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不耐烦：别老拿贸易顺差说事！

此间环球时报刊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的文章表示，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贸易进出口的增长更快。但是，中国的出口与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担心。
谁从贸易中获益最大？
中国的贸易顺差真那么成问题吗？最近，我们在与欧美经济学家及战略问题研究人员的对话中，中国的外贸顺差往往是最大的话题，而且中国往往是受指责的物件。于是，笔者便向他们提出质疑，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们从一开始就论证了国际贸易的好处，而且获得利益最大的是进口方，而不是出口方。这条定理今天不适用了吗？
其实，亚当•斯密、穆勒、李嘉图等着名的经济学家都论证过，国际贸易的好处在于许多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得到稀缺的物品。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若要获得这些产品，不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就是根本得不到。之所以还需要出口，是因为如果不出口就换不回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稀缺物品的货币。因此，古典经济学认为，出口是为了满足进口的需要。
今天，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发行的货币就是硬通货，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东西。这些国家不需要靠出口换回购买力，只需要发行货币就可以买到廉价的中国产品，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中国的廉价产品出口到这些发达国家市场后，帮助这些国家遏制了通货膨胀。中国的外汇盈余转成外汇储备后，又要去购买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券。这些国家因为通货膨胀低，可以实行低利率政策，中国购买它们的债券利率也很低，等于为它们提供了廉价的贷款。它们拿到了这么多好处还要抱怨中国的出口，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中国没必要搞“重商主义”
有些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引用历史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是“重商主义”信徒，并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重商主义，只认得出口而不愿意进口。其实，这也是历史的误读。从历史角度看，欧洲最先崛起的列强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它们发现美洲后，在美洲找到了大量的金矿、银矿。把这些金银财富运回欧洲后，它们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一些年过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开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出口以换回黄金白银。某些着名的“重商主义”者的名言是：只有真金纯银才是财富。可以说，重商主义在当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16世纪后，欧洲大陆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是向海外开拓殖民地晚了的国家，它们没能发现那么多黄金白银，而当时的货币又是贵重金属做成的，没有足够的黄金白银，货币发行不够，经济就受通货紧缩的困扰。鼓励出口，换回贵金属，就可以扩大货币基础，经济增长也就有了后盾。
从明朝以后，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就是白银，而中国又不是产银大国，只有通过贸易从国外换回白银。可是直到清朝时，西方人也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出口那么多东西却不愿意进口。实际上，中国不是不进口，而是进口一种特殊的商品——白银，它是中国的货币基础。货币基础扩大了，中国经济增长也就加快了。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赔了2100万银元，货币基础大大缩小，随即就出现了通货紧缩，市场上价格大跌。农民不愿种田，商人不愿开市，经济萎缩使国力大衰。
丁一凡认为，到了现代，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特别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世界货币体系与贵金属之间就失去了固定的联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多，那是由两部分来源造成的。一是外贸有顺差，二是外来的投资多，这两者间又有着相互联系。中国有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市场又大，外国企业大量到中国投资，一方面为了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输出到发达国家市场，以提高企业利润。当今，在华生产的外国企业出口已经占了我国外贸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出口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也让我们的金融风险增加。外汇储备都是外国货币定价的金融产品，而这些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发行国决定的。这些国家如果决定让它们的货币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要缩水，国家等于损失了一笔财产。而且，流入中国的外汇资本太多，会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防止太多的流动性资本进入市场，中国还不得不对这些外来资本进行“冲销”，其成本都要由中国承担。因此，外汇储备过多会成为一种负担。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还会选择搞什么“重商主义”吗？重商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吗？
谁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
丁一凡指出，坦白地说，中国的外贸顺差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按市场规律“出牌”，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通过输出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回其他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既达成了贸易平衡，也得到了更多的好处。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市场巨大，且劳动力素质较高，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资本雄厚、技术力量强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应该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现在，发达国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产品，但当中国要购买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时，却往往遭到拒绝，理由是技术太敏感，中国还不是盟国。如果美国政府不放宽对华的技术出口，就不应该把中美贸易大量顺差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舆论在谈论中国贸易顺差时，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偷”了这些国家的就业机会。其实，这种比喻更是强词夺理。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看中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这一切又是因为发达国家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舆论总是强调自由市场，指责中国不够“市场经济”。而事实是，西方的经济理论从来都认为，市场上自由流动的不仅是资本、商品，还有劳动力。发达国家为何只让资本与商品自由流动，而不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呢？如果劳动力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就到发达国家去打工了，它们国家的企业还用得着到中国来投资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智库，作为其中一位重要成员，丁一凡副所长不客气指出，其实，拿中国的贸易顺差说事，发达国家实际上有着其他的目的，比如逼中国的货币升值，逼中国尽早开放资本市场等等。可惜，拿中国贸易顺差说事的理由站不住脚。国际贸易是一种大家共赢的游戏。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各国都回归贸易保护主义，世界经济将遭遇巨大的灾难，即便是这样，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如果大家都关起门来的话，中国受到的损失不会比发达国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