记者，那时没有课本，是老师从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选出来，然后用腊纸刻印出来，这便是我们的国文课。刘老师选的最多的是孙犁当时发表的作品。我读着，背诵着，因为我知道这是那个抚摸过我的头，教我多读书的孙犁写出的，就更加认真地念了。
我在这时，从油印的片子里，读到了《麦收》、《新安游记》、《芦花荡》等篇章。并能背过其中不少章节。
我在孙犁作品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爱好上了文学。
1948年，我开始给报纸投稿，1950年到195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苑纪久合作的诗歌集《新歌谣》，故事集《乡村里的故事》，还有与河北省的中学生合集《中学生短篇创作集》。而在孙犁老师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是我们的目标。
1951年9月，我被保送到保定一中高中读书，我开始给天津的文艺周刊投稿。这期间更得到孙犁老师的具体指导
二、
1953年夏天的某日，我在保定一中，接到省文联的通知，说孙犁来保定了，要和文学青年见面。我和韩映山立即去了保定的一个剧场，是文联的秘书长远千里主持的这次会，我和映山在前面找个座位，听孙犁老师做报告。
他站在台上，像平常一样，也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是和青年人的一次平等的谈心。他说，是远千里要雁过拔毛，让他到台上和朋友们说说写作的事儿，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命。他从当时文艺报上有中学教师对《荷花淀》的意见谈起，谈到如何看文学作品；说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比方说，白洋淀边，不仅是风吹过来，带着荷花的香气。那也有不香的气息呀，不能照像不能把什么都写进来呀，因为文学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景物，和美好的心灵。他的这种观点，让我记得很深，如何注意发现真善美，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境界。
老师鼓励我们多写，他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句话来说，是大狗也在叫，小狗也要叫。不要怕叫得不好听。
孙犁老师和大家谈了有一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听够，便在会后，直接去了保定提法斯街的河北省文联。在一间小屋里，孙犁见到了我们。我说起一九四六年冬在河北河间的那次见面，孙犁老师想起来了，他惊喜地说，呵，你都成了高中生了哇。当时的情景如重现眼前。在这儿，老师具体地告诉我们，要学会观察生活，建议我们像契诃夫一样，记生活手记。把自己的思考和观察的东西记录下来。
听了老师的教导，我们回去，便准备了本子，映山起个名字叫《苦丁香》，我的本子就叫《生活手册》。
孙犁老师这次回河北农村，不久就看到他写农村生活和农村人物的作品发表出来。也是这次下乡，他写出了可称经典的作品《铁木前传》。
在听了孙犁老师这次教诲之后，，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进步。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散文，后来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生活速写《雨天》，受到了好评。并选入河北省文联1956年编选的《河北小说散文选：朝霞在燃烧》里。
我的同学映山，在这之后，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几篇小说，有了长足的时步，奠定了他作为荷花淀派的写作风格。
三、
195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1955后半年，我休学回农村参加合作化，组织农业社。我给孙犁老师写过信，他回了信，对我关心鼓励，可惜的是那封我看过多少次的信丢失了。1956年，我复学回到北大，写一些诗，发在了天津日报孙犁老师主编的文艺周刊，我这年给老师写信，说想写散文，一直写不好，故一直没有给您寄去。孙犁师说，你的诗写得不错，也不必非写散文不可。鼓励我珍惜大学机会，多读些书。
1963年，我在长影总编室工作，有机会到天津组稿，便去看望了孙犁老师，并提出想改编老师的《风云初记》的想法。老师当时便对我说：彦芳，你对我的书熟悉，你就改吧。
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从此便暗下了决心，一定把孙犁的作品搬上银幕。
不久，我得到长影党委的批准，回容城故乡深入生活，我到天津去看望老师，他对我鼓励，说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着重说了如何在工作中注意了解人物，熟悉生活。并说，你可以多写信说说你在生活中的体会。我总觉得没有成绩不愿多打扰老师。但我记住了孙犁老师的话，所以每天都记着生活手记，记下了在农村的体验和思考。
1964年，我在容城搞四清时，我的诗集《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收到样书后，立即给孙犁老师寄去，作为一次汇报，过了几天，便收到了孙犁老师的来信。
信中对我给予了前辈的关怀，让我难忘。
幸运的是这封信因为夹在孙犁师的一部书里，，没有失散，得以保存下来了。而找不到的信，都在文革抄家后失去了，但老师的教诲早印在心里，是火烧不掉，人抄不去的。
彦芳同志：
收到你寄赠的诗集《帆》，你的诗感情深挚而语言明丽，我很喜欢。书印得也很好。你在下边时间已很长，前些日子听人说你已回长春养病，不知确否，甚为悬念。望注意身体，有便，并望将身体情况见告。
我如常，春天曾出去跑跑，亦走马性质，不深入也。专此
敬礼。
孙犁 十，九。
老师的这封信是寄到河北省容城县委的，由县委转给了我，不久，因为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我没有参加完容城的两年四清，便回到了长影，整风后，我曾作为接班人的安排，留在长影总编室当秘书；我自知不是当领导的材料，便要求仍去搞业务，我心里想的是快把我最喜欢的孙犁的作品搞成电影；我在组织了浩然的《艳阳天》之后，还和孙犁老师说过改编《铁木前传》的想法，孙犁师对我笑着说：这部书还没有完哩，你们怎么改呀？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便不再想改此小说，但我还是想改编《风云初记》。1965年，因我到兰考探亲，听母亲含泪讲了焦裕禄的事儿，我很受感动，便给长影党委写信，要求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得到长影党委批准，我1965年春天到兰考组织三结合创作组写焦裕禄，并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这样想搞《风云初记》电影剧本的事只好先放下了。谁会想到不久一场大的浩劫来临，我在这十年里竟有五年多时间在受审查中，此时，我知老师也在受难，便失去了联系。
四、
十年动乱中，我先被打成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为文艺黑线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头头，后又以“反革命五一六”而受审查三年，到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得以彻底平反。平反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完成多年的宿愿。
长影老导演，河北老乡袁乃晨对孙犁作品更是多年想搞成电影的，早在文革前他就和我谈过；1981年，经长影批准，我被请到长影写《风云初记》电影剧本。这时，我和导演袁乃晨到天津看望孙犁，孙犁知道袁导演是河北雄县人，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同志。就改编剧本事，孙犁师又说，让彦芳写，我想一定能写好的。这时，他说了一个情况，就在不久，北影的于蓝同志找他，说她想改《风云初记》，他说，我们是在延安就相识的老同志了，我不好回绝她说不行，我想她不一定能改好，便婉言劝她不要搞吧。这话更让我感动，又是对我的激励，我想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信任。
我很快写出了初稿，我们急于想听老师的意见，在长影打印后，立马去天津。孙犁老师是真诚的，他从不说假话，我把剧本交给老师，如小学生交到老师的一份答卷，等着老师判分。到第二天，老师便看完了剧本。我们去听意见。
老师见我们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看你改编的不错。”我不由得把高兴表露在脸上，如同大学考试老师在记分册上写个五分。接着孙犁师说：我的作品搞成电影作品不好搞。我先看你们剧本的结尾，这是小说没有的，结尾写得不错；开头也好，把书中历史部份先作为序幕展现，人物就清楚了。
我在我的文集电影电视剧本卷的序言里，记下了我写两部剧本的经过，现抄录，以此纪念孙犁老师。
“是孙犁老师的作品，引导我热爱文学并走上了文学之路，《风云初记》使我热爱，熟读多遍，不少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亲人。我早有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的愿望。1962年应长影之邀请，回到离开10年之久的地方，与多年想拍摄孙犁作品的老导演袁乃晨研究改编《风云初记》。
我的改编，得到了孙犁老师的认同和称赞，称剧作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在长影讲话，称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可以使长影打翻身仗的好本子，希望长影作为重点片拍好。
由于导演袁乃晨过分认真、执拗，在拍摄拍摄资金上与厂领导发生矛盾，致使准备近一年的拍摄工作停止，另换了不熟悉冀中生活的导演，且为了赶拍摄季节，把上下集合为一集，将四季景集中到了一个季节，不经作者同意，任意删砍，使拍摄出来的影片完全失去了孙犁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羞于承认是影片编剧，并给孙犁老师写信，千万不要看此影片。
此剧未能拍好，是我影视路上的第一大憾事。
1983年，应天津电影制片厂导演韩敏之约，将孙犁所有写白洋淀生活的短篇融为一体，重新构思，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年月妇女生活的电影《荷花淀的女人》，我的构想，得到孙犁犁老师的首肯；我改出之后，拿给孙犁老师看了，得到了他的认同和称赞。
当时中央有规定，小厂不允许拍故事片，于是热爱此剧本的摄影师张保之把此本介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李舒田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河北省军区又重写一稿，八一厂通过此本，在准备拍摄之时，白洋淀水干涸了。拍摄事暂停。河北省文化厅长安耀光建议，根据此本改成了歌剧，名为《她们的心》，由河北省歌舞剧院首演，并在1986年参加全国歌剧交流演出而获得创作和演出优秀奖，受到敬之等同志的好评。
1988年，白洋淀来水了，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八一厂，而老导演李舒田却不幸病逝，在他临终时，还念念不忘这部孙犁作品改编的电影，没有拍成，是他终身遗憾。
作为一生热爱孙犁老师作品，想把他的作品搬上银幕的编剧来说，一个作品没有拍好，一个作品没有拍成，便成了我一生的憾事。”
孙犁老师走了吗？此刻，我分明又看到了他亲切的笑容，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看到他瞩望我的明亮的眼睛。记得1984年，我应张根生同志之约，与他一起看望孙犁，就《风云初记》的拍摄，张根生同志对我说，这是一部家乡人民盼望早日出来的电影，可一定要拍好哇。我说，为了拍好此片，吕正操同志特意找我谈了意见，我都转给袁导演了。我想，这部引起各方面关注的电影一定会不错的。我那次见到孙犁师也这样说了。我如何会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想起来，非常痛心，我觉得对不住这么好的原著，更对不住孙犁老师对我的希望。
我已把根据老师作品改编的两部剧本印出来了，我希望有志之士，愿意把这两部反映冀中人民生活的作品重新现于银幕或荧屏的朋友，能重新拍摄，或改为电视连续剧，以不愧于时代，不愧于百姓，不愧这样真正有艺术风格的孙犁的作品。
不然，作为一生受教的学生，我不甘心，我也无法面对老师的在天之灵。
2007年3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