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语文内外】001、金克木:谈谈读书心理学--陋闻斋（教育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8:55:14
【语文内外】001、金克木:谈谈读书心理学
001、金克木:谈谈读书心理学
我们是怎样读书的？试举一个例子：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日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日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日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日诺吾将仕矣”(《论语》)
假定我们读的人的起跑线差不多，即，只有一般语文知识而没有对这一段书的特定知识。此外还有一些共同了解如下：
一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段古书，是一种文献。我们都认为，要了解古代或则外国甚至本国，都得根据文献、文物、民俗(不止一人的传统共同行为)三样。若只凭文献就好象只凭供词，不问物证(文物)、人证(民俗)、旁证(其他有关方面)，轻下判断是靠不住的。例如这段书讲的是孔子，只对于孔子这个更大的整体系统才有意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若离开了孔子(即全体)，这一部分就失去基本意义；但是若不顾部分则全体又成为空名字。孔子是包括人、物、事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一个点。
二是我们知道这段书若作为春秋战国时的记录文献，那应当是用鲁国的古文字刻在竹简上的，若是汉代流传的整理过的文献，也应当是用篆字或隶字写在简或帛上的，象汉墓中发现的汉简或帛书那样。总之，本来是密密麻麻一串或一片字，没有标点分段的。现在上面引的这一段书改了字体而有意不加标点也是为了显示一点原样。就本身说，这也是一个整体，每一部分都属于整体，需要从整体来了解；同时，整体又由许多部分组成，离开部分也没有了整体。所以我们从头一个字起就是把它作为全体的一个点来了解的。只有分解了才能了解，又只有结合了才能了解，但全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都认识了就懂得全文，主要的还是要懂全文而不是只认识字。“孔”和“子”两个字加起来成为“孔子”，就是另一个整体了。我们读这段书是为了知道孔子的这件事，否则不会去读的。
三是我们认为当初写下这些字，记下这件事的人将语言变成文字是为了给自己和别人看的，不能让人看不懂。双方是靠这段文字进行“通讯”的，所以必须有双方沟通信息的共同条件。文字记录不比录音，汉字刻写很费力。中国地区大，方音复杂，主要靠视觉形象的文字比仅靠标音的文字更能传播远而且久，可以望文生义不顾读音。可是这样一来，写下来的就跟口头上的不能完全一样了，不仅不顾读音分歧，还要减去重复、解说、姿势、表情等等，有时还要加进嘴上可以不说的字，或则改掉口头的字，留下来的是将声音语言改写成一个个字的“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字所组成的通行语音的记录。这既然是为双方“通讯”保留信息，那就必然要具备当时共同承认和理解的条件，必须是明白如话的，有一定程序的，不是写给神鬼看的符咒。除传写中错字、漏字等以外，有省略也是当时人都知道，不言自明的。
事实上我们无论读什么书都有以上这些基本了解，不过是自己不觉得或则经常忘记。当然，除由应考等而被迫读书外，还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要读它，或则反过来说，它吸引我们去读。我们读者和读物以及读物背后的写作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仿佛力学的“场”，象引力场或则磁场，可以说是心理学的“场”。若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读，或则读不下去，而那本书也不过是封闭的僵死的东西。有了“场”就都活跃起来了。这个“场”怎样形成，怎样起作用等等，我们暂不必管，只管我们怎么读这段书的。
现在可以分两个层次来摆问题。一是作为封闭体系，只分析内部结构；一是作为开放体系，联系其他，从外部观察。前者可称为“属内”的，或“构造性的”；后者可称为“属外”的，或“非构造性的”。读书都是从先一层次到后一层次，除非另有目的。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记的人和读的人怎么理解这一大堆一串串文字符号的。当然是先要懂得一个个词义，次要知道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记的人和读的人要有个共同的代码本，才有共同的了解。否则会象读没学过的外国文一样。教育的一条正是传授代码本。我们对待大堆的文化现象也是这样，要了解其各别的意义，又要了解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主体的人和读这文化现象的人的代码本若彼此不一致，那就出现矛盾、分歧。这还是初步的读，可以称为“读译”，就是象翻译那样把对象照代码本化为自己的，得出原意，找出指的是什么，“所指物”。进一步的读就要读出“意义”来，却不一定是原意。这可以称为“读解”，就是有了解说。前一读法是把对象当作封闭体系，读其本身，理解其“属内”的“意义”，即“所指物”。后一读法是把对象当作开放体系，联系其外部来看，甚至不顾其本身结构，理解其“属外”的“意义”。
举例说，六十秒为一分，五十九秒也不是一分，六十一秒超过了一分。这是我们给时间的量度体系所决定的。既不是时间本身，那没有分秒之别；也不是其他时间量度体系，那可以是铜壶滴漏的时、刻，算法不同。所以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有这个体系的代码本，就可以懂得几分几秒是多少时间，同懂得“一袋烟的工夫”一样。从这里又能得出它在某另一体系中的“意义”。例如打排球、下围棋“读秒”、百米赛跑等，剩下最后一秒钟，这一秒钟就和以前的一秒钟大不相同。这是“意义”的区别。这和简单计算时间不是一回事。这是“读解”出文化现象的“意义”。这还是作为封闭体系，就是说，用打排球或下围棋或赛跑的体系中的时间量度体系来观察和理解的。不知道这体系的内部结构的人不能懂得这一秒钟的奥妙，不会那么有兴趣、紧张。怎么才是作为开放体系呢？那就是不管打球、下棋、赛跑，不论分、秒或则滴漏时刻，只管时间自身，立一个普通的永恒的量度。这往往只能是个符号，例如用T字母代表时间。讲科学的，讲哲学的，都要求这样。但事实上，我们一步步扩大，却仍然是“属内”，而不是真正“属外”，不过是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广大的体系之中，因而对局部的封闭来说是开放的，是“属外”的罢了。
这种看法是从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中得出来的，所以要用语义学、句法学等的名称和术语；尽管指的是文化现象，却并不都是指语言。历来的哲学和科学都问的是现象和本质以及宇宙结构的问题，其实就是问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问题。一个人从生下来起，作为婴儿就开始进入客观存在的和他自己认识的世界秩序之内。一个是“属外”的，一个是“属内”的。这个认识过程又同语言学、心理学有关系，不再谈下去，只提一提，因为同理解文化现象有关系。读书其实就是理解文化。
这个层次上的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提法，就是，这一段文字怎么进入理解的？无论口语或则文字记录都是一个个音或字连续排下来的，也就是线性的，象一长串线条一样(这一点，印度古人已经发现，有过哲学争论)。但是理解却不能只是线性的，只是一些点排成线，而是非线性的，是平面的，立体的，甚至是“多维”的。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本不是一些孤立的点和一根连续的线。所以认识世界也必然要从线性发展到非线性。不但语言文字，对文化也是这样。例如历史，最简单的是作线性理解，照时间体系排列事件。从《春秋》开始的编年体就是这样。《史记》就不同了，不但成线，而且还一个面、一个面讲“纪、传”。不仅如此，还能综合起来，排成线性的“表”和不全是线性的“书”。“书”发展成《汉书》的“志”，以后成为《通典》、《通考》，由线性向非线性发展了。这叫全面看问题。不是听音乐的旋律，不是看画图的平面，而是看立体的雕塑，活动的对象，还加上第四“维”，时间。
现在回头读《阳货》这一章。可以从中提出很多问题，不是词句问题，而是意义问题，尤其是文化意义问题。
先看怎么析词、断句、分段的，也就是先分析“文本”中的“句法”。假定这是封闭体系，读者只有一般知识，没有对这一章的特定知识；怎么读？先是线性的，顺序读下去。
全章第一句是“阳货欲见孔子”。接着又重复“孔子”，明显是另一句。出现的是两个人名。从此以下“孔子”一共出现六次，“阳货”再也不出现，可见只有两个人，提了一个主要的，就不必再提名字也知道另一个是谁了。开头一连四句都有“孔子”，另一个用代词“其”、“之”，或附在里面(“诸”等于“之于”)，或省略了的，当然都是“阳货”了。从“谓孔子曰”起直到末尾“孔子曰”止，中间是两人对话。两头两个“孔子”好比引号。第二个“曰”字是重复，表示对话开始。一共有五个“曰”字，从第二个起，一问一答。应共有六个，少了两个，是省略了，但前有“乎”字标明问句，后面答句又是重复“不可”，不会混淆。这样，全章的断句和结构就可以凭形式照线性次序排清楚了。除有意多了一个又省了两个“曰”字外，用字不多不少，都是必要的。“意义”若作为“所指物”是清楚的。只要知道词义和句法，就会知道全章讲了一个故事，或则一场戏，先说明，后对白，中间未必是阳货自言自语。
怎么看出内容？头两句是背景，一个“欲见”，一个“不见”，这就是矛盾。那就要看两个人的关系。阳货“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这口气明显是高级的人对低级的人说话，是命令口气。依据一般社会交际常识体系，他们的身份明白了。矛盾的焦点是什么？最后一句是孔子说的“吾将仕矣”。对话结束。可见中心是个“仕”字。仿佛阳货设下三个谜，孔子揭穿了谜底，没得说了。由此看出三段对话中，问的人一是谈地方，二是说时刻，三是说不能拖延等待。答的是两个“不可”，一个“诺”。先是一个要见，一个不要见；后是一个明说大道理，暗劝对方做官；一个揭穿对方用意，答应做官。究竟做官了没有？后事如何？没有下文，可见大概没有做官。对话的“意义”，若作为“所指物”，也是清楚的。从阳货的话怎么能看出用意是“仕”呢？孔子是明白的，因为当时有“语境”，或则说“上下文”。但后来的读者呢？若没有孔子点破，如何猜这谜语呢？这个“意义”就不止是“所指物”了。
这样了解内容是把线性的变成非线性的。把一个个词连成句，一句句连成文，最后把全“文本”当做一个平面，排出其中的结构关系。这又是动态的，是互相联系的，有发展变化的，所以又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又加上时间变化的，还是有内外层次的，所以可说是“多维”的。用语言文字表达和接受的“通讯”总是线性的，但要“读解”出内容“意义”，即使只当作封闭的体系，也自然是非线性的，因为客观世界是非线性的。
以上找出的内容还只是“所指物”，只是找出这个句子构成的“文本”讲的是什么，还不是“意义”，说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又为什么有人要记下这件事给人看，让人知道，为什么一两千年一直有人读，他们又是怎么读的。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谁是阳货？谁是孔子？为什么阳货要孔子做官？他们各属于当时社会上什么人？“仕”在当时是什么意思？阳货提出的原则一是“仁”，二是“智”，三是“时”，都是共同承认的，是“共同信念”，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孔子不得不顺着作答案。可是什么是“仁”、“智”、“时”？当时他们明白(“属内”)，后来的读者怎么明白(“属外”)呢？还可以问，阳货同孔子双方对这三个字的涵义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呢？后来的各家注释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孔子不愿见可是又冤家路窄碰上了。双方用了心机，用了计谋，可见矛盾很大。这是什么矛盾？孔子为什么不去做官？看来孔子讲的最后一句话不是真心话，没有实行。为什么他要讲假话，讲“违心”的话？最后还可以问：这事是真的，是假的？不论历史有无，记下的人的用意是什么？它的效果又是怎样？如此等等，问题不少，几乎可以涉及孔子和当时社会文化整体。要答复就要超出“文本”，将封闭改为开放。这是又一个层次的理解。所有的注释、说明，除只说音义的以外，都会进入这个层次。不了解全体就不能完全了解局部。
一开放，又出现新问题：这一章在《论语》一书里，可是称“孔子”，和全书大部分只称“子”不同。那么这是不是孔子门徒记的？为什么编在《论语》里？现在的《论语》本子是东汉郑玄定下来的。西汉时有《齐论》、《鲁论》，还有《古论》。这章属哪一种？记孔子言论的《论语》、《中庸》、《檀弓》等似乎还没有经过现代人所谓“还原”性的分析。对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也需要同样分析。假如西汉墓中出现简书或帛书的《论语》会有帮助。即就现在的本子说，在《论语》中孔子不愿见的还有个孺悲，而见了又遭门人反对的有南子，还有愿见而没见成的公山弗扰和佛。这见和不见的行为的内藏原则是什么？指挥行为的“意念”和条件是什么？这些是不是都与“仕”有关？孔子是受尊重的“夫子”、“圣人”，他会不会说假话？说假话是不是撒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有什么内外条件？关于孔子的一切材料如何分析？为什么《论语》在西汉并不突出，而魏何晏、梁皇侃连续作注？为什么宋朱熹又把它与思想体系明显不同的书合为《四书》？这是不是同印度的商羯罗注十几部《奥义书》相似？两人为何现代又流行？孔子明明捧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孟子却大加贬低，仿佛不知孔子的话。孔、孟好象都是“圣之时者也”。究竟怎么对《论语》、孔子进行“个案研究”？
所有的注解和评论都是为了回答“意义”问题；都是分了层次的，但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我们做的先一步是“读译”，找出“所指物”，又一步是“读解”，找寻“意义”。又可以说：一步是线性的接收，一步是非线性的译解。还有同样需要知道的是：阳货和孔子的这段对话行为各有他们的“语境”或“上下文”，也就是当时的文化体系。体系不同，无从对话“通讯”。这照时代说可以作为封闭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时代以后的事。但他们知道自己以前特别是较近的事。好比诸葛亮和司马懿同样拥兵在外，彼此心照不宣，都是心中有个曹操的影子。曹操心里有王莽和董卓。他们都想不到后来的李世民和赵匡胤的方式。清初多尔衰答史可法的信中的论调恐怕是那以前的开国之君没有提过的。不但当事人和记录的人是这样，作注解的人如何晏、皇侃、朱熹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现在脱离不了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时代。可是我们经常忘记这些层次，忘记“语境”和“意义”的特点，于是常有混乱。
对这一章文献的读解也可以展开作为对文化现象的读解，也可以延伸到对其他文献的读解。这一章不过是随手引来，并非有意挑选的，只是作为例子。至于不说话的文物和人的集体行为的民俗，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当然也可以这样读解。长城、兵马俑都有本身以外的“意义”。不同的思想体系会看出不同的“意义”。好比堂吉诃德用武士的封闭体系看周围的开放体系，就要去斗风车，因为他眼中只有武士、公主、巨人。若是不限于线性或平面考察历史，不抱成见，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的秦朝十五年和元朝九十一年正是值得研究的承上启下的文化时期。为什么短命王朝能顺利统一这么大的“天下”呢？为什么少数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和日耳曼人能在东方和西方起那么大的历史作用呢？紧接着元朝之后的十五世纪初的明朝永乐时期的海外远航怎么可能，又具有什么“意义”呢？若着眼不在帝王的家谱和命运以至善恶，而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想，那么，不考察元朝文化的历史“意义”，怎么“解说”以后五百年中的文化发展呢？我们不能同时见到主体的全面，但必须千方百计了解主体的多面，才能理解它吧？
从考察怎样读书，由一个例子推论到文化史，扯得太远了。可是讲了半天，这算什么呢？外国人好象不如我们中国人重视名义、名分，常常乱用“主义”之类大名词尾巴，我们又常在翻译时加上“论”、“学”之类大字眼名目，其实往往是内容界限模糊的，只是发展中的思想体系或方法论。在当代，这些有时变化得很快，而且说法不一。我们从古以来，儒家讲“正名”，法家讲“综核名实”，《老子》也说“名可名，非常名”，还有“名家”，一般人也很着重“名”(名实、名利等等)。西方人直到本世纪，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才重视研究这个“名”，但还不重视名称，似乎只当做招牌、商标，不那么严重。所以上面只举一个例，摆点货在架子上，不挂招牌。若一定要有个名字壮观，也许可以勉强挂个大招牌叫读书心理学和文化符号学吧？
001、金克木:谈谈读书心理学
我们是怎样读书的？试举一个例子：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日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日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日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日诺吾将仕矣”(《论语》)
假定我们读的人的起跑线差不多，即，只有一般语文知识而没有对这一段书的特定知识。此外还有一些共同了解如下：
一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段古书，是一种文献。我们都认为，要了解古代或则外国甚至本国，都得根据文献、文物、民俗(不止一人的传统共同行为)三样。若只凭文献就好象只凭供词，不问物证(文物)、人证(民俗)、旁证(其他有关方面)，轻下判断是靠不住的。例如这段书讲的是孔子，只对于孔子这个更大的整体系统才有意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若离开了孔子(即全体)，这一部分就失去基本意义；但是若不顾部分则全体又成为空名字。孔子是包括人、物、事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一个点。
二是我们知道这段书若作为春秋战国时的记录文献，那应当是用鲁国的古文字刻在竹简上的，若是汉代流传的整理过的文献，也应当是用篆字或隶字写在简或帛上的，象汉墓中发现的汉简或帛书那样。总之，本来是密密麻麻一串或一片字，没有标点分段的。现在上面引的这一段书改了字体而有意不加标点也是为了显示一点原样。就本身说，这也是一个整体，每一部分都属于整体，需要从整体来了解；同时，整体又由许多部分组成，离开部分也没有了整体。所以我们从头一个字起就是把它作为全体的一个点来了解的。只有分解了才能了解，又只有结合了才能了解，但全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都认识了就懂得全文，主要的还是要懂全文而不是只认识字。“孔”和“子”两个字加起来成为“孔子”，就是另一个整体了。我们读这段书是为了知道孔子的这件事，否则不会去读的。
三是我们认为当初写下这些字，记下这件事的人将语言变成文字是为了给自己和别人看的，不能让人看不懂。双方是靠这段文字进行“通讯”的，所以必须有双方沟通信息的共同条件。文字记录不比录音，汉字刻写很费力。中国地区大，方音复杂，主要靠视觉形象的文字比仅靠标音的文字更能传播远而且久，可以望文生义不顾读音。可是这样一来，写下来的就跟口头上的不能完全一样了，不仅不顾读音分歧，还要减去重复、解说、姿势、表情等等，有时还要加进嘴上可以不说的字，或则改掉口头的字，留下来的是将声音语言改写成一个个字的“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字所组成的通行语音的记录。这既然是为双方“通讯”保留信息，那就必然要具备当时共同承认和理解的条件，必须是明白如话的，有一定程序的，不是写给神鬼看的符咒。除传写中错字、漏字等以外，有省略也是当时人都知道，不言自明的。
事实上我们无论读什么书都有以上这些基本了解，不过是自己不觉得或则经常忘记。当然，除由应考等而被迫读书外，还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要读它，或则反过来说，它吸引我们去读。我们读者和读物以及读物背后的写作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仿佛力学的“场”，象引力场或则磁场，可以说是心理学的“场”。若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读，或则读不下去，而那本书也不过是封闭的僵死的东西。有了“场”就都活跃起来了。这个“场”怎样形成，怎样起作用等等，我们暂不必管，只管我们怎么读这段书的。
现在可以分两个层次来摆问题。一是作为封闭体系，只分析内部结构；一是作为开放体系，联系其他，从外部观察。前者可称为“属内”的，或“构造性的”；后者可称为“属外”的，或“非构造性的”。读书都是从先一层次到后一层次，除非另有目的。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记的人和读的人怎么理解这一大堆一串串文字符号的。当然是先要懂得一个个词义，次要知道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记的人和读的人要有个共同的代码本，才有共同的了解。否则会象读没学过的外国文一样。教育的一条正是传授代码本。我们对待大堆的文化现象也是这样，要了解其各别的意义，又要了解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主体的人和读这文化现象的人的代码本若彼此不一致，那就出现矛盾、分歧。这还是初步的读，可以称为“读译”，就是象翻译那样把对象照代码本化为自己的，得出原意，找出指的是什么，“所指物”。进一步的读就要读出“意义”来，却不一定是原意。这可以称为“读解”，就是有了解说。前一读法是把对象当作封闭体系，读其本身，理解其“属内”的“意义”，即“所指物”。后一读法是把对象当作开放体系，联系其外部来看，甚至不顾其本身结构，理解其“属外”的“意义”。
举例说，六十秒为一分，五十九秒也不是一分，六十一秒超过了一分。这是我们给时间的量度体系所决定的。既不是时间本身，那没有分秒之别；也不是其他时间量度体系，那可以是铜壶滴漏的时、刻，算法不同。所以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有这个体系的代码本，就可以懂得几分几秒是多少时间，同懂得“一袋烟的工夫”一样。从这里又能得出它在某另一体系中的“意义”。例如打排球、下围棋“读秒”、百米赛跑等，剩下最后一秒钟，这一秒钟就和以前的一秒钟大不相同。这是“意义”的区别。这和简单计算时间不是一回事。这是“读解”出文化现象的“意义”。这还是作为封闭体系，就是说，用打排球或下围棋或赛跑的体系中的时间量度体系来观察和理解的。不知道这体系的内部结构的人不能懂得这一秒钟的奥妙，不会那么有兴趣、紧张。怎么才是作为开放体系呢？那就是不管打球、下棋、赛跑，不论分、秒或则滴漏时刻，只管时间自身，立一个普通的永恒的量度。这往往只能是个符号，例如用T字母代表时间。讲科学的，讲哲学的，都要求这样。但事实上，我们一步步扩大，却仍然是“属内”，而不是真正“属外”，不过是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广大的体系之中，因而对局部的封闭来说是开放的，是“属外”的罢了。
这种看法是从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中得出来的，所以要用语义学、句法学等的名称和术语；尽管指的是文化现象，却并不都是指语言。历来的哲学和科学都问的是现象和本质以及宇宙结构的问题，其实就是问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问题。一个人从生下来起，作为婴儿就开始进入客观存在的和他自己认识的世界秩序之内。一个是“属外”的，一个是“属内”的。这个认识过程又同语言学、心理学有关系，不再谈下去，只提一提，因为同理解文化现象有关系。读书其实就是理解文化。
这个层次上的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提法，就是，这一段文字怎么进入理解的？无论口语或则文字记录都是一个个音或字连续排下来的，也就是线性的，象一长串线条一样(这一点，印度古人已经发现，有过哲学争论)。但是理解却不能只是线性的，只是一些点排成线，而是非线性的，是平面的，立体的，甚至是“多维”的。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本不是一些孤立的点和一根连续的线。所以认识世界也必然要从线性发展到非线性。不但语言文字，对文化也是这样。例如历史，最简单的是作线性理解，照时间体系排列事件。从《春秋》开始的编年体就是这样。《史记》就不同了，不但成线，而且还一个面、一个面讲“纪、传”。不仅如此，还能综合起来，排成线性的“表”和不全是线性的“书”。“书”发展成《汉书》的“志”，以后成为《通典》、《通考》，由线性向非线性发展了。这叫全面看问题。不是听音乐的旋律，不是看画图的平面，而是看立体的雕塑，活动的对象，还加上第四“维”，时间。
现在回头读《阳货》这一章。可以从中提出很多问题，不是词句问题，而是意义问题，尤其是文化意义问题。
先看怎么析词、断句、分段的，也就是先分析“文本”中的“句法”。假定这是封闭体系，读者只有一般知识，没有对这一章的特定知识；怎么读？先是线性的，顺序读下去。
全章第一句是“阳货欲见孔子”。接着又重复“孔子”，明显是另一句。出现的是两个人名。从此以下“孔子”一共出现六次，“阳货”再也不出现，可见只有两个人，提了一个主要的，就不必再提名字也知道另一个是谁了。开头一连四句都有“孔子”，另一个用代词“其”、“之”，或附在里面(“诸”等于“之于”)，或省略了的，当然都是“阳货”了。从“谓孔子曰”起直到末尾“孔子曰”止，中间是两人对话。两头两个“孔子”好比引号。第二个“曰”字是重复，表示对话开始。一共有五个“曰”字，从第二个起，一问一答。应共有六个，少了两个，是省略了，但前有“乎”字标明问句，后面答句又是重复“不可”，不会混淆。这样，全章的断句和结构就可以凭形式照线性次序排清楚了。除有意多了一个又省了两个“曰”字外，用字不多不少，都是必要的。“意义”若作为“所指物”是清楚的。只要知道词义和句法，就会知道全章讲了一个故事，或则一场戏，先说明，后对白，中间未必是阳货自言自语。
怎么看出内容？头两句是背景，一个“欲见”，一个“不见”，这就是矛盾。那就要看两个人的关系。阳货“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这口气明显是高级的人对低级的人说话，是命令口气。依据一般社会交际常识体系，他们的身份明白了。矛盾的焦点是什么？最后一句是孔子说的“吾将仕矣”。对话结束。可见中心是个“仕”字。仿佛阳货设下三个谜，孔子揭穿了谜底，没得说了。由此看出三段对话中，问的人一是谈地方，二是说时刻，三是说不能拖延等待。答的是两个“不可”，一个“诺”。先是一个要见，一个不要见；后是一个明说大道理，暗劝对方做官；一个揭穿对方用意，答应做官。究竟做官了没有？后事如何？没有下文，可见大概没有做官。对话的“意义”，若作为“所指物”，也是清楚的。从阳货的话怎么能看出用意是“仕”呢？孔子是明白的，因为当时有“语境”，或则说“上下文”。但后来的读者呢？若没有孔子点破，如何猜这谜语呢？这个“意义”就不止是“所指物”了。
这样了解内容是把线性的变成非线性的。把一个个词连成句，一句句连成文，最后把全“文本”当做一个平面，排出其中的结构关系。这又是动态的，是互相联系的，有发展变化的，所以又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又加上时间变化的，还是有内外层次的，所以可说是“多维”的。用语言文字表达和接受的“通讯”总是线性的，但要“读解”出内容“意义”，即使只当作封闭的体系，也自然是非线性的，因为客观世界是非线性的。
以上找出的内容还只是“所指物”，只是找出这个句子构成的“文本”讲的是什么，还不是“意义”，说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又为什么有人要记下这件事给人看，让人知道，为什么一两千年一直有人读，他们又是怎么读的。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谁是阳货？谁是孔子？为什么阳货要孔子做官？他们各属于当时社会上什么人？“仕”在当时是什么意思？阳货提出的原则一是“仁”，二是“智”，三是“时”，都是共同承认的，是“共同信念”，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孔子不得不顺着作答案。可是什么是“仁”、“智”、“时”？当时他们明白(“属内”)，后来的读者怎么明白(“属外”)呢？还可以问，阳货同孔子双方对这三个字的涵义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呢？后来的各家注释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孔子不愿见可是又冤家路窄碰上了。双方用了心机，用了计谋，可见矛盾很大。这是什么矛盾？孔子为什么不去做官？看来孔子讲的最后一句话不是真心话，没有实行。为什么他要讲假话，讲“违心”的话？最后还可以问：这事是真的，是假的？不论历史有无，记下的人的用意是什么？它的效果又是怎样？如此等等，问题不少，几乎可以涉及孔子和当时社会文化整体。要答复就要超出“文本”，将封闭改为开放。这是又一个层次的理解。所有的注释、说明，除只说音义的以外，都会进入这个层次。不了解全体就不能完全了解局部。
一开放，又出现新问题：这一章在《论语》一书里，可是称“孔子”，和全书大部分只称“子”不同。那么这是不是孔子门徒记的？为什么编在《论语》里？现在的《论语》本子是东汉郑玄定下来的。西汉时有《齐论》、《鲁论》，还有《古论》。这章属哪一种？记孔子言论的《论语》、《中庸》、《檀弓》等似乎还没有经过现代人所谓“还原”性的分析。对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也需要同样分析。假如西汉墓中出现简书或帛书的《论语》会有帮助。即就现在的本子说，在《论语》中孔子不愿见的还有个孺悲，而见了又遭门人反对的有南子，还有愿见而没见成的公山弗扰和佛。这见和不见的行为的内藏原则是什么？指挥行为的“意念”和条件是什么？这些是不是都与“仕”有关？孔子是受尊重的“夫子”、“圣人”，他会不会说假话？说假话是不是撒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有什么内外条件？关于孔子的一切材料如何分析？为什么《论语》在西汉并不突出，而魏何晏、梁皇侃连续作注？为什么宋朱熹又把它与思想体系明显不同的书合为《四书》？这是不是同印度的商羯罗注十几部《奥义书》相似？两人为何现代又流行？孔子明明捧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孟子却大加贬低，仿佛不知孔子的话。孔、孟好象都是“圣之时者也”。究竟怎么对《论语》、孔子进行“个案研究”？
所有的注解和评论都是为了回答“意义”问题；都是分了层次的，但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我们做的先一步是“读译”，找出“所指物”，又一步是“读解”，找寻“意义”。又可以说：一步是线性的接收，一步是非线性的译解。还有同样需要知道的是：阳货和孔子的这段对话行为各有他们的“语境”或“上下文”，也就是当时的文化体系。体系不同，无从对话“通讯”。这照时代说可以作为封闭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时代以后的事。但他们知道自己以前特别是较近的事。好比诸葛亮和司马懿同样拥兵在外，彼此心照不宣，都是心中有个曹操的影子。曹操心里有王莽和董卓。他们都想不到后来的李世民和赵匡胤的方式。清初多尔衰答史可法的信中的论调恐怕是那以前的开国之君没有提过的。不但当事人和记录的人是这样，作注解的人如何晏、皇侃、朱熹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现在脱离不了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时代。可是我们经常忘记这些层次，忘记“语境”和“意义”的特点，于是常有混乱。
对这一章文献的读解也可以展开作为对文化现象的读解，也可以延伸到对其他文献的读解。这一章不过是随手引来，并非有意挑选的，只是作为例子。至于不说话的文物和人的集体行为的民俗，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当然也可以这样读解。长城、兵马俑都有本身以外的“意义”。不同的思想体系会看出不同的“意义”。好比堂吉诃德用武士的封闭体系看周围的开放体系，就要去斗风车，因为他眼中只有武士、公主、巨人。若是不限于线性或平面考察历史，不抱成见，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的秦朝十五年和元朝九十一年正是值得研究的承上启下的文化时期。为什么短命王朝能顺利统一这么大的“天下”呢？为什么少数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和日耳曼人能在东方和西方起那么大的历史作用呢？紧接着元朝之后的十五世纪初的明朝永乐时期的海外远航怎么可能，又具有什么“意义”呢？若着眼不在帝王的家谱和命运以至善恶，而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想，那么，不考察元朝文化的历史“意义”，怎么“解说”以后五百年中的文化发展呢？我们不能同时见到主体的全面，但必须千方百计了解主体的多面，才能理解它吧？
从考察怎样读书，由一个例子推论到文化史，扯得太远了。可是讲了半天，这算什么呢？外国人好象不如我们中国人重视名义、名分，常常乱用“主义”之类大名词尾巴，我们又常在翻译时加上“论”、“学”之类大字眼名目，其实往往是内容界限模糊的，只是发展中的思想体系或方法论。在当代，这些有时变化得很快，而且说法不一。我们从古以来，儒家讲“正名”，法家讲“综核名实”，《老子》也说“名可名，非常名”，还有“名家”，一般人也很着重“名”(名实、名利等等)。西方人直到本世纪，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才重视研究这个“名”，但还不重视名称，似乎只当做招牌、商标，不那么严重。所以上面只举一个例，摆点货在架子上，不挂招牌。若一定要有个名字壮观，也许可以勉强挂个大招牌叫读书心理学和文化符号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