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高等教育的五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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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中国高等教育的五大弊端
经过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经济上的成功让曾经在现代历史进程中饱尝耻辱中国人逐渐找回了一些曾有的自信。尽管，中国曾有的辉煌和近代的积弱仍然是中国人心中一种无法名状的隐痛，中国人毕竟开始从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大的怪圈中走出，开始勾画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随着经济的成功，历来以重视教育著称的中国人发现了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高等教育的相对落后。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和后备力量，如果教育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几十年来靠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和发展很可能很快化为乌有。首先，中国人绝对不缺对教育的重视。在中国，即使是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也没有忽视对教育的重要性。经过了数千年儒家思想的浸润，对教育的重视已经融入了普通中国人的血液里。许许多多的贫穷的父母们怀着甘愿当掉自己最后一条裤子的决心，也希望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而“出人头地”。
大多数受儒学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有一种顽固的观念，读书受教育才是人生的“正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父母们可以忍受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却不惜把大把的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父母们花在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从绘画钢琴舞蹈各种兴趣班到英语数学各种补习班和家教辅导，父母们更是挖空心思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
然而，无论是穷是富，是迫不得已当掉裤子还是甘心情愿一掷千金，中国父母对后代的教育意识在很多别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除了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之外，中国的教育能担负起父母们的殷切希望吗？尽管父母们可以花掉自己最后一个铜板为孩子的教育投资，遗憾的是，他们却不能够选择，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教育体制。父母们可以选择上怎样的学校，却对整个社会教育体制的建立发展和运行上影响甚微。也许是所有的中国父母们都应该去关注更深一层的教育运行机制的时候了。毕竟，教育是一项投资，没有好的运行体制，有再多的期望，花再多的钱，也是得不到好的收效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当然，任何教育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但当教育的发展影响并制约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时，深挖教育的弊端便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以这种大前提出发，本文姑且言之，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其一，历史基础的薄弱。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必须追溯到古代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没落。中国原有的传统被西方的工业文明切断了，中国霎那间从原有的天朝大国险些沦为殖民地国家。面对西方的价值标准，旧的传统失去了原有的力量，或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苟延残喘，或被唯恐不能跟随西方发展步伐的中国“精英”们弃之若敝履。值此之时，旧的业已毁坏，新的尚未健全，导致了现代中国社会许许多多的弊端。教育便是其中之一。当旧有的科举制度和八股文被废除后，西方的教育制度得以引进。这便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大凡引进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一段痛苦的摸索，化为自己的内在体制，方得彰显成效。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历经文艺复兴，经过了长达数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岂是可以轻易“移植”来的？再者，中国近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战争和动乱不断，民族的存亡尚在旦夕，从来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能够关注到社会上的诸多问题，何谈发展教育？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刚刚把目光集中在温饱的经济问题上，教育在经济的大潮涌动下竟成了“产业化”的配角。尽管“科教兴国”的口号早已经提出了，但究竟怎样落实，摸索出一套发展教育的道路，仍然前程迷惘。和很多发达国家的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已经失去了许多先机。其一，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是在民族文化危机时刻移植而来，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旧有的自然发展的传统文化血脉；而西方的教育从没有这样一个文化断裂，几百年来，摒除战争的因素，西方教育一直是在原有的文化境况中不断的完善中发展。其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教育走向正规发展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由于没有一个历史和经济基础的支撑，无论在合格的人才师资上，还是行政管理机制上，都尚不成熟。反观欧美教育，厚重的基础为他们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师资和人才，无论是图书馆还是行政法规制度，已经非常完善。拿美国教育为例：二战之后，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提供了能够让每一个服完兵役的士兵接受免费大学教育的机会。这样一来，美国国民受到高等教育的比率高达四分之一。大量的受到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反过来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人才。如今，美国大学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即使是最偏僻的小镇，也不乏一两所不错的大学。所谓“不错”是指拥有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的图书馆，以及拥有相当数目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而在中国，遗憾的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学到了相应的教训，但也造成了教育的饥荒和断代。数十年教育的荒芜，留给今天的是高等教育人才的匮乏，导致了现在的教育缺乏有相应数目和素质的师资，进一步影响了教育的质量。经过现代革命的洗礼，我们确是打破了很多枷锁和条条框框，但打破规范容易重建却难。试想一个健康的教育规范需要多少年的发展经验来不断修改和完善，这就难怪许多中国的教育机构在制度上漏洞百出的原因了。制度上的漏洞直接导致了教育的滞后，乃至引发教育腐败，造成恶性循环，引发新的教育弊端。相信每一位在美国有过求学经历的人，都会惊讶于各种近似繁文缛节的各种教育制度和条款规则；这些规则无一不是建立在数百年的发展经验上，使美国的教育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皆有章可循。正是在这样完善的制度下，权利，关系和金钱等外在影响无孔可入。
总之，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完善，都是需要较长时间踏踏实实的经验积淀，决不是轻易可以拿来照搬照抄的。
解决该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认清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不盲目崇尚外国，不妄自菲薄，贬低自己民族的教育历史，脚踏实地从努力解决每一个切身的问题，完善每一个细小的法规做起。尽管我们起步晚了很多，但我们在教育方面尚有别的民族不及的优点，我们有良好的尊师重教传统，有很多传统可以借鉴，只要脚踏实地地进步，不出一两代，教育是可以很快赶上的。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正如照搬西方民主的制度行不通一样，照搬西方的教育照样行不通。如果一个民族不开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这个民族长远来说是没有希望的。由于在现代的落后，国人不免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总希望会很快“迎头赶上”。这种精神在经济上大有助益，但教育上却未免浮夸。别人的钱是可以赚来成为自己的，但经验还是自己积累的，量体裁身的更适合管用。教育“大跃进”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在很多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对实实在在解决切身的问题不感兴趣，反而寄希望于到国外“取经”，花了大把的钱在浮光掠影的所谓“交流”上，在对外国经验一知半解的基础上照搬照抄，却不愿意花费极少的资金去解决一个极其简单的切身问题。导致中国的教育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流弊丛生，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神仙也会觉得回天乏力。
其二，学术规范制度的缺乏。
具体到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学术规范的规范是学术圈内的硬伤。这个弊病一部分可以归因于第一个历史发展原因，另一部分是由于学术圈内没能够深刻认识该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投注有效的人力物力解决该问题。对于学术来说，科学严格的学术规范直接决定了研究水平的高低，制约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从硬件上来说，学术规范包括学术研究设施的完善和系统化，学术出版的便利和规范化，做到学术研究能够真正和教学科研设施形成良好互动，学术成果的出版能够具有专业水准而且畅通无阻；从软件上来讲，包括学术语汇的规范，学术交流的制度化，学术评估的科学化专业化，研究人员的交流互动，等等。
在学术规范的完善上，西方确实具有很多我们值得借鉴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并不能够让我们简单招搬和移植。例如，在科学研究等方面，学术规范倾向于国际化，很多东西可以直接借鉴。但是，人文学科的规范就不能简单照抄。自从打破了“旧八股”以来，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规范依旧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认为旧八股阉割了中国人的创造力。然而，在打破了旧八股以来，并没有什么好的规范形成来界定学术的范围。事实是，中国学术界这种规范的缺乏导致了学术骗子的大量滋生。学术规范的重要作用是为学术界界定一个相对客观可行的学术价值体系，使学术的标准变得清晰，学术的交流变得畅通。
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由于学术规范的缺失，经常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说，某某人的大作从头到尾没有一处引用和标注，大量的抄袭被包装成原创。这种情况下，你竟然很难从清楚分辨出一个学术骗子和学术大师的界限。自采用现代白话文以来，只要具有高中水平便可以对语言本身的运用掌握得游刃有余的状况下，具备冒充一个学术大师的水平靠抄袭剽窃却能够在学术圈混迹的本领的人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只要掌握了一些故弄玄虚的术语来糊弄人，一般人很难揭穿其庐山真面目。这对哪些在书斋苦读味尽寒暑的真正的搞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因此，很多真正具有学术能力的人一则没有任何动力去真正搞研究，二则也不愿去淌学术这潭 “浑水”。如此一来，学术的阵地很容易被一些江湖骗子占据，这些学术骗子为了保护自己能够安全地吃学术饭，非但不愿去严格学术规范，更加要搅浑了学术这潭 “浑水”。看看韩国的例子，国人早该清醒了，现在究竟有多少不够格的学术专家们在淌学术这潭浑水呢？不是中国没有人才，而是很多好的人才都恐被珠做鱼目，另去他乡觅前程了。即使是很多留在国内的人才，也苦于发表学术文章的不畅通，学术研究设施和图书馆的落后，无法施展拳脚。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留学生提起回国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痛，生怕自己会沉沦于国内学术圈内，虚度了人生的韶华。因此，面对这故国魂牵梦萦的吸引，许多游子们只能忍痛“隐居”于异国或许平淡或许无奈的生活中，不得做归国之想。
要规范现代学术规范，不仅要在科学等领域和国际规范接轨，更要在人文学科领域建立自己的规范标准，否则，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将会被少数江湖骗子所辱没，非但没有机会弘扬灿烂的中国文化，反而败光了祖宗的文化遗产。反观中国古代的学术传承，非但有规有序可循，而且注重博古通今。如果你去读一篇古代的诗文，你会发现诗人对古代的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尽管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过分强调传统，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现代西方的论文极其强调“出处”，这和中国古代对用典的强调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良好的学术规范的建立，毫无疑问要在尽可能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前提下借鉴古代和西方的规范。这些都要靠学术专业人才达成共识，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机制，方可逐步建立。这一问题的解决，还要依赖学术专业人才能真正从整齐划一的僵死行政命令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决策机制中重要力量。
其三，研究配套设施的薄弱
最能影响到学术研究生死存亡的要数图书馆的好坏与否了。由于中国的高校大都历史较短，藏书本来就窘迫，加上文革中的不重视和人为的破坏，除了国家图书馆和少数几所历史较为悠久的图书馆，大多数大学的图书馆大都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和很多美国图书馆几百年的积淀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因此，苦于资料的难得，大多中国的学术人才不得不做了资料书本的奴隶，耗费极大的精力和金钱去积累和寻找资料。而这些在外国学者来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外国的学者处于这样的困境，他们也照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西方的图书馆和其他设施，其目的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在美国，教授的意见直接决定了专业藏书的质量。每个相应专业的图书管理员都会定期征求专业教授们的意见，通知本行业最新的学术资源信息。因此，图书馆和专家们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在美国图书馆无论是获取中文还是西文资料，简直是唾手可得，易如反掌。美国最大的国会图书馆的藏书之珍贵和全面，鲜有哪个中国的图书馆能比其项背。中国在近代大革命和战争中流失的很多珍贵的明清书籍善本资料，很多都可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更不用说英法等国家了。更为便利的是美国的图书馆际互借制度，只要学生在图书馆网上填写一张借阅单，全美国有的书大都能在一两周内借到。因此，美国学者的精力都全部投注在怎样读书利用书引用书，怎样挖空心思使文章具有独创性，而不是怎样四处找资料，搜寻有用的信息。只要有一天中国的学者没有从资料的匮乏中解脱出来，中国的学术是谈不上创新发展的。
其四，对教师和知识分子的不尊重
尊师重教原本是中国的传统。然而，经过文革对“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打压震慑之故，如今的许多学术专家们似乎余悸尚存，比较低调，失去了许多锐气。加上行政管理的简单划一的强调，使得知识分子依旧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以简单的政治行政命令对知识分子的束缚仍旧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在团结和尊重知识分子方面，现在的中国做的远远不如以前。知识分子的贡献和崇高理想似乎被淡忘了，而他们的弱点以及他们和劳动人民群众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导致在文革中成为了革命的专政对象。文革最令人遗憾的一点也许是它彻底使知识分子尊严和斯文扫地，无法抬头。尽管后来纠正了这一错误，但有些错误已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后果。
在许多大学中行政官僚占据了决策的位置，教师和科研人员反而居于次要的位置。例如说许多大学教师竟然没有自己用来科研教学的办公室。中国的大学在行政官僚们的把持下，教师们和学生的学术沟通完全被忽视。除了课堂内外，学生们几乎没有可能和教授在办公时间交流，因为很多大学没有为教师提供为学生答疑的固定办公室！这是中国教育一个极其荒谬之处。中国古语所云“传道授业解惑”，在现代教育制度几乎做不到。如果教师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和答疑时间，怎么能保证教学的顺利正常进行？可叹的是很多行政办公部门的办公室却宽敞奢华，设备齐全，甚至拥有手提电脑和高档的办公设备和定期更新换代。而教授却多年来使用自己的个人台式电脑。即使教师拥有自己的办公室，比较于行政官僚们的现代和权威感都会使人感到一丝“臭老九”的寒酸感和压抑不自由感，最终是许多教授专家们不得不从学校办公的阵地撤退，由行政官僚们把持了许多相关教学科研的活动的决定。而各级行政官僚们的串通一气最终导致了专家教授们权利的边缘化。原本应当在重大决定中起重要决定的专家教授们反而成为了“高级雇员”，无法发挥应有的在教学科研上的决策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只要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依旧流为一句空谈，是无法鼓励学术科研创新的正常开展的。
其五，对学生的不重视
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主角，本该是接受教育的莘莘学子们。他们代表了未来的希望。然而，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学生似乎成了仅次于教师的地位最低下的人。首先，行政不是为学生服务，而是自上而下地实行“管理”。政令本该是方便学生，在行政官僚手里却变成了限制学生的工具。学生也鲜有机会参加学校的管理和工作。作为直接接受教学的当事人，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对教学内容提出正式的反馈。在美国大学，学校规定一部分的工作必须是由学生参加的，例如图书馆以及院系的行政工作，这样不仅解决了学生的经济问题，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参与学校运行管理的机会。在授课方面，学生和教授打分是双向的，在每学期课程结束之前，首先由学生为教师打分，其方式采取不记名的完全保密形式。除了极少数相关人员，没有人能够察看相关意见。被评判的教授只有在结束对学生的评分后有察看学生意见的权利。对于学生的私人成绩记录，校方也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每当学生选择一门课程，教授必须提供一个类似于合同的课程进度计划，计划具体到每天的章节页数，并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如此，学生真正成为了平等的“顾客”和“接受服务者”。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助教制度使优秀的学生能够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并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支助。在院系教授和行政会议上，必有一位学生代表参加。所有的图书馆都是按照教学和学生的需要运作的。在考试期间，图书馆是24小时开放的。平时，一年中除了几天时间，大部分时间图书馆都是全天候开放到凌晨12点。综而观之，学生做到真正参与到行政教学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如果中国的教育能够首先摆正学生的位置，真正把学生当成教育的中心环节，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无数人才的时刻就指日可待了。
除了以上几点，制约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出版业的不发达，社会和教育的脱节，等等。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许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开始了，就会有到达的一天。也许，经济的增长可以靠几十年的正确引导和发展，但教育却一定要基于“百年树人”之本，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祝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一路走好。
记者采访九位在国外名校任教的华人学者
许多高校将发表论文和获得硕士学位挂钩，从而催生出不少“学术垃圾”。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论文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谈到高校教育现状，一位大学教授向记者念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事实上，有关中国大学存在的“怪现象”早就是教育界关注的话题，而近日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批评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事件，则再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浮躁风气”的热烈讨论。《环球时报》驻外记者采访到多名在国外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他们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浮躁风”是各国普遍现象
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对此，《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采访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刘慧华教授。刘慧华教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复旦授予的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后赴美留学，现在哈佛从事国际事务研究。刘慧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大学存在的浮躁现象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美国学校教育的最大困扰是社会、家庭和学校三者在文化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念上，一直有相互分离、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现象。十年前，有人称美国的学校是“战争地带”，在这一地带，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文化之间持续不断进行着战争，折射到高等院校中就是大学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例如，美国教授也会让学生们帮助做专题研究，特别是在实验室类的学科中，学生给教授“打工”的情况更是不稀奇。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是年薪6.8万美元，其中私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可达到13万美元，公立大学教授有的为9.8万美元。然而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都要靠本人去想法解决，这包括用大量的时间去申请项目、筹集资金，自己从事研究或实验的时间自然会减少。刘教授说，即使在哈佛医学院这样资金非常充裕的地方，作为一名终身教授的工资也是从自己申请的项目中领取。如果讲3个月的课，学校就发3个月的工资，如果不讲课而去做实验，工资就只能从项目基金中领取了。所以，美国的教授都面临很大压力。如果面临升级问题，同样会有出书或发表论文的压力，而且论文要发表在知名杂志或刊物上。
就教师用研究生干活的问题，记者还采访到一位毕业于北大、现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资深学者。这位学者认为，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是学校里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世界各大院校普遍存在。在文科学生中可能并不多见，但在理科生中十分普遍。学生帮教师做实验，然后与教师一起署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教师可能会将学生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则将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般来说，如果单单是学生，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但总体来说，由于美国大学制度严格、管理规范，靠造假冒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比如发表论文，先有两名专家进行审查和评估，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公示期，众目睽睽之下，要想蒙混过关很难。此外，随时都在履行监督责任的高校各级委员会也有助于减少浮躁学风。
■大学“怪现象”之一：拼凑抄袭，造假浮夸
根据切身的体会和观察，刘慧华教授认为，现在国内的教育功利性强，这样的环境是不容易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刘教授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现在国内不少高校要求相关教师与科研人员一年内要拿到若干个项目，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及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这些指标与津贴、级别挂钩，完不成任务津贴等级会自动下降。在这种气氛与压力之下，有人将半成品论文拿出来充数，有人将一篇长文分解为几篇短文，搭车署名、相互挂名，甚至是抄袭篡改。像众多心系国内的学者一样，刘教授对此也深感忧虑。
针对近两个月来，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丘成桐与北大之间的辩论，刘教授认为“目前应该认真思考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深刻意义”，既要看到中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物质待遇和实际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体制和学术风气是否出现偏差。做假、抄袭不完全是浮躁问题，还有一个整体道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求速效”、“一切向钱看”的急功近利现象，学者也会有“用知识去换钱”的市场化行为。在这个大背景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另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成教授则指出，要求所有高校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审查很难。因为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高校领导也需要科研成果和著名学者撑门面。在这样的前提下，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成教授认为：“说到底，教育浮躁的背后还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国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韩国政府从上到下全力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愿望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韩国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大学“怪现象”之二：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教授告诉记者，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在和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谈起中国中学生的数理化能力，很多国际著名学者都会赞不绝口，但国际数理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在中国却为数不多。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身边的很多人都急于出成果，甚至有不少人为取得博士学位，愿意付出100万元。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引进海外人才时把兼职硬说成全职。为争院士落户，高校不惜开出天价高薪。”
慕尼黑大学的胡安教授则认为，学术风气浮躁，教授们应该负起一定责任。现在，不少国内大学的教授天天在跑会。他认识的一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长，竟然带了30名硕士生、博士生，相当于一个班。很多校长和教授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但手里又有项目和充足的科研经费，所以就要多招些研究生，让他们来完成项目，其结果可想而知。
章教授曾在日本著名的文科国立大学——一桥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是商学，目前已回到上海的高校任教。章教授认为，商学最基本的工作是企业调查。只有对企业的财务有较详尽的调查，才能对其经营提出一套理论建议来。“但是，我很少看到我们大学的教师去企业调查。”相反，章教授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教授们不断去外面讲课，讲解从美国翻译过来的经营理论，而案例分析则是从中国杂志上剪下来的企业信息。“靠这些，我们的教授可能成为经济上富有的人，但却很难成为在国际学术界有建树的学者。”
针对这一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介绍说，新加坡就没有教师擅自出外讲学赚钱的现象。新加坡的大学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规定教师是全职，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能在其他地方任教；二、对教师为其他机构担任顾问的时间也进行严格规定，即不超过整个工作时间的20%，而且要向学校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担任，获得的酬劳也要分一部分给学校；三、教师出外开会，也要向学校请假，不得擅自出去。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的请假管理制度，学校教师一年只有28天假期。相比较而言，美国大学则不同。美国大学给教师发9个月的工资，其余时间就靠自己另谋途径，因而才会有那么多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专家到国内任客座教授。
目前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的张教授对记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有很少的人，但现在，国内的情况却是人人谈学术，似乎谁都能搞科研，这是应该制止的。”目前，国内各大学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现象仍然如火如荼，高官“拿”博士、大款“捐”博士的状况仍屡禁不止。这种假文凭一旦充斥社会，必将损害中国高等教育的学位含金量。
■大学“怪现象”之三：师生一气，互搭便车
老师要利用学生做廉价劳动力，学生也需要老师关照，这在中国大学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提到这一点，曾在日本一桥大学教书的章教授也是感慨颇多，他对记者说：“在审查学生的毕业论文时，有时会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研究生读书不多，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底欠缺了一些。这样的论文水平，要是在一桥大学，恐怕一篇也不能给及格。”章教授说，研究生论文的末尾列出了一长串参考文献，其中很多根本和论文无关。“这样的文献也能堂而皇之地列在论文后面?导师究竟看过论文没有?”
柏林学者杨红教授也向记者谈了她的所见所闻。教育部要搞本科教学评估，一所著名高校就为此忙碌一年：不及格的试卷叫学生重新填一份；硕士研究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做科研，却一年年扩招；发表文章得交钱；有些老师整堂课没来上课，叫学生白等。学生在那种人浮于事的风气下也不务正业，平时不学，考试作假。一些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中翻译一篇自选英文文献，几乎没有一个将英文论文的标题翻译对了的，老师只好代劳。
对于以上提到的大学种种“怪现象”，各国华人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很多人认为，造成高校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伦理教育、缺乏规范的学位机制和成果发表机制。因此，应该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大学里恢复纯洁的文化土壤和学术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学术的风气。“对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人员，不宜用过于机械的指标进行与科研周期相比期限太短的考核。而对有特殊贡献的院士与名教授，学校应当充分信赖、免予考核，让他们潜心做学问、搞科研。”
华人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彻底改变高等教育的不良风气，需要政府、社会和高校的齐心协力。比如，在德国就规定教授不能到校外兼职；教授工作还要接受学生的评分；每年，审计部门对学校经费使用进行审核；政府将经费下放给各个学术组织，民主推荐优秀人才进入院士行列等。
在东京大学工作多年的靳飞教授对记者说：“亚洲大学中，东京大学算是历史比较长的，有130年的时间。但亚洲的办学方式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本来不是本土文化中生长出的树木，在风雨中成长了100多年后，各种问题随之而来，这也是自然的。不仅中国的大学有问题，日本的大学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只是问题的性质、表现方式不同。”靳教授认为，本来我们有自己做学问的方法，但在受到西方教育方式的冲击后，过去的不能用了,新的又用不好。“特别是这两年，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以前积累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要想用几年时间解决大学的问题，谈何容易?关键是在探索中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大学之路。而这中间是免不了要交些学费的。”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国内外有同等的学术环境，他们愿不愿意回国做研究和教学，得到的答案全是“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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