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历史学家的死

几个历史学家的死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王国维大陈寅恪一十三岁，但他们是“许我忘年为气类”的相知。陈寅恪治史讲究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他强调考证古史要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而且他特别注重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陈寅恪得文章通篇具有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其史著之文体熔诗史于一炉，议论磅礴，令人敬畏。陈寅恪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的释证，由于他精通梵文而对佛教经典不同版本的勘照比较很有心得，曾经讲授佛典翻译文学。又由于家学渊源，使他对晋唐诗人作品所作的历史和文化上的笺证为史学重镇，陈寅恪说：“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是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不但在中山大学开讲元白诗证史一课，指导学生的论文，比如指导高守真作太平公主的论文。而且他还一直笔耕不辍写出《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重要典籍。
　　陈寅恪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陈垣的专长在于目录，校勘，史讳，年表等的研究，他还擅长词章之学而且独创出史源学一目。据说陈寅恪在给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时说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表态。陈寅恪解释说：“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比较淋漓。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此信行文大家能够看出似乎不是面对中科院，汪篯而是面对的郭沫若。这里面陈寅恪和郭沫若有些过节，一个是因为《论再生缘》的缘故，一个是因为两人对王国维的评价问题。“四堂”之中观堂和鼎堂从未谋面，但是郭沫若在解放前每每感叹王国维的成就如同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之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解放后郭沫若随着自己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却对王国维做出如下评价：“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维感情是封建式的。”有人宣称郭沫若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其实这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写过《中国通史简编》的范文澜。
　　陈寅恪和郭沫若接下另外一桩梁子是在1960年的冬天开始。1960年的冬天郭沫若突然对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一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从1961年5月4日，6月8日，6月29日，8月7日，10月5日到11月5日郭沫若分别六次在《光明日报》撰文评价《再生缘》一书及其作者陈瑞生以及陈寅恪。
　　关于文中最后一段话牵涉到一些典故请大家去看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实事实上在1961年3月郭沫若去广州曾和陈寅恪见过一面，根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和中山大学的秘书刘翰飞介绍说他们见面的时候郭沫若曾在询问过陈寅恪的年龄以后，当即吟出一副对子曰：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其实象郭沫若，胡适这种人当年很会作秀的，他们端底才是不会打无把握之仗的，什么会见演讲之前一定会组织些材料，进补些文章方才粉墨登场。据当时世界书法第一的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上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简单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
　　呵呵，北大的老人三沈三马们自然是对暴得大名的胡适看不惯的。但是胡适在北大还是有一群小兄弟的，比如傅斯年，他们就是一把子的，关系很不错，最后都跟国民党跑路了。胡适在史学方面的建树一是开新风气之先河二是提倡对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也。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又有超越和建树，他在专史方面的著作有《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皆是半部，被称为半部书教授。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从北大开始就非同一般，据说在抗战胜利后蒋邀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一职，但他不愿担当，因为要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时代管。后来傅斯年又对胡适面临选择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两个要职时的犹豫不决而大动肝火，傅斯年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介石：“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呵呵。傅斯年字孟真，为山东聊城人，典型的山东大汉的身材脾气和性情，他在五四运动当天的爱国大游行中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带领大家火烧赵家楼。他主办过《新潮》杂志，创建了史语所，后来他还有炮轰宋子文，轰倒孔祥熙两项壮举。傅斯年曾经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有句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傅斯年受德国朗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了许多振兴救弊的主张。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陈寅恪曾有诗赞曰：“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54岁。1962年6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发现，除了书籍、手稿外，余款只有153美元。在众多的挽胡适联中，有一幅道出了胡适一生的尴尬：“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呵呵，其实死于闹者死于噪者都还是死得其所的。一个教授死在讲台上和一个演讲家死在就会上完全象一个士兵死于战场上和一个侠客死于仇敌的乱刀下一样光荣而神圣。留在大陆的陈寅恪是怎么死的哪？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其他如马一浮，翦伯赞，吴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人就不说了。看到他们的死，仿佛王国维的自沉是那么从容有致。陈寅恪的挽联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当时的顾颉刚还很年青他说同年三月康有为的去世他还能淡然置之但对王国维的中道而废则抱着悲痛和深深的遗憾，顾颉刚经历过文革于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对于顾颉刚的死我不好说些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顾不是冯友兰也不是钱穆，更不是胡适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