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产阶层：靠社会福利收入一般也可买房

芬兰中产阶层的生活比较富裕安稳，拥有自己的住房、汽车、夏季别墅甚至游艇。　（图片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赵长春　摄）

伦敦典型的中产家庭居住区。（图片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郭瑞摄）

编者按：近百年来，欧洲经济在快速发展之中，孕育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他们正成为社会稳定和拉动消费的中坚力量。前不久，我国政府也提出了培养壮大中产阶层的主张，以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为此，本报驻英国、芬兰、瑞典记者，就这些国家政府通过创建社会福利制度，运用税收杠杆，在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扩大中产阶层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专题采访。

英国 中产阶层已成为“中流砥柱”

□记者 郭瑞 伦敦报道

中产阶层在英国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其经济、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维多利亚时代宽松的社会环境。而这一阶层的不断壮大也为英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贡献了全国70%的个人所得税

在英国，个人年收入超过2 .5万英镑(约合4万美元)、有房有车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都算是中产阶层。最新资料显示，在全国约6100万人口中，中产阶层所占比率达60%到75%，队伍非常庞大，由金融机构雇员、企业经理人、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小业主、公职人员等构成，是社会肌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中产阶层在英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英国的历届政府都对这一阶层非常重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和扶持。

中产阶层是英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在英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不是处在金字塔顶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万英镑以下的工薪阶层，而是中产阶层，他们贡献了全国70%左右的个人所得税。因此，没有中产阶层，英国的财政收入将捉襟见肘，现在的军事、经济、教育强国也就无从谈起。

中产阶层还是英国市场上的消费主体，他们几乎决定了英国消费品的定价和品位。对于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的英国来说，近4000万中产阶层人士的消费倾向将决定它的发展前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专家肯特·邓评论道：“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壮大保持了英国的经济繁荣。”

中产阶层是英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并没有如一些人士预测的那样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资本主义也没有灭亡，原因之一就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由于社会并没有简单地分裂成富人和穷人，而是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天然的敌人”才失去了相互斗争的社会大环境，社会得以保持长治久安。

政府对中产阶层的住房、融资有扶持

英国中产阶层对国家的经济贡献最大，同时它又是极为脆弱的阶层，一旦因经济形势不佳而失业或者因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丧失元气，他们很快会向下沉沦，跌入工薪和贫民阶层。因此，英国目前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保险和带薪休假等制度既是对中产阶层所作贡献的回报，也为中产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营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英国政府大力培育中产阶层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保守党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台之后进行的住房改革。当时政府的相关法案规定，凡是租住公屋满三年的英国公民，都可以33%的折扣将房子买下来；租住期达20年的，可以半价购买。据统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总共有150万幢公屋成为私产，不仅解决了广大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稳定了社会，而且许多家庭因此而加入了中产阶层的行列。当时的环境大臣赫塞尔廷就评论说“这项法案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革命之一奠定了基础。”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英国经济遭受重创，一些企业倒闭。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金融服务业受损最大，许多白领失业，一夜间有着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变成了贫民。为了帮助中产阶层度过这场危机，英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银行恢复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维持最能“制造”中产阶层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拨款4000万英镑对公司高管、职业经理人和其他失业人员进行求职培训；动用1300万英镑资金向失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

布朗首相表示，要利用国家的教育体系培养更多中产阶层，让多达75%的30岁以下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各大院校扩大了研究生招生规模，以使未来的中产阶层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避免出现本科毕业就失业的状况。著名高等学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近两年的研究生招生扩大了近一倍，硕士和博士生的人数已经超过本科生。一些失业白领选择去高校充电，既积累了学业资本，又度过了目前的就业困难期。

到过瑞典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城市里既找不到破烂不堪的贫民窟，也见不到豪华的住宅；全国各地既看不到食不果腹的穷人，也难得一见一掷千金的富豪，财富得到了较为平均的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起世界大多数国家要小得多(基尼系数不到0.3)，社会结构已由传统的金字塔型演变为橄榄型，即中产阶层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

50年由最穷国跃升为最富有之国

然而，100多年前，瑞典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的50年里，全国1/4的人口，即100多万人为贫穷所迫，背井离乡，迁移到美洲大陆定居。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北欧国家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人均占有的财富，还是工业化的程度；无论是人均小汽车的拥有量和住房面积，还是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无疑都名列世界前茅。近30年来，瑞典人均财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20个国家行列。

瑞典之所以能在短短50年时间里取得较大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培养了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大推动作用的中产阶层。

瑞典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把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归入中产阶层，而这部分家庭所占比例高达70%。除了律师、主治医生、教授、企事业单位的中层负责人外，瑞典中产阶层还包括教师、护士、警察和一部分受过职业教育的蓝领工人。国际上的一些社会学家把瑞典形容为一个完全中产阶级化的社会，大家几乎都有不错的固定收入、轿车、洋房甚至别墅，都不用为生老病死和天灾人祸而操心，人人安居乐业。

以社会福利制度壮大中产阶层

瑞典中产阶层的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靠政府出台专门的政策刻意培育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而逐步完成的。从瑞典的近代发展史来看，中产阶层主要是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进程中壮大起来的。

20世纪初，随着向工业化国家迅速迈进的步伐，瑞典开始变得富裕起来。然而，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安定，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特别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日益尖锐。1931年，社会矛盾达到顶峰，政府竟然派兵镇压北部奥达伦地区的罢工工人，打死5人，酿成瑞典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

造成这一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当然，由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里，贫富悬殊现象日趋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在其第二代领导人佩尔·阿尔宾·汉松率领下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开始走上一条通过逐渐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是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来改良瑞典社会的道路。即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以此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到消除社会矛盾的目的。

汉松在1928年提出了著名的建立“人民之家”的理论。他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像一个好的家庭一样，没有剥削和特权，只有平等、互助和合作；不分性别、阶级和社会出身，人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责任，获得必需的各种生活保障。

人们无需再为生老病死担忧

瑞典历史学家把1945年至1951年和上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形容为瑞典社会福利的两个“丰收季节”。许多建立福利国家的重大改革方案，都是在这两个时期里出台并得到实施的。如失业保险、全民养老金、全民疾病保险、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劳动保护、九年义务教育等。上世纪60年代又出台了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福利制度。这两个时期也是瑞典经济发展得最快的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4 .8%和5.3%。

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人们无需再为生老病死担忧，无需再为上学、看病、养老攒钱，即使是收入一般的家庭，也都能置办得起轿车和房产，也能经常到国外旅游度假，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