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布泊搜寻彭加木

在罗布泊搜寻彭加木

本文摘自：《世纪》杂志2006年第四期

1980年6月17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从事科学考察失踪后，消息传出，举国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大规模搜寻，尽一切可能寻找这位科学家。1980年7月6日至8月2日开展的第三次搜寻是迄今最大规模的一次，这次搜寻不仅空中有直升飞机，地面有大批解放军战士，还有中科院新疆分院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公安部还调集上海、南京和烟台三地公安局具有丰富经验的两名痕迹专家和六名警犬训练专家带着六只曾屡建战功的警犬赶往罗布泊。公安部的这支特殊搜寻队伍于1980年7月4日从上海乘机飞往乌鲁木齐，当日下午稍事停顿就坐车赶赴罗布泊……

时光易逝，转26年过去了。在这26年中，人们始终没有忘却长眠在罗布泊荒漠又不知其所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最近，本刊记者采访了当年赴罗布泊搜寻彭加木的上海市公安局的周永良、程链明、侯奎武、吴金泉和周路生，以及随行采访拍摄的上海电视台记者余永锦，请他们回忆26年前赴罗布泊搜寻彭加木的那段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周永良奉命率队赴罗布泊

周永良当年是上海市公安局治安保卫处（今为刑侦总队—803）技术科副科长，1927年12月生于上海，1950年就进公安系统工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痕迹专家。技术科下设痕迹组和警犬组等，他是痕迹组组长，负责重大刑事案件的现场勘察和痕迹检验。在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传出后，有一天组里的程链明向他汇报关于中科院上海分院希望市公安局协助寻找彭加木的情况。原来，程链明因参加公安部布置的在纺织物品上检验指纹的研究课题，与中科院上海分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潘家秀、余鹤年等同志有了合作，接触过彭加木，也听说过彭加木的感人事迹，对彭深怀敬意。因而，当他一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关于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就为彭加木的安危焦急，可那时他像千百万上海市民一样，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只好第二天上班后打电话给余鹤年询问有关详细情况。余鹤年的心情和程链明一样，说自己也是昨晚刚知道老彭失踪了，他问程链明：“人失踪了，公安局有什么办法寻找？”

程链明马上说：“有的，一是用警犬，二是分析研究脚印。”

余鹤年听了十分欣喜，又说：“小程，你能不能帮忙去寻找老彭？”

程链明作为经验丰富的痕迹专家，内心是多么愿意为寻找彭加木出力，但他怎么可能自作主张去帮忙呢！余鹤年和他在电话里约定，两人赶紧分头向自己的领导汇报寻找彭加木的想法。据程链明回忆，他向科领导汇报，科向处里汇报，一路向上汇报到公安部，最后一直反映到华国锋那里。余鹤年那里由生物化学研究所向中科院上海分院汇报，分院再向中科院汇报……。在很短的时间里，公安部就决定从上海、南京、烟台抽调痕迹专家和警犬训练专家带六只警犬，组成搜寻小组迅速赶往罗布泊。

周永良记得，有一天领导通知他到局里接受任务，分管治安保卫的副局长林德民向他布置任务。他了解到，公安部把组织公安人员搜寻彭加木的任务指派给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分管政法系统的副书记严佑民作出批示，要求市公安局务必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搜寻小组，协助中科院同志全力寻找彭加木。根据严副书记的批示，上海市公安局研究决定，从治安保卫处技术科所属的痕迹组抽调周永良、程链明两名痕迹专家，警犬组抽调侯奎武（警犬组组长）、吴金泉、周路生三位警犬训练专家以及他们的三只警犬组成彭加木同志搜寻小组，由周永良担任领队。为进一步加强搜寻力量，公安部还抽调了南京市公安局的于亮明、李明，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的张杰等三位警犬训练专家，以及他们的三只警犬。林德民副局长说：“配合中科院同志完成搜寻彭加木的任务，这是严副书记的批示，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地去完成。”他还勉励说，困难虽然很多，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7月14日上午7时半，周永良率领上海、南京和烟台搜寻小组的七名同志与其他人员从上海乘飞机前往乌鲁木齐，六只警犬分别关在长1米、宽和高0.8米的坚固铁笼里，安置在货舱，同机前往。

吴金泉受伤仍坚决要求参加搜寻

这次搜寻，公安部抽调的六名警犬训练专家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六只警犬为：上海市公安局的侯奎武（警犬组组长）和警犬“洋泾”、吴金泉和警犬“昆明”、周路生和警犬“祖国”；南京市公安局的李明和警犬“小熊”、于明亮和警犬“小虎”；烟台市公安局张杰和警犬“板凳”。7月5日凌晨，周永良率领的公安部门的搜寻人员抵达罗布泊北岸的核试验总指挥部马兰基地，当天由基地召开搜寻情况交流会，晚上住在基地招待所，准备翌日上午开赴罗布泊彭加木失踪地库木库都克。谁料翌日凌晨发生了警犬咬伤吴金泉的意外事件。

吴金泉1959年起就从事警犬训练工作，他有早起的习惯。6日凌晨，一位解放军战士急匆匆的跑来说一只警犬跑了。原来，6只警犬拴在招待所院子里的树上，来自南京市公安局的“小熊”不知怎的挣脱了绳索。当时，天还未亮，昏暗中吴金泉立刻跑到了院中，想拽住警犬的绳索，不料这条警犬见到陌生的吴金泉，立刻显露出它凶猛的本性，猛然扑向吴金泉，往他小腿上狠狠咬了一口。因是盛夏，穿着单薄，伤口又深又长，顿时鲜血直流。正当“小熊”欲发动第二次攻击时，吴金泉临危不乱，双手敏捷地伸进“小熊”张开的嘴巴，死命抓住“小熊”的上下颌，不让“小熊”再次逞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闻声赶来的战士不顾一切冲上来，解救了吴金泉。他们赶紧把吴金泉扶到马兰基地的卫生所进行包扎、打针。

这天早饭后，参加搜寻的解放军战士、公安人员和中科院新疆分院的同志在操场上集合，接受基地首长的动员，准备启程深入罗布泊搜寻彭加木，而此时受伤的吴金泉只能服从基地首长的决定，留下来养伤，令他万分沮丧。当记者问他当时的感受时，他坦言道：“当时心想，我千里迢迢来到这大漠深处寻找彭加木同志，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但在关键时刻却意外受伤，不能参加搜寻，感到非常可惜和难过。”

令吴金泉深受感动的是，当时在马兰基地的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得知他被警犬咬伤后，立即带着名贵的云南白药看望吴金泉。夏叔芳紧紧握住吴金泉的手，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让您受苦了，实在对不起。”并希望吴金泉安心养伤，早日康复。

吴金泉虽然受伤躺在马兰基地，但他心牵赶往库木库都克的战友，他真希望自己的伤早点好，能早日带上自己的警犬“昆明”加入搜寻彭加木的队伍。据吴金泉介绍，由于罗布泊天气炎热，一般细菌无法生存，他的伤口不但没有受感染，而且愈合得特别快，就向基地首长请求去追赶大部队，到第一线搜寻彭加木，却未获得批准。后来他听基地的战士说，彭加木的夫人和儿女一开始就要求前往库木库都克寻找彭加木，但基地领导考虑到他们的安全等因素，没有同意。他们等得心急如焚，后来经夏叔芳的再三请求，终于获准。他得知这一消息，又马上向基地首长坚决请求：“我的腿伤已经愈合，请批准我参加搜寻工作。”基地首长见吴金泉的伤口确实已基本愈合，再加上他态度坚决，就只好同意了。

7月12日，吴金泉带着警犬“昆明”随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儿女等，先从马兰基地乘车到720基地，再改乘直升飞机于11时飞抵库木库都克。当他得知正式搜寻工作上午才开始时，不禁为自己没有影响搜寻工作而感到宽慰。时隔26年，今年70岁的吴金泉对意外受伤深感遗憾，但又为有机会能与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儿女同机飞到库木库都克感到幸运，他对夏叔芳从库木库都克临走时拔取芦苇、草和取走沙土的感人场面记忆犹新，他更为自己的警犬“昆明”在搜寻中的出色表现感到高兴。

在搜寻中饱受磨难的警犬

这次搜寻活动，除了规模较前两次大，引起媒体和全国人民广泛关注的一大因素是公安部从上海、南京和烟台三地公安局选调的八名专家和六只训练有素的警犬，搜寻活动前后六只警犬在媒体上频频亮相，记者在上海电视台拍摄、后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彭加木先进事迹的彩色纪录片《他在祖国土地上永生》中有幸目睹了它们的风采。当时，全国人民和参加搜寻的公安人员都对六只警犬寄予厚望，它们成为搜寻活动的明星。

7 月6日上午，五只警犬随第三分队从马兰基地出发乘车赶赴彭加木的失踪地库木库都克。罗布泊复杂的地理环境，路途异常难走，卡车和越野吉普车剧烈颠簸，使警犬无法站立，趴卧难忍；特别是罗布泊的持续高温炎热，更使警犬经受了从未有过的煎熬，数百公里的路程，汽车跑了整整五天多。途中五只警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南京“小虎”，今天早上开始不吃饭，晚上连肉都不吃了。

“祖国”今天起二个鼻孔都裂开了。

“洋泾”今天吃一点儿饭。

今天，280公里的路程，路上休息了三次，警犬大量喝水。

今天，路上车抛过一次锚，小李见犬渴得厉害，将自己水壶里的水给犬喝。

警犬出现食欲不振等反常现象，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担忧，为了确保警犬在寻找中发挥作用，7日上午周永良就召集六位公安同志开会研究如何在高温下进行工作。在谈到警犬搜寻时，南京的于明亮说：“困难再大，我们人没得关系，可以克服，但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犬。这样的高温下犬有可能要倒下，即使只剩一、二条犬，我们人还要继续寻找，发挥我们公安人员的特长。”周永良动员大家说：“犬是重要的，没有犬，我们的工作是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我们要在保护好犬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一路上，幸亏大家对警犬精心照顾，才使它们安全抵达搜寻地。但在搜寻中警犬经受了更加严酷的磨难。侯奎武是“三八”式老干部，这位早已离休的山东人，年近八旬，但回忆在罗布泊的日日夜夜，嗓音宏亮。据他介绍，警犬是不耐热的，靠舌头散发热量，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警犬生存都困难，影响了良好的嗅觉能力。彭加木失踪地一带地貌复杂多变，到处是连绵不断的芦苇包，枯萎的芦苇根满地都是，而且非常尖利。在第一天搜寻中，他就发现他的警犬“洋泾”走路一瘸一拐的，似乎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眼神显得非常痛苦和无奈。他抱住“洋泾”的前脚掌一看，发现前脚掌已经血肉模糊，而且其他三只脚都这样，原来它的四只裸脚已经被锋利的芦苇根戳穿，鲜血淋漓，每只脚掌上都有一、二处伤口，令人揪心。后来，他发现其余的警犬的情况相似。

虽然这次搜寻无功而返，但六只警犬的表现仍令他们的主人满意。吴金泉对外面盛传六只警犬在罗布泊毫无作用的说法很不满，斥之那是在瞎说。记者想到，在搜寻彭加木的行动中，人们应该不能忘记这六只警犬遭受的磨难和它们所作出的贡献。

程链明的罗布泊日记

在当年赴罗布泊搜寻彭加木的上海五位公安人员中，程链明和周路生都很年轻。26年后，当记者采访程链明时，这位1973年5月就进上海市公安局治安保卫处工作，后来成为上海屈指可数具有痕迹鉴定高级职称的专家，现在已是上海市闵行区司法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向记者出示了一本那时人们使用最广的64开本的工作手册——“寻找彭加木同志记录”，这是他赴罗布泊参加搜寻彭加木时写的日记，从他离开上海前一天的7月3日记起，7月25日从乌鲁木齐返沪止，它为我们今天了解第三次搜寻彭加木的工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程链明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除了每天的搜寻活动，还有关于党团组织、装备、给养、人员、生活、天气、地形以及警犬等的记载，可以弥补这次搜寻彭加木活动资料的不足和纠正不少错误的记载。翻阅日记，有许多内容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

当时，第三次搜寻工作共分三个分队，中科院新疆分院和公安的同志及解放军某部组成第三分队，重点搜寻以彭加木坐印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的周边60公里范围，其核心是沙包地区及土堆。他们于6日上午9时20分从马兰基地出发，前往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直到11日下午才到达目的地。当天周永良率程链明等六位公安同志到彭加木的坐印处勘察，晚上9时30分，全队开会讨论第二天的搜寻方案。日记记录了正式搜寻第一天的一些情况：

12日 5：30起，吃了点泡饭，没有小菜，就放了点盐。

6：30出发，7：45到达坐印。因前天下了一场雨，盐碱地陷车，车不能继续向前再动，只能停在坐印北0.8公里，搜索队伍下车步行。

与去考察队营地搜索的队伍联系到南面河滩接应，11：45返回。

上午11：00，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子、女、大舅，从720乘直升飞机到达我们的营地，大家都在外出寻找，只有二名大车司机在帐篷里做饭。彭家属留下一封慰问信。内容如下：

慰问信

前线作战的各位首长及同志们：

您们辛苦了，我们是前来慰问和感谢您们的，您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华主席批示的政治战斗任务，冒着烈日、酷暑、风沙、干旱，顽强战斗，这无数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盼望您们多多保重身体，注意安全，胜利归来。 谨致

最诚挚的革命敬礼

彭加木的家属夏叔芳及子女敬上

1980.7.12

吴金泉同志带了犬同机到达。昨天八一厂、新疆电视台等五位同志乘直升机到我们营地，向我们讲起了吴今天要来的消息。他们说，吴多次向部队领导提出要求，坚决要上第一线参加寻找工作，部队领导担心他的腿伤还未好，吴就每天早上起床跑步……

老吴同志的来，大家都很高兴，多了一个人、一条犬，多了一份力量。特别是“昆明”犬未受路途的颠簸，体力充足，有利搜索。

吴金泉跟我们讲，因你们都在外寻找，彭夫人等与正在做饭的（同志）交谈了一会，因飞机停留十分钟，所以他们停留了一会，就走了，临走，拔了一些草、一根芦苇，捧了一把沙，带回作为纪念。

今天下午，温度很高，前头四五天是阴天，前天下了场雨，还比较风凉。昨今二天晴天，今天温度骤然升高，烈日，高温，酷热，干燥，人实在难以承受。中午休息，睡下去，垫被是烫的。吹来的风是烫的，水壶里的水也是热的。尽管大伙很疲劳，十分想睡觉，但是躺在地上，热得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席地而坐，谈起天南地北起来了。有人拿出二副扑克，八个人玩了起来，输了怎么办？有的说输了和犬接吻一下，有提出输了喝二壶水，有的建议输了在阳光底下晒三分钟。结果前二条大家否定了，原因是不敢和狗接吻，水非常短少，不能多喝。

程链明的这本日记，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记录的。他告诉记者，在整个搜寻过程中，他是日记本不离手，在搜寻途中或休息的间隙，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记者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中，印证了程链明日记本不离手的说法。26年来，不管是工作岗位几经调动，还是搬迁新居，他始终把这本日记视为珍宝，因为里面记录了他对心怀崇敬的科学家彭加木的深切怀念。

马兰基地的工作汇报会

7月21日18时15分，参加搜寻的第二、第三分队回到马兰基地，受到基地张司令、杜副政委、朱参谋长等首长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据周永良回忆，在马兰基地召开了搜寻彭加木的工作汇报会，三个分队都作了情况汇报，他代表公安的搜寻组发言，汇报了此次寻找的情况，也分析了搜寻无果的原因。周永良和程链明从痕迹专家的角度，写出了分析性报告，在总结会上宣读。所幸程链明仍保存着这份分析报告的原稿。现摘录如下：

这次我们三队全体同志抱着对党、对人民、对彭加木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参加了寻找工作，对出事现场作了认真研究、分析，对指定的区域，进行了细致的搜索。经讨论，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下：

1． 由库木库都克往东北方向的脚印、坐印等痕迹应是彭加木同志所留。

2．羊塔克库都克处发现的棕色小瓶，瓶口朝下，瓶内底部有泥沙已结碱，结合瓶子所在地有一摊1平方米左右的碳粒，其中有碎的瓷碗片，旁边还有一堆从其他地方拾的红柳根（该处无红柳生长）等情况，我们认为瓶子不是彭加木同志所留下的。

3．芦苇丛坐印处倒伏的芦苇，秆、叶都是枯黄的，不是今年新芦苇所倒伏，彭加木同志是否坐过不能肯定。

4．羊塔克库都克土堆处发现的脚印是皮鞋印，从部分较完整印痕测得长度约为29厘米，与彭加木的皮鞋长度近似，由于鞋印模糊无法作进一步甄别，如第一批寻找人员（包括考察队员）、直升飞机成员等寻找人员未去过该处，那么这些脚印很可能是彭加木同志所留。

5．根据出事时气候和彭所携带的物品和体力，以及第一次发现脚印等痕迹情况，这次搜索的密度比前次大，加以配有警犬，但由于上述范围之内地形条件复杂，我们认为仍不能完全排除彭加木还在二、三队的搜索范围之内，即西起土牙东至分界线。

彭加木的长子彭海代表家属参加了会议，他在发言中说：“自从得知爸爸失踪的消息，就感到全国人民都在关怀着爸爸，特别是到了这里，真像我妈妈所说，越到这里，越使我们增添了力量。寻找我爸爸，不是对我爸爸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家的事，这具体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

彭海在发言中还充满感激地说：“我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好好感谢解放军战士，感谢公安部门的同志！”

据周永良回忆，基地首长最后作了总结，大意是：“这次国家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组织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家的关心，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找到彭加木，但是我们的付出还是值得的，为以后的继续寻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大家。”

余永锦力争进入罗布泊采访拍摄

1981年10月16日晚，当彭加木追悼会在上海即将举行之际，上海电视台播出了彩色纪录片《他在祖国土地上永生》，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部纪录片。当记者在上海电视台采访当年该纪录片的主要拍摄者、现为《文化中国》制片人的高级记者余永锦时，他回忆起1980年7月进入罗布泊采访拍摄搜寻彭加木的经历，感叹这部反映彭加木先进事迹的纪录片的采访拍摄来之不易。

据余永锦介绍，当时他负责大学和科技类的新闻报道，当得知彭加木失踪的消息，立即采访了彭加木的家属，后来又得知党和政府将再次组织直升飞机、地面部队及公安人员带警犬进行大规模搜寻，而中科院上海分院也同时派人和家属去新疆时，他立即争取到两个名额前去报道。

然而，当余永锦带着16毫米摄影机、录音师王石庚带着当时最先进的录音设备来到乌鲁木齐后，却差点未能走进罗布泊。据余永锦回忆，7月4日下午他们与彭加木的家属、参加搜寻的公安人员等同机飞抵乌鲁木齐后，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韩劲草接见了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等上海的新闻媒体，但韩部长和中科院新疆分院办公室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不准媒体随搜寻队伍进入罗布泊采访。听了韩部长的话，余永锦可急了，心想台里领导多么重视这次报道，如果进不了罗布泊，回去如何向领导交代，于是就向韩部长据理力争，情绪激动地说：“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电视是最形象生动，也是最直接的，如果不把这次重要的搜寻记录下来，将来就不可能弥补了。”不料，中科院新疆分院办公室的负责人态度很不好地冲着他说：“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你死了这条心吧！”

当天下午，参加搜寻的公安人员稍事休息，就带着警犬乘车赶赴马兰基地，余永锦愤愤然回到自治区政府安排的宾馆，对进罗布泊难以死心，晚上一直不能入睡，半夜里正当他刚迷迷糊糊入睡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者告知他()自治区宣传部韩部长同意上海电视台进罗布泊采访报道，而且马上准备出发。余永锦此时暗暗庆幸自己的据理力争没有白费，而上海其他媒体的记者就没有像他和王石庚那么幸运了，只能留在乌鲁木齐等消息。

在罗布泊的采访拍摄是极端艰苦的。余永锦回忆说：“我们跟随搜寻部队在罗布泊转战了23天，这是我1973年进电视台，从事新闻生涯以来，最大的一次人生历练。”他当时主要跟随第三分队的搜寻队伍拍摄，如今人们可以在纪录片中看到当年搜寻的许多珍贵镜头。

当记者问他拍摄时哪些场面最让他难忘时，他马上说：“在寻找途中，时而有人中暑，有人晕倒，加上持续高温，水车里的水也有些变了质，有人喝了就患急性肠炎。但是这一切没有难倒任何人，大家用英雄的精神寻找着英雄，有的同志在睡梦中也在寻找彭加木，呼喊着彭加木的名字。”此外，那六只警犬也给他留下特别深的记忆。夏季的罗布泊是全国最干旱、气温最高的地区，一般都达到五、六十度，中午沙漠地温竟高达七、八十度，生鸡蛋都能焐熟。从上午10时到下午2时，是人们最难熬的时间，公安人员带去的警犬，在沙滩上被烫得四脚乱跳。警犬即使在帐篷休息时也气喘不已，看上去很惨。但对余永锦来说，在罗布泊拍摄最担心的是胶片。当时用的是16毫米胶片，画面靠摄影机拍摄，声音由录音机拾音。为了防止高温热坏了已拍摄过的胶片，他不得不在白天用被子把胶片裹起来，晚上又赶紧拿出来吹风。直到回上海冲洗出来，他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余永锦告诉记者，纪录片《他在祖国土地上永生》凝聚了上海电视台许多新闻工作者的心血。其中有当时上海电视台新闻部领导、现为上海市人大主任的龚学平同志，是他亲自总抓了整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片。特别令余永锦感动的是，返沪后他得知在他赴罗布泊采访拍摄期间，龚学平同志曾两次到他家亲切慰问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