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重重的历史学家

前往巴塞尔大学上课的布克哈特




心事重重的历史学家

云也退

专业学者也好，门外汉也罢，都能在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的讲稿中收获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对自己时代的严厉的批评家和坚定的跨文化学者，布克哈特把他本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踏入历史，确信古往今来，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另一部分紧抱住一个预言家式的信念，确信国家的自我理想化和政治权力飞涨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确信正在通往现代乐土的大道上行进的人们，脚下遍布着深渊。

《历史讲稿》作为作者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成果之一，篇章中时有昂扬的片断，例如，他特别欣喜于欧洲有英格兰、苏格兰、荷兰这些国家能在近代兴起，称其为“救星”，带领欧洲往远离路易十四式专制的自由之路上走；他总是赞赏那些有助于增进欧洲政治均势、避免一家独大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能闻到文字间低沉的不祥预感。生于后拿破仑时代，布克哈特对1789年以后围着法国打转的欧洲感到焦虑。他从没觉得法国大革命有多少进步意义，法国近代史充其量只是给他的另一本书《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历史上的危机”一章提供了素材，使他得以观察危机——革命——政变——复辟——再危机这类循环，并且能够捉出卢梭这样的专为危机而生的乌托邦分子（他觉得卢梭对人类本质的乐观阐释贻害深远，削弱了一代代欧洲人对独裁的警觉）。

在很多时候，悲观总是像篡占了大树的寄生藤一样慢慢爬到了乐观的头上。布克哈特历史视角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反对把人类看作一种面向现代不断进步的连续存在——这种认识催生了当时常见的历史乐天派；正相反，他要把每个历史时段分别切出来，晒一晒每一段包含的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思想成就或艺术成就、文化气质和精神洞见，据此他可以准确地赋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及地理大发现的一百五十年、17—18世纪、革命的19世纪这五个时间段以各各不同的重要性——这些成就、价值、气质和洞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全人类所用，令其获益，而不只是下一阶段人类更进一步的垫脚石：他拒绝以新兴的国家抹煞过去教会的功绩，以文艺复兴否定黑暗中世纪，因全盛的法兰西而遗忘偏居一隅的英格兰，因醉心于德意志的强势崛起而将过去所有年代中自由传统的遗存抛诸脑后。

这种历史观和研究法肯定助长了他的忧郁性格——成因很多，比如，大多数人无意去整理碎片，无法瞻前顾后，只能满足于担当身前事的事实，让他闷闷不乐；又如，因为同时沉湎于好几个过去的世界，不能不让布克哈特感慨自己距离想象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越发遥远，而本时代的那些缺欠又相形之下更其昭彰。他那么希望能把这种凝重的情感灌输给学生，故而，在这些课堂讲稿之中，他言简意赅但又直指人心地宣称古代世界留给我们关于国家的概念，留给我们宗教的源头，“它的形象作品和文字作品有很多垂范后世，无法企及”，对以往时代的思索是一桩无上高贵的事业，因为那事关一个“被视为整体的人类其生活和受难的经历。”

“厚古”者也许必然要薄今。不少学者基于布克哈特对现代性的坚定批判，声称他是深刻影响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及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的人物，乃至送上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帽子，但其实，布克哈特反的与其说是现代主义，不如说是进步主义史观，反对一种态度更甚于事实；而这种立场的根源，其主要源头也在他的宗教背景（而远非颠覆一切神圣的后现代主义思维）之中。作为1818年出生于一个巴塞尔牧师家庭的儿子，布克哈特身上早就打下了天主教的烙印和少量北方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深信奥古斯丁对人性污点的解剖，这使得他总在往后看，总是对人们喜气洋洋宣称的进步——尤其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下意识地抱以怀疑。

而布克哈特之所以后来脱离了天主教，恰恰也是由于身边的天主教徒们都太乐观了：原罪说和视世界为“泪谷”的基本观点，在19世纪的氛围下成为天主教传统中率先衰落的思想；而迷恋物质进步的愿景的人，当然也远远不止于那些无神论乌托邦主义者。他始终无法接受人怎么能那么轻信进步的许诺，怎么能对自己的弱点毫无意识，从而丧失了起码的谦卑。在写到法国大革命那一段的时候，布克哈特专门留了一部分笔墨来哀叹神职人员的边缘化和世俗化——宗教势力不再能制衡世俗的国家权力了，当然，那些可以约束人心的宝贵的宗教思想也可悲地枯萎不振。

《历史讲稿》所述历史结束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无疑是布克哈特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他痛切地指出，俾斯麦的德意志没有给欧洲带来多少新鲜东西，反而走上了法国人的老路，这条路在《讲稿》里得到了如下鞭辟入里的概括：革命“先是释放出所有理想和志向，后是释放出所有激情和自私。它继承并践行一种专制主义，该专制主义将是所有专制主义永远的典范。”拿破仑之后，对国家实力的一味追逐导致了欧洲周期性的革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的转折——但是“其他国家也学会了如何去恐吓，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赞同对外必须有强大的力量。”这“其他国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后劲十足的剽悍的德意志。

把《讲稿》和《沉思录》联系起来读，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怀有进步主义认知的人都要怵然心惊：革命能量的释放，与民族主义的勃兴，以及工业主义、贸易主义的兴旺，似乎即将一起把欧洲推进一个民族战争和工业竞赛的未来。国家全面吸收个人的危险已经隐约可见。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实在是未出19世纪的布克哈特所料，后者早就说过，世界即将滑入两个极端，要么全面民主，要么专制得彻底而无法无天。这专制已经不再是路易十四式的旧式独裁者所掌控的了，它将属于共和政体下掌握军政大权的人。和踩着选票与民意登上权力巅峰的政客相比，远离人民的封建君主算是很仁慈、也很软弱了。

对布克哈特这种旗帜鲜明地反黑格尔主义者而言，历史毫无疑问是通往不确定的。研究历史，沉溺在无数可质疑的素材里，也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和预见——唯一可以预见的似乎就是一个阴霾的未来。布克哈特式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消极真理，像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一样，警告人们要收敛自负，永远不要盲信自己做的是最正确的选择。更意味深长的是，诸如卡尔·巴特、弗雷德里希·梅尼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些20世纪思想大师都不约而同地赞美过布克哈特“预言灾难”的能力：这种卡珊德拉式的荣誉莫非就是布克哈特所期待的？

我们只能说，这个心事重重的历史学家不期待任何现世的冠冕，他自愿承担的使命只有一个：怀着谦卑去探究、去理解过去的世界。“我们会盲目地给祖国送上赞歌，但我们每个人肩头都负载着另一个也是更沉重的责任：抚养自己长大，把自己教育成有理解力的人类，懂得做真理和精神世界的奴隶无上光荣，进而从这种知识中探知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责任——如果我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责任的话。”这段深刻指数不超过三星的话最适合由布克哈特来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