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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打印 字体大小: tT 发表于 2010-4-22 12:21 | 只看该作者

作者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一）

时间: 09 11 2007 06:22   




芦笛


一、 弥天大谎竟成“正史”

我党统治的最突出特点，是所有“正史”全不可信，基本上是弥天大谎，这一点似乎可以在正派人中获得共识，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乃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之事。

然而远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伪造历史并不自我党始，乃是国民党首先开始的政治实践。在国民党武力夺权成功，成了中央政府后，当即将从苏联学来的那套引入中国，破除了民初的教育与新闻的独立性，以政府权力干预历史教科书写作，开始了伪造历史的系统工程，使得国府治下的清末民初历史教育基本成了毫无可信度的拙劣政治宣传。这拙劣宣传由我党沿袭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便完美实现了郭沫若同志提出的“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理想境界，以致窃国大盗孙中山成了民主革命领袖，而先总统袁公反倒成了窃国大盗。

说来滑稽，先总统袁公在国民党“奸史教育”宣传中蒙受的遭遇，恰似先总统蒋公在我党手下蒙受的遭遇，什么污水都给泼上去了。所以，说起来，老蒋被我党妖魔化，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正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作法自毙，咎由自取。

最近天天读史，每日起码十四五小时而孜孜不倦，兴致盎然，这与我当初冒充科学家时看专业文献可完全是两回事，不由想到，如果我当初干对了专业，那早就脱颖而出了。越读便越觉得中国文科学者智力之低，远远超出了我当初最坏的估计。

就拿袁公世凯蒙受的诬蔑来说吧，如果不读史，你就不会发现那些指控简直荒唐到构成了对人类智力的放肆嘲弄。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就是有本事对此类弱智谎言信之不疑，哪怕在有人提出严重质疑后，还要顽固拒绝对那些“史实”加以再考虑。

先总统袁公蒙受的攻击数不胜数，几乎每项都是无稽之谈，随便举几项吧：

1、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从朝鲜逃跑。

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战场指挥官而是外交官员，是奉政府之命，按国际公法下旗撤馆回来的。

2、 出卖谭嗣同等维新党人，致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粉碎了戊戌变法。

这是本文要谈的话题。

3、 暗杀大王。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暗杀了策划起义的第六镇统制吴禄祯，以及满清宗社党领袖良弼，在民国成立后暗杀了“开国元勋”张振武，国民党实际领袖宋教仁。

这问题我已经在《是谁杀了宋教仁》中专门论述过，指出张振武乃是黎元洪密电让袁以军令明杀的，不是什么暗杀，而暗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犯乃是孙文和陈其美。但就连我都被蒙蔽了，在文中认定吴禄祯确实是袁下令暗杀的。最近读史才发现那指控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完全是文革式冤狱。

“良弼被袁世凯暗杀说”见于各种历史通俗读物，为马悲鸣坚持至今。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北京同盟会暗杀部的杰作，杀手是彭家珍。孙中山曾在临时政府成立后以临时大总统身份追封彭为陆军大将军，令崇祀忠烈祠，并誉其暗杀行动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主席毛泽东还给其家属颁发“永垂不朽”的烈士光荣证。

4、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后，孙文力主定都南京，要袁世凯南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派蔡元培等人作为“迎袁专使”，进京敦促袁世凯南下。袁在接见专使时满口答应，却在1912年2月29日唆使北洋第三镇士兵发动兵变，抢劫北京人民。袁因此籍口北方局势不稳，无法离开北京而在北京宣誓就职，挫败了革命党人的计划。

此说也为热衷于宣讲劣等通俗读物的马悲鸣和林思云奉为金箴。其实连对孙极度同情、对袁极度痛恨的台湾学者丁中江都无法同意，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指出兵变很容易失控，袁绝对不敢玩这类火，而且袁急于当总统，最怕的就是列强干涉，而兵变恰好为列强干涉提供了最佳借口（当然这是我的再表述，并非作者原话）。

的确，兵变发生后，列强以为又是一次拳乱，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议决各国紧急调兵入北京，组成国际兵团在北京巡逻，维护治安，保护侨民。 吓得老袁接连致函各国公使，又是道歉，又是劝阻洋兵来京，又是保证维护治安并答应对洋商损失作赔偿，又是保证新政府一定承认信守过去缔结的一切国际条约。稍知袁宫保处理拳乱的英明态度的读者都能立刻看出，他最怕的就是暴民乱兵引来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岂会为了区区南下问题去烧香引鬼？

5、 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这也是弥天大谎，鉴于当时中国毫无抵抗能力，老袁确实被迫接受了该条约的部分条款，但在这之前他已经使尽一切解数了，而且在签约后还不遗余力地颠覆条约规定。换任何人去都未必能做到他那地步。

1915年1月，日本大隈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袁世凯在陆军总长汇报与日开战必输无疑之后，想尽办法挫败日本的野心。他一面故意将日本的要求泄露出去（恰与今日中共秘密签约卖国形成鲜明对照），以便国内外舆论抨击日本，引起列强干涉，并坚定表示：“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一面对日方要求逐条作了批示，或严词驳回：“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指示外长：“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或采取拖延战术：“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或稍作让步敷衍之：“（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探情报，贿赂议员，发起弹劾大隈内阁。

在袁公的努力下，最后签订的文本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多被袁破坏。袁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虽是流氓手段，但积弱之至的中国既不可能凭实力硬抗，又无望于列强主持公道，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些流氓手段还真奏效了，不但购地租地成了一纸空文，其他条款也悉数落空。日本人自己就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日本“顾问”们也承认：“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就连继任首相寺内正毅也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即使如此，袁公仍引此事为奇耻大辱。签订条约后，他给全国官吏下了秘密文告，要全国军民牢记这一国耻，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在未来洗雪这一国耻。他甚至毫不隐瞒自己的失败，令人写了一本《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上据《五四运动述实》）

然而就是此类弱智谎言成了咱们历史课的授课内容，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有的学者靠自己的调查戳破了某些谎言后，还有学者抱残守缺，誓死捍卫那弱智谎言，国内关于戊戌政变的真相的争论就最有代表性。

关于戊戌政变的真相，过去教科书一直原封不动地转述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中撒的弥天大谎。梁的说法是：

事变前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召见六君子中的杨锐，密赐衣带诏，有“联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谭嗣同和康有为捧着衣带诏痛哭。谭于是就向光绪密奏，说袁世凯是力主变法的将领，请皇帝施恩罗致之。皇帝于是于八月初一召见袁，特封侍郎（相当于如今的副部长），初二又召见了他。

到初三晚上，谭嗣同就去秘密见袁，先问他对皇帝的评价，袁称为“旷代之圣主。”后又问：“你知道天津阅兵的阴谋么？”袁答：“听说了一些。”谭便出示了衣带诏，说：“今日只有足下能救我圣主了！如你愿意救就去救，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去检举我，杀了我你就可以享富贵了。”袁乃正色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和足下一样都受了皇上厚恩，不光是足下有救护的责任。你有什么见教就说出来吧。”

谭说：“荣禄的密谋全在于天津阅兵，荣禄属下有董福祥、聂士成和足下三只队伍，但董聂成不了大事，天下健者唯有足下。如果变乱起来了，你以一军敌聂董两军，保护圣主，恢复皇权，清君侧，就此成不世大业。”袁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冲入我的营房，传下号令诛杀奸贼，则我一定跟随诸君子之后，效死补救大局。”

谭问：“荣禄对你从来很好，你准备怎么对付他？”袁笑而不答，某幕僚道：“荣贼并非真心对待大帅。胡景桂乃是荣的死党，前年奉荣命参劾大帅，荣故意查明真相，查办了胡并为大帅昭雪，籍此笼络大帅，但他立刻就将胡任为宁夏知府，接着又升了宁夏道台，这就是荣贼的阴险狡猾，大帅岂有不知的？”谭说：“荣禄乃王莽曹操一类人物，绝世枭雄，恐怕不易对付。”袁怒目而视，说：“只要皇上在我的兵营里，杀荣禄如杀一条狗一般！”

谭于是和袁商量具体的救主步骤。袁说：“现在兵营里的弹药都在荣贼手中，而且营官哨官（营连长）多是他的旧人。现在事情已经很紧急了，计划既已确定，那我得立即回去，更换将官，设法储备弹药才行。”谭叮嘱了一番才告辞回去。初五，袁再度被皇帝召见，到初六，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政变。

这段神话我从青年时代便看得烂熟了，却从来没去想想它编造得有何等弱智，重大关节处非但语焉不详，而且荒唐到可笑的地步。据说，反动派荣禄策划了一个叛逆阴谋，那就是所谓“天津阅兵”，他准备在光绪与慈禧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了甚至杀害光绪，归政于慈禧。光绪为此效法汉献帝，给杨锐下了个衣带诏，于是便引出了上面那段故事。袁世凯慷慨壮烈地答应了老谭，转身过去便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震怒，当即从颐和园回宫，宣布皇帝身体违和，恢复“训政”，再度执掌朝柄，并处死了“六君子”。

这里立刻就出来个问题：荣禄计划在两宫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杀了皇帝，到底是否获得了慈禧同意？如果没有，那就是谋逆大罪，康和谭只需去首告就是了，何必捧诏痛哭？如果慈禧同意了，那该怎么处理慈禧？莫非袁世凯的任务就是到时请光绪跑进他的兵营来，再奉诏讨贼诛杀荣禄，却不碰祸首慈禧一根毫毛？天下能有这种事么？老袁再是白痴，也该问明“拿慈禧怎么办，是保护还是杀了”这一关键问题吧？而这段“史实”记录里居然就无片言只语提到此事！

更可笑的是，慈禧权倾朝野，光绪不过是个傀儡，她老人家要废掉光绪，话一句耳，有何必要使用如此激烈、极端、后患无穷的暴力手段？毕竟，命令或默许直隶总督荣禄发动兵变，劫持甚至杀害皇上，彻底违反了传统社会的“纲纪”，更何况那皇帝还是她名义上的儿子！慈禧就再是白痴，也不至于蠢到看不出此举乃是唆使臣下犯上作乱，会彻底破坏她的“圣太后”的光辉形象吧？这一套若在日后成了风气，朝廷还怎么治国？

所以，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者都能看出梁启超这段“史实记录”起码是不尽不实，在逻辑和常理上根本站不住脚。最近重读这历史文献，我简直不能相信史学家们能弱智到郑重转述这些屁话，而我自己当初也会堕落到毫不思索地接受它，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 收藏 分享 一分钟测试你的外汇常识、投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