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沈玄庐综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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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时代的先声——沈定一与衙前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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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7年8月15日 出处：网络 作者：凌金良
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处于一个即将结束的不平等世界和一个正在开始的平等世界之间。——勒鲁《论平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 引言 为什么研究沈定一？ 目前，国内对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已有了初步的研究，并集结成著作《沈玄庐其人》（1994）、《英雄梦——衙前农民运动纪事》（1999）和《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2002）等，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介绍性文字或年谱式记录。最出色的研究成果当属美国的萧邦奇（R．Keith Schoppa）教授，其代表作是《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以下简称《血路》）。1在本书中，他以沈定一“社会身份”的变动为核心，借助微观网络关系与空间方法，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展开论述，为我们认识沈定一的被刺命运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的动力机制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分析证据，不过这一研究仍然偏重于个人。 我们正想从此出发，转换一下视角，把沈定一放到20世纪中国这一场景和动员与社会运动这一特征下来展开叙述，这也就是我们想研究沈定一的理由，更为具体地说，它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沈定一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代农民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他的领导和动员下，浙江萧山于1921年9月爆发了衙前农民运动，从而标志着20世纪中国动员时代的开始，一浪接一浪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由此引发；第二，平等主义的诉求。衙前农民运动的诉求或者说理念，就是平民主义。在20世纪中国，众多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共产党发起的运动，几乎都是在平民主义理念下实施的，而沈定一是第一位把平民主义付诸大规模动员实践的知识精英；第三，时代交替期间的知识精英角色之变换。自隋代以来，作为选拔精英主渠道的科举制度，一直承载着上下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虽改朝换代，科举制度却坚如磐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其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知识精英出现了分化，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地效忠于帝国皇朝，也不再是“开明士绅”了，而是处于多元利益的角逐中。有些人，通过新的学习渠道，比如新学堂和留学等，在城市里占据了精英地位；有些绅士却留在农村，成为“土豪劣绅”，无力担负从前的保护角色，更多的是盘剥农民；有些绅士走上反对现有制度的道路，进而反对整个传统制度，沈定一就是其中的一员。很大程度上，20世纪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动，就是由新型的知识精英来完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定一站在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启这一转型时期。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当过清朝的官员，却是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和宣传者，是新型的知识精英；他是旧时代的受益者，具备某些传统的观念，但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并对自身进行了深入的反省，最终确立了平民主义的信念；他是现有制度的精英，但又发动了农民运动来反对它。这种种矛盾集于一身，时刻纠缠它，他自身的焦虑和命运，就是这重重矛盾的表达。 二 沈定一其人 1、个性与才干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浙江萧山县衙前村人。在家中兄弟排行第三，同乡人又称他为三先生。他的祖父沈锡亭只是个靠卖苦力的雇工，但在他堂兄的帮助下，日子慢慢好转，这使得沈定一的父亲沈受谦有机会读四书五经，并于清同治帝登位那年中恩科39名进士。因此，沈家到了他的父亲手里，已经变得非常殷实，沈定一正是在这个富裕的诗书之家长大的。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沈定一，从小饱读诗书，加上天资聪颖，很快学会作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他写的文章依然遵从社会习惯，用的是古文。到1919年与戴季陶一起主编《星期评论》时，他才开始使用白话文，并于1923年加入柳亚子主持的“新南社”文学团体。他写过评论、随感，还经常发表诗歌和小说。当然，与一般新闻写作者不同，沈定一有其自身独特的一面：第一，他不仅仅是自己投稿，还亲身创办和主编报纸，比如《明智日报》、《星期评论》、《浙江新潮》和《劳动与妇女》。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责任》和《萧山月刊》，他也是主要的撰稿者和资助人。长期的报业和新闻写作生涯，使得他对社会动态有着敏锐的感受，这种文字生涯，还为他动员学生、农民和工人发挥了有效的作用；第二，他的文章思想性强。从1919年6月《星期评论》创刊到1922年，他写下了几百篇文章，其中有对社会事件的评论与分析，也有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设想，还有对一些自身的反省。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都是些极其鲜活的和含有丰富思想的文字。除了具备文学和写作才能之外，沈定一还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经常被各种协会和单位邀去演讲。“场面非常动容”，就是各种新闻媒体对他演讲的如实评价，这种演讲才能在他的政党活动和革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在沈定一的生涯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参与各种党派斗争与发动农民运动。他是一位知县、议长和政党人物，还是一位革命家与实干家。1914年，沈定一就参与了中越边境的革命活动，继而组织公民激进党，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未来的岁月里，沈定一还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因种种缘由，这一事实如今还没得到确认）和国民党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西山会议”和“清党活动”中，他也是极其重要的成员，尤其是他以个人身份独自发动了衙前农民运动与东乡自治运动，更是当时的创举。在这些活动中，沈定一在组织网络关系方面，都卓越地发挥了他的组织才干与动员能力。 考察沈定一的个性与才干时，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性情。1920年4月4日，他在《星期评论》发表“青年的社会从那里做起？”，指出理想青年的特点是：勇于承担责任、富有激情、敏捷、有理想与抱负、敢于反对旧制度和具备牺牲精神。2其实，这种骑士般的乐观冲动倾向，就是沈定一自身人格的写照，他是这样要求青年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抱定了目标之后，沈定一从来都是勇往直前的，没有任何顾虑，即使牺牲也毫不顾惜，他甚至认为牺牲是达到更大胜利的一种手段。也正是这一点，使沈定一遭致不少麻烦，直至被人刺杀。 2、自省与定位 积极乐观的沈定一，还有使他沉痛和令人困惑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社会的不满，对自身的反省，以及为中国寻求出路的实际焦虑中。事实上，他的乐观性格里也有一种阴郁的色彩。在192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借小说的形式，点明了自身时时刻刻处于被社会压迫的感觉，体会到自己身上到处都是窟窿，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3也就是说，大概自中举以来，他就开始时刻思索社会的弊端，并具备着正义的情怀。从已有文献看，早在1914年，他在云南任知县期间，就为老百姓办事实和主持公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他亲自开办学堂，并请来外地老师，为无力上学的贫困儿童出资，这是当地老百姓感激沈定一的其中一件事。另一件是，惩治贪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这种实干的热情与正义的情怀，一直伴随着沈定一后来的生涯。退出云南政坛后，沈定一即参与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和推动立宪民主制度的努力。 但实质性的转变，还是发生于上海。1917年6月，因坚持“浙人自治”和弹劾省长齐耀珊遭到通缉，沈定一只身来到上海，住入法租界。在此后的四年中，沈定一接触和研读各种新思潮，与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密切的交往，并最终确立了平民主义的信念。在沈定一看来，创造世界的是劳工，而不是政治精英和官僚。所谓的“高贵”人士正是应该反省的人群，他们是“不劳而获”者，应该为自身的行为感到羞愧。自然，沈定一也是其中的一名，因而他所作的工作就是“摆脱原有阶级”，“摧毁我从前的自己”。4显然，此时的沈定一已把目光转向了平民大众，转向了底层民众——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他们往往是被忽视的一群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沈定一一直坚守着平民主义的信念，并为此开展了革命性的实践活动。 三 平民主义 至于平民主义5的内涵，我愿意借用英国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的论述。他在“饿国思想家”一文中，就饿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进行了梳理，认为民粹主义思想主要有三点：“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由自由的个人所组成的“农村公社”共同体、“无政府主义”（即反对国家的建制）。6实际上，平民主义向往的是一种没有国家和法律、社会经济全面平等和人人互助友爱的共同体社会，而其核心是对平等的追求。 1、 劳工神圣 在20世纪中国20年代前后，中国兴盛平民主义思潮，当时一些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李大钊、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开始把目光转向下层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反省民众的角色与地位。 在当时时代思潮的感染下和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对话过程中，沈定一形成了自己的平民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平民主义者。1920年10月，沈定一对蔡元培在1918年11月天安门的演讲“劳工神圣”做出回应。在文中，沈定一基本延续了蔡元培的思路，但对劳工的种类和“神圣”的含义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这是这样的两个问题：劳工包括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是神圣的？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劳工包含两种，一种是筋肉劳工，一种是精神劳工，7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争议。关键在于他对第二个问题的理解，即劳工为何神圣？他认为，劳工“神圣”就在于“尽个人底能力，做利他的工作”。8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官僚、军人、地主、议员和商人等，却是剥削阶级，是吃白食者。显然，这种辨析更具挑战性，他开始明确把官僚等特权阶层排除在劳动阶层之外，而在古代传统的中国，他们却是高贵的、值得人们向往和尊重的。 这篇文章里，沈定一还谈到脑力劳动与筋肉劳动两者的良性结合问题——就像他的印章中所暗示的，9甚至为知识人劳动的价值不容易被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但实际上，他心目中的劳工，更多的是指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等干体力活的人，他更多的还是为一般体力劳动者辩护，更为肯定筋肉劳工。1919年6月15日，沈定一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一念”，就对知识阶层进行了反省。他说： 唉！人是求生活的，自从呱的一声坠地，一直经过到现在，不是我的父母所能够养活我的，还养活我的究竟是谁？ …… 我本身既不做工，我的先代也没有做过工。一代代的生活，究竟是谁给的？ 唉！“劳工”。唉！“生活”。 劳工所负的责任，不仅仅衣食住三者。凡是物，都是劳工所造的。 我也是人，何以要靠别人劳工养活？我曾经拿了什么去交换？“白吃”“白穿”“白住”，可耻呵？10 从他的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的君子小人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士绅变得不再高贵了，平民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已经不是天经地义的，劳工等贫苦大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整个社会应该由他们来治理。而其核心就是对平等的追求，这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等级观念的根本颠覆，构成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的出发点，社会经济均等与互助原则实际上也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2、互助与均等 这里我们探讨的是他的平民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社会经济均等与互助生活。在1919年的“来年今日”一文中，沈定一写道： 国民自己挺身出来担当这些责任，从哪里做起呢？第一，革命。第二，革命。第三，革命。……革命的意思，是除旧布新，是进化，是兴起，是做“人”的责任。革命的精神是什么？一个“诚”，一个“爱”。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一句话“要求均等生活”。11 处于社会思潮涌动的时代，沈定一对中国社会出路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动，对革命目标的前途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有不同的期待，但社会经济均等与互助生活这两条原则，他是基本认同的。社会经济均等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包括生存、教育以及收入等，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互助观念来源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当时中国的一大思潮，很多历史性的人物都曾信奉过，比如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对沈定一而言，互助观念首先基于他对社会进程的判断。他认为，最初的个人是竞争的，但在同一血族内却又是互助的，血族之间是竞争的，但由血族组成的部落又是互助的，依次类推，部落、国家，最后到国际联盟组织，大家都在一个合作的大家庭中，竞争终结于此。12他对中国未来出路的设想，也是这个思路，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是充满爱与互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剥削和压迫，有的只是温情脉脉的情感联系与互助式合作。为此，沈定一形象地形容了竞争与互助的不同后果： 互助譬如分工种田，竞争譬如分头抢米。大家抢米，米抢完了，大家饿死。田是年年可种，年年有收，种不了，吃不完，就断断不会饿死。愿大家走生路，自己努力去布种新秧。千万不可走死路，到陈仓里去抢旧谷壳。13 总之，社会经济均等观念，主要是从资源分配方面对人们做出的某种安排，也就是某种形式的财产公有；而互助观念则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致力于建立德行的共同体，反对赤裸裸的受金钱支配的人类关系。这些都是平民主义所要追求的目标。 3、自由组织 以上说明了沈定一有关平民主义的含义与特征，现在我们转入考察他是如何寻求具体的解决办法的，也就是说平民主义社会的未来设想是什么？他的想法集中体现在“自由组织与部落”一文中。他认为，人类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继续与发展，而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既能达到人人均等的生活条件，又能发展人的本能的组织。这种社会里的人，“各个备具有个性和社会性。人的个体底能够自立，就是离开群众各有各的个性；人的群体底能够相安，就是可以合了各个的社会性成为一个人类全体的组合。”14在这种组织里，人人是自立的，具备生存技能，同时人人又是联合的，以社会性的方式过着共同体生活，相互之间没有人为的限制与阻隔。这其实和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的设想有些类似，即达到一个以自由人联合为基础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在这种联合体中，国家也消灭了，像沈定一所认为的那样，从部落到自由组织的转变，国家就是一个障碍。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设想是，这种社会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才有可能，也才不会成为乌托邦的幻想。 自由组织无疑贯穿了社会经济均等和互助等平民主义理想，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种理想的实践场所。至于如何实现自由组织，沈定一考虑过新村模式，但因为新村组织需要地主权力与物质资源的介入，半年之内，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设想。实际上，随着思潮的变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也越趋激进，比如到1921年沈定一就开始主张“劳工专政”。到1922年，他在文中不断地提到死和牺牲等相关主题，思想与行动日趋激烈。这种转变，顾昕作过很好的分析，认为他们都存在着一个从“无政府主义”到“劳农专政”思想的转变。16 四 衙前农民运动 衙前农民运动，就是平民主义思想的一种革命实践。在《星期评论》“发刊词”中，沈定一就对劳工为什么没有享受应有的劳动果实而发出诘问，并呼吁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打破“命该如是”、“前世没修”的想法，17他甚至认为《星期评论》的创办就是延续“五四”精神，为人类运动做准备的。发动衙前农民运动，对沈定一来说，确实并非偶然。在当时的思潮促动下，它是沈定一平民主义思想和自身个性的自然后果。动员的能力与实践，在他身上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缺乏的只是时机。 据俞秀松日子记载，早在1920年6月27日，沈定一就与俞秀松和崇侠讨论过农村计划和农民运动问题。187月，沈定一和俞秀松来到浙江萧山衙前开展农村调查工作。但并无材料证实沈定一准备要发动农民运动，此时的他还在杭州活动，正组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又到广州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直到4月初沈定一回到衙前，这时的他才真正开始与农民建立持久的联系，为发动农民运动做准备。 （一）宣传 1、小范围接触 当作新闻记者和编辑的沈定一，对宣传是有着职业敏感的。在对袁世凯掌权的不满和黎元洪总统上台的支持中，他就通过发电文等各种形式表达政见。发动衙前农民运动，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即“投入了一场象征符号的角逐之中”，19改变农民那种保守和顺从的传统思想，尽量让农民与地主对立的意识深入人心，获得某种集体认同感。 1921年4月之前，沈定一在主编《星期评论》、《劳动与妇女》和为《民国日报》撰稿期间，他与刘大白就写下了大量反应农民疾苦的诗文，人们也称他为主张平民主义的人。这一对终生的知己，于1921年4月来到了衙前，住了下来，开始商量发动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村小学校。 一开始，沈定一的宣传主要是通过与个人的亲密接触，来感动和说服农民与地主抗争。4月间，衙前村农民李成虎与李成蛟兄弟等人因为一位贩子收了他们的菜籽却没付款，向沈定一求助，希望他出面把钱要回来。沈定一即前往催讨，那贩子手头却没有。在这种情形下，沈定一亲自拿出自己的一笔钱给他们，并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底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底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20通过几次接触，一些农民与沈定一的关系日益亲密。沈定一借机动员他们团结起来，结成严密的组织。他对他们说：“一根麻杆易折断，一捆麻杆就难折断，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我好比蟹墩，你好比蟹脚，大家爬起来便着力哉！”21沈定一的支持与帮助，也使农民日益信任沈定一，乐意到他那里获得保护，并寻求解决农民与地主矛盾的办法。在沈定一的支持下，农民们，特别是在李成虎的领导下，他们不断地向地主发起进攻。5月，他们捣毁了坎山的“周和记”等米店，还收回了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使得沈定一成了农民可信赖的保护者。 据衙前村后人回忆，在1921年夏的一天晚饭后，大家在衙前大桥头乘凉，有人提到长沙农村有个大荒会组织专吃大户的，大家很兴奋，也想组织大荒会。李成虎考虑后，就与沈定一联系，沈定一提议组织农民协会。22组建公开的组织，是他的一贯看法，他反对各种秘密的活动和组织。在与农民积极分子的接触中，沈定一也越趋明确组织农民运动的目标。 在与农民的接触与宣传过程中，在日常生活里，沈定一也表现得与农民一样。他不准家里人叫他三老爷，让佣人直接叫他的名字。他甚至想出办法，让他的佣人们罢工，而叫他们家里的少奶奶和小姐们亲自洗衣服和挑水。他尽量想在农民心目中树立一个并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形象，而是和他们一样，朴实劳作，自己的事自己干，也是一位普通的平民。通过这种个人之间的、小范围的私下接触，沈定很快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拥戴。而农民的意识也大大改变，他们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认识到他们受苦的根源，并具备初步的反抗意识。经过宣传与动员，各地还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中有些人直接成为衙前农民协会的骨干。 2、各地演讲 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之后，沈定一改变了动员手段，他开始在萧山绍兴各地正式演讲，为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做准备。1921年8月19日，沈定一在萧山县龛山东嗜草庵戏台上发表演说，主题为“谁是你底朋友”。笔录者潘垂统记下了如下话：“当时听者，拥挤不堪，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可是听了他的话，感动到十二分，这是因为他极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话，说出很明白的利害来，句句话都被农人工人听懂了”。23从这我们可以体会到，沈定一是如何以他那言语与身体的独特魅力感动农民的。在这篇演说里，沈定一表达了他对农民和劳动者的重新定位，以及与地主关系的基本看法： 你们大家想想，你们有没有敌人？你们有没有朋友？……攒积金钱的资本家是你们底敌人；专卖气力的劳动者是你们底朋友。但一般人，都弄错了，个个想去同资本家做朋友，各个看不起劳动者像仇人一般，这错误建筑在金钱底上面；大家只看见金钱，不看见人。 …… 终之世界是劳动者底世界。你们劳动者不要放弃本来的权利给坐食的资本家！你们应该争回被剥夺的权利了！你们不要说我的话可说不可行。你们去联结劳动者做朋友！劳动者在世界上是大多数，资本家的数目，很少很少。你们结合起来，不要做一堆散沙，散沙是容易失败的；你们要结成做一块石头，别人很不容易把你们弄分开来，也很不容易移动你们。24 文中有三个鲜明的看法：第一，劳动者才是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第二，劳动阶级与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处于对抗地位和敌对关系；第三，要夺回劳动者所应享用的权利，劳动者与农民就应该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本家和地主抗争。通过这种宣传和演说，沈定一改变了士绅与农民的传统看法，为他发起农民运动作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随后，沈定一在萧山绍兴各地演说，宣扬以上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的演讲中，比如衙前东岳庙、萧山龛山东嗜草庵戏台、萧山山北和绍兴的钱清，沈定一穿的是农民的服装，讲的是当地的土话，说出来的话也是十分生动朴实。而演说地点都在传统的重要集会场所，比如戏台、嗜草庵和寺庙等人群积聚的地方，它们在传统社会中是非常受尊重的，一有麻烦事，人们就会去寺庙和嗜草庵祭拜求助。现在，这些场所却成为反传统的演说台，1921年9月27日发布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就是数千农民对着泥塑木雕的“东岳大帝”喊出的。甚至他们还用绳索把东岳大帝套住，破坏菩萨塑像。25 总之，一方面，沈定一利用传统的资源，比如戏台、嗜草庵和寺庙场所的使用，服装和语言的平民化，来吸引农民，与农民建立某种信任感；但另一方面，他又用浅显的语言，宣扬反抗意识，建构崭新的意识形态，动员农民起来与现有的制度抗争。有意思的是，在宣传与动员的过程中，沈定一还利用了自己是省议员等职位，在农民的眼中，他是一位有本事的人。本身的地主身份，没有成为他发动农民运动的障碍，经过他对自身形象的塑造，这种传统地位和权威反而为他在农民中建立了威信，而这种威信也为农民的反抗与斗争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 3、衙前农村小学校 20世纪中国许多知识精英，在他们发动运动或革命期间，都主张从办教育入手。比如广州的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过程中也首先办起了学校。沈定一在1921年4月回到衙前后，就与刘大白在筹备着衙前农村小学校。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正式建立，同时发布《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并与《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民协会宣言》一起刊登在1919年8月的《新青年》杂志上。 衙前农村小学校是一所专门为农民子弟设立的免费学校，校址设在沈定一的家里，经费由沈定一、沈仲清（沈定一的哥哥）、他的母亲、戴季陶和鸣和五个人分担，但主要还是由沈定一和他母亲负担。《宣言》中称，他们想改变学校教育的性质，以“人底发现”为目的，为改变贫苦劳动者状况而努力。26 在衙前农村小学校里，设立了龙泉阅书报社，购置了大量的图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克鲁泡特金的有关书籍，购买和订阅《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劳动与妇女》等杂志，还有玩具和体育用品。除书本的学习之外，他们还置办了农船、扁担、粪桶和铁耙等农具，用于学习劳动技能。当然他们学习的知识，还不仅仅是普通的国语、数学和音乐等基础课程，老师们还给他们讲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问题及其出路等话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道理。 实际上，衙前农村小学校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农民子弟接受教育，缩小城乡教育不平等，也不只是实施新型的教育实验。依托农村小学，老师们经常去农民家庭访问，调查农民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它事实上承载着沟通农民桥梁的作用，老师、学生和家属网络也就通过学校而建立起来。这些大都来自“一师”的老师们，他们自身也不仅承担教学的任务，还在联络农民方面起着直接的宣传与组织动员作用，他们成为农民运动的实际指导人员。他们通过这个学校，努力打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反抗地主的意识，并组织他们建立农民协会。这个学校，俨然成为了衙前革命活动的中心。沈定一和“一师”成员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也通过这个学校持久地传播着。 （二）、组织 1、动员者与被动员者 在1921年4月期间，到衙前从事调查和筹划农村小学的只有刘大白，随后，“一师”成员慢慢加入。在整个运动中，组织与动员农民的成员主要有：沈定一、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人。除沈定一之外，他们的生平与事迹如下： 刘大白（1880-1932），浙江省绍兴平水人，清贡生。1912年因参加反袁斗争遭通缉，与沈定一逃亡日本和南洋等地。在日本，刘大白与沈定一相识后，即成为他的终身知己。1916年回国，曾任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并支持“一师”学生俞秀松和施存统等创办进步刊物《双十》周刊（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初，因协助校长经亨颐革新教育，被当局赶出学校。1921年春，应沈定一的邀请，在衙前筹办农村小学，领导开展衙前农民运动，并参加起草《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后来的几年，他还担任着省教育机关的重要职务。 宣中华（1898-1927），浙江省诸暨县中央宣村人。1915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为“一师”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和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1920年春，参加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1920年夏，“一师”毕业后留附小担任教员，并与徐白民等在杭州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到衙前筹办农村小学，开展农民运动，并负责“成人夜校”。1921年10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未来的几年中，他成为了浙江省内中共重要领导人。 徐白民（1895-1963），浙江省诸暨人。1915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以杭州学生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春，参加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曾经多次被推选为学生请愿代表。1920年夏“一师”毕业，留“一师”附小担任教员，并在杭州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到萧山衙前协助筹办农村小学，开展农民运动。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杭州地委第一届委员，兼任经济部主任。1922年11月，与宣中华等在萧山坎山创办《责任》周刊，任主编。192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唐公宪（1898-1938），浙江省遂昌梭溪乡庄后村人。1920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杭州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长，并与宣中华和徐白民等领导了“一师风潮”。1921年曾任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并兼任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员。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在衙前筹办农村小学，参与农民协会的发动和组织工作。1922年，任衙前附近的坎山继志小学教育部主任，与徐白民和宣中华等创办了《责任》周刊。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之华（1900-1973），女，浙江萧山县光明乡三岔路村人，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沈定一的儿媳妇。“五四”期间，她到杭州女子职业学校求学，后转到浙江女子师范学校。1920年，在上海《星期评论》工作。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回乡协助筹办农村小学，并担任教员。1923年，退出农村小学校，到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以上成员除沈定一之外，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几点特征：第一，他们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与学生（主要是“一师”成员），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接受过大学程度的教育和新思潮；第二，他们也是农村小学校的教员，直接指导着衙前农民运动；第三，他们随后几乎都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国民党或共产党的组织，是未来浙江政治舞台上重要的领导人；第四，除刘大白外，他们的年龄都是二十来岁；第五，除唐公宪外，他们的家乡都在萧山或与之毗邻；第六，在1921—1923年间，他们几乎一直跟随沈定一，是沈定一坚定的网络成员。即使农民运动失败后，他们依然据点于农村小学开展各种运动，比如教书、组建青年团和办报刊等。这些沈定一网罗的知识精英，以农村小学校为基点，成为了衙前农民运动的动员力量。自农民协会建立以后，沈定一就很少插手这场运动了，主要就由他的网络关系成员主导着。 他们动员的对象自然是农民，但主要是通过吸纳农民骨干和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说服和动员，而这些骨干成员又去动员规模更大的农民参与进来。在历次的斗争中，这些积极分子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实际的运动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们这些被动员者就是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和议事委员：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红和汪瑞张六人。还有就是，后来参与进来的徐梅坤。 李成虎（1855-1922），萧山县衙前西曹村人，其弟弟叫李成蛟。幼年时，他父亲即去逝。随后，他母亲在讨饭中养活他们。衙前农民协会建立之前，他就带领农民去砸米店，先砸掉坎山米店，后翻过莫家岭到长巷和瓜沥，把抬米价的粮店都砸了，还夺回了西小江的养鱼权。作为衙前农民协会的发起者之一，李成虎是农民协会委员和议事员，也是主张与地主斗争最坚决的人。 单夏兰（1871-1949），绍兴前梅村人，信奉基督教，以雕花为生，兼种租地，家境贫困。后参加农民协会，并被推举为农民协会委员，是绍兴钱清一代农民协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1921年12月18日讨论减租减息的会议上被捕，三年半后被释，出狱后仍种租地，1949年去逝。在衙前农运中，他办了两件轰动的大事：一是1921年12月8日，在九岩乡清钨村开展抗租减租的斗争中，他带领数百名农民痛打了地主周仁寿；二是发动1000余农民赴绍兴城请愿，告荒状。 陈晋生（1878-1922），萧山衙前项家村人。出生于小手工业家庭，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原摆过水果摊，后靠种租田维持生计。1921年夏，沈定一发起组织农民协会，他与李成虎等人秘密串联农民，首先在衙前组织起了农民协会。他活动性强，与单夏兰一样主要擅长于外事。沈定一组织农民协会时，他到处宣传，不但在本村土地庙召集农民开大会，而且还到衙前附近的童墅、草漾、前方、夏家桥和莫家巷等村召集农民开会。9月27日，农民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农民协会委员。12月8日，在开展减租的斗争中遭军警逮捕。后经保释出狱，1922年病逝，葬于凤凰山北麓，被沈定一誉为“为农民谋利益而牺牲者”。 徐梅坤（1893—？），又名徐行之，萧山长山乡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0岁起当学徒，后在杭州当印刷工人。“五四”运动时期，与同事倪天忧发起成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领导工人罢工，还聘请浙江第一师范师生，创办了浙江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1921年冬，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遭通缉回家乡。这时，衙前农民运动正在萧绍地区兴起，他就在乡里建立农民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的斗争。1921年底，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他去了上海，进入《民国日报》社工作。1922年初，由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党的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朱梅红，萧山衙前西曹人，靠种田谋生，家中只有他和母亲，日子过得很苦。他有点文化，平时在茶店代人写信和写屋契。 金如涛，有些文化，比较善辩。 因为资料缺乏，我们无法给出所有积极分子的活动状况，只知道四名农民协会委员李成虎、单夏兰、陈晋生、朱梅红和萧山长山乡农运积极分子徐梅坤的大概经历，金如涛的一点信息也是靠后人记忆所得。从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农运积极分子的主要特征：第一，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没有富家子弟；第二，他们都比较勇敢，信念相对来说比较坚定；第三，农会中也有些有文化的，比较能说会道的，比如陈晋生和单夏兰，这大概有利于灵活地处理问题；第四，他们年龄都比较大，徐梅坤38岁，陈晋生44岁，单夏兰51岁，李成虎67岁。显然，沈定一与“一师”成员选择农协委员的标准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贫困、斗争的信念和组织动员才干。沈定一他们发动农民运动的目标是对抗地主，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那只有吸纳贫困的积极分子，斗争才能持久和有力。同时，农民协会，也只有在既有组织才干又有热情的人的动员下，才能发展壮大。积极分子在农运中的表现正是这样：坚定的信仰，积极号召农民，并获得他们的信赖与拥戴。 在沈定一与“一师”网络成员的组织动员下，1921年9月26日正式成立衙前农村小学校，9月27日成立农民协会，并选举了六名农协委员：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红和汪瑞张六人。依托这两个组织，他们在衙前东岳庙组织各地农民加入农民协会，一周之内，衙前附近各地的农民纷纷赶来索要《农民协会章程》，加入农协领取三折减租的凭证。经过一两个月的发展，各地也不断建立自身的农民协会。以衙前为中心，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涌现了80多个农民协会。11月24日，又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全面指导各地农协的活动，最终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四个月。在沈定一与“一师”成员的策划和动员下，衙前发生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代农民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首次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与地主斗争，沈定一也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个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精英斗争的政治领导人”。27 2、斗争过程 其实，在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之前，在沈定一的支持下，李成虎等农民与地主进行了某些对抗，比如说，他带领农民砸掉了坎山等地的米店，还夺回了西小江的养鱼权。但这些对抗都是小范围的，且带有个人性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抵抗还是发生于农协成立之后。1921年9月27日，在衙前成立农民协会，并选出六名执行委员，颁发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针对地主按“倒四六”收租（即佃农得四成，地主占六成。），农民协会做出“三折还租”的规定，并废除了地主所附加的“东脚费”——即地主收租时，农民要负担的路费和小费。沈定一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一开始，有些地方还真的减了部分的租。 1921年11月初，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向萧山县公署“跪香请愿”，要求减租减息，萧山知事庄伦仪知道并请示上级后出动警察，驱赶农民，还称这是过激主义运动，粘贴布告禁止人民陈诉。这是农民协会第一次开展的大规模斗争，目标是减租减息。随着农民协会规模的日益扩大，1921年11月24日成立了以衙前为中心的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使衙前成为三地区农会的指导中心。 秋收后，地主纷纷到各地收租，因个人收租困难，于是他们也联合起来，组织80多只收租船，分头向农民逼租。农民协会得知消息后，也聚集了上千农民，喊着减租口号，向收租船扔石块。绍兴县大地主周仁寿不顾农民协会的减租要求，在12月8日到清坞村收租，坚决要按原额收缴，他们终于发生冲突。周仁寿在收不到租的情况下，下令手下捆绑农民，而农民在单夏兰的组织下也奋起反抗，把周仁寿团团围住，打得他头破血流。28 事态的升级，引起了地主们的恐惧，周仁寿逃出后，曾到绍兴城告状，要求惩办农民。而农民内部也发生了争论，徐梅坤主张积极斗争，但大多数农民还是主张和平示威。为此，12月17日，农协委员单夏兰组织衙前、钱清和柯桥等18村一二千名农民前往绍兴县城“跪香请愿”，29要求减租，最终被驱逐。农民协会的减租等反抗举动，激怒了地主和当地官员，他们开始联合起来镇压农民。12月18日，各村农民协会代表聚集在衙前东岳庙开会，商讨具体减租办法。刚到代表一百三十多人，绍兴军警就将东岳庙包围，并逮捕了陈晋生、单夏兰和孙继良，收缴了各村农民协会的名册。30几位农民协会被捕，这是对农民运动的重大打击。在这之后，各地仍有一些减租抗租的运动，但都是小范围的事件，并无多大影响。 3、失败及其反响 1921年12月25日，萧山绍兴知事贴出布告，要求农民自动交租，并宣布解散农民协会。12月27日，李成虎在田间耕作，被萧山警察秘密逮捕，关入监狱。1922年1月24日，李成虎死于监狱，最后说了一句话：“其余没有人了么？”。311922年2月，陈晋生也病势于家中。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李成虎和陈晋生的逝世，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的彻底失败。 在这场持续了近三、四个月的农民运动中，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传统的保护人——士绅与地主，并为此展开减租减息的斗争。每次的斗争，他们都能聚合几百人上千人。在与地主对抗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是请愿游行、扣押租船和殴打地主等各种斗争形式。虽然运动中有一些过激的手法，但它远没发展到武装冲突的程度。有限而明确的目标，决定了农民的行为不大可能走得太远。尤其是在衙前农村小学校老师的指导下，他们的行动显得更为理性，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这也是沈定一的一贯主张，无组织的暴动，在他看来不仅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很显然，在没有合法性资源，特别是没有权利保障和权力支撑的情形下，仅仅依赖“劳工神圣”式的平民主义理念，一场农民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面对强大的反对派，衙前农民运动很快就失败了。 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社会各界人士都对其做出了反应。分析衙前农民运动的动员者、报界与知识界、工商界、共产党和日本学者当时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衙前农运的命运和意义。 首先是动员者的态度。衙前农民协会被解散后，沈定一即做诗一首“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表达其悲愤心情，对农民也持哀叹惋惜之情，认为“呼冤不应除骂无他技”。1922年1月13日，沈定一又和刘大白一起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诗歌“愚”，对农民的事后行动很失望，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沈定一看来，地主和当地政府虽然有种种手段对付农民协会与农民，但农民也不应该束手待毙，做个“农愚”，他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策略和手段——甚至是激烈的牺牲——与地主斗争。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他们接受了现实。李成虎和陈晋生去逝后，他们还举行了悼念活动。1922年2月1日，沈定一主持李成虎安葬，还亲自书写墓碑。后来，为了方便人们的悼念活动，沈定一又为李成虎墓开辟了东南西北四条墓道，在墓道口镌刻着他写的楹联。正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第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坟墓此外更为第二支”；背面是：“吃苦在我，成功在人”。陈晋生去逝后，沈定一也亲自为他安葬，并称他为“为群众谋利益而牺牲者”。此外，沈定一还专门印刷了李成虎遗像，广为散发。刘大白也写了“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的诗文，还有一首缅怀李成虎的诗甚至成了衙前农村小学的校歌。就这样，李成虎成为衙前革命的一个象征，后人不断地在一些节日期间举行缅怀与追悼活动。 对沈定一而言，这场运动是他平民主义信念的革命实践，他自己无疑是非常关切的。我们知道，他为发动农民运动费了很多心力——给农民提供支持与帮助，大规模的演讲与宣传，还有网络“一师”成员等活动。但在发起衙前农民运动之后，即衙前农民协会建立不久，他并没有给这场运动很大的支持。这期间，他一直在浙江议会里活动，准备各种提案——包括组建杭州大学。萧邦奇就持有这种态度，他认为，沈定一似乎对这场农民运动并无过多的反省，在运动中也没担负持续的责任，并把这原因归于沈定一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太深，过于乐观，从而低估了当时反对派的实力。32 但假如我们从沈定一的思想与性情来看，他对衙前农运的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所推崇的就是自主的人格和时而牺牲的手段。33在动员过程中，沈定一一再强调，农民运动是自身的事，不能太依赖别人。在认定目标和主义后，就应该不怕牺牲，义无返顾地去做。因此，我认为，沈定一是明白当时的权力关系的，对一个久经锻炼的政治人物，他对时势是有一定判断的。以这种态度对待农民运动，更多的是他自身思想与性情的真实写照。虽然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了，但从后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民是对沈定一心存感激的。实际上，沈定一在娶了王华芬之后，就把自己的部分田地分给李成虎等农民家庭，以实际行动报答了牺牲的农民。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还不断主持对衙前农运和李成虎等人的纪念活动，衙前实际被自身（也被别人）定位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他被人刺杀，相关论据见萧邦奇教授在《血路》一书中的深入分析。 其次，当时报界与知识界也对衙前农运被镇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代表人物为邵力子、周佛海和苏雪林。邵力子在1921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论萧山农民协会被军队摧残事”，他从宪法规定农民享有的权利、传统中国的重农政策和军队的责任等方面谴责了那些“土豪劣绅”，并呼吁大家不要轻易地放过这场农民运动。34远在日本的周佛海看到邵力子的文章后，也寄“对于萧山事件的感想”一文给《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于12月30日发表。文中指出，不要期待地主慈悲，他们是现有制度的受益者，只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困苦阶级与享受现制度利益的阶级的对立就是阶级斗争，因而主张农民结成坚固的团体与地主进行“锐利、积极、根本的阶级斗争”。35作家苏雪林也在1922年2月13日的《觉悟》上发文“其余没有人了么？”36，纪念李成虎。 我们知道，“五四”前后，中国兴盛平民主义的思潮，众多的先进而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有关怀底层民众的倾向，因而这一运动能得到知识阶层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是很好理解的。尤其是在这场运动中，农民的并无过多的暴烈倾向行为，这一特征更能增加知识分子对地主与当地政府的反感。我相信，当时的思潮与《民国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也给当地政府施加了压力，这点我们可以从1922年1月5日《民国日报》的一条消息报道中看出来：“萧山农民要求减租风潮，该县知事庄伦仪偏袒资本家，沈省长决意将庄调省”。37实际上，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时，萧山和绍兴的知事一时也不知所措，并没马上用武力镇压。他们首先还是给省长和财政厅厅长打报告，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他们才动用军警逮捕农协委员，解散农民协会。这也说明当时社会——正是像萧邦奇断定的那样——“具有包容性的组织氛围”，38它部分允许实验性质活动的存在。 此外，1922年2月23日，沪工商友谊会（该会于1920年10月10日成立时，沈定一到会祝贺并演讲）童理璋代表该会前往衙前，缅怀李成虎之死，并立碑纪念，题为“精神不死”；1924年，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农民运动》专门写有“衙前农民运动”一节。他们的态度在本文中不是很重要，重要而值得关注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时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到了衙前农运，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无其他的深意；邓中夏在1923年12月《中国青年》发表“论农民运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提到衙前农民运动，还提及了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并预言农民革命的潜力与可能的意义。显然，时代的转变，使得邓中夏比陈独秀赋予农民运动更多的意义。但他们的基本态度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农民运动还没在中共党内真正被重视。实际上，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沈定一甚至与陈独秀吵了一架。而邓中夏也是搞工人运动出身的，他对农民运动也没切实的体验与行动。观察和思考中共对农民运动态度的转变，我相信海丰农运将是一个十分好的个案，另外，通过考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丰农民运动的不同特点，也许更能发现时代特征的不同与政党目标的转向。 五、结语 虽然，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和意义却是重大的。我们认为，它是一场由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参与动员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平民主义为号召的、以减租减息为目标的、有组织的第一次反地主斗争，与中国传统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和暴动有着根本的不同。39衙前农民运动的开展，标志着20世纪中国动员时代的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夺取政权开了先河。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两个问题，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运动的特征。第一，它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农民运动吗？第二，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沈定一领导的农民协会创立于1921年9月，澎湃领导的赤山约农会创立于1922年10月，而刘东轩和谢怀德发起的岳北农工会则是在1923年。显然，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在农民运动发生于萧山的衙前，其标志就是农民协会的建立，这是没有疑问的。争论的焦点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即它是谁领导的？党组织，还是个人？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党派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并没有获得很好的认识。党史专家基本上都认为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有的教授则谨慎地认为，是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领导了这次农运，40实际上，杨之华41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证实了这点。但我们还想进一步论证的是，沈定一领导的衙前农民运动与共产党并无关联，它只是一种个人性质的行动。首先，当时的党是非常松散的，参加1921年中共第一次党代会的时候，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总共才十五个人，42领袖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王尽美、邓恩铭还是两个年轻的中学生。其内部也是争吵不休，他们的观点很不一致，这点也可从他们的后来的表现看出来，比如李汉俊、周佛海、陈公博和刘仁静后被开除出党，李达退党；第二，他们主要还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并没有独立的领导地位；第三，共产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有关工人运动的，其中心任务还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斗争，农民运动并未纳入他们的视野。沈定一本人没参加共产党“一大”，对共产党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他也有保留意见。总之，从共产党当时的任务、地位和成员组成来说，它都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在思想与组织上，共产党还够不上对沈定一的领导作用。沈定一领导的农运，主要还是他本人平民主义与阶级对立思想的延续和运动才能的运用。 附：衙前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1年春 沈定一回乡从事农民运动，与刘大白一起开始筹划各项事宜，准备建立衙前农村小学。 1921年4月 安昌油坊的一个贩子，收购衙前农民的油菜籽，又没付现款。等到农民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就去催讨，但并没讨回钱款。这时，有六户人家就一起商量（其中包括李成虎），托付沈定一去办理。沈定一拿着钱对他们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底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民自己的血汗，现在只好说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 以后李成虎等人与沈定一的联系也多了起来，并准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1年5月 一些粮商借机哄抬粮价，农民生活极为困难。在沈定一的支持下，李成虎带领一些农民，捣毁了坎山的“周和记”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 随后，他们又到绍兴县，争取在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随着斗争的开展，其中涌现了一些农运积极分子，比如李成虎、陈晋生、汪四十、单夏兰等。 1921年8月19日 沈定一在萧山龛山东蓍草庵戏台演讲，主题是“谁是你的朋友”。认为资本家和地主是他们的敌人，劳动者与农民是他们的朋友，世界属于劳动者，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夺回他们自身的权利。 1921年9月23日 沈定一应坎山山北二三十村农民的邀请，在山北土地庙发表“农民自决”的演说。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进行积极的斗争，保卫农民自身的利益。 1921年9月26日 衙前农村小学成立，发布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并建有衙前龙泉阅报社。教师有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 1921年9月27日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颁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经过一两个月的发展，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先后有80多个村建立农民协会。 1921年11月8日 沈定一在《民国日报》发表“沈定一代农民问官吏”，为农民减租辩护，并请求省长具体答复。 1921年11月24日 成立了以衙前为中心的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使衙前农会成为三地区农会的指导中心。 1921年12月8日 绍兴县大地主周仁寿不顾农民协会的减租要求，坚决要按原额收租，遭到单夏兰组织的几百农民痛打。 1921年12月14日 单夏兰组织衙前、钱清和柯桥等18村一二千名农民前往绍兴县城“跪香请愿，”要求减租。 1921年12月18日 各村农民协会集聚在衙前东岳庙开会，商讨具体减租办法。刚到代表一百三十多人，绍兴军警就将东岳庙包围，并逮捕了陈晋生、单夏兰和孙继良，收缴了各村农民协会的名册。 1921年12月25日 萧山绍兴知事贴出布告，要求农民自动交租，宣布解散农民协会。 1921年12月27日 李成虎在田间耕作，被萧山警察秘密逮捕，关入监狱。 1922年1月24日 李成虎死于监狱，最后说了一句话：“其余没有人了么？”。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的彻底失败。 1922年2月1日 李成虎被安葬于衙前凤凰山，沈定一书碑。墓道口竖石坊，左右柱正面刻“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头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故墓此外更无第二支”。石柱背面联为“吃苦在我，成功在人”。 1922年2月 陈晋生病逝，葬于凤凰山北麓，被沈定一誉为“为群众利益而牺牲者”。 【注释】 1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2 “青年的社会从那里做起？”，《星期评论》，1919年4月4日。 3 “生与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0月1日。 4“怎样脱离‘掠夺阶级’？”，《觉悟》，1920年4月28日。 5 “平民主义”是由中国知识分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从“Democracy”翻译而来，比如说杜威的书“Democracy and education”就被翻译成《平民主义与教育》，这当然是一种误译。实际上，“民粹主义”（Polulism）反而更能显示“平民主义”的含义，至于两者的语词来源及其知识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梳理。在此我认为，它们的核心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 6以赛亚.柏林著，彭准栋译，《饿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251-282页。有关平民主义或民粹主义更多的论述，可以参考Edward Shils、Peter Whiles和Jeffrey.Bell的相关著作。 7 “‘劳工神圣’底意义”，《觉悟》，1920年10月26日。 8 “‘劳工神圣’底意义”，《觉悟》，1920年10月26日。 9他的印章是由镰刀、锄头、尺子和笔围成一个四方型，中间刻着“玄庐”二字。 10 “一念”，《星期评论》，1919年6月15日。 11 “来年今日”，《觉悟》，1919年10月10日。 12 “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1919年7月13日。 13 “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1919年7月13日。 14 “自由组织与部落”，《觉悟》，1920年10月10日。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3页。 16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 年）”，《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65期）。 17 “发刊词”，《星期评论》，1919年6月8日。 18 朱淼水主编，《沈玄庐其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0-81页。 19艾尔东·莫里斯 ，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社会学人类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92。）此书英文版于1992年出版，本文的思路即来自于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其社会建构的视野对理解中国20世纪的种种社会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20 《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21 《沈玄庐其人》，第91页。 22 《衙前农民运动》，第94页。 23 《衙前农民运动》，第13页。 24 《衙前农民运动》，第14-16页。 25 《沈玄庐其人》，第90-91页。 26 《衙前农民运动》，第21-22页。 27 《血路》，第95页。 28 《衙前农民运动》，第91页。 29 “我们去衙前入农会”，《衙前农民运动》，第99页。 30 “军阀政府镇压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第105页。 31 “其余没有人了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13日。《衙前农民运动》，第42页。 32 《血路》，第108页。 33 “农民自决”，1921年9月23日在萧山山北的演说，刊登于1921年《劳动周刊》第14、15号和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 34 《衙前农民运动》，第30-31页。 35 《衙前农民运动》，第159-161页。 36 《衙前农民运动》，第30-31页。 37 《民国日报》，1922年1月5日。 38 《血路》，第110页。曹聚仁在“衙前那一群朋友”里也提到，当时的气候是比较宽松的，不论是民国日报、杭州一师，还是萧山衙前和上海大学，都有着“国”“共”离与合的痕迹。见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第185-186页。 39何怀宏教授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出版社，1998年）一书从平等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对她们的区别有着精彩的论述。 40具体的讨论见熊德利主编的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 41“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第二册；《衙前农民运动》，第81页。 42因为年代日久和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一大”的认识都不足。邵维正在“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认为“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中国代表出席人数共13人。《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编，知识出版社，1980年。
沈定一和衙前农会
在浙江萧山县衙前镇的凤凰山上，有着两个20世纪20年代修筑的墓地，分别埋葬着沈定一和李成虎。1935年，有一个上海的新闻记者前往拜谒，看到“李成虎的墓碑上刻有沈定一的手书：‘李成虎君，衙前农民协会委员之一，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被害于萧山县狱中，其子张保乞尸归葬。’”然后，他向山上走，“便看见一座壮丽的坟墓，巍巍然矗立在眼前。这座墓完全用水泥建造，式样很美观，墓前有一块小小的花坛，用精巧清白的小溪石砌成，下面更有整齐的石级。沈先生的墓四周，同着水泥的栏杆。墓成半圆形，四面松柏密布，墓的背面，巨岩高耸，更显得雄壮。”
过了将近70年后，又有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萧邦奇曾去考察。他后来写道：“李的墓在离山脚不远的地方，经过1984年的翻修后，这一墓穴显得极其宏伟。整个墓背依一堵高约12英尺且饰有几何图案的半圆白色石墙，顶部覆有人字形瓦盖，坐落在一个宽广的石基上。在其前面是一个长着郁郁葱葱低矮灌木的花坛，沈定一手书的碑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李成虎烈士之墓’。”而他向上走，“通过一条狭窄的山路，路上长满了齐膝高甚至齐腰高的野生植物”，最终看到的是“一个豁开的洞口——这就是在1968年被炸弹炸开的沈定一的墓穴。”
这两个人的墓地为什么在几十年间会有如此的变化呢?我们不妨从沈定一和他领导的衙前农会说起。
从封建官吏到革命者
沈定一，字剑侯，号玄庐，出生于1883年。当时，浙江衙前的沈家是萧山县数一数二的大户。在沈定一3岁的时候，父亲沈受谦中了进士。19岁那年，沈定一就考中秀才，其父出钱为他捐了个官职——云南广通的知县。作为边塞穷县的地方官，他办团练除盗匪、兴学堂启民智，办案公道，声誉颇好，以致调任后，当地百姓为他建了生祠。其后升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等职。年轻气盛、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屡次得罪了上司，最终为云贵总督锡良所不容。
看到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倾覆在即，沈定一逃离云南，参加了中越边境的革命活动，后转赴日本，并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国组织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参加光复上海之役。袁世凯篡权后，沈定一在上海组织“公民急进党”倒袁。“二次革命”失败，沈定一遭通缉，再次避居日本，期间参加留日学生总会，任总干事。后迫于日本政府压力，与刘大白等人逃往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1916年沈定一回国，当选为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长，又因阻止北洋军阀对浙江的控制，再遭通缉，躲避于上海。
在上海期间，沈定一与孙中山、朱执信等革命者有广泛的接触。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上海，5月7日，上海各界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日货行动。正在上海的沈定一与戴季陶、孙棣三向浙江各界发出通电，提出“一、对于日本，应收回山东青岛及一切秘约所损失之国家权利。二、惩办卖国犯”，号召浙江各界支持上海的爱国行动。1919年6月8日，沈定一联合戴季陶、孙棣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声援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吹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等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封禁，沈定一将自己对杂志被封的哀悼和对反动政府的怨恨化作了短诗《哀湘江》：
湘江滔滔呀!湘月明。
湘江汩汩呀!湘山青。
湘云黯黯呀!湘天阴。
湘江评论呀!寂无声。
唉!可怜那一片书声，布机声，打稻声，邪许声；
重化作湘江几千年的怨恨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将共产主义带到中国，沈定一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交往日益密切，还以《星期评论》主编的名义，邀请陈望道翻译了第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他曾参加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多次座谈会，商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参加了陈独秀、李达组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此时的沈定一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与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在上海进行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参与组织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人游艺会。1921年应陈独秀之邀去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杂志，还于2月与陈独秀组织了广州理发工会。
回到家乡发动农民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革命者们，致力于通过鼓动少数革命者和军队起义或暴动，来瞬时达成革命目标，缺乏组织下层民众的热心。刚成立的共产党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在城市组织和发动工人，而沈定一却认识到了发动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最早投入其中。沈定一发表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杂志《共产党》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号召：“同志们!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
沈定一的家乡浙江萧山，地处萧绍平原，河港纵横，人口稠密。就在这样的鱼米之乡，辛勤劳作的农民，却不能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钱塘江之江水带来的泥砂，形成了大片富饶的土地。但在形成新的土地的同时，也有土地不断被江水冲走。沈定一在《坍江片影》中写道：“潮风过去，一浪，半个竹园没了；一浪，几陵桑同没了。在浪声，风声，有时雨声中的坍江声，拆屋抢命的喧哗声。”萧山的南沙一带就常常有争夺土地的械斗，引发社会动荡。“由于运河在这里与西小江交汇，并从重要的稻米集散地临浦出发，沿途经过许多繁荣的市镇直达杭州湾的三江闸，衙前、钱清和柯桥就因接近重要的商路而成为盗贼、土匪和绑票者横行之地。自然灾害、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使得这一地区危机四伏。”当地农民生活悲惨，充满苦难，正如当地的一首民谣所形容的：“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东西交点王(“王”字加一点即“主”，指田主)?”
1921年4月，回到家乡的沈定一就在衙前发起了农民运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沈定一，将城市里通过夜校组织工人的做法移植到家乡来。他邀集了此前杭州“一师风潮”中的好友、文学家刘大白，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到衙前，开办了“龙泉阅书报社”，并筹备成立“衙前农村小学”。
5月的一天，文章开头提到的衙前西曹村60多岁的老农李成虎等来到沈定一家中，他们想请他帮忙讨要回附近绍兴安昌油坊赊欠的油菜籽钱。这笔钱沈定一也没能要回来，但他自己拿出一笔钱帮助这几户农家度过难关，这使得李成虎等非常感激。自此以后，李成虎就经常带着一班农民到沈家坐坐，谈些农民的苦况。沈定一也借机向他们宣传一些浅显的革命思想，讲农民们应当团结起来开展斗争的道理。这样，被当地人称为“三先生”的沈定一，将李成虎等发展成为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1921年春夏之交，当地米行哄抬米价，引发了农民群起捣毁米行的行动。行动得到了沈定一的支持，他甚至策动李成虎等发动农民捣毁了自己内弟开的“周和记米店”，迫使米商们恢复了原价。在当地西小江捕鱼权纠葛中，沈定一将绍兴知县请到自己家中商谈，为当地农民争得了养鱼的权利。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沈定一赢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加上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威信，使他成为了当地农民拥戴的领头人。
1921年的8、9月份，随着运动形势的发展，沈定一和衙前小学的教员们进一步分赴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演讲。8月19日沈定一在坎山东蓍草庵发表《谁是你的朋友》，9月23日在航坞山北的土地庙发表的《农民自决》等演说，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去抗租，直言：“大地主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有一次演说中，沈定一的一位启蒙老师(是个小地主)听到消息，拄着拐杖赶来，爬到台上反对他演讲。沈定一请农民搬来一张太师椅，让老师坐下，然后引用《孟子》里的名言，向他讲了一套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道理，说得老师无言以对，只得任由他讲下去了。
随着沈定一及其追随者的努力，衙前地区的农民参加农运的热情被调动了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农民带头人和大量的积极分子。看到时机成熟，沈定一酝酿着成立农民自己的组织。
衙前农会的成立及其斗争
1921年9月17日，衙前东岳庙前红旗飘扬、爆竹声声、锣鼓喧天，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农民，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农会散发了衙前农会的《宣言》和《章程》，选举了议事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李成虎当选为议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南沈定一起草的《宣言》宣称：“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并在《章程》中明确宣布：“本协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得到附近村镇农民的响应，各地的农民代表摇船到衙前来学习，短时期内萧绍平原上就出现了80多个农会。11月底，还在衙前成立了农民协会联合会。
本着“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宗旨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农会联合会作出了三折还租(按原定租额三折交租)、改用公斗(原来的地主收租用的大斗每斗17斤，改为公斗，每斗15斤)、取消地主下乡收租要加收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等决议。这些决议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必然为地主们所反对。有了组织的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地主，敢于强行收租的地主，被农民们殴打驱赶，狼狈逃回。有一次，收不到租子的地主们也联合起来，集中了80多条船一起下乡逼租。农会得知消息后，立即鸣锣召集来1000多农民，向收租船投掷泥块石头，吓得地主们不敢靠岸，只得空船逃了回去。
12月8日，前梅镇大地主的儿子周仁寿带着一帮人到清坞村收租。当地农会领导人单夏兰等闻讯后，带来五六百名佃户将周仁寿等围住，要和他评理。自恃有官府势力保护的周仁寿竟然命令手下将抗租的农民拥起来，结果，忍无可忍的农民们愤而将周仁寿痛打了一顿。周仁寿逃回后，立即向县政府告状。一时间，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变得异常尖锐起来。
这时，一些人力主积极地起来斗争，但农会中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和平示威。农会组织了大批农民背着被虫啃掉的稻草秆，捧着香到萧山、绍兴县城请愿，希望地方官会同情和支持农民。联合起来的农民让地主们感到了恐惧，他们联合向政府施加压力。同样害怕农会力量的官府，站在地主一边，决议武力弹压。12月18日，农民协会联合会正在衙前的东岳庙开会，省政府派了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开着小火轮赶来包围了东岳庙。听到消息的农民纷纷赶来，很快聚集了1000多人跟荷枪实弹的军警对抗。最终，手无寸铁的农民们被刺刀扎伤、驱散，在场的农会领袖们大都被逮捕或被迫逃亡。军警根据从庙里搜出的农会的名册，四出抓人，500余农民被捕，农民运动被当局用武力镇压。虽然当时李成虎从庙里逃脱，但不到10天也在自家地里干活时被捕。
被捕不到一个月后的1922年1月24日，68岁的李成虎就死在了监狱里。沈定一特地从上海赶回萧山，亲自为其操办葬礼。在安葬前，还安排儿子沈剑龙给李成虎画了肖像，并将肖像印制成照片式样，附上他撰写的生平简介广为散发。其全文如下：
“李成虎先生，浙江萧山东乡衙前西曹村人，年六十八岁，是民国十年秋冬间，发起农民协会，李氏被举为委员之一，倡议组织农人团体。谋有以应广州策源之国民革命，一时农人如响斯应，数几十万，事为恶田主所嫉，军阀官僚所痛苦，密遣大队军警，包围衙前东岳庙农协大会场，名册被劫，萧绍两县农人被捕入狱者几百人，亡命者动万，李被捕，遭非刑，不屈，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被害于萧山狱中，其子张保乞尸归，农人感之，为葬其遗骸于衙前凤凰山。”
此后，沈定一还在农民协会集会的东岳庙设立了“成虎纪念堂”，挂上烈士的遗像，陈放李成虎生前用过的铁耙、铁锹等物，四周挂起了许多纪念他的挽联。其中沈定一的挽联写道：“为群众而牺牲，问耕耘不问收获；振义声于陇亩，见锄锹如见须眉。”
面对反动当局的镇压，沈定一只能通过发表诗文来表示自己对农民的同情、对农会的支持和对官府的愤恨。在一篇题为《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的诗里，他将当政者视为“馋狼饿虎”，发出了“苍生生命如蝼蚁”的哀叹：
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
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
减租也，民开口；
军队也，民束手；
委员也，民逃走；
铁索镣铐拦在前，布告封条出其后，
岂是州官恶作剧，大户人家不肯歇，
不肯歇，一亩田收一石租，减租恶风开不得，
入会人家炊烟绝!
馋狼饿虎无人驭，凤 共有2条文章 页次：1/2 分页： 9 1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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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一遇难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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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www.xswh.gov.cn 作者: 晓曦 2005-11-15 15:10:27【 大 中 小 】 沈定一遇难纪念碑：1928年8月28日下午3时半，沈定一由莫干山会晤国民党要员戴季陶后回到衙前，抵汽车站下车时，即遭同车而至的凶手暗杀。纪念碑建于当年11月。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连底座碑高约10米，碑前立有与真人同高的铜像一座。戴季陶先生亲题“沈定一先生被难处”8字。1935年，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游浙东，途经此地题诗一首：“一塔巍然踞道旁，玄庐才气不寻常，恩仇牛李成何事，化鹌归来费忖量。”碑于1953年毁。遗址位于现104国道南侧，今交通村的傅家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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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的红色 应琦琛 (2007-07-31 09:38)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红色的记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农民组织，他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光光只有农民的智慧是无法战胜他们必然迎来的失败，这个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农民是无法救中国的。随后，在辛亥革命失败也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一些指挥人员而没有做实事的人是救不了中国的。 看到了以上两个例子，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了只有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走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救中国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将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呢？ 7月14日，我们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红色之旅考察队带着这样一个疑问走进了萧山衙前村以及附近的一些红色遗迹，逐步揭开了这个秘密。我们首先找了相应有关的领导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讨论。询问了有关中共第一个农民组织成立的时候萧山衙前以及附近的村庄的情况，同时也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调查问卷的分发给各位领导，拜托将问卷发下去，以对我们这次实践活动给予最大的支持，最后又了解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这样一个组织的发展方向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随后我们去了－－－－－－－－－－－－－－－－－－－－－－－－－－－－－－
萧山衙前农运纪念馆
{ 更新时间：07-06-20 00:49:51 浏览次数：119 }
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在萧 ( 山 ) 绍 ( 兴 ) 平原上发动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新型农民革命组织，协会发表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 《衙前农民协会章》，是中共历史上最早反映农民正义要求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部农民革命的行动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创办的衙前农村小学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教育农民的学校。 1921 年 9 月 27 日 衙前农民运动中的农民领袖李成，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中第一位献身的农运先驱 被捕，次 年 1 月 24 日在狱中被凌虐致死。同年 2 月 1 日，在衙前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沈定一（衙前人）主持下，李成虎的遗体被安葬于凤凰山麓。沈定一亲笔书写墓碑的碑。
改革开放以来，萧山衙前镇党委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衙前农民运动系列文物的保护。修缮和复原了李成虎墓碑，配备了专职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讲解员和衙前农运史研究员。同时，该镇先后举行了衙前农民运动 80 周年纪念大会、衙前农民运动学术研讨会、衙前农村小学校建校 81 周年校庆等重大纪念活动，还与有关部门联合组织拍摄了电视剧《衙前风雨灯》，组织编写出版了《农运先声》诗词集。据统计，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自 1999 年开馆至今，共有海内外人士近 60 万人次前来瞻仰、参观。
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由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题写馆名。总投资近 100 万元 , 占地 1000 多平方米。当年农民协会旧址、李成虎烈士墓、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和农民小学旧址均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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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7年8月15日 出处：网络 作者：凌金良
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处于一个即将结束的不平等世界和一个正在开始的平等世界之间。——勒鲁《论平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 引言 为什么研究沈定一？ 目前，国内对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已有了初步的研究，并集结成著作《沈玄庐其人》（1994）、《英雄梦——衙前农民运动纪事》（1999）和《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2002）等，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介绍性文字或年谱式记录。最出色的研究成果当属美国的萧邦奇（R．Keith Schoppa）教授，其代表作是《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以下简称《血路》）。1在本书中，他以沈定一“社会身份”的变动为核心，借助微观网络关系与空间方法，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展开论述，为我们认识沈定一的被刺命运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的动力机制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分析证据，不过这一研究仍然偏重于个人。 我们正想从此出发，转换一下视角，把沈定一放到20世纪中国这一场景和动员与社会运动这一特征下来展开叙述，这也就是我们想研究沈定一的理由，更为具体地说，它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沈定一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代农民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他的领导和动员下，浙江萧山于1921年9月爆发了衙前农民运动，从而标志着20世纪中国动员时代的开始，一浪接一浪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由此引发；第二，平等主义的诉求。衙前农民运动的诉求或者说理念，就是平民主义。在20世纪中国，众多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共产党发起的运动，几乎都是在平民主义理念下实施的，而沈定一是第一位把平民主义付诸大规模动员实践的知识精英；第三，时代交替期间的知识精英角色之变换。自隋代以来，作为选拔精英主渠道的科举制度，一直承载着上下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虽改朝换代，科举制度却坚如磐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其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知识精英出现了分化，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地效忠于帝国皇朝，也不再是“开明士绅”了，而是处于多元利益的角逐中。有些人，通过新的学习渠道，比如新学堂和留学等，在城市里占据了精英地位；有些绅士却留在农村，成为“土豪劣绅”，无力担负从前的保护角色，更多的是盘剥农民；有些绅士走上反对现有制度的道路，进而反对整个传统制度，沈定一就是其中的一员。很大程度上，20世纪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动，就是由新型的知识精英来完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定一站在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启这一转型时期。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当过清朝的官员，却是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和宣传者，是新型的知识精英；他是旧时代的受益者，具备某些传统的观念，但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并对自身进行了深入的反省，最终确立了平民主义的信念；他是现有制度的精英，但又发动了农民运动来反对它。这种种矛盾集于一身，时刻纠缠它，他自身的焦虑和命运，就是这重重矛盾的表达。 二 沈定一其人 1、个性与才干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浙江萧山县衙前村人。在家中兄弟排行第三，同乡人又称他为三先生。他的祖父沈锡亭只是个靠卖苦力的雇工，但在他堂兄的帮助下，日子慢慢好转，这使得沈定一的父亲沈受谦有机会读四书五经，并于清同治帝登位那年中恩科39名进士。因此，沈家到了他的父亲手里，已经变得非常殷实，沈定一正是在这个富裕的诗书之家长大的。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沈定一，从小饱读诗书，加上天资聪颖，很快学会作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他写的文章依然遵从社会习惯，用的是古文。到1919年与戴季陶一起主编《星期评论》时，他才开始使用白话文，并于1923年加入柳亚子主持的“新南社”文学团体。他写过评论、随感，还经常发表诗歌和小说。当然，与一般新闻写作者不同，沈定一有其自身独特的一面：第一，他不仅仅是自己投稿，还亲身创办和主编报纸，比如《明智日报》、《星期评论》、《浙江新潮》和《劳动与妇女》。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责任》和《萧山月刊》，他也是主要的撰稿者和资助人。长期的报业和新闻写作生涯，使得他对社会动态有着敏锐的感受，这种文字生涯，还为他动员学生、农民和工人发挥了有效的作用；第二，他的文章思想性强。从1919年6月《星期评论》创刊到1922年，他写下了几百篇文章，其中有对社会事件的评论与分析，也有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设想，还有对一些自身的反省。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都是些极其鲜活的和含有丰富思想的文字。除了具备文学和写作才能之外，沈定一还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经常被各种协会和单位邀去演讲。“场面非常动容”，就是各种新闻媒体对他演讲的如实评价，这种演讲才能在他的政党活动和革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在沈定一的生涯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参与各种党派斗争与发动农民运动。他是一位知县、议长和政党人物，还是一位革命家与实干家。1914年，沈定一就参与了中越边境的革命活动，继而组织公民激进党，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未来的岁月里，沈定一还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因种种缘由，这一事实如今还没得到确认）和国民党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西山会议”和“清党活动”中，他也是极其重要的成员，尤其是他以个人身份独自发动了衙前农民运动与东乡自治运动，更是当时的创举。在这些活动中，沈定一在组织网络关系方面，都卓越地发挥了他的组织才干与动员能力。 考察沈定一的个性与才干时，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性情。1920年4月4日，他在《星期评论》发表“青年的社会从那里做起？”，指出理想青年的特点是：勇于承担责任、富有激情、敏捷、有理想与抱负、敢于反对旧制度和具备牺牲精神。2其实，这种骑士般的乐观冲动倾向，就是沈定一自身人格的写照，他是这样要求青年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抱定了目标之后，沈定一从来都是勇往直前的，没有任何顾虑，即使牺牲也毫不顾惜，他甚至认为牺牲是达到更大胜利的一种手段。也正是这一点，使沈定一遭致不少麻烦，直至被人刺杀。 2、自省与定位 积极乐观的沈定一，还有使他沉痛和令人困惑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社会的不满，对自身的反省，以及为中国寻求出路的实际焦虑中。事实上，他的乐观性格里也有一种阴郁的色彩。在192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借小说的形式，点明了自身时时刻刻处于被社会压迫的感觉，体会到自己身上到处都是窟窿，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3也就是说，大概自中举以来，他就开始时刻思索社会的弊端，并具备着正义的情怀。从已有文献看，早在1914年，他在云南任知县期间，就为老百姓办事实和主持公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他亲自开办学堂，并请来外地老师，为无力上学的贫困儿童出资，这是当地老百姓感激沈定一的其中一件事。另一件是，惩治贪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这种实干的热情与正义的情怀，一直伴随着沈定一后来的生涯。退出云南政坛后，沈定一即参与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和推动立宪民主制度的努力。 但实质性的转变，还是发生于上海。1917年6月，因坚持“浙人自治”和弹劾省长齐耀珊遭到通缉，沈定一只身来到上海，住入法租界。在此后的四年中，沈定一接触和研读各种新思潮，与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密切的交往，并最终确立了平民主义的信念。在沈定一看来，创造世界的是劳工，而不是政治精英和官僚。所谓的“高贵”人士正是应该反省的人群，他们是“不劳而获”者，应该为自身的行为感到羞愧。自然，沈定一也是其中的一名，因而他所作的工作就是“摆脱原有阶级”，“摧毁我从前的自己”。4显然，此时的沈定一已把目光转向了平民大众，转向了底层民众——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他们往往是被忽视的一群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沈定一一直坚守着平民主义的信念，并为此开展了革命性的实践活动。 三 平民主义 至于平民主义5的内涵，我愿意借用英国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的论述。他在“饿国思想家”一文中，就饿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进行了梳理，认为民粹主义思想主要有三点：“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由自由的个人所组成的“农村公社”共同体、“无政府主义”（即反对国家的建制）。6实际上，平民主义向往的是一种没有国家和法律、社会经济全面平等和人人互助友爱的共同体社会，而其核心是对平等的追求。 1、 劳工神圣 在20世纪中国20年代前后，中国兴盛平民主义思潮，当时一些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李大钊、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开始把目光转向下层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反省民众的角色与地位。 在当时时代思潮的感染下和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对话过程中，沈定一形成了自己的平民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平民主义者。1920年10月，沈定一对蔡元培在1918年11月天安门的演讲“劳工神圣”做出回应。在文中，沈定一基本延续了蔡元培的思路，但对劳工的种类和“神圣”的含义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这是这样的两个问题：劳工包括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是神圣的？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劳工包含两种，一种是筋肉劳工，一种是精神劳工，7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争议。关键在于他对第二个问题的理解，即劳工为何神圣？他认为，劳工“神圣”就在于“尽个人底能力，做利他的工作”。8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官僚、军人、地主、议员和商人等，却是剥削阶级，是吃白食者。显然，这种辨析更具挑战性，他开始明确把官僚等特权阶层排除在劳动阶层之外，而在古代传统的中国，他们却是高贵的、值得人们向往和尊重的。 这篇文章里，沈定一还谈到脑力劳动与筋肉劳动两者的良性结合问题——就像他的印章中所暗示的，9甚至为知识人劳动的价值不容易被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但实际上，他心目中的劳工，更多的是指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等干体力活的人，他更多的还是为一般体力劳动者辩护，更为肯定筋肉劳工。1919年6月15日，沈定一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一念”，就对知识阶层进行了反省。他说： 唉！人是求生活的，自从呱的一声坠地，一直经过到现在，不是我的父母所能够养活我的，还养活我的究竟是谁？ …… 我本身既不做工，我的先代也没有做过工。一代代的生活，究竟是谁给的？ 唉！“劳工”。唉！“生活”。 劳工所负的责任，不仅仅衣食住三者。凡是物，都是劳工所造的。 我也是人，何以要靠别人劳工养活？我曾经拿了什么去交换？“白吃”“白穿”“白住”，可耻呵？10 从他的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的君子小人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士绅变得不再高贵了，平民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已经不是天经地义的，劳工等贫苦大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整个社会应该由他们来治理。而其核心就是对平等的追求，这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等级观念的根本颠覆，构成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的出发点，社会经济均等与互助原则实际上也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2、互助与均等 这里我们探讨的是他的平民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社会经济均等与互助生活。在1919年的“来年今日”一文中，沈定一写道： 国民自己挺身出来担当这些责任，从哪里做起呢？第一，革命。第二，革命。第三，革命。……革命的意思，是除旧布新，是进化，是兴起，是做“人”的责任。革命的精神是什么？一个“诚”，一个“爱”。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一句话“要求均等生活”。11 处于社会思潮涌动的时代，沈定一对中国社会出路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动，对革命目标的前途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有不同的期待，但社会经济均等与互助生活这两条原则，他是基本认同的。社会经济均等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包括生存、教育以及收入等，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互助观念来源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当时中国的一大思潮，很多历史性的人物都曾信奉过，比如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对沈定一而言，互助观念首先基于他对社会进程的判断。他认为，最初的个人是竞争的，但在同一血族内却又是互助的，血族之间是竞争的，但由血族组成的部落又是互助的，依次类推，部落、国家，最后到国际联盟组织，大家都在一个合作的大家庭中，竞争终结于此。12他对中国未来出路的设想，也是这个思路，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是充满爱与互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剥削和压迫，有的只是温情脉脉的情感联系与互助式合作。为此，沈定一形象地形容了竞争与互助的不同后果： 互助譬如分工种田，竞争譬如分头抢米。大家抢米，米抢完了，大家饿死。田是年年可种，年年有收，种不了，吃不完，就断断不会饿死。愿大家走生路，自己努力去布种新秧。千万不可走死路，到陈仓里去抢旧谷壳。13 总之，社会经济均等观念，主要是从资源分配方面对人们做出的某种安排，也就是某种形式的财产公有；而互助观念则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致力于建立德行的共同体，反对赤裸裸的受金钱支配的人类关系。这些都是平民主义所要追求的目标。 3、自由组织 以上说明了沈定一有关平民主义的含义与特征，现在我们转入考察他是如何寻求具体的解决办法的，也就是说平民主义社会的未来设想是什么？他的想法集中体现在“自由组织与部落”一文中。他认为，人类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继续与发展，而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既能达到人人均等的生活条件，又能发展人的本能的组织。这种社会里的人，“各个备具有个性和社会性。人的个体底能够自立，就是离开群众各有各的个性；人的群体底能够相安，就是可以合了各个的社会性成为一个人类全体的组合。”14在这种组织里，人人是自立的，具备生存技能，同时人人又是联合的，以社会性的方式过着共同体生活，相互之间没有人为的限制与阻隔。这其实和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的设想有些类似，即达到一个以自由人联合为基础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在这种联合体中，国家也消灭了，像沈定一所认为的那样，从部落到自由组织的转变，国家就是一个障碍。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设想是，这种社会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才有可能，也才不会成为乌托邦的幻想。 自由组织无疑贯穿了社会经济均等和互助等平民主义理想，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种理想的实践场所。至于如何实现自由组织，沈定一考虑过新村模式，但因为新村组织需要地主权力与物质资源的介入，半年之内，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设想。实际上，随着思潮的变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也越趋激进，比如到1921年沈定一就开始主张“劳工专政”。到1922年，他在文中不断地提到死和牺牲等相关主题，思想与行动日趋激烈。这种转变，顾昕作过很好的分析，认为他们都存在着一个从“无政府主义”到“劳农专政”思想的转变。16 四 衙前农民运动 衙前农民运动，就是平民主义思想的一种革命实践。在《星期评论》“发刊词”中，沈定一就对劳工为什么没有享受应有的劳动果实而发出诘问，并呼吁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打破“命该如是”、“前世没修”的想法，17他甚至认为《星期评论》的创办就是延续“五四”精神，为人类运动做准备的。发动衙前农民运动，对沈定一来说，确实并非偶然。在当时的思潮促动下，它是沈定一平民主义思想和自身个性的自然后果。动员的能力与实践，在他身上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缺乏的只是时机。 据俞秀松日子记载，早在1920年6月27日，沈定一就与俞秀松和崇侠讨论过农村计划和农民运动问题。187月，沈定一和俞秀松来到浙江萧山衙前开展农村调查工作。但并无材料证实沈定一准备要发动农民运动，此时的他还在杭州活动，正组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又到广州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直到4月初沈定一回到衙前，这时的他才真正开始与农民建立持久的联系，为发动农民运动做准备。 （一）宣传 1、小范围接触 当作新闻记者和编辑的沈定一，对宣传是有着职业敏感的。在对袁世凯掌权的不满和黎元洪总统上台的支持中，他就通过发电文等各种形式表达政见。发动衙前农民运动，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即“投入了一场象征符号的角逐之中”，19改变农民那种保守和顺从的传统思想，尽量让农民与地主对立的意识深入人心，获得某种集体认同感。 1921年4月之前，沈定一在主编《星期评论》、《劳动与妇女》和为《民国日报》撰稿期间，他与刘大白就写下了大量反应农民疾苦的诗文，人们也称他为主张平民主义的人。这一对终生的知己，于1921年4月来到了衙前，住了下来，开始商量发动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村小学校。 一开始，沈定一的宣传主要是通过与个人的亲密接触，来感动和说服农民与地主抗争。4月间，衙前村农民李成虎与李成蛟兄弟等人因为一位贩子收了他们的菜籽却没付款，向沈定一求助，希望他出面把钱要回来。沈定一即前往催讨，那贩子手头却没有。在这种情形下，沈定一亲自拿出自己的一笔钱给他们，并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底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底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20通过几次接触，一些农民与沈定一的关系日益亲密。沈定一借机动员他们团结起来，结成严密的组织。他对他们说：“一根麻杆易折断，一捆麻杆就难折断，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我好比蟹墩，你好比蟹脚，大家爬起来便着力哉！”21沈定一的支持与帮助，也使农民日益信任沈定一，乐意到他那里获得保护，并寻求解决农民与地主矛盾的办法。在沈定一的支持下，农民们，特别是在李成虎的领导下，他们不断地向地主发起进攻。5月，他们捣毁了坎山的“周和记”等米店，还收回了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使得沈定一成了农民可信赖的保护者。 据衙前村后人回忆，在1921年夏的一天晚饭后，大家在衙前大桥头乘凉，有人提到长沙农村有个大荒会组织专吃大户的，大家很兴奋，也想组织大荒会。李成虎考虑后，就与沈定一联系，沈定一提议组织农民协会。22组建公开的组织，是他的一贯看法，他反对各种秘密的活动和组织。在与农民积极分子的接触中，沈定一也越趋明确组织农民运动的目标。 在与农民的接触与宣传过程中，在日常生活里，沈定一也表现得与农民一样。他不准家里人叫他三老爷，让佣人直接叫他的名字。他甚至想出办法，让他的佣人们罢工，而叫他们家里的少奶奶和小姐们亲自洗衣服和挑水。他尽量想在农民心目中树立一个并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形象，而是和他们一样，朴实劳作，自己的事自己干，也是一位普通的平民。通过这种个人之间的、小范围的私下接触，沈定很快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拥戴。而农民的意识也大大改变，他们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认识到他们受苦的根源，并具备初步的反抗意识。经过宣传与动员，各地还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中有些人直接成为衙前农民协会的骨干。 2、各地演讲 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之后，沈定一改变了动员手段，他开始在萧山绍兴各地正式演讲，为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做准备。1921年8月19日，沈定一在萧山县龛山东嗜草庵戏台上发表演说，主题为“谁是你底朋友”。笔录者潘垂统记下了如下话：“当时听者，拥挤不堪，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可是听了他的话，感动到十二分，这是因为他极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话，说出很明白的利害来，句句话都被农人工人听懂了”。23从这我们可以体会到，沈定一是如何以他那言语与身体的独特魅力感动农民的。在这篇演说里，沈定一表达了他对农民和劳动者的重新定位，以及与地主关系的基本看法： 你们大家想想，你们有没有敌人？你们有没有朋友？……攒积金钱的资本家是你们底敌人；专卖气力的劳动者是你们底朋友。但一般人，都弄错了，个个想去同资本家做朋友，各个看不起劳动者像仇人一般，这错误建筑在金钱底上面；大家只看见金钱，不看见人。 …… 终之世界是劳动者底世界。你们劳动者不要放弃本来的权利给坐食的资本家！你们应该争回被剥夺的权利了！你们不要说我的话可说不可行。你们去联结劳动者做朋友！劳动者在世界上是大多数，资本家的数目，很少很少。你们结合起来，不要做一堆散沙，散沙是容易失败的；你们要结成做一块石头，别人很不容易把你们弄分开来，也很不容易移动你们。24 文中有三个鲜明的看法：第一，劳动者才是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第二，劳动阶级与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处于对抗地位和敌对关系；第三，要夺回劳动者所应享用的权利，劳动者与农民就应该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本家和地主抗争。通过这种宣传和演说，沈定一改变了士绅与农民的传统看法，为他发起农民运动作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随后，沈定一在萧山绍兴各地演说，宣扬以上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的演讲中，比如衙前东岳庙、萧山龛山东嗜草庵戏台、萧山山北和绍兴的钱清，沈定一穿的是农民的服装，讲的是当地的土话，说出来的话也是十分生动朴实。而演说地点都在传统的重要集会场所，比如戏台、嗜草庵和寺庙等人群积聚的地方，它们在传统社会中是非常受尊重的，一有麻烦事，人们就会去寺庙和嗜草庵祭拜求助。现在，这些场所却成为反传统的演说台，1921年9月27日发布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就是数千农民对着泥塑木雕的“东岳大帝”喊出的。甚至他们还用绳索把东岳大帝套住，破坏菩萨塑像。25 总之，一方面，沈定一利用传统的资源，比如戏台、嗜草庵和寺庙场所的使用，服装和语言的平民化，来吸引农民，与农民建立某种信任感；但另一方面，他又用浅显的语言，宣扬反抗意识，建构崭新的意识形态，动员农民起来与现有的制度抗争。有意思的是，在宣传与动员的过程中，沈定一还利用了自己是省议员等职位，在农民的眼中，他是一位有本事的人。本身的地主身份，没有成为他发动农民运动的障碍，经过他对自身形象的塑造，这种传统地位和权威反而为他在农民中建立了威信，而这种威信也为农民的反抗与斗争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 3、衙前农村小学校 20世纪中国许多知识精英，在他们发动运动或革命期间，都主张从办教育入手。比如广州的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过程中也首先办起了学校。沈定一在1921年4月回到衙前后，就与刘大白在筹备着衙前农村小学校。1921年9月26日，衙前农村小学正式建立，同时发布《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并与《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民协会宣言》一起刊登在1919年8月的《新青年》杂志上。 衙前农村小学校是一所专门为农民子弟设立的免费学校，校址设在沈定一的家里，经费由沈定一、沈仲清（沈定一的哥哥）、他的母亲、戴季陶和鸣和五个人分担，但主要还是由沈定一和他母亲负担。《宣言》中称，他们想改变学校教育的性质，以“人底发现”为目的，为改变贫苦劳动者状况而努力。26 在衙前农村小学校里，设立了龙泉阅书报社，购置了大量的图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克鲁泡特金的有关书籍，购买和订阅《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劳动与妇女》等杂志，还有玩具和体育用品。除书本的学习之外，他们还置办了农船、扁担、粪桶和铁耙等农具，用于学习劳动技能。当然他们学习的知识，还不仅仅是普通的国语、数学和音乐等基础课程，老师们还给他们讲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问题及其出路等话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道理。 实际上，衙前农村小学校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农民子弟接受教育，缩小城乡教育不平等，也不只是实施新型的教育实验。依托农村小学，老师们经常去农民家庭访问，调查农民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它事实上承载着沟通农民桥梁的作用，老师、学生和家属网络也就通过学校而建立起来。这些大都来自“一师”的老师们，他们自身也不仅承担教学的任务，还在联络农民方面起着直接的宣传与组织动员作用，他们成为农民运动的实际指导人员。他们通过这个学校，努力打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反抗地主的意识，并组织他们建立农民协会。这个学校，俨然成为了衙前革命活动的中心。沈定一和“一师”成员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也通过这个学校持久地传播着。 （二）、组织 1、动员者与被动员者 在1921年4月期间，到衙前从事调查和筹划农村小学的只有刘大白，随后，“一师”成员慢慢加入。在整个运动中，组织与动员农民的成员主要有：沈定一、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人。除沈定一之外，他们的生平与事迹如下： 刘大白（1880-1932），浙江省绍兴平水人，清贡生。1912年因参加反袁斗争遭通缉，与沈定一逃亡日本和南洋等地。在日本，刘大白与沈定一相识后，即成为他的终身知己。1916年回国，曾任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并支持“一师”学生俞秀松和施存统等创办进步刊物《双十》周刊（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初，因协助校长经亨颐革新教育，被当局赶出学校。1921年春，应沈定一的邀请，在衙前筹办农村小学，领导开展衙前农民运动，并参加起草《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后来的几年，他还担任着省教育机关的重要职务。 宣中华（1898-1927），浙江省诸暨县中央宣村人。1915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为“一师”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和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1920年春，参加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1920年夏，“一师”毕业后留附小担任教员，并与徐白民等在杭州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到衙前筹办农村小学，开展农民运动，并负责“成人夜校”。1921年10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未来的几年中，他成为了浙江省内中共重要领导人。 徐白民（1895-1963），浙江省诸暨人。1915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以杭州学生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春，参加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曾经多次被推选为学生请愿代表。1920年夏“一师”毕业，留“一师”附小担任教员，并在杭州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到萧山衙前协助筹办农村小学，开展农民运动。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杭州地委第一届委员，兼任经济部主任。1922年11月，与宣中华等在萧山坎山创办《责任》周刊，任主编。192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唐公宪（1898-1938），浙江省遂昌梭溪乡庄后村人。1920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杭州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长，并与宣中华和徐白民等领导了“一师风潮”。1921年曾任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并兼任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员。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在衙前筹办农村小学，参与农民协会的发动和组织工作。1922年，任衙前附近的坎山继志小学教育部主任，与徐白民和宣中华等创办了《责任》周刊。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之华（1900-1973），女，浙江萧山县光明乡三岔路村人，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沈定一的儿媳妇。“五四”期间，她到杭州女子职业学校求学，后转到浙江女子师范学校。1920年，在上海《星期评论》工作。1921年夏，应沈定一的邀请回乡协助筹办农村小学，并担任教员。1923年，退出农村小学校，到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以上成员除沈定一之外，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几点特征：第一，他们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与学生（主要是“一师”成员），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接受过大学程度的教育和新思潮；第二，他们也是农村小学校的教员，直接指导着衙前农民运动；第三，他们随后几乎都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国民党或共产党的组织，是未来浙江政治舞台上重要的领导人；第四，除刘大白外，他们的年龄都是二十来岁；第五，除唐公宪外，他们的家乡都在萧山或与之毗邻；第六，在1921—1923年间，他们几乎一直跟随沈定一，是沈定一坚定的网络成员。即使农民运动失败后，他们依然据点于农村小学开展各种运动，比如教书、组建青年团和办报刊等。这些沈定一网罗的知识精英，以农村小学校为基点，成为了衙前农民运动的动员力量。自农民协会建立以后，沈定一就很少插手这场运动了，主要就由他的网络关系成员主导着。 他们动员的对象自然是农民，但主要是通过吸纳农民骨干和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说服和动员，而这些骨干成员又去动员规模更大的农民参与进来。在历次的斗争中，这些积极分子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实际的运动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们这些被动员者就是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和议事委员：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红和汪瑞张六人。还有就是，后来参与进来的徐梅坤。 李成虎（1855-1922），萧山县衙前西曹村人，其弟弟叫李成蛟。幼年时，他父亲即去逝。随后，他母亲在讨饭中养活他们。衙前农民协会建立之前，他就带领农民去砸米店，先砸掉坎山米店，后翻过莫家岭到长巷和瓜沥，把抬米价的粮店都砸了，还夺回了西小江的养鱼权。作为衙前农民协会的发起者之一，李成虎是农民协会委员和议事员，也是主张与地主斗争最坚决的人。 单夏兰（1871-1949），绍兴前梅村人，信奉基督教，以雕花为生，兼种租地，家境贫困。后参加农民协会，并被推举为农民协会委员，是绍兴钱清一代农民协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1921年12月18日讨论减租减息的会议上被捕，三年半后被释，出狱后仍种租地，1949年去逝。在衙前农运中，他办了两件轰动的大事：一是1921年12月8日，在九岩乡清钨村开展抗租减租的斗争中，他带领数百名农民痛打了地主周仁寿；二是发动1000余农民赴绍兴城请愿，告荒状。 陈晋生（1878-1922），萧山衙前项家村人。出生于小手工业家庭，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原摆过水果摊，后靠种租田维持生计。1921年夏，沈定一发起组织农民协会，他与李成虎等人秘密串联农民，首先在衙前组织起了农民协会。他活动性强，与单夏兰一样主要擅长于外事。沈定一组织农民协会时，他到处宣传，不但在本村土地庙召集农民开大会，而且还到衙前附近的童墅、草漾、前方、夏家桥和莫家巷等村召集农民开会。9月27日，农民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农民协会委员。12月8日，在开展减租的斗争中遭军警逮捕。后经保释出狱，1922年病逝，葬于凤凰山北麓，被沈定一誉为“为农民谋利益而牺牲者”。 徐梅坤（1893—？），又名徐行之，萧山长山乡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0岁起当学徒，后在杭州当印刷工人。“五四”运动时期，与同事倪天忧发起成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领导工人罢工，还聘请浙江第一师范师生，创办了浙江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1921年冬，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遭通缉回家乡。这时，衙前农民运动正在萧绍地区兴起，他就在乡里建立农民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的斗争。1921年底，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他去了上海，进入《民国日报》社工作。1922年初，由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党的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朱梅红，萧山衙前西曹人，靠种田谋生，家中只有他和母亲，日子过得很苦。他有点文化，平时在茶店代人写信和写屋契。 金如涛，有些文化，比较善辩。 因为资料缺乏，我们无法给出所有积极分子的活动状况，只知道四名农民协会委员李成虎、单夏兰、陈晋生、朱梅红和萧山长山乡农运积极分子徐梅坤的大概经历，金如涛的一点信息也是靠后人记忆所得。从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农运积极分子的主要特征：第一，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没有富家子弟；第二，他们都比较勇敢，信念相对来说比较坚定；第三，农会中也有些有文化的，比较能说会道的，比如陈晋生和单夏兰，这大概有利于灵活地处理问题；第四，他们年龄都比较大，徐梅坤38岁，陈晋生44岁，单夏兰51岁，李成虎67岁。显然，沈定一与“一师”成员选择农协委员的标准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贫困、斗争的信念和组织动员才干。沈定一他们发动农民运动的目标是对抗地主，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那只有吸纳贫困的积极分子，斗争才能持久和有力。同时，农民协会，也只有在既有组织才干又有热情的人的动员下，才能发展壮大。积极分子在农运中的表现正是这样：坚定的信仰，积极号召农民，并获得他们的信赖与拥戴。 在沈定一与“一师”网络成员的组织动员下，1921年9月26日正式成立衙前农村小学校，9月27日成立农民协会，并选举了六名农协委员：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红和汪瑞张六人。依托这两个组织，他们在衙前东岳庙组织各地农民加入农民协会，一周之内，衙前附近各地的农民纷纷赶来索要《农民协会章程》，加入农协领取三折减租的凭证。经过一两个月的发展，各地也不断建立自身的农民协会。以衙前为中心，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涌现了80多个农民协会。11月24日，又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全面指导各地农协的活动，最终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四个月。在沈定一与“一师”成员的策划和动员下，衙前发生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代农民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首次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与地主斗争，沈定一也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个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精英斗争的政治领导人”。27 2、斗争过程 其实，在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之前，在沈定一的支持下，李成虎等农民与地主进行了某些对抗，比如说，他带领农民砸掉了坎山等地的米店，还夺回了西小江的养鱼权。但这些对抗都是小范围的，且带有个人性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抵抗还是发生于农协成立之后。1921年9月27日，在衙前成立农民协会，并选出六名执行委员，颁发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针对地主按“倒四六”收租（即佃农得四成，地主占六成。），农民协会做出“三折还租”的规定，并废除了地主所附加的“东脚费”——即地主收租时，农民要负担的路费和小费。沈定一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一开始，有些地方还真的减了部分的租。 1921年11月初，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向萧山县公署“跪香请愿”，要求减租减息，萧山知事庄伦仪知道并请示上级后出动警察，驱赶农民，还称这是过激主义运动，粘贴布告禁止人民陈诉。这是农民协会第一次开展的大规模斗争，目标是减租减息。随着农民协会规模的日益扩大，1921年11月24日成立了以衙前为中心的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使衙前成为三地区农会的指导中心。 秋收后，地主纷纷到各地收租，因个人收租困难，于是他们也联合起来，组织80多只收租船，分头向农民逼租。农民协会得知消息后，也聚集了上千农民，喊着减租口号，向收租船扔石块。绍兴县大地主周仁寿不顾农民协会的减租要求，在12月8日到清坞村收租，坚决要按原额收缴，他们终于发生冲突。周仁寿在收不到租的情况下，下令手下捆绑农民，而农民在单夏兰的组织下也奋起反抗，把周仁寿团团围住，打得他头破血流。28 事态的升级，引起了地主们的恐惧，周仁寿逃出后，曾到绍兴城告状，要求惩办农民。而农民内部也发生了争论，徐梅坤主张积极斗争，但大多数农民还是主张和平示威。为此，12月17日，农协委员单夏兰组织衙前、钱清和柯桥等18村一二千名农民前往绍兴县城“跪香请愿”，29要求减租，最终被驱逐。农民协会的减租等反抗举动，激怒了地主和当地官员，他们开始联合起来镇压农民。12月18日，各村农民协会代表聚集在衙前东岳庙开会，商讨具体减租办法。刚到代表一百三十多人，绍兴军警就将东岳庙包围，并逮捕了陈晋生、单夏兰和孙继良，收缴了各村农民协会的名册。30几位农民协会被捕，这是对农民运动的重大打击。在这之后，各地仍有一些减租抗租的运动，但都是小范围的事件，并无多大影响。 3、失败及其反响 1921年12月25日，萧山绍兴知事贴出布告，要求农民自动交租，并宣布解散农民协会。12月27日，李成虎在田间耕作，被萧山警察秘密逮捕，关入监狱。1922年1月24日，李成虎死于监狱，最后说了一句话：“其余没有人了么？”。311922年2月，陈晋生也病势于家中。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李成虎和陈晋生的逝世，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的彻底失败。 在这场持续了近三、四个月的农民运动中，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传统的保护人——士绅与地主，并为此展开减租减息的斗争。每次的斗争，他们都能聚合几百人上千人。在与地主对抗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是请愿游行、扣押租船和殴打地主等各种斗争形式。虽然运动中有一些过激的手法，但它远没发展到武装冲突的程度。有限而明确的目标，决定了农民的行为不大可能走得太远。尤其是在衙前农村小学校老师的指导下，他们的行动显得更为理性，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这也是沈定一的一贯主张，无组织的暴动，在他看来不仅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很显然，在没有合法性资源，特别是没有权利保障和权力支撑的情形下，仅仅依赖“劳工神圣”式的平民主义理念，一场农民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面对强大的反对派，衙前农民运动很快就失败了。 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社会各界人士都对其做出了反应。分析衙前农民运动的动员者、报界与知识界、工商界、共产党和日本学者当时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衙前农运的命运和意义。 首先是动员者的态度。衙前农民协会被解散后，沈定一即做诗一首“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表达其悲愤心情，对农民也持哀叹惋惜之情，认为“呼冤不应除骂无他技”。1922年1月13日，沈定一又和刘大白一起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诗歌“愚”，对农民的事后行动很失望，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沈定一看来，地主和当地政府虽然有种种手段对付农民协会与农民，但农民也不应该束手待毙，做个“农愚”，他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策略和手段——甚至是激烈的牺牲——与地主斗争。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他们接受了现实。李成虎和陈晋生去逝后，他们还举行了悼念活动。1922年2月1日，沈定一主持李成虎安葬，还亲自书写墓碑。后来，为了方便人们的悼念活动，沈定一又为李成虎墓开辟了东南西北四条墓道，在墓道口镌刻着他写的楹联。正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第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坟墓此外更为第二支”；背面是：“吃苦在我，成功在人”。陈晋生去逝后，沈定一也亲自为他安葬，并称他为“为群众谋利益而牺牲者”。此外，沈定一还专门印刷了李成虎遗像，广为散发。刘大白也写了“每饭不忘”、“成虎不死”的诗文，还有一首缅怀李成虎的诗甚至成了衙前农村小学的校歌。就这样，李成虎成为衙前革命的一个象征，后人不断地在一些节日期间举行缅怀与追悼活动。 对沈定一而言，这场运动是他平民主义信念的革命实践，他自己无疑是非常关切的。我们知道，他为发动农民运动费了很多心力——给农民提供支持与帮助，大规模的演讲与宣传，还有网络“一师”成员等活动。但在发起衙前农民运动之后，即衙前农民协会建立不久，他并没有给这场运动很大的支持。这期间，他一直在浙江议会里活动，准备各种提案——包括组建杭州大学。萧邦奇就持有这种态度，他认为，沈定一似乎对这场农民运动并无过多的反省，在运动中也没担负持续的责任，并把这原因归于沈定一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太深，过于乐观，从而低估了当时反对派的实力。32 但假如我们从沈定一的思想与性情来看，他对衙前农运的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所推崇的就是自主的人格和时而牺牲的手段。33在动员过程中，沈定一一再强调，农民运动是自身的事，不能太依赖别人。在认定目标和主义后，就应该不怕牺牲，义无返顾地去做。因此，我认为，沈定一是明白当时的权力关系的，对一个久经锻炼的政治人物，他对时势是有一定判断的。以这种态度对待农民运动，更多的是他自身思想与性情的真实写照。虽然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了，但从后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民是对沈定一心存感激的。实际上，沈定一在娶了王华芬之后，就把自己的部分田地分给李成虎等农民家庭，以实际行动报答了牺牲的农民。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还不断主持对衙前农运和李成虎等人的纪念活动，衙前实际被自身（也被别人）定位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他被人刺杀，相关论据见萧邦奇教授在《血路》一书中的深入分析。 其次，当时报界与知识界也对衙前农运被镇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代表人物为邵力子、周佛海和苏雪林。邵力子在1921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论萧山农民协会被军队摧残事”，他从宪法规定农民享有的权利、传统中国的重农政策和军队的责任等方面谴责了那些“土豪劣绅”，并呼吁大家不要轻易地放过这场农民运动。34远在日本的周佛海看到邵力子的文章后，也寄“对于萧山事件的感想”一文给《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于12月30日发表。文中指出，不要期待地主慈悲，他们是现有制度的受益者，只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困苦阶级与享受现制度利益的阶级的对立就是阶级斗争，因而主张农民结成坚固的团体与地主进行“锐利、积极、根本的阶级斗争”。35作家苏雪林也在1922年2月13日的《觉悟》上发文“其余没有人了么？”36，纪念李成虎。 我们知道，“五四”前后，中国兴盛平民主义的思潮，众多的先进而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有关怀底层民众的倾向，因而这一运动能得到知识阶层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是很好理解的。尤其是在这场运动中，农民的并无过多的暴烈倾向行为，这一特征更能增加知识分子对地主与当地政府的反感。我相信，当时的思潮与《民国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也给当地政府施加了压力，这点我们可以从1922年1月5日《民国日报》的一条消息报道中看出来：“萧山农民要求减租风潮，该县知事庄伦仪偏袒资本家，沈省长决意将庄调省”。37实际上，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时，萧山和绍兴的知事一时也不知所措，并没马上用武力镇压。他们首先还是给省长和财政厅厅长打报告，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他们才动用军警逮捕农协委员，解散农民协会。这也说明当时社会——正是像萧邦奇断定的那样——“具有包容性的组织氛围”，38它部分允许实验性质活动的存在。 此外，1922年2月23日，沪工商友谊会（该会于1920年10月10日成立时，沈定一到会祝贺并演讲）童理璋代表该会前往衙前，缅怀李成虎之死，并立碑纪念，题为“精神不死”；1924年，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农民运动》专门写有“衙前农民运动”一节。他们的态度在本文中不是很重要，重要而值得关注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时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到了衙前农运，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无其他的深意；邓中夏在1923年12月《中国青年》发表“论农民运动”，这篇文章里，他不仅提到衙前农民运动，还提及了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并预言农民革命的潜力与可能的意义。显然，时代的转变，使得邓中夏比陈独秀赋予农民运动更多的意义。但他们的基本态度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农民运动还没在中共党内真正被重视。实际上，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沈定一甚至与陈独秀吵了一架。而邓中夏也是搞工人运动出身的，他对农民运动也没切实的体验与行动。观察和思考中共对农民运动态度的转变，我相信海丰农运将是一个十分好的个案，另外，通过考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丰农民运动的不同特点，也许更能发现时代特征的不同与政党目标的转向。 五、结语 虽然，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和意义却是重大的。我们认为，它是一场由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参与动员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平民主义为号召的、以减租减息为目标的、有组织的第一次反地主斗争，与中国传统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和暴动有着根本的不同。39衙前农民运动的开展，标志着20世纪中国动员时代的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夺取政权开了先河。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两个问题，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运动的特征。第一，它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农民运动吗？第二，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沈定一领导的农民协会创立于1921年9月，澎湃领导的赤山约农会创立于1922年10月，而刘东轩和谢怀德发起的岳北农工会则是在1923年。显然，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在农民运动发生于萧山的衙前，其标志就是农民协会的建立，这是没有疑问的。争论的焦点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即它是谁领导的？党组织，还是个人？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党派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并没有获得很好的认识。党史专家基本上都认为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有的教授则谨慎地认为，是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领导了这次农运，40实际上，杨之华41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证实了这点。但我们还想进一步论证的是，沈定一领导的衙前农民运动与共产党并无关联，它只是一种个人性质的行动。首先，当时的党是非常松散的，参加1921年中共第一次党代会的时候，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总共才十五个人，42领袖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王尽美、邓恩铭还是两个年轻的中学生。其内部也是争吵不休，他们的观点很不一致，这点也可从他们的后来的表现看出来，比如李汉俊、周佛海、陈公博和刘仁静后被开除出党，李达退党；第二，他们主要还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并没有独立的领导地位；第三，共产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有关工人运动的，其中心任务还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斗争，农民运动并未纳入他们的视野。沈定一本人没参加共产党“一大”，对共产党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他也有保留意见。总之，从共产党当时的任务、地位和成员组成来说，它都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在思想与组织上，共产党还够不上对沈定一的领导作用。沈定一领导的农运，主要还是他本人平民主义与阶级对立思想的延续和运动才能的运用。 附：衙前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1年春 沈定一回乡从事农民运动，与刘大白一起开始筹划各项事宜，准备建立衙前农村小学。 1921年4月 安昌油坊的一个贩子，收购衙前农民的油菜籽，又没付现款。等到农民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就去催讨，但并没讨回钱款。这时，有六户人家就一起商量（其中包括李成虎），托付沈定一去办理。沈定一拿着钱对他们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底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民自己的血汗，现在只好说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 以后李成虎等人与沈定一的联系也多了起来，并准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1年5月 一些粮商借机哄抬粮价，农民生活极为困难。在沈定一的支持下，李成虎带领一些农民，捣毁了坎山的“周和记”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 随后，他们又到绍兴县，争取在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随着斗争的开展，其中涌现了一些农运积极分子，比如李成虎、陈晋生、汪四十、单夏兰等。 1921年8月19日 沈定一在萧山龛山东蓍草庵戏台演讲，主题是“谁是你的朋友”。认为资本家和地主是他们的敌人，劳动者与农民是他们的朋友，世界属于劳动者，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夺回他们自身的权利。 1921年9月23日 沈定一应坎山山北二三十村农民的邀请，在山北土地庙发表“农民自决”的演说。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进行积极的斗争，保卫农民自身的利益。 1921年9月26日 衙前农村小学成立，发布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并建有衙前龙泉阅报社。教师有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 1921年9月27日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颁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经过一两个月的发展，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先后有80多个村建立农民协会。 1921年11月8日 沈定一在《民国日报》发表“沈定一代农民问官吏”，为农民减租辩护，并请求省长具体答复。 1921年11月24日 成立了以衙前为中心的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使衙前农会成为三地区农会的指导中心。 1921年12月8日 绍兴县大地主周仁寿不顾农民协会的减租要求，坚决要按原额收租，遭到单夏兰组织的几百农民痛打。 1921年12月14日 单夏兰组织衙前、钱清和柯桥等18村一二千名农民前往绍兴县城“跪香请愿，”要求减租。 1921年12月18日 各村农民协会集聚在衙前东岳庙开会，商讨具体减租办法。刚到代表一百三十多人，绍兴军警就将东岳庙包围，并逮捕了陈晋生、单夏兰和孙继良，收缴了各村农民协会的名册。 1921年12月25日 萧山绍兴知事贴出布告，要求农民自动交租，宣布解散农民协会。 1921年12月27日 李成虎在田间耕作，被萧山警察秘密逮捕，关入监狱。 1922年1月24日 李成虎死于监狱，最后说了一句话：“其余没有人了么？”。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的彻底失败。 1922年2月1日 李成虎被安葬于衙前凤凰山，沈定一书碑。墓道口竖石坊，左右柱正面刻“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头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故墓此外更无第二支”。石柱背面联为“吃苦在我，成功在人”。 1922年2月 陈晋生病逝，葬于凤凰山北麓，被沈定一誉为“为群众利益而牺牲者”。 【注释】 1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2 “青年的社会从那里做起？”，《星期评论》，1919年4月4日。 3 “生与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0月1日。 4“怎样脱离‘掠夺阶级’？”，《觉悟》，1920年4月28日。 5 “平民主义”是由中国知识分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从“Democracy”翻译而来，比如说杜威的书“Democracy and education”就被翻译成《平民主义与教育》，这当然是一种误译。实际上，“民粹主义”（Polulism）反而更能显示“平民主义”的含义，至于两者的语词来源及其知识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梳理。在此我认为，它们的核心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 6以赛亚.柏林著，彭准栋译，《饿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251-282页。有关平民主义或民粹主义更多的论述，可以参考Edward Shils、Peter Whiles和Jeffrey.Bell的相关著作。 7 “‘劳工神圣’底意义”，《觉悟》，1920年10月26日。 8 “‘劳工神圣’底意义”，《觉悟》，1920年10月26日。 9他的印章是由镰刀、锄头、尺子和笔围成一个四方型，中间刻着“玄庐”二字。 10 “一念”，《星期评论》，1919年6月15日。 11 “来年今日”，《觉悟》，1919年10月10日。 12 “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1919年7月13日。 13 “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1919年7月13日。 14 “自由组织与部落”，《觉悟》，1920年10月10日。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3页。 16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 年）”，《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65期）。 17 “发刊词”，《星期评论》，1919年6月8日。 18 朱淼水主编，《沈玄庐其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0-81页。 19艾尔东·莫里斯 ，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社会学人类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92。）此书英文版于1992年出版，本文的思路即来自于动员与社会运动理论，其社会建构的视野对理解中国20世纪的种种社会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20 《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21 《沈玄庐其人》，第91页。 22 《衙前农民运动》，第94页。 23 《衙前农民运动》，第13页。 24 《衙前农民运动》，第14-16页。 25 《沈玄庐其人》，第90-91页。 26 《衙前农民运动》，第21-22页。 27 《血路》，第95页。 28 《衙前农民运动》，第91页。 29 “我们去衙前入农会”，《衙前农民运动》，第99页。 30 “军阀政府镇压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第105页。 31 “其余没有人了吗？”，《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13日。《衙前农民运动》，第42页。 32 《血路》，第108页。 33 “农民自决”，1921年9月23日在萧山山北的演说，刊登于1921年《劳动周刊》第14、15号和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 34 《衙前农民运动》，第30-31页。 35 《衙前农民运动》，第159-161页。 36 《衙前农民运动》，第30-31页。 37 《民国日报》，1922年1月5日。 38 《血路》，第110页。曹聚仁在“衙前那一群朋友”里也提到，当时的气候是比较宽松的，不论是民国日报、杭州一师，还是萧山衙前和上海大学，都有着“国”“共”离与合的痕迹。见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第185-186页。 39何怀宏教授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出版社，1998年）一书从平等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对她们的区别有着精彩的论述。 40具体的讨论见熊德利主编的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 41“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第二册；《衙前农民运动》，第81页。 42因为年代日久和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一大”的认识都不足。邵维正在“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认为“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中国代表出席人数共13人。《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编，知识出版社，1980年。
沈定一和衙前农会
在浙江萧山县衙前镇的凤凰山上，有着两个20世纪20年代修筑的墓地，分别埋葬着沈定一和李成虎。1935年，有一个上海的新闻记者前往拜谒，看到“李成虎的墓碑上刻有沈定一的手书：‘李成虎君，衙前农民协会委员之一，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被害于萧山县狱中，其子张保乞尸归葬。’”然后，他向山上走，“便看见一座壮丽的坟墓，巍巍然矗立在眼前。这座墓完全用水泥建造，式样很美观，墓前有一块小小的花坛，用精巧清白的小溪石砌成，下面更有整齐的石级。沈先生的墓四周，同着水泥的栏杆。墓成半圆形，四面松柏密布，墓的背面，巨岩高耸，更显得雄壮。”
过了将近70年后，又有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萧邦奇曾去考察。他后来写道：“李的墓在离山脚不远的地方，经过1984年的翻修后，这一墓穴显得极其宏伟。整个墓背依一堵高约12英尺且饰有几何图案的半圆白色石墙，顶部覆有人字形瓦盖，坐落在一个宽广的石基上。在其前面是一个长着郁郁葱葱低矮灌木的花坛，沈定一手书的碑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李成虎烈士之墓’。”而他向上走，“通过一条狭窄的山路，路上长满了齐膝高甚至齐腰高的野生植物”，最终看到的是“一个豁开的洞口——这就是在1968年被炸弹炸开的沈定一的墓穴。”
这两个人的墓地为什么在几十年间会有如此的变化呢?我们不妨从沈定一和他领导的衙前农会说起。
从封建官吏到革命者
沈定一，字剑侯，号玄庐，出生于1883年。当时，浙江衙前的沈家是萧山县数一数二的大户。在沈定一3岁的时候，父亲沈受谦中了进士。19岁那年，沈定一就考中秀才，其父出钱为他捐了个官职——云南广通的知县。作为边塞穷县的地方官，他办团练除盗匪、兴学堂启民智，办案公道，声誉颇好，以致调任后，当地百姓为他建了生祠。其后升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等职。年轻气盛、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屡次得罪了上司，最终为云贵总督锡良所不容。
看到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倾覆在即，沈定一逃离云南，参加了中越边境的革命活动，后转赴日本，并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国组织中华民国学生军团，参加光复上海之役。袁世凯篡权后，沈定一在上海组织“公民急进党”倒袁。“二次革命”失败，沈定一遭通缉，再次避居日本，期间参加留日学生总会，任总干事。后迫于日本政府压力，与刘大白等人逃往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1916年沈定一回国，当选为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长，又因阻止北洋军阀对浙江的控制，再遭通缉，躲避于上海。
在上海期间，沈定一与孙中山、朱执信等革命者有广泛的接触。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上海，5月7日，上海各界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日货行动。正在上海的沈定一与戴季陶、孙棣三向浙江各界发出通电，提出“一、对于日本，应收回山东青岛及一切秘约所损失之国家权利。二、惩办卖国犯”，号召浙江各界支持上海的爱国行动。1919年6月8日，沈定一联合戴季陶、孙棣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声援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吹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等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封禁，沈定一将自己对杂志被封的哀悼和对反动政府的怨恨化作了短诗《哀湘江》：
湘江滔滔呀!湘月明。
湘江汩汩呀!湘山青。
湘云黯黯呀!湘天阴。
湘江评论呀!寂无声。
唉!可怜那一片书声，布机声，打稻声，邪许声；
重化作湘江几千年的怨恨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将共产主义带到中国，沈定一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交往日益密切，还以《星期评论》主编的名义，邀请陈望道翻译了第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他曾参加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多次座谈会，商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参加了陈独秀、李达组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此时的沈定一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与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在上海进行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参与组织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人游艺会。1921年应陈独秀之邀去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杂志，还于2月与陈独秀组织了广州理发工会。
回到家乡发动农民
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革命者们，致力于通过鼓动少数革命者和军队起义或暴动，来瞬时达成革命目标，缺乏组织下层民众的热心。刚成立的共产党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在城市组织和发动工人，而沈定一却认识到了发动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最早投入其中。沈定一发表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杂志《共产党》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号召：“同志们!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
沈定一的家乡浙江萧山，地处萧绍平原，河港纵横，人口稠密。就在这样的鱼米之乡，辛勤劳作的农民，却不能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钱塘江之江水带来的泥砂，形成了大片富饶的土地。但在形成新的土地的同时，也有土地不断被江水冲走。沈定一在《坍江片影》中写道：“潮风过去，一浪，半个竹园没了；一浪，几陵桑同没了。在浪声，风声，有时雨声中的坍江声，拆屋抢命的喧哗声。”萧山的南沙一带就常常有争夺土地的械斗，引发社会动荡。“由于运河在这里与西小江交汇，并从重要的稻米集散地临浦出发，沿途经过许多繁荣的市镇直达杭州湾的三江闸，衙前、钱清和柯桥就因接近重要的商路而成为盗贼、土匪和绑票者横行之地。自然灾害、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使得这一地区危机四伏。”当地农民生活悲惨，充满苦难，正如当地的一首民谣所形容的：“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东西交点王(“王”字加一点即“主”，指田主)?”
1921年4月，回到家乡的沈定一就在衙前发起了农民运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沈定一，将城市里通过夜校组织工人的做法移植到家乡来。他邀集了此前杭州“一师风潮”中的好友、文学家刘大白，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到衙前，开办了“龙泉阅书报社”，并筹备成立“衙前农村小学”。
5月的一天，文章开头提到的衙前西曹村60多岁的老农李成虎等来到沈定一家中，他们想请他帮忙讨要回附近绍兴安昌油坊赊欠的油菜籽钱。这笔钱沈定一也没能要回来，但他自己拿出一笔钱帮助这几户农家度过难关，这使得李成虎等非常感激。自此以后，李成虎就经常带着一班农民到沈家坐坐，谈些农民的苦况。沈定一也借机向他们宣传一些浅显的革命思想，讲农民们应当团结起来开展斗争的道理。这样，被当地人称为“三先生”的沈定一，将李成虎等发展成为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1921年春夏之交，当地米行哄抬米价，引发了农民群起捣毁米行的行动。行动得到了沈定一的支持，他甚至策动李成虎等发动农民捣毁了自己内弟开的“周和记米店”，迫使米商们恢复了原价。在当地西小江捕鱼权纠葛中，沈定一将绍兴知县请到自己家中商谈，为当地农民争得了养鱼的权利。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沈定一赢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加上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威信，使他成为了当地农民拥戴的领头人。
1921年的8、9月份，随着运动形势的发展，沈定一和衙前小学的教员们进一步分赴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演讲。8月19日沈定一在坎山东蓍草庵发表《谁是你的朋友》，9月23日在航坞山北的土地庙发表的《农民自决》等演说，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去抗租，直言：“大地主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有一次演说中，沈定一的一位启蒙老师(是个小地主)听到消息，拄着拐杖赶来，爬到台上反对他演讲。沈定一请农民搬来一张太师椅，让老师坐下，然后引用《孟子》里的名言，向他讲了一套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道理，说得老师无言以对，只得任由他讲下去了。
随着沈定一及其追随者的努力，衙前地区的农民参加农运的热情被调动了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农民带头人和大量的积极分子。看到时机成熟，沈定一酝酿着成立农民自己的组织。
衙前农会的成立及其斗争
1921年9月17日，衙前东岳庙前红旗飘扬、爆竹声声、锣鼓喧天，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农民，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农会散发了衙前农会的《宣言》和《章程》，选举了议事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李成虎当选为议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南沈定一起草的《宣言》宣称：“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并在《章程》中明确宣布：“本协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得到附近村镇农民的响应，各地的农民代表摇船到衙前来学习，短时期内萧绍平原上就出现了80多个农会。11月底，还在衙前成立了农民协会联合会。
本着“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宗旨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农会联合会作出了三折还租(按原定租额三折交租)、改用公斗(原来的地主收租用的大斗每斗17斤，改为公斗，每斗15斤)、取消地主下乡收租要加收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等决议。这些决议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必然为地主们所反对。有了组织的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地主，敢于强行收租的地主，被农民们殴打驱赶，狼狈逃回。有一次，收不到租子的地主们也联合起来，集中了80多条船一起下乡逼租。农会得知消息后，立即鸣锣召集来1000多农民，向收租船投掷泥块石头，吓得地主们不敢靠岸，只得空船逃了回去。
12月8日，前梅镇大地主的儿子周仁寿带着一帮人到清坞村收租。当地农会领导人单夏兰等闻讯后，带来五六百名佃户将周仁寿等围住，要和他评理。自恃有官府势力保护的周仁寿竟然命令手下将抗租的农民拥起来，结果，忍无可忍的农民们愤而将周仁寿痛打了一顿。周仁寿逃回后，立即向县政府告状。一时间，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变得异常尖锐起来。
这时，一些人力主积极地起来斗争，但农会中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和平示威。农会组织了大批农民背着被虫啃掉的稻草秆，捧着香到萧山、绍兴县城请愿，希望地方官会同情和支持农民。联合起来的农民让地主们感到了恐惧，他们联合向政府施加压力。同样害怕农会力量的官府，站在地主一边，决议武力弹压。12月18日，农民协会联合会正在衙前的东岳庙开会，省政府派了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开着小火轮赶来包围了东岳庙。听到消息的农民纷纷赶来，很快聚集了1000多人跟荷枪实弹的军警对抗。最终，手无寸铁的农民们被刺刀扎伤、驱散，在场的农会领袖们大都被逮捕或被迫逃亡。军警根据从庙里搜出的农会的名册，四出抓人，500余农民被捕，农民运动被当局用武力镇压。虽然当时李成虎从庙里逃脱，但不到10天也在自家地里干活时被捕。
被捕不到一个月后的1922年1月24日，68岁的李成虎就死在了监狱里。沈定一特地从上海赶回萧山，亲自为其操办葬礼。在安葬前，还安排儿子沈剑龙给李成虎画了肖像，并将肖像印制成照片式样，附上他撰写的生平简介广为散发。其全文如下：
“李成虎先生，浙江萧山东乡衙前西曹村人，年六十八岁，是民国十年秋冬间，发起农民协会，李氏被举为委员之一，倡议组织农人团体。谋有以应广州策源之国民革命，一时农人如响斯应，数几十万，事为恶田主所嫉，军阀官僚所痛苦，密遣大队军警，包围衙前东岳庙农协大会场，名册被劫，萧绍两县农人被捕入狱者几百人，亡命者动万，李被捕，遭非刑，不屈，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被害于萧山狱中，其子张保乞尸归，农人感之，为葬其遗骸于衙前凤凰山。”
此后，沈定一还在农民协会集会的东岳庙设立了“成虎纪念堂”，挂上烈士的遗像，陈放李成虎生前用过的铁耙、铁锹等物，四周挂起了许多纪念他的挽联。其中沈定一的挽联写道：“为群众而牺牲，问耕耘不问收获；振义声于陇亩，见锄锹如见须眉。”
面对反动当局的镇压，沈定一只能通过发表诗文来表示自己对农民的同情、对农会的支持和对官府的愤恨。在一篇题为《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的诗里，他将当政者视为“馋狼饿虎”，发出了“苍生生命如蝼蚁”的哀叹：
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
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
减租也，民开口；
军队也，民束手；
委员也，民逃走；
铁索镣铐拦在前，布告封条出其后，
岂是州官恶作剧，大户人家不肯歇，
不肯歇，一亩田收一石租，减租恶风开不得，
入会人家炊烟绝!
馋狼饿虎无人驭，凤 共有2条文章 页次：1/2 分页： 9 1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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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一遇难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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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www.xswh.gov.cn 作者: 晓曦 2005-11-15 15:10:27【 大 中 小 】 沈定一遇难纪念碑：1928年8月28日下午3时半，沈定一由莫干山会晤国民党要员戴季陶后回到衙前，抵汽车站下车时，即遭同车而至的凶手暗杀。纪念碑建于当年11月。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连底座碑高约10米，碑前立有与真人同高的铜像一座。戴季陶先生亲题“沈定一先生被难处”8字。1935年，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游浙东，途经此地题诗一首：“一塔巍然踞道旁，玄庐才气不寻常，恩仇牛李成何事，化鹌归来费忖量。”碑于1953年毁。遗址位于现104国道南侧，今交通村的傅家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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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的红色 应琦琛 (2007-07-31 09:38)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红色的记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农民组织，他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光光只有农民的智慧是无法战胜他们必然迎来的失败，这个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农民是无法救中国的。随后，在辛亥革命失败也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一些指挥人员而没有做实事的人是救不了中国的。 看到了以上两个例子，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了只有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走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救中国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将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呢？ 7月14日，我们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红色之旅考察队带着这样一个疑问走进了萧山衙前村以及附近的一些红色遗迹，逐步揭开了这个秘密。我们首先找了相应有关的领导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讨论。询问了有关中共第一个农民组织成立的时候萧山衙前以及附近的村庄的情况，同时也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调查问卷的分发给各位领导，拜托将问卷发下去，以对我们这次实践活动给予最大的支持，最后又了解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这样一个组织的发展方向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随后我们去了－－－－－－－－－－－－－－－－－－－－－－－－－－－－－－
萧山衙前农运纪念馆
{ 更新时间：07-06-20 00:49:51 浏览次数：119 }
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在萧 ( 山 ) 绍 ( 兴 ) 平原上发动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新型农民革命组织，协会发表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 《衙前农民协会章》，是中共历史上最早反映农民正义要求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部农民革命的行动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创办的衙前农村小学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教育农民的学校。 1921 年 9 月 27 日 衙前农民运动中的农民领袖李成，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中第一位献身的农运先驱 被捕，次 年 1 月 24 日在狱中被凌虐致死。同年 2 月 1 日，在衙前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沈定一（衙前人）主持下，李成虎的遗体被安葬于凤凰山麓。沈定一亲笔书写墓碑的碑。
改革开放以来，萧山衙前镇党委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衙前农民运动系列文物的保护。修缮和复原了李成虎墓碑，配备了专职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讲解员和衙前农运史研究员。同时，该镇先后举行了衙前农民运动 80 周年纪念大会、衙前农民运动学术研讨会、衙前农村小学校建校 81 周年校庆等重大纪念活动，还与有关部门联合组织拍摄了电视剧《衙前风雨灯》，组织编写出版了《农运先声》诗词集。据统计，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自 1999 年开馆至今，共有海内外人士近 60 万人次前来瞻仰、参观。
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由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题写馆名。总投资近 100 万元 , 占地 1000 多平方米。当年农民协会旧址、李成虎烈士墓、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和农民小学旧址均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