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五四是一个“划”时代(《财经》 2010-5-10)

五四是一个“划”时代

　　《漫说百年孔子》，是袁伟时先生就电影《孔子》发表的一篇对话，其中一个段落涉及五四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后果更是迥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如此表述，让我想起一篇认肯五四文章的题目“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以上段落不妨视为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当然，如果可以化约，即：五四就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设若我同意此表述，但却无以挥去这样一个疑问：如此段落或题目，可以用来肯定五四和五四新文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五四后便不再有这样的文化时代出现呢？

　　五四与北洋时代

　　我其实并不完全赞成“五四时代”这种说法，或者，我认为这种说法即使成立，也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去考量。这个更大的框架是能够容纳五四的那个时代，五四只有放在它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有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划分，自古而今，向以政治为经纬。即使讨论文化，即使这个文化可以构成一个时代，依然要放在政治的框架内表述才更清晰。比如，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也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文化时代，但我们往往说那个时代是春秋战国时代。后者作为一个政治时代，是因它方才诞生了文化上的百家争鸣。

　　若五四可作为一个时代，其背后作为政治框架的那个时代又是什么？中国大陆，20世纪前50年在政治上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清末（1900年-1911年），二是北洋（1912年-1927年），三是国民政府（1928年-1949年）。可以看到，五四所在的那个时代是北洋时代。

　　北洋时代和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可这样扼要：北洋是五四新文化的必要条件。有北洋不一定有五四，但如果不是北洋时代，则不可能产生五四新文化。就20世纪历史言，五四新文化无可争辩地发生在北洋，国民政府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都没有发生，也无以发生。这是一个事实形态，因而也是今天知识分子所以追慕五四的隐因。五四和北洋的关系，不妨就是古代百家争鸣和春秋战国的关系。五四和诸子，看起来是两个文化现象，但，它们本身并不自足，构成这两个时代的文化繁荣，而在于它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自由乃至政治自由的时代。我们不能想象封建后的秦始皇和类似秦始皇统治下的政治体制可以产生诸子百家和五四新文化。

　　这时回头再读原文上面那个段落，我知道根据原文本意和它的上下文，它是讴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段落，客观上肯定的与其是五四新文化，毋宁说，是产生五四新文化的北洋。

　　以“新”为表征的文化一元主义

　　如果说以上引用的那个段落，歪打正着为北洋时代的一幅写生；那么，不妨由北洋时代进入五四新文化，看看它的文化表现，是否能承担起刚才那份礼赞。无疑，要谈五四新文化，就离不开《新青年》，这是一份文化激进主义的杂志。说它激进，不仅在于它一味以趋新为务，更在于它对旧文化的彻底否决和排除。何谓新旧，请看《新青年》创刊号上谈《新旧问题》（汪叔潜）的文章：“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这两者间的关系是：“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新旧并存，文化也一样。那么，北洋时代，是旧不容新呢，还是新不容旧？和新文化对阵的自然是文化保守主义，可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本土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林纾或者他的弟子张厚载，还是海归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梅光迪、胡先、吴宓等，他们从来不排斥新，正如他们亦不排斥旧。

　　但，新文化不然，面对新旧，就像王子哈姆雷特面对生死一样，须做出二元对立选择：要则“新者在所废弃”，要则“旧者在所排除”。这是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文化思维，它构成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思维和态度的支配下，这种文化还可能是宽容和多元的吗？“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然而，这里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指同时能够容纳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时代，而不是像文化激进主义那样“新不容旧”的时代——前者说的是北洋，后者说的是新文化。

　　如果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的确体现了北洋时代的文化宽容，比如北大既有《新青年》这样的文化激进主义，也有刘师培、黄侃、辜鸿铭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北大中的《新青年》显然就是相反的风貌了。因此，“宽容自由”说的是北洋，新文化则有自由无宽容，在它自身内部，不可能出现文化多元。

　　当然，这里需要分殊，新文化对西学的介绍和引进也是多元的，但这是一种次级形态的多元。原因在于新文化除了二元对立的毛病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坎陷，即“整体主义”。西方文化作为“新”就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新文化几乎良莠不分，全盘接纳。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像残羹剩菜一样被打包成一个“旧”。面对这个旧，它依然不分良莠，全盘弃否。因此，不是在西学内部，而是在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之类的文化初级划分上，它只有二元，没有多元。

　　多元是并列的，二元是对立的。对立的结果，便是惟我独对的一元。什么叫惟我独对，关于文言与白话争论中的新文化口吻我们已经烂熟：“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又：“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结果，传统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语言，还是“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陈独秀）。在进化论的旗帜下，它们无不需要被踢倒打翻，逐往历史的垃圾堆。

　　因此，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那么，这句话中“新文化运动时期”应当辩正为北洋。因为后面举例的这些，大体是在北洋时代新文化之外才得以保留和发展。它们，尤其是其中的儒学，由于被视为民主的对立面，从来就是新文化力主抛弃的对象。从上面的文化口吻中，当然也是从它的文化性质中，我们领教的应该不仅是“过火的话”，在这些话语之后包裹着的更是文化绝对主义的一元独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西风东渐，“草上之风必偃”。在新文化眼里，传统文化和儒文化就是那迎风而伏的偃草。由此我们可以归纳五四新文化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以“新”字为表征的文化一元主义。

　　谁终结了多元的北洋

　　多元的北洋和一元的新文化。北洋可以容纳后者，后者却无以容忍北洋；因为在它眼里，北洋本身就是一个旧，它要用一种它所追求的新来取代它，而且事实上北洋亦为那个新所取代。因此，就北洋和五四新文化而言，北洋是一个时代，五四不是一个时代，但，它却是一个“划”时代，五四和五四新文化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了北洋与北洋后。

　　新文化对青年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在那个时代，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历史上终结北洋的，是国民党发动的“国民革命”，即北伐。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投身国民革命并加入了国民党的罗家伦这样说：“受到‘五四’的激发后，青年们纷纷南下，到广东去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有如风起云涌。”

　　我们知道，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背后，晃动着的是苏俄的身影；而那个时代对苏俄的引进与接纳，又正是新文化最成功的作业。

　　如上言，对于西方文化，新文化几乎良莠不分，全盘接纳。它尽管以诸多篇幅介绍过英、美、德、意、日；但，这里有一条潜伏着的主线需要挑明，这就是前期的新文化格外推重法兰西，后期则转而推重苏俄。连接这两者的，不是别的，就是革命——从前者的政治革命到后者的社会革命，这不但是新文化一味求“新”的价值进路（俄国革命本来就是法兰西革命的进化），也是新文化本身从文化到文化以外的价值诉求。这个诉求，在它当下所要解决的对象，就是北洋。不错，最初发动新文化的，的确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可是，新文化的那条主线越往后越往文化之外偏斜，同时斜出的当然还有那种一元化性质的文化思维。不错，没有权力时，一元化的思维可以叫文化一元；有了权力后，它就叫文化专制了。

　　当然，最终结束北洋的，固然是军事和政治力量。但在这起主导作用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中，有没有文化力量的奥援和内渗？不妨看看那些受新文化教诲的北大青年们的价值选择和去向，他们实际上成了反对北洋和终结北洋的有生力量。国民革命后，取代北洋的便是国民政府，在这种党治性质的威权体制乃至更后来的极权体制下，五四新文化很难再度发生。

　　所以，五四新文化作为一个“划”时代，由它促成并划分了可以产生自己和无以产生自己的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的退出，新文化从文化的维度尽其所力；后一个时代即党治性质的后北洋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的到来，五四新文化不但同样起到推手的作用，而且这两个时代显然是《新青年》及其后来者的求仁得仁。■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