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玄庐综合（一）

沈玄庐研究综述
陈玲玲　任　玮　刘　丹
沈玄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复杂而又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课题。本文主要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沈玄庐的研究作一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08)08-0163-03
沈玄庐（1883—1928），字剑侯，原名沈定一，浙江萧山衙前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 一，同时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创始人，又是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他是地主出身，但同时又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精英斗争的政治领导人”；〔1〕他高举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但又妻妾成群；他是政治家，同时又是诗人。这么多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身份造就了沈玄庐的传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沈玄庐长期被历史所埋没，学 术界对其研究不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才慢慢起步。
一、沈玄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时期，沈玄庐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积极贡献。这一时期，沈玄庐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赞扬俄国革命”。〔2〕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造福世界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赞扬反映了处于彷徨苦闷的沈玄庐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欣慰心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沈玄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的传播。
1.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学说。有学者指出，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沈玄庐有一个从否定、怀疑到接受的过程”。〔3〕在《星期评论》初期，沈玄庐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后来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沈接受了阶级斗争，认为中国存在两大对立的阶级（分别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开始介绍这种理论，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且还指出了革命的目标、方式。
2.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有学者认为在沈玄庐初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他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钻研和宣传是最突出的。〔4〕沈玄庐经常结合工人的实际生活，用非常通俗、形象的语言来宣传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启发工人的觉悟。〔5〕3.宣传社会变革，建立新国家。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了。此时沈玄庐向人们介绍了一种理想国家的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比较模糊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宣传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6〕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同时，他还驳斥了一些诬蔑、中伤社会主义的谬论。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1.创办刊物。1919年6月，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与戴季陶一起合编。这个周刊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著称，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过 很大影响，是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界》，沈玄庐参与编辑，这是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1921年，沈玄 庐还创办和主编了《劳动妇女》。
2.组织社团和办学校。1920年5月，沈玄庐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于5月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1月，沈玄庐又与俞秀松、宣中华等在杭州成立“悟社”，专门研究社会主义。
1921年4月，沈玄庐出资在家乡萧山办了“衙前农村小学”。该学校免费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年底，又办了“小学教员教学研究会”，专门研究社会主义。
二、沈玄庐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一）沈玄庐与农民运动。沈玄庐是“２０世纪中国第一个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精英斗争的政治领导人”，〔7〕这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20世纪初期，沈玄庐在自己的家乡萧山 发起、组织和领导了衙前农民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农民运动的第一人，比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农民运动早了近一年。并且，为这次农民运动起草了完整的、比较好的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沈玄庐之所以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最先领导了农民运动，是因为他很早就认识到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农民问题。而且他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农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地主阶级斗争。〔8〕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对于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沈玄庐发动起来后并没有积极参与进去。〔９〕甚至也有学者指出沈玄庐领导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根本就不彻底，没有触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10〕（二）沈玄庐与工人运动。沈玄庐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先驱，而且是开展工人运动的先导之一。〔11〕在五四运动中，沈意识到工人力量的伟大，所以十分重视对工人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向工人介绍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表时评支持工人罢工；积极参与指导工人集会和工会的筹建工作。
（三）沈玄庐与妇女运动。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命运悲惨。到了近代，一些受过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关注起广大妇女的命运。 在我国，妇女不幸的命运往往通过不幸的婚姻反映出来。沈玄庐反对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主张婚姻自主。当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儿媳杨之华与花花公子般的儿子沈剑龙感情不和时，沈玄庐支持儿媳离开家庭，投身革命运动。先后让杨之华到《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到衙前讲学，并让她帮助自己开展衙前农民运动。当杨之华与瞿秋白相爱后提出与沈剑龙离婚时，沈定一又予以支持，使杨之华顺利地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从此，杨之华更勇敢地走上献身于革命的道路。可见，沈玄庐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不仅是一位积极的倡 导者，更是一位勇敢的实践者。〔12〕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沈定一的生活是封建地主式的，搞三妻四妾。〔13〕这确实与他倡导妇女解放运动是相互矛盾的。
三、沈玄庐思想蜕变的原因“沈定一应当归属于哪一种政治信仰和忠诚类型呢？纵观他的一生的记录很难作出合适的归属。”〔14〕但是从史学界对沈玄庐一生的分析和从20年代党派斗争的意识形态上看， 沈玄庐的思想是在蜕变的。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的阶级根源。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沈玄庐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学习四书五经、应科举考试、入仕籍，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封建主义是他 的思想基础。而他后来参加辛亥革命以及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是因为历史洪流的冲击，只是随波逐流而已。〔15〕即使他后来领导农民运动，也没有触及到封建土地制度 ，更没有触及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甚至后来在搞乡村自治运动时，还主张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合作。〔16〕（二）戴季陶的影响。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是戴季陶主义的创立者。沈玄庐与戴季陶私交甚笃，早在五四时期就在上海共同创办《星期评论》，也一起参加过几次关于在上 海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讨论，只是作为老同盟会会员并且与孙中山关系较为密切的戴季陶，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忠心，后来才没有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此后两人一直交往甚 密。有学者认为“戴季陶的影响是沈玄庐思想蜕变的重要因素”。〔17〕1925年7月，沈玄庐在衙前召开“清共”会议，会议经费就是由戴季陶办事处提供的。1928年沈玄庐回到家 乡试办乡村自治运动时，还经常与戴季陶商量。1928年8月，沈玄庐在车站被刺时，正是准备动身去莫干山与戴季陶商讨乡村自治运动的有关事宜。因此可以看出，“戴季陶在沈定 一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对沈定一的思想影响也不小”。〔18〕当1925年戴季陶在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时候，沈玄庐就为之摇旗呐喊， 大唱反共论调，最终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骨干。但是，《血路——革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的作者萧邦奇认为尽管沈玄庐身上有西山会议派的印记，但是实际上沈玄庐及其他 的“网络在组织及最终协议上都没有进入西山会议派的核心”。〔19〕而且沈玄庐被刺前去莫干山与戴季陶的谈话并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及其沈玄庐本身思想的混乱。有学者认为沈玄庐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舞台中，社会环境的多变导致了沈玄庐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沈玄庐的思想是诸家学说荟于一身，所以他划不清界线，分不出正误，在形势剧变时即转了向。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极为活跃，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到现代的十月革命，几百年的思想遗产都传 到中国来了。中国的先进人物如饥似渴地追求它，兼收并蓄，作为探讨中国问题的出路，出现了纷然杂陈的思想状况。这种思想状况并不是只出现在沈玄庐身上，跟他同时代的先进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它反映了中国先进人物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的特别曲折和复杂。〔20〕问题在于沈玄庐最后没有坚定地选择共产主义。 有学者认为沈玄庐是在去俄国考察期间改变了自己对苏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态度，因而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21〕但是也有学者依据沈玄庐访问苏俄期间寄回国内的4封信和回国后撰写的《游俄报告》等资料指出沈玄庐在苏俄看到的是苏俄各方面比较积极的东西，甚至还消除了以前对苏俄存在的疑虑。〔22〕还有学者认为沈玄庐“在本质上就是一位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染上了改良主义的色彩，后来一直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思想对社会进行改造。〔23〕四、沈玄庐的其他方面史学界对于沈玄庐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如陶水木的《沈定一的法制思想与实践》,研究沈玄庐任浙江省议会议长期对浙江的民主法制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同样作者还是陶水木 的《1923年沈定一访俄文献述评》,对沈玄庐在苏俄时期的考察作了一个介绍。史学界对沈玄庐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时期，对于五四之前的沈玄庐则研究不多。只有曾业英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沈玄庐、沈玄庐与公民急进党的关系做了一个梳理。
总之，可能由于沈玄庐自身的经历、思想比较复杂，其本人就是一部有争议的历史，很多人“不知道沈定一是好人还是坏人”。〔24〕而且，学术界对沈玄庐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这都是因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思维模式——将人物划入到意识形态或者党派之中进行判断，思想比较单一。所以在遇到沈玄庐这种人物时，我们就遇到了困难，之前的那 种评价标准就失效了。这也是学术界对沈玄庐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的一个原因。萧邦奇的《血路——革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给我们开阔了新的视野，他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 究沈玄庐。
《血路——革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实际上就是关于沈玄庐的一本传记。与中国人写的人物传记不同，这本人物传记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人物，而是从空间入手，将人物 放在网络当中进行研究。以往，我们研究人物，一般都是先对被研究的人物进行身份确定，认为其在不同的空间，身份、行动都是一致的。而萧邦奇给我们的启示则完全相反。《 血路——革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以三个空间（大都市上海、浙江的省会杭州、作为乡村的衙前）来研究沈玄庐，而沈玄庐一生主要的革命活动也是集中在这三个地方。这 种把沈玄庐放在网络当中而不是放在党派（籍）中来研究的方法显得人物非常鲜活。在这本书中，作者不断地以空间概念来消解时间观念，打乱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国民革命的时 间序列，在新的空间概念里构建起了国民革命的新的含义：革命不仅仅是党派、意识形态之争，革命是对现实持有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之间的主体选择。〔25〕沈玄庐处于一个多元 化的历史环境中，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也出现了大量多元化的人物，沈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对于这种人物的研究，《血路——革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给了我们新的 启示和研究方法。当然，此书也存有不足之处：将个人的偶然性作用（个人的主体选择）夸大了，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出发点归结为个人的主体选择。这是不能解释革命作为整体 趋势的运转的。
注释：
〔1〕〔7〕〔9〕〔14〕〔19〕〔24〕〔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5、108、21、158、2页。
〔2〕〔15〕〔17〕〔20〕杨福茂、王作仁：《沈玄庐思想初探》，《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
〔3〕〔4〕〔11〕〔22〕陶水木：《五四时期沈玄庐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5〕〔6〕谢国民、王一民：《从宣传革命到提倡改良的沈玄庐》，《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8〕周明华：《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0〕〔12〕〔16〕〔18〕〔21〕〔23〕徐台榜：《沈定一人生道路逆转之评析》，《台州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13〕曾宪凯：《沈玄庐的人生沉浮》，《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12期。
〔25〕张立程：《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太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7卷第2期。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沈定一（1883年－1928年8月），革命家。字劍侯，號玄廬，故不少文獻資料用沈玄廬之名。浙江省蕭山縣衙前鎮人，出身於地主家庭。早年赴日本留學，參加同盟會，回國後曾任清朝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知州和雲南省會巡警總辦等職。因參與反清活動被通緝，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時期，組織中華民國學生軍團，自任團長，參加上海光復之役。1912年任浙江省首屆議會會員。後在上海組織「公民激進黨」反對袁世凱，被通緝，再度流亡日本，後去南洋。1916年回國，競選上任浙江省議會會長，任期力促浙江省教育事業。
1919年，與戴季陶、李漢俊共同創辦《星期評論》，宣傳社會主義和國際勞工運動。1920年5月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8月成立上海共產黨小組，成為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黨員之一。1921年4月回故鄉蕭山開展農民運動，創辦衙前鎮農村小學。9月發動了以蕭山衙前為中心的蕭紹（蕭山紹興）農民運動，開展抗租減租，並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有章程的農民運動組織——衙前農民協會。12月在紹興《越鐸日報》上發表《農民自決》一文，鼓勵農民抗租。
1923年赴蘇聯考察，回國後加入中國國民黨，出席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執委。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期間遭到一些代表的嚴肅批評。5月參加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附和戴季陶提出的「純粹的三民主義」，由於公開違反中共黨旨，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該年底，參加國民黨右派組織「西山會議派」。1927年任國民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1928年8月在家鄉蕭山衙前鎮被暗殺。
兒子沈劍龍，兒媳婦楊之華。楊後來與沈離婚，改嫁給在上海大學認識的瞿秋白，在上海轟動一時。
[編輯] 參考資料
《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蕭邦齊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沈玄庐（1883-1928)原名宗传,字叔言。后改名定一,字剑侯,号玄庐,别署子丞。诗人。浙江萧山人。早年任云南某县的知县。曾在家乡推行社会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初，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1917年与侯绍裴等创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五四运动时，参与主编《星期评论》。此时发表提倡新文化思想的文章和新诗。1921年曾与谭平山创办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劳动与妇女》。他的新诗多反应工农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1920年创作长篇叙事诗《十五娘》，反映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是其代表作。沈玄庐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后又是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他于1928年8月28日遇刺身亡,划上了毁誉参半的人生句号。
创办《星期评论》等，宣传马列主义
沈玄庐是浙江萧山衙前镇人，1883年10月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19岁中秀才，1903年任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在广通兴办教育，以爱民为箴言，因惩治贪官污吏而得罪上司，于1909年辞官回乡。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寓居沪上的沈玄庐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与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廖仲凯等人共商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五四运动爆发，沈玄庐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各界的声援活动。为了进一步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沈玄庐与李汉俊、戴季陶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星期评论》社当时还有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俞秀松、丁宝林等人，在当时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
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住在渔阳里6号，后来这里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3月间，共产国际派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的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来华了解情况，指导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沈玄庐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沈玄庐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沈玄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嗣后，沈玄庐和陈独秀等一起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还与俞秀松等在浙江创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宣中华、刘大白等浙江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在杭州成立“悟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1921年初，沈玄庐随陈独秀南下广州，与陈独秀、谭平山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沈任主编，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妇女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创办乡村学校，开展衙前农民运动
1920年初，浙江第一师范发生了驱逐省长齐耀湘、教育厅长夏敬观的学生运动。沈玄庐积极支持，把家乡衙前的住房供给在“一师”风潮中被迫离校的进步学生宣中华等住宿，请这些学生到他出资创办的衙前农村小学担任教师。沈玄庐来自农村，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农民革命颇为重视。1920年，沈玄庐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共产党》中提出：“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行动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有了他们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并特别强调：“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占最大多数，中国的社会革命，应当特别注意农民运动。”
1921年4月，沈玄庐从广州回到萧山衙前，在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他出资创办的衙前农村小学，以“无产阶级取得支配经济的知识”为宗旨，“摒弃为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邀请革命知识分子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担任教师，开设国文、算术、劳作、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同时还开设了一个“龙泉阅书报社”，购买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劳动与妇女》等大批革命书刊。还建立了运动场、农业劳作场，购置了体育用品，置办了农船、铁耙、泥锹等农具。旨在把学生培养成懂得革命道理、有文化、能劳动、体魄健壮的新式农民。沈玄庐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农民学文化，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引导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剥削阶级作斗争。
沈玄庐还利用农村的庙宇戏台，发表《谁是你的朋友》、《农民自决》等演说，揭露地主豪绅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并于1921年9月27日在衙前东岳庙召开农民大会，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团体衙前农民协会，发表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宣言声明“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提出了“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主张。
衙前农民协会像一把烈火迅速燃遍百里平原，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萧山、绍兴和上虞3县的8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10多万贫苦农民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地主豪绅和反动官吏极为惊恐，他们控告沈玄庐“提倡共产”，“以共产主义煽惑愚众”，要求给予“严惩”。反动的军阀派出大批军警围剿农民协会。衙前农民运动虽然遭到了军政府的血腥镇压，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广大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的革命力量。
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访
1922年的冬天，沈玄庐任萧山东乡教育会长。他提出了“教育即革命，配合革命即教育”的口号，希冀从教育入手达到革命的目的。在沈玄庐的精心筹划下，东乡的许多村庄办起了学校，杭州等地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纷至沓来，他为他们免费提供膳宿，他还出资支持徐白民、宣中华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创办《责任》周刊。这段时期，沈玄庐在家乡着着实实做了一些好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作为浙江代表的沈玄庐拒绝参加中共三大。为什么呢?主要是沈在党内没有争到职位，又看不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以及党对农民问题不够重视等。沈玄庐还借口所谓“党内同志拐走了他的儿媳”，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然而，孙中山没有忘记这位衙前农民运动的领导人，1923年8月经孙中山指定，沈玄庐参加了由蒋介石、王登云、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访苏联。在历时75天的考察中，沈玄庐深为社会主义苏联的革命成就所感动，盛赞苏联是“巴黎公社播下的种子所开出的第一朵鲜花”。回国后，他打消了退党的念头，服从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令。1923年12月，孙中山授意沈玄庐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并奉命回到浙江改组国民党浙江省组织。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达成了正式合作的协议。沈玄庐以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参加，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孙中山又派他与宣中华等到浙江组建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负责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政府，驱逐清朝末代皇帝出宫，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坚持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求全国统一。孙中山途经上海时接见了沈玄庐，委派他为浙江国民会议运动的宣传员。沈玄庐不负孙中山的期望，在军阀政府的严密监视下，他先后在杭州、嘉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活动，在各界人士中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与中共分道扬镳，投向国民党的怀抱
1898年，沈玄庐16岁，按照中国人早结婚早生子的习俗，与坎山镇望族周家之女14岁的周锦潮结婚。第二年，生下儿子剑龙，又过了一年，生下女儿剑华。以后，纳母亲的贴身丫头王秉芝为妾，后又将两名烟花女子韦云、绛云纳为小妾。1920年，沈玄庐与上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惟一女性丁宝林“热恋”，直到丁宝林出家当尼姑方罢休。此时，尽管沈玄庐高喊“以天下解放为己任”，但在生活上却始终是封建地主式的，而且还不满足一妻三妾的腐朽生活，1924年初夏又迎娶了比他小23岁的王华芝。沈玄庐妻妾成群，生活腐化，受到党组织的严肃批评。然而，沈玄庐却对党组织产生了怨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沈玄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领导衙前农民运动的声望，他仍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四大。但在会上，沈玄庐反对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声言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全面服从国民党。他的错误主张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沈玄庐与戴季陶沆瀣一气，发表了许多违背四大路线的反动言论，并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支持戴季陶的“国民党最高的惟一的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反动主张。鉴于沈玄庐的背叛行径，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沈玄庐的党籍。
1925年7月5日，沈玄庐与戴季陶经过密谋策划，在萧山衙前召开“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沈玄庐主持会议，竭力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鼓吹“单纯的国民党运动”等。在沈玄庐的控制下，通过否定阶级斗争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沈玄庐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受到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反对。衙前会议破坏了浙江省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为后来召开的“西山会议”以及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居正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宣言，形成了“西山会议派”。沈玄庐是会议宣言和决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会上，他猖狂地发表反共言论，叫嚷：要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领导职务，“誓与共产党不两立”。沈玄庐自愿加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队伍，公开与共产党叫板，堕落成为国民党右派，并出任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人部长”。3个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受到开除党籍的惩处，沈玄庐也受到警告处分。
担任清党委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沈玄庐在浙江拉拢各方势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汪“合流”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蒋介石以退为进，于1927年8月下野，“西山会议派”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反共急先锋沈玄庐再受重用，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顶戴，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浙江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浙江，担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反革命的“清党”活动中，沈玄庐竭力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并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各地收缴枪支，查封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浙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感化”共产党人，他拨出款项，网罗反共人士，建立起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浙江反省院，并亲任院长。这时，沈玄庐已经从一个对中共建党有贡献的人，蜕变成彻头彻尾的反共急先锋。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党的组织秘密转入地下。但是，由于沈玄庐曾在中共党内担任职务，对中共浙江党内的情况和中共党员的分布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在国民党特务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到捕杀。据有关资料，沈玄庐担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党员被杀害。原来生气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沈玄庐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
1928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沈玄庐见势不妙，无奈中回到浙江萧山衙前，在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写《防共方案》，陈述自己反共反革命立场，一面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沈玄庐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沈玄庐在赴莫干山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枪杀。据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玄庐。”这个曾经“舍小家，为大家”的共产党创始人，因背叛革命，最终落得个可悲而又可耻的下场。
"秋之白华"
1924年9月23日，瞿秋白回到上海。10月10日发生了国民党右派暴徒制造的黄仁血案，瞿秋白组织上海大学师生进行反击。华府租界当局派巡捕查抄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下令通辑瞿秋白等人。幸好，瞿秋白自己在一个月前由慕尔鸣路搬到闸北顺泰里12号，躲过了捕房的缉拿。
瞿秋白这位年青教授的博学多识，他的雄辩口才和表达思想的逻辑力量，他深入“饿乡”考察苏俄而显出的革命气度，给一位冲破家庭牢笼来到上海大学的女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项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付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的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
这就是不久以后成为瞿秋白终生伴侣的杨之华记忆中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景。
杨之华，浙江肖山人，当年24岁，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深潭似的眼睛。在肖山县坎山街这个小镇上，杨家过去是当地的首富，有田产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自小聪明好学，温柔、热情、活泼、大方，加上清丽脱俗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
长辈们思想守旧，重男轻女。杨之华的哥哥们可以在家塾读书，她却不能。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破例，让她与男孩们一起读书。那时，乡间女子缠足的恶习仍然很盛，杨之华对它深恶痛绝，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她来到杭州，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回到家里，毅然违反旧俗，剪去长发，骑自行车上街，下水游泳，轰动乡里，一时传为奇闻。1921年，她与沈剑龙结婚，不要嫁妆，不设宴席，也不坐轿，只穿一件粉红色衣服去了夫家。她的公公沈玄庐虽然是肖大地主，却是著名的进步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肖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邀请寅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先进青年，创办农民小学，实际上成为教育农民的活动中心，使肖山农民运动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她注意研究妇女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
杨之华的婚姻，表面上似乎是幸福的，实际上是不幸的。中学毕业时，与哥哥的同学沈剑龙相识。这个名公子聪明英俊，一表人才，爱好文学、音乐，思想也很开明。他为杨之华的美貌和风度所倾倒。沈、杨两家原是世交，沈家请人到杨家说媒，一拍即合。结婚后，两个青年人在家乡为平民子弟教书，过着自由恬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沈剑龙逐渐堕落了。他沉迷于杭州上海的酒家舞厅，纸醉金迷的生活。杨之华给他写信，他不仅不回信，连看都不看，沈玄庐也不满意这放荡儿子。当杨之华无法容忍这种家庭生活，准备到上海求学时，得到沈玄庐的支持。杨之华把女儿沈晓光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
1923年底，杨之华到上海投考大学社会学系，成了瞿秋白的学生。她学习刻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国共合作开始后，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青年妇女部工作，接受向警予的领导进一步显露了她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才能。
杨之华最初接触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他们极少来往。一天，苏俄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情况，恰巧向警予有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杨之华感到有些紧张，忐忑不安地来到那里后，她意外地发现瞿秋白也在座，担任她与鲍罗廷夫妇谈话的翻译。
杨之华被鲍罗廷夫人拉在身边沙发上坐下。瞿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然后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杨之华，让她把问题记下，想一想再慢慢说。
杨之华消除了拘束，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份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的调查材料，内容包括女工生活状况、所受的残酷压迫、工潮情况、女工与工贼斗争等等。鲍罗廷夫妇要了解的情况，大体都包含在内了。
杨之华看到瞿秋白信赖的眼神，更加从容大方，侃侃而谈。瞿秋白把杨之华的话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几个人都由衷地赞同杨之华的意见，并且赏识她的才华。不久，经向警予介绍，杨之华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中，瞿秋白与杨之华逐渐加深了解，发展了互相爱慕之情。杨之华无法再与沈剑龙维持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萌芽了与沈剑龙离婚并与瞿秋白建立家庭的意愿。沈玄庐支持儿媳与儿子离婚的请求。
1924年深秋，浙江岗山村郊，远山如云，绿竹与红枫相映。瞿秋白来到坎山街的杨之华空吕。随后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个青年人又相会于沈家，坦率地谈出彼此的心里话，竟然谈得十分顺利。接着瞿秋白又邀请沈剑龙、杨之华去他常州老家，面对冷落败破的瞿氏宗祠，沈剑龙似乎被感动了。于是，三人的离与合的结局，就在这里最后决定了。
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刊出三条醒目的启事。一条是杨之华沈剑龙正式脱离婚姻关系；一条是瞿秋白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一条是沈剑龙瞿秋白正式结成朋友关系，都从1924年11月18日起生效。瞿杨的结合，是他们之间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纪念这生命的结合，瞿秋白找来一方五彩斑澜的寿山厂，篆刻了四个古朴隽秀的字：“秋之白华”，把两人的名字巧妙的组合在一起铭刻在石，也铭记在心，以示永志不忘，始终不谕。
年底，经过党组织的安排，瞿秋白和杨之华搬到比较安全的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隔壁的11号是沈雁冰（茅盾）的住房。两家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以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杨之华再到沈家看望女儿独伊。杨之华朝夕思念爱女，十分难过，瞿秋白耐心地安慰她，并在1925年初陪她回到肖山衙前镇探望女儿。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分别，走出门外，还隐约听到独伊的哭声。
回到上海，杨之华仍然放心不下，暗自哭泣。瞿秋白想尽办法，为杨之华解忧，还为她写了一首长诗，祝愿独伊得到光明前途，表示自己一定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杨之华和瞿秋白一起再次回到肖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商量决定派人到沈家把孩子悄悄领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远处，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了。杨之华刚刚把独伊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抱走了。孩子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瞿秋白挽着她的手臂，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个人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眼泪。
杨之华白天工作紧张，忘却了烦恼，但一回到家里，思女之情又使她坐卧不安。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杨之华和瞿秋白都在家中，猛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上哥哥杨荷青抱着独伊来了。杨之华喜出望外。杨荷青说：沈老先生总算体谅了你的母亲之情，剑龙也照顾不了孩子，我提出让孩子到上海妈妈身边过个团圆节，这才把小囡带来了。
坎坷艰辛中建立的这个家庭，终于团圆了。
从宣传革命到提倡改良的沈玄庐
谢国民　王一民
在中国现代史上，沈玄庐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出身在一个大地主家庭，早年曾出任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州、省会巡警总办，不久却又投身革命，成了自己那个阶级的叛逆者。他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但不久又堕落为国民党右派，最终被开除出共产党。他影响和培养了一批我党早期的革命家，如宣中华、杨之华、徐梅坤等，但不久又和他们分道扬镳，甚至成为死敌。他在４６岁时死于非命，连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迷。长期以来，他几乎被遗忘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他的追求和幻灭，探寻他的思想轨迹，是很有启发的。
纵观沈玄庐的一生，他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探索和选择，经历了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提倡改良主义的乡村自治的转变。
一
近代中国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面对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沈玄庐在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方案介绍给大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一些工作。
首先，从宣传内容上看，沈玄庐一开始就能够较好地抓住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核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沈玄庐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一是有产阶级，包括资本家、地主、议员、绅士等等，“他们吃的是油，穿的是绸，住的是高堂大厦”【注:《谁是你的朋友》，《觉悟》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６日。】，是“不劳而获的人”；一是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住的茅屋，不能遮风避雨”，深受有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因此，他号召劳动者起来革命。“劳动的朋友们，你们连自己两只手上的气力，都是有产阶级货仓里的货，你们有什么舍不得的？急起！急起！战斗！战斗！”【注:《阶级觉悟》，《劳动与妇女》第５期，１９２１年。】
（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价值与公道》一文中，沈玄庐运用通俗形象的语言，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他说：布、米、砖头、瓦片有价值，是因为工人花费了劳动，“工人费得越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工人少费点，价值就便宜些，……照这样看来，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本身，是劳动者的工作”。但是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却远低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我们挑的抬的掘的磋的磨的一天一天卖出便宜的工去，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又一样一样买回很贵的东西来。我们不能化草鞋钱买布鞋皮鞋，他们（指资本家）倒能够化草鞋工钱来买布鞋皮鞋的工。”【注:《劳动界》第７册，１９２０年９月。】资本家就是这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
（三）宣传社会主义。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了。中国今后到底该走什么路？这是许多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对此，沈玄庐热情介绍了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是各人尽各人所能够尽的能力，做出有益于人类的东西来，各人得到各人需要的均等的享用，多余的，拿来供给大家底老年人、小孩子、生病的。社会主义既是这样，世间上岂不是没有贫、富，做工的、不做工的，种种的区别了么？”“所以世界各国凡是有点觉悟的劳动者，都爱组织团体，趋向‘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正是‘做工不够饱，没钱养老小，出力不讨好’的人底救星。”【注:《什么叫做“非社会主义”》，《劳动界》第１２册，１９２０年１０月。】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当然还是模糊的，但在当时是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的。１９２３年底，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沈玄庐从苏联归国后不久，就写成一篇《游俄报告》，对十月革命后苏俄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和情况，作了客观的描述，把苏俄当成社会主义实践的榜样介绍给大家。
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同时，沈玄庐还针对一些诬蔑中伤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了驳斥。在为《劳动与妇女》撰写的短评中，沈玄庐就驳斥了认为“社会主义主张公妻”的错误观点。他说：“议员先生们，请你们检查检查中国有了译本的马克斯、安格尔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再去翻翻中国又有了译本的考祖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不要颠倒是非，“来瞎造主张（社会主义）学说者的谣言”。不仅如此，沈玄庐还反戈一击：“现在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只要看施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不是妇女共有、公妻；只要看资本主义底下拥护礼教的国家，是不是布满妓寮，……就可以下一个最简单的说明：资本主义主张实行公妻制，社会主义者反对公妻制！”【注:《你们“公妻梦”还没有醒么？》《劳动与妇女》第６期，１９２１年。】
（四）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方式和目标。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沈玄庐认为：“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军阀，正因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国民的严重压迫，国民在为自己的生存上都应该反抗的。”【注:《浙江周刊》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６月。】
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式，沈玄庐认为要组织起来，团结奋斗。在《谁是你底朋友》的演说中，沈玄庐指出：“劳动者在世界上是大多数，……你们结合起来，不要做一堆散沙，散沙是容易失败的；你们要结成一块石头，别人很不容易把你们分开来，也很不容易移动你们。”在《农民自决》的讲演中，沈玄庐疾呼：“不可以无组织的暴动，因为无组织的暴动，只是一哄而散，……你们赶快团结呵！你们精密组织呵！大地主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为启发农民觉悟，沈玄庐还经常对农民说：“一把麻杆容易折断，一捆麻杆就折不断”，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关于革命的目标，沈玄庐明确回答：“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注:《新青年》第９卷第５号，１９２１年９月。】
其次，从宣传方式看，沈玄庐着重做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创办刊物。１９１９年６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由沈玄庐和戴季陶任主编。这个周刊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著称，“一纸之出，风行全国”，在进步知识分子中起过很大影响，是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沈玄庐在《星期评论》上共撰文１２０多篇，几乎占了全篇目的１／４。１９２０年８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界》，沈玄庐参与编辑，这是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１９２１年２月，沈玄庐在广州创办和主编了《劳动与妇女》，这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二）组织社团。１９２０年５月，沈玄庐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于５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１１月，沈玄庐又和俞秀松、宣中华、刘大白等在杭州成立“悟社”，专门研究社会主义。
（三）创办学校。１９２１年４月，沈玄庐在家乡萧山出资创办了“衙前农村小学”，聘请宣中华、杨之华、徐白民、唐公宪等为教员，免费吸收农民子弟入学。该校除了正常的文化教育外，还积极宣传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道理。１９２２年夏，衙前农村小学发起组织了一次全省小学教师夏令营，集中浙江小学教师一二百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年底，又办了一个“小学教员教学研究会”，主要内容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四）发动农运。在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以后，１９２１年９月，沈玄庐领导发动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农民运动——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直接应用于实践。
可见，沈玄庐在他的前期，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来挽救中国的危机，改造中国社会的。应该肯定，沈玄庐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是有贡献的。
二
沈玄庐所处的是两个世纪两种社会制度的转换时期，旧的已经腐朽不堪，新的尚未建立起来。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当时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带有一种矛盾的色彩：一方面，是要破坏旧有的一切；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往往把握不定，甚至误入歧途。沈玄庐在时代的浪尖上翻腾了一阵，但不久便落伍了、沉沦了。在政治上，他渐渐疏远了中国共产党，甚至堕落为反动的西山会议派，最后被开除出党；在改造中国道路的选择上，沈玄庐也由原来的提倡革命，逐渐转向提倡改良主义的乡村自治。这种转变对沈玄庐来说并不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的，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１９１９年６月，沈玄庐就在由他执笔的《星期评论》发刊词中认为，世界是人的思想创造的，社会变革的起源是“人的自觉”。他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世界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意识，就是创造和改造世界的根本。”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他认为要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就要启发人们的觉悟，普及教育，并提出“教育即革命，革命即教育”的口号。在１９２１年初写的《人生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土地私有、“督军的勒饷、长官的贿赂，资本家的殖产”，都是源于人的“小器”。他说：“人生占时间和空间，真是很短促，很微小，但人都见不及比，徒见争城争地，眼光何近，器量何小！渠非没有感情，不过被一层包着的东西迷住了”，这种迷人眼目的东西就是“欲”。因此他提倡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我们要把这个‘爱’去克制那个欲”【注:《玄庐文存》，第７７、８４页。】。到１９２６年４月，沈玄庐在他起草的西山会议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进一步认为：“仁爱为吾民族文化之结晶，亦即革命之基础也。”【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４０３、４０６页。】因此沈玄庐认为，可以用教育去启发剥削者的觉悟，可以用仁爱去感化剥削者，使他们放弃剥削。可见，从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改良主义，这是沈玄庐思想发展的自然结果。
衙前农民运动的失败，对沈玄庐的打击是很大的。今后到底应该走什么路？用什么方式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沈玄庐彷徨不定。在１９２２年３月沈玄庐作的《杭州》一诗中，表达了他当时那种痛苦落寞的心情：“醒时不敢哭，恐伤吾友心；只有梦中啼，啼向梦中人。梦中人不见，反把自啼醒。一场场痛苦，一层层寂寞；谁驱这颗心？，深陷入牢狱？”【注:《玄庐文存》，第１９０页。】在另一首《醉》中，他这样写道：“狂情把酒浇；天上星摇，地上山摇，手上杯摇。目光如电浑无定。思也难熬，怨也难熬，四顾苍茫笑拔刀”【注:《玄庐文存》，第１９５页。】。反映了他那种怨愤难遣而又彷徨不定的心情。既然革命难以成功，沈玄庐便退而转向改良主义的乡村自治了。在１９２２年６月发表的《浙江省平民自治宪法说明书》中，沈玄庐认为，“后进国有消弭惨酷的阶级战斗的可能性”，说明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抬头。１９２４年６月，他又说：“现在的国民，不能就算为已经觉悟的国民”，因此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推行平民教育。１９２５年１２月，由他起草的西山会议派《告国民书》中认为：“中国国民党认识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方法，不单是不能解决农工生活问题，并且因鼓动阶级斗争而截断许多改良的路径，我们要使农工一步一步从良好的境遇不停的走着，一切关于农工的运动都使农工能够很和平的进行，所以主张不断的改善农工的生活。……我们的目的是由不断的改善而进到家给人足，即是进到阶级的消灭，即是使农工免除社会革命的痛苦。”【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３９０页。】到１９２６年４月，在沈玄庐起草的西山会议派“二大”宣言中，系统的提出了他的改良主义理论。他认为，农民要求得解放，只要实行这样一些措施就可以了：一是实行“移民运动”，即移民垦荒，“失业农既得耕地，佃户无夺佃、勒收巨额息之苦矣。农业地带无游离分子，地主无盗贼之忧矣”；二是“由国家制定农人最小限度之获得”；三是“规定农人在耕作上应有之空间，并由政府供给长期低利与短期低利之贷款与农人，使能致力于耕作，而不致受压迫于债务之累而末由自拔”；四是帮助农民“创设合作社”。工人要求得解放，一是要“制定有益于工人之劳动法律”；二是要使工人“皆有从事于精神上或肉体上之劳动机关”；三是实行失业救济、病残照顾、养老育儿、普及教育等制度，并进而主张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从此，他逐渐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乡村自治上。他说：“要求实现自治，是中国民族自救的基本政治工作。”【注:《衙前村试办乡村自治筹备会成立宣言》，《萧山东乡自治月刊》第１期，１９２９年。】就在他被刺身死前一个月，还在《致张（静江）、蔡（无培）、蒋（介石）、戴（季陶）痛论党政书》中强调：“地方自治，实行法规模弘大，计划谨严，深合国情，善后民病，能容纳多量绝学深思之士，树立国家万年不拔之基。入此轨中，鄙夫可宽，懦夫可立，可以破吝者之悭，可以平矜者之慢。训练党员，建树国族，莫善于此。基本要图，不容缓也。”【注:《再造》月刊，第１５期。】几乎把乡村自治当成了一付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１９２８年初，沈玄庐在被蒋介石排挤后，便着手在家乡实验其乡村自治的设想了。这年４月，他发起成立了以衙前为中心的“萧山东乡自治会”，所辖面积达７０多平方公里，人口１万多，这个自治会实际上带有地方政权的性质。具体做法有：（一）调查户口。以调查登记后的户口作为以后选举、教育、养老、济贫、救灾、改良农村组织等的标准，开始各种自治建设活动。（二）测量土地，核定地价。然后以核定后的地价征税，充作自治经费。并规定，今后因社会进步而增加的地价，一律用于公共事业建设，为众人所共享，以实现“平均地权”的目标，解决土地问题。（三）普及教育。（四）修筑道路。（五）振兴实业。首先是改良农业，兴办农业改良场，向农民传授农技知识；其次是改良蚕业，向农民提供改良蚕种；三是开办信用、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使农民免受高利盘剥，打破奸商土豪的垄断；四是开垦荒地，使无地缺地农民能得到土地。（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如加强治安，设立医院，加强卫生检查，开办幼儿园、养老园，救济失业者，调解纠纷，改良风俗习惯，提倡公共娱乐，开展体育活动等。
这种改良主义的乡村自治运动，是在不变更农村旧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以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显然和沈玄庐前期的思想相抵触，同时也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土地革命路线相矛盾。沈玄庐的东乡自治运动虽然也曾轰动一时，但这种“乌托邦”式的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就有人说它是“弹丸之地成不了气候”。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８日，沈玄庐被刺身亡。１９２９年底，东乡自治会被迫解散，自治运动昙花一现便告结束。
三
从宣传革命到走入乡村自治的改良主义死胡同，这宣告了沈玄庐对改造中国道路探索的失败。对沈玄庐来说，这是一个悲剧。但悲剧的原因何在呢？从对沈玄庐思想发展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不清。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控制着中国。因此，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最主要障碍，是导致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主要根源。但沈玄庐却幻想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的情况下，运用改良的方式，走乡村自治的道路来振兴农村经济，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显然是误诊了“病情”，开错了“药方”。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下，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政策，是力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帝国主义也不会允许乡村自治运动发展起来，阻碍他们的经济掠夺。但沈玄庐对此却认识不足，甚至片面地把三民主义归结为民生主义一点。他说：“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虽然它本身也有目的，可是最终的目的，要归到民生主义。……只有民生主义能够使大多数劳动者离脱这样恶的生活状况。”【注:《三民主义问答》，《浙江周刊》第９期，１９２４年８月。】沈玄庐在这里抹杀了新三民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这是他的探索最后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
军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封建势力还在统治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对政治也缺乏兴趣，因此乡村自治运动还得依靠那些有一定势力、有一定文化的地主绅士来开展，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另一方面，军阀、官僚、地主等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加紧剥削劳动人民，也不会允许乡村自治运动发展起来，损害他们的利益。但沈玄庐对此认识不清，认为只要能够启发地主觉悟，便“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坐获农收之等于自陷，……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致于无所困苦。”他甚至否认中国存在资产阶级，他说：“中国虽亦有极小数近代生产团体，然方之欧美所称之资本家犹在小贫之列耳。”【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４０６面、第４０７页。】因此，他认为中国只有小贫与大贫的区别，不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基于这种观点，他“主张全国国民联结在一道战线，更不愿把同一战线上的国民，使在大敌当前时，自己发生敌对的状况。”【注:《“赤化”与“非兵”两个该纠正的误解》，《浙江周刊》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６月。】在这里，沈玄庐一笔抹杀了中国社会阶级对抗的现实。同时，沈玄庐还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抱有很大的幻想。到１９２７年底，蒋介石统一全国已成定局，沈玄庐便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可以安心建设了。他说：“现在我们才找到了革命正当的途径”，这种认识，是沈玄庐实验其乡村自治设想的直接原因。就在他被刺前一个月，他还在致蒋介石等人的信中向蒋表示忠心，出谋献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但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能容忍沈玄庐的点滴改良。他的东乡自治运动开始后，蒋介石便采取了经济上“卡”的政策，使自治运动经费日绌。虽然沈玄庐压缩开支，实行所有工作人员只供膳宿、不支报酬的办法，同时发行地方公债，抽田地亩捐以充经费，但终究难以维持。甚至连沈玄庐本人的死，其实也是和他发动自治运动直接有关。和沈玄庐一起组织东乡自治运动的高东莱就这样说：“我们萧山东乡的自治，自沈玄庐先生在去年发起试办以来，转瞬将近一年，……可是遭了一般的反革命份子的猜忌，因为假如民众教会了，不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能照先前那么肆忌压迫，就是军阀和植派营私的党贼也不能自由横行，以至于有颠覆的危险。所以有去年八月十八日（沈被刺）的不幸事件发生。”【注:《萧山东乡自治月刊》第１辑，１９２９年。】当时还有人这样说：“沈先生近一年来在农村奋斗的结果，不但遭乡间一般土豪劣绅腐化分子的反对，而党（国民党）内许多党奸野心家们更明显地施展种种卑鄙的手段积极破坏。……农村中常接到恐吓或阴图陷害的信，可见沈先生被他们忌恨之深。”【注:《沈玄庐先生之死》，《再造旬刊第１９期，１９２９年。】所以，由于沈玄庐对军阀、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认识不清，不仅注定了乡村自治运动的必然失败，还直接导至了沈玄庐本人的死。
第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认识不清。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但沈玄庐看不起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说：“以中国人口之多，无产阶级还不满一百万人。而且阶级觉悟的程度又非常幼稚”【注:《浙江周刊》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６月。】，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实占最大多数”【注:《沈定一先生被难哀启》，１９２８年。】，“农作劳动的组织，比职工劳动重要得多”【注:《星期评论》第３０号，１９１９年。】，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沈玄庐和陈独秀发生争论，并因此而逐渐离开了共产党，由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进而反对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实行的是“‘菜单式’的空口说白话的革命”。到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更是积极主张清共，成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主张清党，最先最努力的一个人”【注:《再造》旬刊第１９期，１９２９年。】。
由于沈玄庐反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以他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发动农民上。但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因自身的种种局限，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农民中存在着贫农、雇农、中农、富农等不同的阶层，利害关系不一，就必然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不能成为一个巩固的团体。事实上，沈玄庐的东乡自治运动开始后，内部“非常复杂，意见也不一致，常常自己冲突着”【注:《王国栋关于萧山情况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５日。】。所以，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认识不清，也是沈玄庐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探索失败的一个原因。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认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普遍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注:刘少奇：《答宋亮同志》。】。因为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已不容许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从翻译、研究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做起。沈玄庐在初期虽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不全面、不深入的。在《三民主义问答》一文中，沈玄庐认为世界上各种主张，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资本主义，它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二是马克思主义，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三是三民主义，它代表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在这里，他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狭隘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先进最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大众、一切被压迫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这一性质，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又看不到三民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认为“三民主义犹如粮食衣服屋宇一般，凡是生活着的人，都省它不来的”，并进而认为“要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只有从地方自治努力做起，除了这个方法，便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沈玄庐由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向三民主义到最后提倡乡村自治，他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探索一步步滑入歧途，并最终走向失败，这是一个教训。
从对沈玄庐改造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失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三点结论：其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挽救危机，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只能采用革命方式，废除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成功。否则便会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时代的主题。沈玄庐的失败就是证明；其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要坚信不疑，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来指导实践，否则便容易误入歧途。
《中共党史研究》199205（作者单位　中共浙江省萧山市委党校）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4期  加入收藏    获取最新
五四时期沈玄庐的几个问题
陶水木
本文认为，沈玄庐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的宣传、鼓动和指导工作，对运动在东南的开展并最终取胜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后来转向反动，但五四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积极的贡献；他不但是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也是我们党开展工人运动的先导之一。
【分类号】：K261
【DOI】：cnki:ISSN:1000-2081.0.1995-04-011
【正文快照】：
沈玄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但由于他复杂的政治经历，大陆、港台的史学界对他都长期没有研究。80年代以来，已有学者对沈直庐一生思想的演变作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①，但由于资料所限，角度不同，有的重要问题还没有涉及，有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本文只就五四时期沈玄庐的几个问题再作些探讨，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一、沈玄庐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前，沈玄庐因反对杨善德督渐被通缉，已避居上海，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巴黎和会召开后，他密切关注着和会的进程，关心着山东问题。他认为，山东问题与中国…
沈玄庐其人
作者：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编  出版社：成都科技  类别：文学
出版时间：1994-09-01  印刷时间：1994-09-01  上书时间：2007-03-24
开本：32  页数：156 页  印张：
装订：平装  印量：1  品相：9.5成品相
现售价格：18 元 原价： 元 库存量：1 本 ISBN:
从宣传革命到提倡改良的沈玄庐--《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05期
--------------------------------------------------------------------------------
本文献来源中国知网www.cnki.net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沈玄庐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出身在一个大地主家庭,早年曾出任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州、省会巡警总办,不久却又投身革命,成了自己那个阶级的叛逆者。他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但不久又堕落为国民党右派,最终被开除出共产党。他影响和培养了一批我党早期的革命家,如宣中华、杨之华、徐梅坤等,但不久又和他们分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萧山市委党校;中共浙江省萧山市委党校
【DOI】：cnki:ISSN:1003-3815.0.1992-05-003
【正文快照】：
叼习皿月卜、石〕~一石、 在中国现代史上,沈玄庐可以说是七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出身在一个大地主家庭,早年曾出任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州、省会巡警总办,不久却又投身革命,成了自己那个阶级的叛逆者。他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小组的成员之
沈玄庐的人生沉浮 -作者:曾宪凯
沈玄庐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后又是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他于1928年8月28日遇刺身亡,划上了毁誉参半的人生句号.关键词:添加到阅览室阅读软件下载 与<<沈玄庐的人生沉浮>>相似的文献。 沈玄庐的人生沉浮[福建党史月刊 Fujian Dangshi...
www.ilib.cn/A-fjdsyk200312010.html 33K 2007-4-25 - 百度快照
沈玄庐著 吴子垣编 ：玄庐文存（民智书局1930），djvu
【作　者】沈玄庐著 吴子垣编
【 丛书名】
【形态项】 236页 ; 32开
【读秀号】000005846583
【出版项】 民智书局 , 1930
【ISBN号】 I216.2
【主题词】文学(学科: 作品 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 学科: 选集)
【参考文献格式】沈玄庐著 吴子垣编. 玄庐文存. 民智书局, 1930.
【内容提要】 诗文集
【文件格式】djvu
【文件大小】9.8M
【清晰度】清晰
【完整性】缺版权页
[ 本帖最后由 feifei 于 2008-6-8 17:08 编辑 ]
毛泽东与“和平老人”邵力子之间的“交情”(图)
--------------------------------------------------------------------------------
2003年12月09日 11:38
《毛泽东与著名学者》一书封面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文／孙琴安李师贞　缩编／岳洪治
在本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他于1882年生于浙江绍兴，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的交往，被蒋介石委任过各种要职，而且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
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由于各种原因，这3人在1923年时都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青年党员对他们3人都很不满意，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这是叛变。1923年8月，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在谈到邵力子等想退党一事时，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却不愿意。
1926年6月，邵力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8月，他与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曾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建议邵力子“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按照这一指示，邵力子便正式退出了共产党，全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
1933年4月，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两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12月12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蒋介石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没过多久，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来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举行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遗憾的是，后来国共发生内战。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2月13日，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4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中央航空公司×T537号飞机飞往北平。邵力子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住在石家庄。于是，邵力子等再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与他们同行。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周恩来立刻接见了邵力子等人，并进行了谈话。当时毛泽东还给李宗仁写了封信，由邵力子等人交给李宗仁。2月27日，邵力子等由北平飞回南京。当时邵力子听说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并被汤恩伯扣留在上海，就未回上海。3月24日，何应钦接孙科任行政院长。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在首次政务会上，又组成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要邵力子任首席代表。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坚辞不受，结果只好由张治中担任这次谈判的首席代表。4月1日，邵力子等飞抵北平，当晚住六国饭店。4月9日，应毛泽东邀见，与毛泽东进行了个别谈话。此后，邵力子就留在北平。
6月中旬，邵力子在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同年7月，他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10月1日，邵力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又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二人准时到达。当傅作义下车后扶邵力子下车时，毛泽东已经出来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迎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邵力子说：“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傅作义说：“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毛泽东笑眯眯地说：“那让我们就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说着，3人来到客厅门口。主人示意客人先进，客人谦让着，毛泽东朗朗一笑，说：“客不进，只有主先行了。”边说边领先走进。主客入座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没干透，于是就问道：“主席正在写字？”“是呵。”毛泽东神秘地笑了一下说。
毛泽东看看邵力子，邵力子望了望毛泽东的表情，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毛泽东说着站起来，拿起宣纸递给他。只见上边有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毛泽东对邵力子说：“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说完拿起一支烟，用火柴慢慢点燃，又悠然地吸了一口。见邵力子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便朗声大笑起来：“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说着用手指着放满文房四宝的书桌。邵力子顿悟，也笑了起来，说道：“方案！”“对呵！”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毛泽东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么。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邵力子答道：“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政府陕西省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毛泽东又说：“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邵力子连连点头，应承下来。毛泽东又转过脸对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答应。
1951年5月，邵力子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共32人，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一面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锦旗，紧紧地跟随着他的行踪，这是毛泽东特意为这次视察而写的。邵力子回到北京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来了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09日第七版)　原载于孙琴安、李师贞所著《毛泽东与著名学者》、《毛泽东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潮》的回忆
我们就推杨志祥携了重写的第三期稿件到上海去,向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的沈玄庐(定一)、戴季陶请求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结果,第三期的《浙江新潮》就由上海《星期评论》社替我们代印。印好后,仍由杨志祥带回杭州来发行。这一期内容,有...
www.cycnet.com/zuzhi/wusi/huiyi/338.htm 6K 2001-12-17 - 百度快照
[浙江文学]近现代浙江文学
www.zjol.com.cn　 2006年08月04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小说方面，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的形象，发出"救救孩子"的战斗呐喊，被公认为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然后，鲁迅在近20年的间先后创作了《孔乙己》、《药》、《祝福》等33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其中，《阿Q正传》是我国现代第一部中篇小说。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现代短篇小说集《沉沦》，树起了浪漫抒情小说的旗帜。这以后，他相继发表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迟桂花》等50多篇小说。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作品敢于袒露隐私，主观色彩浓烈，抒情性强，赋予现代小说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差不多同时，桐乡沈雁冰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刊发了多位浙江籍作家的作品，如王任叔的《疲惫者》、许杰的《惨雾》、王以仁的《孤雁》等，均有较大影响。
30年代以左翼文学为主。茅盾先后创作了《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著名的《子夜》。《子夜》问世于1933年1月，描写中国近代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悲剧，矛盾复杂，构思宏大，是我国第一部写实主义成功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同样，茅盾的现实主义手法也体现在《春蚕》、《林家铺子》等描写江南农村和小市镇风俗人物的短篇小说里。宁海的柔石是左翼文学的青年作家代表，其代表作《二月》写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情节曲折，文笔流畅，而《为奴隶的母亲》则更体现了他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成熟。与此同时，施蛰存、穆时英等则以《现代》月刊为阵地，推出富于探索性的现代主义作品。施蛰存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写心理分析小说，如《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等。穆时英有小说集《公墓》，在表现手法上竭力模仿欧美现代派，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作家纷纷创作呼喊民族解放的小说，如茅盾的《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和徐訏的《风萧萧》等。身处上海孤岛的女作家苏青写了《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另一女作家陈学昭在解决区出版了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
另外，蔡东藩的通俗小说《历朝通俗演义》也较有影响。
诗歌方面，浙江有不少现代新诗的开拓者。沈尹默的《三弦》被胡适视作"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刘大白的《卖布谣》和《田主来》关注现实民生。而沈玄庐发表于1920年的《十五娘》是新文学的第一首叙事诗。1922年，湖畔诗社在杭州成立，主要成员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和应修人推出歌颂自然和爱情的合集《湖畔》。另外，俞平伯的《冬夜》和汪静之的《蕙的风》是新文学史上比较早的个人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