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与暧昧：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想象

        2009年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台湾电影《海角七号》正式在大陆各大影院公映。在过去的一年,《海角七号》——这部被引申为象征着台湾人拼搏与奋斗的电影,成为了台湾电影进入21世纪的标志性符号。或许是水土不服,电影中贯穿的日本元素,却在大陆遭遇了观感上的视觉冲突,大陆民众难以理解何以“日本”会让剧中的台湾人迷恋与陶醉?

　　不同于《海角七号》中对日本特有的暧昧,《1895》——这部同时期上演的台湾本土电影,展现了另一种台湾人的日本记忆,那就是浓缩了一个时代记忆的家仇、国恨……充满血腥的抗争让人品味到了台湾人的不屈与自尊。

　　两部同时期上映的台湾电影,却诠释了两种不同的日本情结,还原真实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反抗初期的伤痕,还是殖民后期的暧昧,或许,这两种情感的差异正如同一个浸透了历史纠葛的复杂文本,让人心酸,也让人反思!

　　历史深处的伤痕

　　台湾人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这样一道伤痕,那是一段与日本有关的历史,绕不开,也抹不掉!

　　1895年,清朝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随后在同年的4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面对日本军队的侵台,以及清廷的软弱无能,台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这场一直断断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抗争,让世人见证了台湾人的铮铮铁骨。

　　那是一场充满血与火的残酷抗争。看过电影《1895》的画面,让人唏嘘不已,不分客家人、闽南人,还是原住民,从一个家族到一个个体,上至主人,下至仆人,都不惜为自己的故土热血奋战,直至战死为止。面对台湾民众的殊死反抗,一个日本军官曾这样记载道:

　　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湾民众是顽强的,这种精神骨子里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威武不能屈”,也只有在台湾民众的抗争面前,日本侵台军队不得不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的4800余人被击毙。

　　保家也要卫国,台湾民众的近代国家意识在日本的殖民侵犯下开始萌生。被无能的清廷遗弃,台湾人并没有将祖先的土地拱手相让与外族。1895年5月23日,丘逢甲等台湾士绅发表《台湾民主国自主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的壮烈感言,台湾精英分子的宣言赋予了这场斗争特殊的含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乡土保卫战,而一场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民族之战。恰如民族志士林献堂所言:“应知台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民族主义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辩自明矣。”

　　具备了近代国家观念的不只这些受过教育的士绅精英阶层,没有忘记家与国的还有无数个普通台湾人。简大狮,一个台北的农民抗日武装领袖,为了抗击日军浴血奋战,在逃亡厦门后,又被清廷移送给殖民当局,在被日军处决前,这个没有文化的抗日领袖说下了这样的宣言:

　　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持续了几十年的抗日运动,换来的是日本军队的血腥镇压,有的几乎是全家无一幸免。20年代的原住民雾社大暴动,让当地近乎一半的原住民人口惨遭杀害,悲壮惨烈的抗日运动被日军铁血镇压之后,台湾人不得不在心中将伤痕裹藏。1897年,日本殖民当局规定,允许台湾人自由选择国籍,妄图将台湾彻底变为日本人的居住地,但最终除了四千多人离开台湾外,大量台湾人依然选择留在台湾,这般痛苦的留守,绝非是对日本的怯懦,更非是对日本的效忠,而是对这片生活了数百年来的故土的眷念与不舍。

　　数百年来,“台湾本土文化充满了受害和苦难的意识”①。台湾的最终沦陷让这种苦难意识再次萌发,萦绕耳边,这种惨痛的历史伤痕镶嵌在台湾一代代人的民族性格中,一直提醒着后来的台湾民众,成为所有台湾人共有的历史遗产。

　　殖民时光的暧昧

　　五十年是一个世代交替的跨越,台湾被割让时曾痛哭流涕的那一代大多已作古,新生的一代迎来了这个充满变数的大时代。他们学的是日语,穿的是木屐,住的是日式住房……民族、国家认同的裂变就在这期间不知声响地生根发芽。

　　进入到20世纪初,日本的殖民统治也在依靠“铁血政策”稳定下来,开始真正的经济建设。从30年代开始的“皇民化”教育,日本人依靠经济、教育、文化,开始培育起台湾的日本化进程,从经济发展,警政建设、市政规划,甚至司法建设,日本逐渐在台湾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统治体系。不能不说,日本人精心建立的殖民体系是颇有成效的,它不仅推进了台湾的近代化水平,也深深影响着那个年代台湾民众的情感思维。

　　在日益和平繁荣的殖民社会中,赤裸裸的暴力开始被隐藏起来,暧昧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培育。台湾人在“皇民化”教育中开始滋生畸形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从禁止民间信仰到公开鼓励学说日本话,培养民众的天皇膜拜,日本人妄图通过文化霸权的方式将中华文化与母国认同从台湾人心中驱逐出去。这种殖民主义的文化消亡,正是大国剥夺小国、强国剥夺弱国民族意识的惯用方法②。

　　毋庸置疑,日本的“皇民化”确实在部分年轻人心中产生了投射效应。在年轻一代人的心中,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他者”,成为心中淡忘的名词。李登辉曾说:“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光复后才是中国人。”这句话正代表了当时很多一大批年轻人的基本认知,即使以后改变了看法,日本始终对他们来说,却有着纠葛于心的复杂情结。忘掉母国,改变国籍,少数台湾民众的这种被动“奴化”乃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即使是那些最后为日本战死在异国土地的台湾士兵,他们同样只是那个时代无辜的殉葬品。

　　一个成熟的古老民族,有着顽强的历史文化传承。即使有极少数人忠诚日本,成为殖民化的“优良产物”,但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却几乎无效,台湾的中华文化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日本的“皇民化”时期,民间的宗教信仰还在悄然进行,中华文化还是维系台湾民众民族感情的纽带,那绝非穿起日本服装、住上日本住房,就可以轻易改变的。否则,光复之初,台湾也不会对回归故国表现得那么兴高采烈,昔日虚幻建构起来的殖民认同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不同于少数人的文化效忠,多数台湾人对日本人始终含有难以言说的模糊情感,这种普遍的暧昧,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在长期的殖民地生活中,殖民地的台湾人对日本人始终存在痛恨与敬畏的矛盾心理,尤其台湾民众在日本人面前有着自卑感,认为自己落后、愚昧,而日本人才文明、高贵、进步。在李登辉等极端的崇日者眼中,日本人甚至被形容为太优秀,爱干净,爱洗澡,见到日本人就高兴,就好像见到自己的家人。于是,台湾人才千方百计地要学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40年代的台湾社会,从家庭到公共场所,都渗透了日本化的痕迹,这种主动积极的移植体现了殖民地人民特有的暧昧情感,这种暧昧折射出来的日式好感甚至一度填补了五十年来殖民统治带来的残酷记忆。或许,达成自发式的柔性合作比刚性的政治驯化更为容易。

　　殖民统治是建立在血腥镇压基础之上的,统治集团永远都充满了暴力的殖民性格,即使是日本的怀柔统治已经让多数台湾人开始接受日本的制度安排、学习日本的生活方式,但是民间性的自我保存依然还在顽强地生存抗争。台湾人的台湾意识是在日据时代才昂然树立的……日本人统治非但没有使台湾人的自主意识消减,反而使台湾人建立了自主的自我形象③。蒋渭水、林献堂……这些倡导保存台湾意识的知识先驱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台湾知识精英对殖民当局的文化抗争。他们用声音告诉世人,任何殖民化统治都是不会将台湾消亡的。

　　一个民族的记忆被强制性地渐渐掏空,那不是民族本身的罪孽,暧昧——这个特定的名词只是反应了那个时代扭曲的政治生态。理解那个时代的悲喜交加,在身临其境的那个岁月,或许你才能有切身的体会,这远胜过对暧昧的话语斥责。

　　光复之后的怀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光复。

　　殖民侵略从来就没有造就以后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倾向,日本人的五十年统治更没有成功将中国从台湾人的情感中驱逐出去,中华文化依然完整在台湾得以维系,母国的国家认同在殖民者的暴力机制退却后迅速得以恢复。即使那些感伤者对殖民者心存好感,为日本人的败退高唱挽歌,一下子不适应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变化,但大多数台湾人,都对回归祖国表达了高度一致的集体认同,那是内心里真正的热切与兴奋。

　　1945年,国军第一批军舰抵达台湾,对于来自祖国的军队,台湾民众的最初印象确实不怎么好,“拿着扁担,吊着雨伞、棉被、锅子,连枪都没有,不如日军服装整齐、纪律严整”。但台湾民众依然给与了宽容与谅解,他们对祖国的狂热可以从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看到,满街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民众开始自发学习国语,学生们开始奔赴大陆求学。台湾,第一次在20世纪与祖国结合得如此密切。

　　但幸福感并没有很快地到来,台湾人的心是细腻的,他们很快觉察到了街头见闻背后的故事,看到了不公,看到了差距。1947年1月,《大公报》记者萧乾在台湾访问,发表题为“大陆中国在现代化上离台湾至少落后了半个世纪”的报道文章,里面就深刻描写了大陆与台湾所呈现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的悬殊开始在台湾民众心中引发了心理的震荡与摇摆。大陆的落后,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不堪,让台湾民众再次滋生了对那个殖民时代的怀念,日本时期“守法的警察、公正的法官”,也多次被后人拿来与当时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执法队伍相比。但这种比较,也并非就预示了对日本殖民时代复辟的怀念,“这种日语时代中人或有的伤逝的感怀,并不代表政治上对那个‘皇国’的认同”④。真正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只是一小部分极端分子,大部分对日本殖民时期的记忆,所谓的怀念或伤感,也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罢了。

　　台湾民众对日本的特有怀念,在台湾导演吴念真的自传体回忆电影《多桑》中就有着真实的刻画,即使到了50年代,剧中的“多桑”(父亲)这个角色,还是钟情于日本产品,还想着远赴日本谋生。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台湾民众的记忆“脱轨”,只能在暗中悄悄进行,身为殖民地人民,难以摆脱“亡国奴”的原罪感,他们努力学着蹩脚的国语,在负责接受的大陆权贵面前保持刻有的谦卑与恭顺。但即使如此,这种历史的“原罪”还是被当时来台的接收人员所深以为戒,来台的官员、警察以及士兵,大多对殖民地人民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对台湾人的日本话、日本住房……更是本能地予以排斥。于是,才有了在治台初期,就开始强制推行国语,禁说日语,禁说日本歌,禁演日本电影和废止日本新闻杂志,还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反日教育……如此“反日”,自然是希望消灭在台湾遗留下来的日本符号和痕迹,甚至是一丝情感的暧昧,也要统统从这片土地清除。

　　表面上的大好局面只是掩盖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骚动,台湾人的日本记忆并没有在一夜之间荡然全无。国民党的反日教育,非但没有遏止台湾的日本情结,反而随着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而逐渐抬头。对日本人的怀旧,依然在当时的中南部地区蔓延,成为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来就要过城邦生活。”身处殖民地,自然也无法摆脱殖民生活。五十年的殖民烙印并非一日可以全然抹去,对于台湾人来说,长期接受日本统治,迎接的必然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中国⑤。这种政治情感的水土不服性,没有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下得到教化,最终却被暴风骤雨的政治激变所中断,未尝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现代人的思索

　　1895年,台湾沦为了日本殖民地,1931年,大陆东北沦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大陆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台湾和大陆同样经历了被日本殖民侵略的惨痛历史。

　　再次翻开历史,一路往上,从康熙收复台湾,祖国内地与台湾开始正式紧密相连,而1895年的割地,两岸由此陷入隔绝状态。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可惜,短短几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从此,两岸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分离局面。台湾三百年的开发史,未尝不是一部两岸人民共同耕耘的开拓史,但融入情感、分享共同历史记忆的却只有那么聊聊可数的岁月,以至于不得不让人心生感叹。也正是由于两岸的长久分离,才使得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的同时,形成了又不同于大陆的近代历史文化,至今还在影响着台湾人民的情感方式。

　　没有共同的历史生活经验,即使共享一样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会产生观念的异化。大陆与台湾,同样有被日本侵占的历史记忆,但却成为两种不同的集体认知,一边是不带有任何情感杂质的仇恨,另一边却是难以言说的伤痕与暧昧。明白历史的人,应该会发现,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才造成了两岸不同的历史境遇,大陆在八年抗战后成功将日本驱逐出去,避免了国家沦陷的命运,即使东北的殖民化也远不及台湾来的那么深刻,这才有了大陆人民对日本的恨,不带着任何的一丝情感。而台湾不同,在五十年岁月中被殖民机器所逐渐培育驯化,殖民化已经浸入到一部分台湾人的情感与基因中,由此,才有了不同于大陆的集体认知。分歧延续到现在,对历史认知的各执一词,才带来了今天一系列困扰两岸的难题。就在曾几何时,我们警惕、批判“皇民化”教育,对于台湾对日本的暧昧,更是则一律斥为“媚日”,从不同历史语境出发,难免不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固然这种批判不会被大多数台湾人所乐意接受。

　　两岸关系的跨越,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容忍对方历史记忆空间的基础上,尤其对于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只有去用心聆听台湾人的心声,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闷,如此,才能弥补在历史时空中的那段情感空白。两岸要发展,就要对一些历史认知分歧求同存异,不要在诸如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一味施加文化霸权,不能东风压倒西风,大陆对日的仇恨情绪不能简单套用在台湾人情感上。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彼此特殊的集体认知,才是较为理性的做法。否则,粗暴驱散对方的记忆认知,就只能带来情感上的不兼容,就会使得两岸关系的死结永远无法解开。

　　只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才能彼此更好地融合,日本所带给两岸民众不同的情感体验,也正反应了两岸以来所凸显的情感鸿沟,这道鸿沟的填补需要心灵的慰藉,更需要彼此生活的拉近,一个有着越来越多共同体验的两岸交流,带给民众的正是一种能够彼此融合的契机,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两岸的未来也就不会有所谓麻烦的问题!

　　《海角七号》就是一把开启两岸尊重历史的钥匙,唯有同情的理解,才能重新打开沟通的大门,这当是给两岸关系一个最好的注脚。

　　注释:

　　①徐宗懋:《台湾人论》第5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

　　②[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11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许信良:《新兴民族》第190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④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4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⑤徐宗懋:《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第40页,[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