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无组织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 邱海平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社会是由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团体等非盈利组织、政党、政府机构等多元要素组成的一个整体。在社会这个整体中，每一个主体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有些利益是所有这些主体所共有的，例如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主体之间又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例如在社会总福利一定的条件下，就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竞争甚至战争（少数人的暴力犯罪也是一种战争）。

社会各种不同的主体，并不都是对应的、相同的“原子”。它们在社会中的权力与它们的组织性程度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相对而言，处于无组织性的个人、家庭属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而在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主体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即权力的大小。

“组织性”本身是继资本、政治、劳动、资源之后的另一个权力来源与基础。这一点是很容易观察得到的。例如，如果是一个个的个人去找“政府”“申冤”或“讲理”（即上诉），很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的某个部门的某些人当作神经病人关进疯人院。反之，如果是一个团队去面对“政府”，那么就会作为“群体性事件”而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另一种对待。同理，如果一个雇佣工人受到老板拖欠工资，假如他是单个地找老板“理论”，很可能被老板“处理”了。但是，如果是被拖欠工资的工人集体去找老板，那么，老板就会认真对待了，因为如果得罪了所有这些员工，他的企业就只好关门了。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天然仇视工人组织的原因。

与个人类似，在市场中，企业也是“个体”。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每一个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完全受制于“看不见的手”。相反，在所有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组织性，越是趋于垄断，其组织性也就越强，它在市场中的力量也就越大，甚至于可以成为价格的制定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是市场统治企业，而是相反，是企业主导市场。加强在市场中的组织性，是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量的重要手段，这是所有企业家都明白的道理。这种组织性，不一定仅限于同行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EMBA发展得如此迅猛火爆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参加EMBA，虽然交了不菲的学费，但是，加入到了富人俱乐部或企业家俱乐部或贵族俱乐部，也就是提高了自己在市场中的组织性，从而提高了企业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同理，在社会生活中，家庭也是一种个体。中国所发生的无数物业管理公司侵犯“业主”权益的事件表明，作为个体，当面对物业管理公司这种“组织”的时候，无正式组织的、一个一个分散的家庭该是多么的弱小。当然，在其他消费领域，类似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当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或单个家庭面对企业的时候，前者天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原因。

相对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而言，中国社会现在处于高度无组织性的状态。这种无组织性表现在：占人口一大半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基本上处于绝对无组织的状态。虽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党员，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在名义是“工会会员”，从而具有名义上的组织归属，但在现实上，他们仍然像鲁迅讲过的“麻袋中的土豆”那样，基本上都是彼此没有任何现实联系的个体。这样的无组织状态，也就天然地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灵魂深处的无助感，而这些又是产生极端的自私行为甚至反社会行为的现实的和心理的基础。

个体的无组织性，不仅对于个体本身而言，是一种权力的丧失，它也是造成社会结构不平衡的根源，同时，它还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性的结构中，个体必然缺失了集体意识，也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缺失。而个体的道德的缺失，必然会加大社会协调与整合的成本。比较一下计划经济时代与当下的中国分别用于社会治安的成本就会很容易证明这一点。试想，当一个政府面对几个亿的“刁民”的时候，它的治理成本一定是非常高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那样的不平等，但只要不是兵荒马乱或旱涝成灾，一个王朝，居然可以存续几百年之久。传统的中国，正是靠了儒家哲学从精神层面创造了中国人内心的组织性。没有这种内心的组织性，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是不可理解的，那样不合理的王朝制度，居然可以动不动存续那么长的时间。

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再不能仅仅依靠某个哲学来重塑中国人内心的统一了。更多地，需要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在现实中创造个体之间的组织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组织性，才能够使各类的个体自发地生长出新的社会道德与意识，即“公民意识”。没有这种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社会就不可能长期稳定，社会也就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而一旦发生社会的动荡，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与大倒退。

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重新恢复与提高对于各类个体的组织性，以求得社会结构的平衡。当然，这不是指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强制性做法，而是指政府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方式，通过上下互动的方式，引导各类主体进行有序的组织。历史的经验表明，脱离开民众的现实组织性的生成与成长，单纯依靠道德说教或政治宣传，完全无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和社会的不断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