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琳：控辩地位平等方能防范“赵作海第二”(东方早报 2010-5-10)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5:07:19
控辩地位平等方能防范“赵作海第二”
2010-5-10 2:16:20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十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晌突然回家。此时，自遭刑事拘留之日算起，赵作海已经被拘押近十一年。此事被披露后，舆论一片哗然。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省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被害人的“死而复生”，身陷囹圄的赵作海在瞬间完成了身份转换：原本是“杀人犯”，现在被媒体叫做“佘祥林第二”。一样的冤狱苦主，一样因偶然事件得以洗刷清白。这样的“洗冤录”，对当事人而言是万般不幸中的一幸。对司法纠错机制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幸。正因为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太过巧合，赵作海才得以成为“佘祥林第二”，而不是“第二十”或“第二百”。谁又将是“赵作海第二”呢？无人知晓答案。
但从佘祥林和赵作海的遭遇反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众多失去自由的冤狱苦主正在期盼着真凶的落网或被害人的“死而复生”。他们未来的命运，全在他们身外。至于体制内的救济管道，较之被害人“死而复生”般的偶然，更不靠谱。在公共媒体上，我们很少见到法院因为入狱者的喊冤而提起了再审程序——这中间，只需要负责任的司法官员仔细审核一下赖以定案的证据，也许就能发现其中的司法错误。但这样的内部纠错机制，在面临着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时，都会自然地异化为“走过场”。
赵作海案倒是启动了责任追究，但能否追究下去，能追究到何种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曾记否，佘祥林沉冤昭雪之后，当年佘祥林专案组排名最后的刑警潘余均被纪检部门隔离审查。三天后，潘离奇自杀。佘案所引发的错案责任追究从此淡出公共传媒的视野。
依刑事诉讼法，一个人的出刑入罪，通常要经手侦、控、审三机关，并经过立案、侦查、批捕、移送起诉、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等繁复的程序。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所以抛弃侦控审合一的行政专权，而分别设置公、检、法机关，其意正在于通过三机关的相互制约，来实现司法的公正。但现实中以“兄弟单位”相称的公检法三机关，却是多讲配合而少讲制约，或只讲配合而不讲制约。赵作海案中，死者的身份都未最终确定，杀人动机、杀人过程就已落实，且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一路顺畅，直至杀人罪名坐实。制约已然不在，还谈何错案防范！
赵作海案照例会引发舆论的道德谴责与媒体的体制追问。从佘祥林案一路数来，冤狱苦主随口可以说出一串。道德谴责只能触动那些在体制的逼迫之下，还能保持德行与操守的官员。我们应该相信，并不是公安司法官员都乐见赵作海这样的人间悲剧。若换位思考一下，“命案必破”的压力确实“要命”。一是社会压力要求破案，尤其是来自被害方的压力。命案久拖不决，被害方可能又要四处喊冤上访去了。二是上峰压力要求破案，尤其是来自当地主要党政领导的压力。命案久拖不决影响社会治安形势，领导的乌纱帽也将受此影响，能不发力抛出几个军令状吗？
当然，冤狱频出也有传统司法文化的因素。比如“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句据说出自《尚书》的名言在中国流传甚广。其大意是，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罪疑惟轻”相较“罪疑惟重”，当然可算进步。可惜，与作为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的“疑罪从无”，“罪疑惟轻”仍然是背道而驰。
上述分析，并非是要为冤狱的责任人开脱。权责一致，有责必究。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的责任要追究，体制的责任也要校正。化解社会压力与上峰压力，仍然有待司法独立性的增强。诉讼制度的校正，仍然指向“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向“控辩审三角结构模式”的转变，尤应扶正失衡已久的控辩关系。当辩护人也被赋予了与公诉人“平等的武装”，当法官能够在控辩的交锋中保持中立与独立，这样的诉讼制度才能最大限度促进诉讼结果的公正。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221482.shtml
2010-5-10 2:16:20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十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晌突然回家。此时，自遭刑事拘留之日算起，赵作海已经被拘押近十一年。此事被披露后，舆论一片哗然。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省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被害人的“死而复生”，身陷囹圄的赵作海在瞬间完成了身份转换：原本是“杀人犯”，现在被媒体叫做“佘祥林第二”。一样的冤狱苦主，一样因偶然事件得以洗刷清白。这样的“洗冤录”，对当事人而言是万般不幸中的一幸。对司法纠错机制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幸。正因为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太过巧合，赵作海才得以成为“佘祥林第二”，而不是“第二十”或“第二百”。谁又将是“赵作海第二”呢？无人知晓答案。
但从佘祥林和赵作海的遭遇反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众多失去自由的冤狱苦主正在期盼着真凶的落网或被害人的“死而复生”。他们未来的命运，全在他们身外。至于体制内的救济管道，较之被害人“死而复生”般的偶然，更不靠谱。在公共媒体上，我们很少见到法院因为入狱者的喊冤而提起了再审程序——这中间，只需要负责任的司法官员仔细审核一下赖以定案的证据，也许就能发现其中的司法错误。但这样的内部纠错机制，在面临着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时，都会自然地异化为“走过场”。
赵作海案倒是启动了责任追究，但能否追究下去，能追究到何种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曾记否，佘祥林沉冤昭雪之后，当年佘祥林专案组排名最后的刑警潘余均被纪检部门隔离审查。三天后，潘离奇自杀。佘案所引发的错案责任追究从此淡出公共传媒的视野。
依刑事诉讼法，一个人的出刑入罪，通常要经手侦、控、审三机关，并经过立案、侦查、批捕、移送起诉、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等繁复的程序。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所以抛弃侦控审合一的行政专权，而分别设置公、检、法机关，其意正在于通过三机关的相互制约，来实现司法的公正。但现实中以“兄弟单位”相称的公检法三机关，却是多讲配合而少讲制约，或只讲配合而不讲制约。赵作海案中，死者的身份都未最终确定，杀人动机、杀人过程就已落实，且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一路顺畅，直至杀人罪名坐实。制约已然不在，还谈何错案防范！
赵作海案照例会引发舆论的道德谴责与媒体的体制追问。从佘祥林案一路数来，冤狱苦主随口可以说出一串。道德谴责只能触动那些在体制的逼迫之下，还能保持德行与操守的官员。我们应该相信，并不是公安司法官员都乐见赵作海这样的人间悲剧。若换位思考一下，“命案必破”的压力确实“要命”。一是社会压力要求破案，尤其是来自被害方的压力。命案久拖不决，被害方可能又要四处喊冤上访去了。二是上峰压力要求破案，尤其是来自当地主要党政领导的压力。命案久拖不决影响社会治安形势，领导的乌纱帽也将受此影响，能不发力抛出几个军令状吗？
当然，冤狱频出也有传统司法文化的因素。比如“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句据说出自《尚书》的名言在中国流传甚广。其大意是，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罪疑惟轻”相较“罪疑惟重”，当然可算进步。可惜，与作为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的“疑罪从无”，“罪疑惟轻”仍然是背道而驰。
上述分析，并非是要为冤狱的责任人开脱。权责一致，有责必究。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的责任要追究，体制的责任也要校正。化解社会压力与上峰压力，仍然有待司法独立性的增强。诉讼制度的校正，仍然指向“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向“控辩审三角结构模式”的转变，尤应扶正失衡已久的控辩关系。当辩护人也被赋予了与公诉人“平等的武装”，当法官能够在控辩的交锋中保持中立与独立，这样的诉讼制度才能最大限度促进诉讼结果的公正。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2214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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