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大学根本目标是培养人才

　　我认为，大学应该让所有大学生有更多的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体育尖子。相对于培养尖子运动员，我们更关心每一位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条件。而我们希望在大学生活中，让学生学会一到两个受益终身的项目，让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运动的理念。

　　———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北京时间7月13日凌晨2点45分，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接过大运会旗，标志着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进入“深圳时间”。受邀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接旗仪式的大运文化骑行志愿者，5月16日从北京国家体育场庆典广场出发，于7月1日贝尔格莱德大运开幕之际，骑行抵达深圳，如期完成国内高校大运文化宣传。在国内骑行宣传活动中本报记者全程随行，历时一个半月，穿越中国11个省、20余所高校。骑行之旅是一次对高校体育的巡礼，也是对高校校园文化的一次检阅，作为大学生运动会的主体———大学生及高校体育文化，无疑成为活动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记者走访沿途高校，推出高校校长系列访谈。

　　6月30日，大运文化骑行队抵达广州，进入中山大学校园时，正值该校毕业典礼之际。黄达人作为中山大学校长，想建设一个怎样的校园文化，面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诸多角色他又作何选择？彼时正忙于为每一位毕业生颁授学位的黄达人校长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颁授学位：让礼仪文化回归大学校园和社会

　　记者(下称记)：又是一年学生毕业的时候，您为什么要亲自给每个学生颁发学位证书？

　　黄达人(下称黄)：中山大学举行学位授予仪式有很多年的传统了，以前是集体为学士和硕士授予学位，博士学位才是每位同学都由校长亲自颁授的。但我觉得，作为校长，应该为每位同学，尤其是本科生亲手授予学位，所以我们就开始从博士生做到硕士生和本科生，与每一位学位获得者握手并颁发证书，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从第一年握11000多只手到现在握13500多只手，量确实很大，比如今天是仪式的第二天，后面还有两天，总共有15场，加起来有20多个小时。你可以看到，同学们在和我握手的时候都很激动。虽然严格规定每个学生5秒时间，但是许多学生想多和我说几句话，甚至和我拥抱。看到一张张笑脸、听到他们发自肺腑的感言，我也被学生们的爱校之情深深感动，虽然大家都说我很辛苦，但这其中的愉悦也是没有人能体味到的。其实，这样一个学位授予仪式，就是要让礼仪文化回归大学校园和我们的社会，让大学的精神和大学的文化传承下去。我们感到，许多礼仪传统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消失了，礼仪文化的重建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毕业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在这样隆重的仪式上，我和每位同学握手、颁发证书，并且邀请他们的亲友观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环节。不仅仅是同学们和他们的亲友，对于其他的仪式参与者，包括主礼教授、工作人员以及我本人而言，也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不过，开句玩笑，以后中大的每一任校长都要体力好才行。

　　记：每年毕业的时候就业率都是各个高校非常关注的问题，在金融海啸影响下，许多企业减少了招聘的岗位，那么中山大学今年的就业形势怎么样？

　　黄：就中山大学来说，我们的总体就业率与去年基本持平。就中山大学在广东的影响来说，就业率是不应该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的。但是今年同学们就业后的薪酬可能略有下降，他们也稍稍降低了期望值，有些同学选择了以前可能不一定会去的职位。

　　今年我在学位授予仪式上，与学生交流最多的内容，就是询问他们的就业情况。我大概抽样了10%吧，从随机询问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记：现在高校扩招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几百万人，那么中山大学学生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黄：我认为，一个国家讲竞争力还合适，对于一个人来说，更应该强调如何实现更全面的发展。我个人心目中，作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所应具备的一些素质，大概有以下七个方面：知礼、诚信、勤奋、阳光、勇于担当、敢于超越，并有良好的职业准备。在这里，我们想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有优秀综合素质的学生。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我在国外大学考察时的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包括欧美国家的很多大学，他们在做学校情况介绍时，会非常强调以学生培养作为大学的最根本目的，更多介绍的是他们的育人理念。有一条很清楚，他们认为大学的根本责任是给社会输送合格的有良好综合素质的学生。大学有各种职能，包括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等，但根本的目的应该还是培养人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对于一所好的大学来说，这些实际上也都可被视为培养人才的手段，教书育人才是根本。通过学术研究，可以在校园里培育某种科学探索的气氛，某种以学术为生活方式的氛围，这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学生。学科建设也是一样，包括学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一所大学能凝聚很多卓越的学者，对学生一定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还努力创造机会，让学生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这也是在培养大学生，让他们更多地接触、了解社会，了解国情，提高就业能力。

　　我们学校一直强调文化传承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包括在毕业典礼上与每一个本科生握手，也可以视为一种积淀与传承大学传统的方式。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现在与每一个本科生握手，是在帮30年后的中山大学校长做校友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欧美的大学，校友对母校的支持是大学事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而校友支持母校与回馈母校，最有能力的年龄在45岁到60岁之间。现在，这些学生20岁左右离开了学校，20多年后正是他最有能力支持和回馈母校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毕业典礼上握手、颁授学位，可能会增强他们终其一生的对学校的认同感。正如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学生与母校的关系，也是终身的、自然的，具有某种类血缘关系的。

　　谈高校“排行榜”：“大道自然，举重若轻”

　　记：面对国内高校的各种排行榜，您怎么看？

　　黄：对“排行榜”的看法，我们很赞同学校里有些教授的说法，应该是“大道自然，举重若轻”，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非常复杂，讲究”百年树人”。大学的地位与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积淀密切相关。而且最好的大学必定有其个性，他们之间不可比较的因素很多。在所谓“大学排行榜”上，靠前几位或靠后几位，几乎不说明任何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在意，也不能太在意。既要“心中有数”，又要“心若止水”。我个人认为，在十名前后的几所高校，大家水平相当，对某次排名的升降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要练好内功，把注意力集中在提升大学自身的教学质量和学科实力，而不要被某个排行榜的指标所左右。

　　记：现在很多国内高校都提出了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的目标，在大家看来，中山大学在国内已经是国内的一流了，但为何还将目标定位为国内一流前列，而不是国际一流？

　　黄：在欧美的大学中，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在内，很少有一所大学整天声称自己是国内一流还是国际一流，人们评价一所好大学，常常用的是“知名”这类的定语。其实，大学是没办法严格排名的，每所好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术精神、自己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传统、自己独具风格的日常生活方式，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杰出学者和大师。

　　好的大学有自己的传统，最好的大学既能够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甚至引领社会发展，同时又与现实社会和公众的世俗生活保持某种距离感。比方说，在英国，有全国法定的公众假期，叫银行假期(BankH oliday)，也就是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机构和所有人都放假的，但是牛津大学常常在BankH oliday是要上课的，牛津不按国家法定的规矩来放假，他们有自己的假期制度。这样的安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牛津大学的教授、职员、学生虽略有不便(如不能与在其他机构上班的家人一起度假)，但也不以为意，还不时向外来的客人介绍一番。而社会公众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以为有自己传统的好大学理应如此。

　　谈校长定位：教育家的共同品格是热爱学生

　　记：现在有提法说，一个大学校长除了要做一个教育家外，还要做社会活动家甚至外交家，您怎么给自己定位？如何处理这些角色？

　　黄：我认为，办大学要根据高等教育的规律，做事要讲求长远，润物细无声，不能有或者应该尽量避免短期的行为。中山大学最近十年的发展，最难得的就是不急功近利，先弄明白每项近期工作的长远目标，做每件事都想到后面。我们这届班子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对大学的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尽量不要给后人留下债务，学校这些年来在中央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下，目前的财务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你刚才的提法，我没有听说过，也从来不认为自己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成为社会活动家或者外交家，但我的确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管理者。我认为，作为教育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学生，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是去为学生、为大学做事。

　　记：您曾经提出教授就是大学，您怎么看待您学校的教师？

　　黄：的确，我说过，在中大，就是要树立“教授就是大学”的理念。我们有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要保证教授们能以学术为生存方式。我们要看到，人群里确实有一部分非常好的学者，他们不是为了薪酬而从事学术工作的，教学、科研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需要。因此，根据中山大学的校内津贴制度，对于一批好教授完全不考核其教学、科研业绩，学校相信他们就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教师队伍不管理，我们实行了教师职务聘任制，比较完善地做了这个事情。每一个教师职位都是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的。最近六年新聘任的职位中，有一半的受聘者来自校外，另一半是校内晋升的。对于教师的晋升，我们有两个有效的做法，一是非常注意学术同行的评价，对于教授职位的聘任，我们规定了最基本的年资和业绩条件，但不是过了这个门槛，就一定能够受聘，年资和业绩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我认为，学术界中同行的评价非常重要，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学者，你是不是把学术当成生存的方式，你的学术水平能否真正达到成为中山大学教授的标准，这些都是学校认真考量的内容。另外一点，在讲师聘任的层面上，我们采取非升即走的制度，如果在三个聘期内不能升副教授，就请你离开。近年已陆续有教师因为这样的理由离开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才能，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好大学里面当教师。这种聘任制下，讲师没有铁饭碗，这既符合学术规律，从长远来说，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制度安排。

　　记：您怎么看待目前的高校大幅扩招？

　　黄：欧美国家在经济迅速扩展的时期，也经历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目前我们很多学校都在扩展，有点像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一个时期的情况，许多国家都经历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我们的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走得快一些。从本质上说，这是适应这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普通百姓的愿望的。我们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基本上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政治家个人主观决定的结果，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是推动其发展的很大动力，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谈人才培养：高校不是“职业养成所”

　　记：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动手能力差，适应能力也差，很多人最终都用不上自己所学的专业，认为这是高校老套的培养模式和死板的专业设置造成的，您怎么看？

　　黄：一所好的大学，除了有着优良的师资，先进的教学设备之外，更重要的是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有着在长期的学术传承中形成的办学理念。我们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从事的是“学术性教学”，而不是一个“职业养成所”。中山大学和那些直接与职业技能挂钩的高职高专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要求中山大学的学生在毕业时要完全的“专业对口”，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年年在变，如果要求通过专业的调整去紧跟这种变化，也是不现实的。有一次我与几位政府干部聊天，他们很关心教育问题，有人问，现在学生就业困难，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不是应该考虑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啊？我回答说，大学应该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来调整学科发展的方向，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就具体专业而言，无论怎样改，都比不上社会的需求变化快，今年是热门的专业，四年后很可能就是冷门。我还请他们回想一下，在座的各位当中，有谁是学行政管理的？又有谁认为自己在大学的几年时间是白白浪费、毫无所获的？

　　在大学里，我们强调要非功利地读书学习。我们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并不会直接地指向就业，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一定是有益的。大学生应该在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的同时，广博地吸收知识，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更应该通过社会实践，培养自身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中山大学培养的学生，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不仅要认真努力地学习，还要注意多与人交流，多做一些社会工作，例如去尝试做学生会的干部，做班干部、团干部，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因为这样可以培养与人沟通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做好“职业准备”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记：换个角度说，目前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大学学习与就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过渡，学生社会实践与工作经验欠缺，这一点中山大学如何解决呢？

　　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最近，我们连续召开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三个工作会议。我们提出要构建新的实践教学理念，将见习、实习、实训、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三下乡”、志愿者活动等等，都纳入实践教学的框架中，作为大学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从下学期开始，我们将实行三学期制，也就是在暑假前增加一个夏季学期，增加实践教学的分量。夏季学期与暑假连接，可以形成长约三个月的时段，用于实践教学。具体的安排包括各教学实验室(包括与企业共建的实验室)对同学们开放，鼓励同学进行部分研究型实验、开放型实验和综合性实验；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和更好的机会到企业、工厂进行实习、实训；开展有组织的社会实践和产业实践，让更多的学生利用假期实习、实践、三下乡，早些接触社会，等等。学校要求各院系配合三学期制的实施，重新修订各个专业的教学计划，要求人文学科的专业至少要有15个实践教学学分，其余专业至少要有30个实践教学学分。

　　欧美大学学生的培养方式，对我们也有启发。欧美大学的学期一般都比较短，例如牛津大学一个学期只有12周。学期较短，假期较长，又实行学分制，这样学生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和更长的时间出去打工，挣钱读书。在这样情形之下，欧美大学生读书的过程，常常也就是一个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

　　相比来说，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一所大学实行的是真正的学分制，学分比较容易拿。我一直在提倡，中国的中学生应该减负，但大学生应增负。不是增加课时，而是要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要让学生在读书方面紧张起来。除了听课之外，每门功课都应该做作业、写读书报告、进行课堂讨论。为达成这样的目的，中山大学刚刚出台了博士生做本科课程教学助理的规定，努力做到40—60个本科生配一个教学助理，其工作职责包括协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关准备工作、考勤、答疑、批改作业、协助指导教学实验、组织课堂讨论、制作教学网页以及其他辅助性教学工作。这对博士生也是一个锻炼，他们毕业出去时也有了大学的教学经验。在国外，博士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好大学是找不到工作的。我们希望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改变，来达到让大学生增负的目的。

　　谈高校管理:大学要更好发展，财政至关重要

　　记：大学要发展，钱很重要，除了国家拨款，您从哪里找钱呢？

　　黄：亚洲许多国家的国立和公立大学，都经历过法人化的过程。所谓“法人化”，一方面是政府对大学的拨款越来越制度化，另一方面是大学自己的募款与筹款能力，包括自身资产的运作能力，也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强。例如日本的国立大学从2001年开始，也开始了法人化的进程。大学法人化后，有更大的自主权，大学的个性更加凸显，但对大学财政运作能力的要求也更高。无论法人化与否，大学能否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问题。前面实际上已经讲到，对于好的大学来说，校友的回馈和支持，对大学的财政运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大学越知名，校友们越成功，可能给的支持也就越大。

　　记：您一直提倡从全球寻找人才，中山大学靠什么来吸引这些学者加盟？靠优厚的待遇吗？

　　黄：比起欧美和港台地区的大学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年薪的待遇，我们能给出的薪酬，还是差了很多。目前中国大陆的大学，要吸引国外学者来校任教，还是要靠学术氛围和人际环境，让他们觉得在这里能够干一番事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一些重要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因为受到自然、地理和历史因素的限制，也可能在国内进行研究更有条件，这也是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一个有利条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情况，目前我们能够吸引到的，大多数还是华裔学者，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本校的毕业生，一直保持着对母校的认同感。海外华裔学者回国任教可以有很多理由，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仍然是重要的动因。另外，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人生命周期的某一个阶段，不免有某种叶落归根的意识，也许这只是一种潜意识，但也可能因此而显得更加内在和具有本质性。

　　谈校园体育:体育对培养学生阳光心态很重要

　　记：相对于国内其他高校组建的诸多高水平运动队相比，中山大学似乎这方面的报道不多？您怎么看待大学内的体育？

　　黄：我对同学们提出的七方面的期待中，有“阳光”这两个字。我对同学们讲过，年轻人应该胸襟宽广，自信向上。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如果要交朋友，千万不要和那些经常抱怨世事不公，总是觉得人生暗淡的人做朋友，因为这样的人是不会给你阳光和力量的。青年人应该总是能够首先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一个阳光的青年，应该表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时代发展的特征。我还常常强调体育对于培养阳光心态的价值。生命在于运动，体育对于一个人的阳光心态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生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养成对体育的爱好，培养一项或几项擅长的、可以陪伴一生的体育活动，这将使我们的学生受益终身。

　　我认为，大学应该让所有大学生有更多的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体育尖子。中山大学也有很好的项目，比如说击剑，我们的击剑运动一直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中山大学还是中国大学生体协击剑协会的主席单位。不过，相对于培养尖子运动员，我们更关心每一位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条件。而我们希望在大学生活中，让学生学会一到两个受益终身的项目，让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运动的理念。

　　统筹：大运记者 黄燕

　　采写：大运记者 刘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