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下n

张明：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下张明, 现代化, 科技, 自然, 全球化九、 现代化与市场崇拜市场经济是靠市场的本性来调节、控制和导向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的本性就是逐利，它不仅具有垄断倾向，而且具有导致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市场经济是对市场本性的顺从，市场的发展是以人性和自然为代价的。在现代社会，市场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市场经济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制度，市场崇拜带来的是效率崇拜、速度崇拜、规模崇拜，市场与科技一样都被完全神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市场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只能靠进一步发展市场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对市场的完全放纵。当经济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当市场成了社会的主体，市场便开始消解一切，将一切变成商品，使一切非分成为可能。现代市场无所不能的满足人的所有需求，并不断制造流行、制造时尚、制造需求，使之成为新的发展动力。今天，市场的力量不仅控制和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控制和支配着个人生活。市场通过刺激人的各种欲望，提供各种可能，不放弃任何一个细小的需求，引诱人们把别人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然后迅速将这些欲望变为现实，最后再把这些满足变成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使所有的消费成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涉及慈善的商业行为也往往是为了促销的目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带给人的反而是越来越不满足，市场使人们的物欲变得更强了；现代生活使那些用于维持健康有益生活的支出越来越少，而用于各种娱乐、休闲、旅游的支出越来越多。市场具有一种吞食一切和消解一切的功能。周还林和谢高地在《人类生存困境——发展的悖论》一书中写道：“市场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机制，它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合法化的方式，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范围。国家作为一种再商品化的工具，其作用已被简化为一种运用政治手段服务于市场的统治。”现代化发展必然会使财富增长中的一部分要用来抵消增长的代价——身心健康的伤害，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疏离，环境的破坏等等，使社会财富增长中的有效成分将呈递减趋势，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消除发展的各种后遗症。现代市场引导人们把满足物欲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现代市场与科技结盟颠覆了以往的一切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使人完全失去节制。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并没有太大改变，人生本不需要这样忙碌，但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本不需要这样过度开发，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新产品带给人们的快感和维持兴奋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人们需要付出的身心代价却越来越大，伴随更多欲望和诱惑的是更多的紧张、更大的压力。市场把玩于人与商品之间，人如同不停翻转轱辘的小白鼠，忙忙碌碌，但始终还是停留在原地。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已陷入一种盲目的整体性自欺。许多被市场列为“必不可少”的物品其实是一些虚拟，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汽车、空调、冰箱、塑料袋、手机、电脑、瓶装水、桶装水、餐巾纸以及其它一次性产品的出现只有几年到几十年，现在都成了“必需品”，而所有这些产品的不良后果都被解释为进步的代价，最多被说成是利弊参半的“双刃剑”。现代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巨大的破坏性表现为必要和无可厚非。市场与科技是盲目的，具有一种内在野性和扩张冲动，即便在高度组织化的今天，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给它机会，它会膨胀到毁灭，这是它不变的本性，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市场的逐利本性为科技的奇思异想提供天地，而科技的实践精神把市场的欲望变成现实，一切问题首先是被科学化，然后再被市场化。现代金融市场，尤其是现代证券市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映正常的经济活动，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服务，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所谓的财务工程、金融衍生品、资本运作，就是通过复杂的包装组合以及现代化通讯工具的一种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美国的银行对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远远超过对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实物贸易远远不如各种债券、股票、期货以及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贸易，而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模式正在被世界其它地方所仿效。对暴利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已经不满足于实体经济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而将其资本转入金融证券行业，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虚拟经济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以追求物质无限发展的现代实体经济已经令人担忧，那么以追求暴利横财的现代虚拟经济更是一种邪恶，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这些理念完全违背了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生活常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可以在瞬间产生，又可以在瞬间消失。当超前消费、高消费和过度消费成为一种个人追求和政府鼓励的生活方式，当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工具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所谓的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股票危机就成为注定的了。一切现代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在根本上都是西方价值的危机，而一切所谓的科技创新和制度（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创新，都无异于促进物质发展的加速器，人类已陷入一种扩张疯狂。传统社会满足的是人的需求（如手工时代和耕读时代），现代社会追求的是人的欲望；传统社会的价值核心是节制（对贪欲的节制），现代社会的价值核心是放纵（对贪欲的放纵）；传统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自发的逻辑和内在的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人为的逻辑和外在的秩序；传统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传统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约束，现代社会，它们受到各种激励，成为普世价值。失去那些内在和天然的传统价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野性。西方价值追求器物、制度和观念上的无限发展，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外在超越，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各种内在精神的超越，这是西方价值与其它传统价值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是西方价值危害所在。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在财富分配上更公平，人与人的关系更平等，而资本主义更富于效率，在政治上更加自由，但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正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差异，整合两者的不同功能。在对于市场和科技的认识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日益趋同，两者都高度关注于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所有的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成了经济决定论者，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已远胜于政治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人类已陷入对市场的制度性依赖。全球化的冲击，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两者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相似，如今，两者正通过不断借鉴和渗透，共同开创一个新的风险社会。文化是制度之母，使两者走向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价值取向——物质取向，而那些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上的争论，包括政治体制、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的争论都已成了西方范式内部的争论，苏联和东欧都属于西方文明形态，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差异事完全不同的。今天，所有的民族国家现在都被纳入了由西方价值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市场和科技已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本质已完全改变，世界已完全落入市场和科技支配的西方文明范式。 十、 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全球化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民族国家从此将完全服从于建立在西方价值和西方经验基础上的全球市场和现代科技的支配，从科学理论到生产技术，从产品设计到消费方式，从企业经营到社会治理，从机构设置到社会科层组织安排，从教育、医疗制度到财会、金融、保险制度，从个人观念到社会时尚，无不打上西方的烙印，所有非西方社会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全球化表现出西方文明强烈的扩张性文化冲动，它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性和西方价值的扩张性一致。全球化正在通过贸易、金融、科技、通讯、媒体、运输和旅游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带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另一些国家正在迎头赶上，而占全球2/3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的加入，正在大大加速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全球化正在将那些带有致命缺陷的西方价值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价值迥异的各种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现代化后果提前一百年到来，很难想象今天的人类将会是怎样？现代文明对各种伟大传统冲击的结果使人类失去了保护自身和整个生物圈的最坚固的天然屏障——人类曾一直拥有的道德理性和终极价值——节制。现代化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和暴政，由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人们的唯一选择。当西方为征服世界而感到骄傲时，当西方把现代化看作是自己的负担时，连西方自己的一些人也意识到，它带给世界的其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 现代性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到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现代世界经济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一切无不遵循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当今的贸易都是以富国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格、交易方式也是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三大国际组织，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全球各种基本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建立者、实施者、监督者和仲裁者，他们实行股份制运作方式，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利益。其他各个领域的国际规则也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如国际航海法（IMO伦敦）、国际航海安全法（ICAO蒙特利尔）、国际食品标准条例（FAO罗马）、国际知识产权法（WIPO日内瓦）、国际汽车标准法（ECE日内瓦）等等。这些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本身已成了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和全球化的工具。经济全球化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逻辑，它是由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决定的。世界每个角落都正被卷入这一洪流中来，不管你是否愿意或有无准备，都已经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一部分了；无论投资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已经被复杂的商业、贸易和金融渠道直接间接的联系在一起了。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以上的生产、2/3的世界贸易、90%以上的对外贸易、75%以上的专利和技术转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了。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产业制度和新的统治形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竭力摆脱一切控制，包括与母国的关系，甚至不惜将先进科技转移到不久就将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国家。跨国兼并越来越多，世界正在成为少数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的天下。早期的跨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掠夺外国资源，倾销本国产品，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掠夺方式包括建立农场和种植园，开掘金矿、银矿，贩运香料、布匹、丝绸，贩卖奴隶、鸦片，从事海盗活动。从殖民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运作。现在的跨国公司则主要依靠上述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借助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堂而皇之的向海外扩张，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正根据全球的原料、劳动力、产品市场和税率的不同分布随心所欲地游走于世界各地。科学技术，尤其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跨国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劳力、技术和资本配置，以及全球范围的生产制造转移，摆脱母国的控制，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推动货币和商品流动的主要力量，大量的跨国贸易直接在网上进行，以逃避巨额关税；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专以各种投机方式牟取暴利，通过互联网进行不受时空限的货币和股票交易，而这种交易常常与实际生产无关，这大大助长了社会的投机风气，使更多的实业资本转向了金融资本，人们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实业资本带来的那种缓慢的平均收益，而希望通过金融资本来获得快速哪怕是风险极高的暴利。今天，在全世界瞬间流动的资金可达到100万亿美元之巨，其威力犹如飓风，可以摧毁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拉美金融风暴，以及当前这场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都是现代虚拟经济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通过工资套利和税收套利，使各国之间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争相引进外资的结果，使这些国家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相似的比较优势，正在由于彼此竞争而形成新的内部矛盾，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过程中形成的认同。一些国家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国，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边缘化。全球化正在整合和分裂整个社会。资本主义逐渐通过跨国公司、现代科技、政治干预三种方式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和民族国家纳入其文明版图，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在三者中，跨国公司和现代科技具有本能的扩张冲动，倾向于无限发展；政治干预则通过人为力量推波助澜。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是有巨大代价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实行完全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开放金融市场，这些发展中国家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的竞争中成为跨国公司予取予夺的囊中物。全球化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每个人都想有更大的房子、更多更新的电器、拥有汽车、外出度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生产方式造成大量的产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据估计，按照现行的市场和科技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仅20%的劳动力就足够了，另外80%的人将成为“多余人”，这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压力。在全球化带来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目前，全世界有14亿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25美元。当富裕国家人民因营养过剩而苦恼，需要花大量金钱来减肥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却有相当多的人因缺乏基本食物，营养不良，在价值上他们连动物都不如，这成了现代文明的最大耻辱。全球化使那些首倡全球化的国家本身也无法摆脱资本市场的支配，工资和福利的上升导致利润下降，使许多企业纷纷将生产转向海外。资本的冷酷无情使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降低国民生活水平，放弃传统政治对社会平等的承诺，不断减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和教育支出，政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更多的金融危机，使本国产品缺乏竞争力，但政府这样做了，又会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面临挑战。近年来世界各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宗教的诉求，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诉求，一种对全球化的另一种反抗，一种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二、）全球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扩张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市场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现行国际关系的规范和规则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反映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的传播给非西方文化的传统和社会心理来巨大挫败，它破坏了这些文化的基因，使这些文化失去凝聚力，造成这些文化的中断，并造成这些文化彼此间的对立。全球化也是西方价值的全球扩张。今天，当我们谈论现代化或全球化时，实际上主要是指西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用西方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即使我们并不情愿，但我们正不得不像西方人那样生活。许多民族国家正在抛弃他们熟悉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西方的一切正在成为人们评头论足的标准。现代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导致文化的贫庸和堕落。全球化已将西方那些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代社会价值已变成完全的物质取向，全球化使得以科技和商业主导的文化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效率替代了一切传统价值，并直接导致各种功利主义社会行为的产生。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原则已成为各行各业追求的目标，连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强调的是生产，即如何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强调的是消费，即如何诱导人们超前消费和高消费。目前，全世界除了一些资源行业外，多数行业都已进入了买方市场，大多数商品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成了可有可无，整个市场已出现产能过剩，但人们的欲望却越来越难以满足，对多数人来讲，除了钱以外其实已经不缺什么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人为制造的需求来维持的，这些需求不是实际的需求，而是虚假的需求，它主要是由文化引发的需求，而这种文化便是西方的物质主义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它表现为各种过分的自我强调、个性张扬和差异崇拜，将浪费变为必需，将病态变为一种美。现代社会完全受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支配。现代媒体通过各种手段展现富人和名人的生活，让人们羡慕和追逐，为发财致富提供强大动力。而广告在把别人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崇尚财富，崇尚名人，崇尚成功，崇尚刺激——已成为现代社会风尚。“贫穷即羞耻，贫穷即犯罪”已成了现代社会的舆论标准，“经济增长指数就是幸福指数”已被普遍默认，这些无形的社会舆论压力正在时刻羞辱着普通人。储蓄曾经是鼓励节俭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精神，但它已经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完全矛盾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名义，一切追求更大、更多、更快、更新、更有效、更有利。现代社会的所有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与物质有关的发明创造和生产消费上了，分期付款和信用卡制度便是其中两项杰出发明，它大大的促进了消费主义风尚的形成。现代技术的发展本可以将各种产品做得更经久耐用，但现代生产制造和营销理念注重的是更新换代，用过即扔，以培养人们喜新厌旧的消费意识，最终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许多产品被人为的设计成更短的使用寿命，不能拆换，不能维修，而这种设计制造理念已被广泛接受。现代世界观是个人主义的，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和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被标榜为理所当然的人权，受到各种法律保护。时效原则、投入产出原则成了最普遍和时髦的原则，如何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成了个人和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离婚成了妇女解放，独身、不育、乱交成了个性自由。越来越多的人把事业、房屋、汽车、度假看得比家庭、孩子更重要，这些倾向正在助长整个社会溺幼轻老的风气。现代城市弥漫的欲望和躁动，正引诱乡下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去尝试危险、刺激又不受监督的生活。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是个灾难，全球媒体市场已被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所控制，通过它们，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价值观正在覆盖全球，使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失去话语权。英语借助国际商业贸易和计算机发展成了世界语言，造成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对其他民族语言的破坏，据统计，在今天的互联网上，英语内容占90%，法语内容占5%，其他语种内容占5%。而其它与英语一样成了世界语言的还有金钱、因特网、人权等等。越来越多的超级市场、宾馆、飞机场、高速公路、巨幅广告、加油站、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正在成为各地的现代化标志，文化的多样性正如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在迅速消失。全球化成了一个模仿的时代，大众文化使各种媒体一方面尽量迎合大众口味，另一方面又巧妙的引导大众的消费。衡量报刊杂志好坏的标准是“可读性”，衡量电视、电影优劣的标准是“收视率”和“卖座率”。现代的人们是靠时尚和大众文化来提高精神修养。西方文化的入侵不仅给民族国家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心灵造成巨大冲击，也使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怀疑，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反传统的倾向，在许多社会正在经受一种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错乱。当商品、科技、制度、规范、组织充斥了整个社会，成了社会的主要价值，艺术已无路可走，如果艺术与市场和科技合流，艺术便失去了真、善、美；如果艺术远离现实，艺术便失去了实际影响和存在意义。传统艺术是靠自然、宗教和人伦情感熏陶出来的，而现代艺术则是在人工合成的世界里，靠制度、商业和科技熏陶出来的，它丧失了诗意、情趣和意义。现代艺术不再表现美和神圣，不再给人以安静和谐，赏心悦目和心旷神怡，现代艺术已沦落为市场的婢女和发泄的工具，要么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要么只表现各种混乱。工业文明摧毁了人类曾经有过的神圣、崇高和优美，现代艺术表现的正是人的这种机器般的冷漠和荒诞。越来越少的亲情和宗教关怀，越来越少的闲情逸致和冥思妙想，消费主义和物质享乐已成了人们主要的快乐源泉。隐藏在各种现代艺术形式中的一种共同情绪是焦虑、躁动和茫然，作为人类精神和艺术的源泉的宗教已经死去。现代音乐不再是内心的情感抒发，给人精神抚慰，伴随药物产生的幻觉和亢奋，成了一种情绪的发泄，晕眩闪烁的灯光，巨大的欢呼场面，硝烟四起的背景，奇装异服，疯狂和弱智般夸张的动作，现代流行音乐会常常充斥了各种机器般轰鸣的节奏，声嘶力竭的大吼大叫，死去活来的痛苦表情。所有的民族音乐在旋律、节奏和配器上都在竭力模仿西方，每个民族独有的音乐遗传密码——音阶、调式、音律变得越来越模糊，所有民族音乐都加上了西洋打击乐器来加强节奏。“迪斯科”成了跟英语、计算机、可口可乐一样的另一种世界语言，它使民族舞蹈语汇黯然失色。民族舞蹈也争相在动作、节奏和表情上模仿西方，尤其是那些富于挑逗和卖弄的姿势和表情。有些现代舞者咬牙切齿，横眉瞪眼，竭力想把那些节奏、动作和表情夸张到极至，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内心的亢奋。其实，东方人有自己的性格、气质和风度，东方人完全没有必要去模仿西方人的言行、举止、眼神和装扮。现代美术似乎尤其热衷于那些荒诞、破碎、恶心和变态，行为艺术或装置艺术更是一些挖空心思的怪异奇巧和内心深处的焦虑彷徨。现代服饰和发式成了人们直接表达对现代化和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方式，世界各地的服装都在追求如何在质地、款式、颜色和搭配上模仿西方；世界各地的女孩今天都穿着露出乳沟的紧身衣，不管大腿长短粗细，都一律穿着露出肚脐眼和半个屁股的牛仔裤都成了与美国摇滚、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电脑、手机一样的时髦。难怪澳大利亚一位穆斯林长老将那些衣着不端的女性比作一团没有遮盖的肉，是自找麻烦。至于那些把直发烫成卷发，把黑发染成金发以及隆胸、隆鼻、隆唇、隆臀，都是为了在外表上接近西人。时尚已经使人们无视身高、体型、肤色和气质的差异，不顾自然和谐的基本审美原则，对自己与生俱来的长相感到自卑。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那些充满躁动、刺激而又昂贵的西方体育和冒险运动。西方体育运动已经完全不是一种身心平衡的活动，它的那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已经违背了人的生理特点，尤其是那些冲击力极大的运动，除了提高人的竞争意识和争强好胜心外，不是带给人健康，而是带给运动员伤病；那些贵族化的体育运动（高尔夫、赛车、赛艇、马术、滑翔伞、器械健身等等）更需耗费大量资源和能源，早已超出了强身和娱乐的意义，现代体育的发展主要是受名利思想的诱惑，成了一种商品，一种时髦，一种高消费，一种政治事件和国家崇拜，而这种西方的时尚对那些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人们怀疑人类还能打破多少体育纪录，在现有的进化阶段，人的体能已达到了极限，人最终不可能比车跑得更快，比海豚游得更快。现代体育也属于一种现代范式，它跟现代社会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它遵循一种线形的、加速度的发展方式，而它正在接近极限。西方的竞技体育终有一天会无纪录可破，西方体育的终结将迎来东方体育的复兴。东方式体育运动不仅更适合东方的国情（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而且更有利于人类和整个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东方的体育多为徒手运动，只需要在大自然中，利用身体本身的重量，配以不同姿势、动作和呼吸，施以不同力量和速度，辅以简单器械，即能达到健身的目的。东方价值不是崇拜肉身，而是崇拜灵魂和精神，东方的体育不仅强身健体，而且修身养性，它是一种人与自然、身与心的交流方式。“趋同”和“单调”已成为现代城市建筑的共同特征。方言和建筑曾经是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异域的两种符号，但现在已变得模糊了。今天，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都觉得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相似的楼房、相似的玻璃墙、相似的霓虹灯、相似的街道、相似的立交桥、相似的喷泉、相似的广场、相似的街心花园、相似的城市格局，尤其是那些商业中心，所有的城市都成了笼罩着噪声和烟雾的水泥丛林，而鸟瞰比平视给人更多的视觉刺痛。民族国家的建筑正在失去自己的灵魂，世界的各地的城市已变得很难从外观辨别其历史和文化了。如果是在西方，你很难分辨是在哪个国家，如果是在中国，你很难分辨是在哪个城市。现代建筑在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也只能靠一点拼贴来表达了，如给一幢方块建筑加上传统的屋顶，在柱式和线角上添上一点传统元素。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建筑都充满了灵性和美感，都与周围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协调，具有一种内在的宁静、从容和自信。现在普遍使用的玻璃幕墙外观和平顶设计已经将那些最能体现个性的屋顶和窗户包裹起来，建筑的基本造型被简化为一个个大小、高矮不一的立方体。在一些城市甚至乡镇建筑中出现的罗马柱、巴洛克屋顶、几何图案装饰多与其建筑本身和周围环境极不协调。许多所谓现代建筑为了张扬个性，刻意制造的非对称、倾斜和扭曲，使建筑失去了基本的视觉平衡、稳定感和谐调性。城市化趋势和传统建筑的功能性局限使现代建筑的发展成为必然。采用玻璃幕墙以便获得更好的采光和隔热效果，平屋顶的设计，以便放置大量冷却和通讯设备。人们已经不得不都工作和生活在楼上了，也只有现代化高楼才能容纳更多的人，这种趋势正引导人们建造世界高楼的竞赛，从香港中银大厦 369米，香港中环广场大厦374米，纽约帝国大厦1250英尺，广州信兴广场大厦384米，广州中信广场391米，香港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420米，上海金茂大厦420.5米，芝加哥西尔斯大厦442米，吉隆坡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451.9米，台北101大楼 508米……城市园林中那些过分规整和几何造型的花木，市区大面积的草坪，都在刻意追求西方的审美观，而草坪比普通乔木和灌木造价高，在生态效应上又不如乔木和灌木，而且会耗费更多的水和人工，仅仅是割草一项，全世界每年就不知要消耗多少能源，制造多少噪音。到处是用洋名命名的建筑，曼哈顿国际社区，温哥华广场，格林威治广场，威斯顿联邦大厦，雅典国际公寓，比利华国际城，加州国际会展中心，罗浮广场，左岸国际，布鲁汀社区，爱丁郡院，塞特公寓，美洲花园……，无不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失落。商业把什么都变为时尚，因为时尚引导消费。各种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成为时尚，性倒错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借腹生子、代母受孕、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变性手术、身体穿孔、纹身、节食都成了时尚；节能环保产品也成了时尚（靠消费各种各样的节能产品来节能而不是减少消费本身）；怀旧被作为时尚，商家为追逐利润而制造怀旧；神秘被作为时尚，商家为招徕顾客而故弄玄虚，如印度、西藏和埃及的旅游宣传。 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价值与整个人类、与整个自然、与每个人的身心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的完全分离。现代化的发展使人类正丧失其终极价值，使各个文明也正在丧失其核心价值。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不是所有制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各种现代危机，如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在根本上都是现代的价值危机。人类离开自己的本质已走得太远，商业和科技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发展创新已成为所有社会的首要价值，这一切都是西方价值近500年来主导世界的结果。而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将这种具有致命缺陷西方价值带到世界各地，使西方文化的危机变成了全人类的危机，而西方价值本身完全不具备这种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反思主导现代化的整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能否用现代手段来克服现代灾难？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三者之间互为条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使要人为的把它们拆开都不可能，它们的到来是大致同步的，只是在时间上有超前或滞后的可能，三者中缺少一项则整个现代化无法运作。西方国家借三者发展不均衡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真正令人担心的，不是选不选择，接不接受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来满足全世界被无限激发出来的欲望？用什么来安抚这些永远躁动不安的心？用什么来消除现代化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后果？用什么来制约现代化的无限膨胀？今天，对不同文化价值意义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地域、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成了有关人类存亡绝续的事情。既然我们已不可避免要生活在西方价值影响下，那么如何减少西方价值的负面冲击，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替代价值，将成为人类努力的方向。而重估现代价值，将意味着当今一切主流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的颠覆，东方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希望，人类注定要转向东方，从东方价值中来寻找智慧，这是因为，东方智慧是一种生命智慧，生态智慧，东方价值更有节制，更接近自然。东方文化是灵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东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好的顺从自然，西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自然。东方智慧对以物质为代表的所谓“进步”不感兴趣，对致力于物质发展的科学技术没有特殊嗜好，对促进物质流通的商业始终心存疑虑。东方智慧认为，把人生的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无疑颠倒了人生的目的和手段，人生将索然无味。东方文化不必从自己的历史中去苦苦搜索那些只言片语、细微末节来对应、附会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冯友兰先生认为，东方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东方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路径，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生活方式，东方文明可以完全不需要西方科学，她本身是一种完善的文明体系。现代世界的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深层原因是价值引起的，是东西方价值碰撞造成的，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尤其是在阿拉伯社会和亚洲社会。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东方文明将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东方文明不会自己选择现代化道路，因为现代化与东方文明过去几千年的经验不符。东方在过去500多年的历史中，在西方强大的武力和物质文化的冲击下，穷于应对，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回过神来。东方传统过去主要是在延续种族，维系社会方面发挥作用，随着东方的重新崛起，东方文化必将超越和升华，为人类的发展导向。人类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回到东方，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主导，同时吸收其它价值中有益成分的一种新的人类价值。季羡林先生多次强调：“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东方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这样的眼界和抱负，东方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西方对东方的一切偏见，完全是因为他们用现代范式，用技术和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东方文化和东方传统。东方国家无须为近500年来未曾产生过任何能够影响全球的观念和创造发明而自责，东方文明早已向人类贡献了宇宙和生命智慧，而现代社会的各种灾难正是违背这些伟大智慧造成的，现代文明的绝望使人类注定要回到东方价值上来。东方价值是人类已有的、可参照的更好选择。东方文明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可以永远供无数即便是那些聪明绝顶的人们倾其毕生精力施展他们的才智。缓慢演进的物质生活与无比丰富的精神生活、艺术生活和伦理生活，使东方文明从整体上——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呈现出最高的均衡、和谐。此外，东方的实用技术本身也决定了东方的发展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而西方的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理性所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必然造成现代文明的突飞猛进和漫无节制，西方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在人生境界上，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儒家文化既重视人的精神人生，又注重人的社会人生，境界最高；印度文化只注重精神人生，不注重社会人生，次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只注重物质人生，不注重精神人生，境界最低。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不是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一一对应和类比来体现的，甚至不仅仅是从文化的多样性上体现的，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主要表现在她的整体文化功能上，不是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而文化的整体功能是天然生成的，它决定文化的走向，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东、西方价值的根本差异都是围绕这三方面展开的。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这三者多呈负相关，而东方价值和一切传统价值多与这三者呈正相关。东方文化绝非完美，她有许多弊端陋习，而她最受指责的地方包括印度的种姓制、童婚、殉夫等习俗，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圣战精神，中国的纳妾、裹脚等等，但这不影响她在整体功能上，即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的整体和谐。西方价值的本质是发展，而东方价值的本质是节制，节制是一种秩序，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美德，节制的根源在于其精神取向和自然经济取向。（一、）东方价值的整体观念东方价值是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所具有的价值取向。东方价值强调人生、自然、整体、直觉、亲情、传统、权威、神秘、道德和艺术修养。东方文化中尽管也存在天、地、人、神的冲突，但在总体上它们是和谐共存的。东方的智慧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交织在一起的、无比庞大、无比繁复的因果链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自然界弥漫着包括人在内的无限生命。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和人文关怀，包含了对天、地、人、神的整体关照，以及由这些终极价值引申出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整体认识。例如，印度文化最高境界是“梵我一如”，印度文化的价值精髓包括，中道、正法、苦行、布施、爱、喜、诚、非暴力、禁欲、同情、神即真理、智行统一等。伊斯兰文化思想本原为“认主独一”，阿拉伯文化的价值精髓包括，重视人的声望和价值，整体团结，强调人的社会关系，注重道德修养，主持正义公正，诚实宽恕，尊敬父母，关心邻人，同情弱小，仗义疏财等。中国文化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包括中庸、和合、忠、孝、仁、义、信、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而西方文明从源头开始，西方价值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始终都表现出一种矛盾和冲突。古希腊神话中就充满了各种人神的对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的价值得到张扬，人类中心主义的地位完全确立；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宣战；弗洛伊德学说，展示了惊世骇俗的人的内心冲突；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永恒矛盾和阶级的对抗；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更陷入与大自然全面的对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由西方文明主导的整个现代文明是一种冲突的文明，现代文明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与人和自然难以克服的矛盾。东方价值具有一种先天的整体观、综合观、有机观、和谐观。东方价值认为，万事万物在时空上都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每个人，每个生命，包括所有动物、植物都处于巨大生物链中的一环，同样，每个人、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的每个行动也都处于巨大的物质因果链和道德因果链中的一环。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周围的一切；这些影响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有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远的；有可能是当前的，也可能是将来的。因此，和谐比发展更重要，循环比创新更重。这种观念是东方一切认识和判断的起点和归宿，这种价值观成为抑制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大观念机制。与西方对待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反，东方价值认为，历史的演进不是线性的，而应是循环的；人应该成为精神动物，而不应是经济动物和科技动物；天只可顺从，不可违抗，更不能征服，万事须以天理为法。东方价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承认人的卑微，而西方价值正好相反，人是万物的主宰。东方价值的整体关照和综合思维特征是它不致产生类似西方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一切现代性后果的根源。东方价值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有侧重，并行不悖，都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的兄弟思想，印度教的果报轮回思想，儒家的中庸和合思想都是对西方现代极端主义倾向的一种根本反制。（二、）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东方文明博大精深，东方文明中蕴藏着大量现代科技的萌芽，但东方文明一直是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等各种精神活动作为理想境界、核心价值、社会主体和社会基础的。东方价值通过宗教、常识、神秘主义、玄学、迷信以及各种实用技艺来与自然沟通，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梁启超认为，“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东方的智慧是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宇宙、关于终极价值的智慧。东方智慧把各种精神活动看得高于与物质和技艺相关的其它活动，并按照这种价值来设计社会秩序，安排社会生活。东方的知识是关于价值的知识，是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是关于生活、人生和生命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将外在自我转化为内在自我的知识——是关于心性和意义的知识；而西方的整个知识体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关于方法论和规范的知识——是关于当前实际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是被置于机械和疏离法则下，能够被认识、被观察、被证实、被量化、被计算的。东方哲学的功能主要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精神境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不断完善，而不是物质和科学的无限发展。当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时，其实所指的主要是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成了西方的基本精神动力。西方的理性、逻辑和思辨主要是为事实知识和科学技术服务的。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整个现代知识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在人生的价值上，儒家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道德和艺术方面，即注重现实世界，又关注形而上世界；印度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其精神取向更强，更关注形而上世界，而不是现象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人生价值也是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而西方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认知和宗教方面。东方价值的共同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东方价值并不排斥物质，但对物质的要求是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生产主要不是为了利润和积累，而是为了生活的需要，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要受制于各种精神生活和伦理生活。东方价值同西方的发展、创新、速度、效率价值是对立的，与建立在功利和效率基础上的专业分工和专业训练也是对立的。东方价值是有节制的，这是因为，第一，它的最高价值是一种精神取向，人生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二，它有一种深刻的内心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伦理道德的敬畏；第三，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秩序，使商人和科学技术人才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和领导阶层，这是对科技和商业的有力制约。相对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东方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都是无用之大用，它将整个社会的能量、智慧、精力、兴趣和注意力都引向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当西方文化对“人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疑问做出完全世俗、客观、唯物主义解释之后，人的丰富多彩的本质便被以各种现代化的名义掏空，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神圣和终极意义的部分，剩下的都是以各种进步、发展名义包装起来的本能和欲望，人从此沦为机器和动物。现代化的所有灾难都是源于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的缺失。所有的宗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灵渴望和终极关怀，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同的功能，都通向同一个境界，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爱”和“节制”——爱生命，爱他人，爱万物。辜鸿铭先生所说：“宗教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不同的宗教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以适应不同环境、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她们殊途而同归。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都具有普世价值，但却是最具排他性的，长期以来，水火相容，而其他宗教却是宽容的，近年来佛教在全球的兴盛，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人们已经厌烦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倾向。宗教不应该是排他的，排他的宗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人类有着一种需要宗教的共同心理，因为有对地狱的恐惧和对天堂的向往，因为有三世轮回，因为有普遍存在于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因果律，人才会受到一种内在的威慑和约束，也才会永远充满希望。当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将宗教的“天机”暴露无遗，当唯物主义思想上了上风，把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给出系统的、逻辑的、理性的诠释，否定整个意义世界；当发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摧毁了人类各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当西方以及全世界各地的精英逐渐把兴趣从宗教和传统文化转向科技，整个人类生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技术成了这个时代的唯一精神财富，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丧失殆尽，人类从此失去了平衡，出现断裂，人类的各种灾难也就注定了。以逻辑、数学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拒绝承认一切超验的和不能被证实的存在，歪曲东方文明中的直觉、内省和冥想的价值，贬低人与这些价值之间的意义联系，而这些价值不能被理性证实就如同道德、幸福、善良、宁静等感受都不能被理性实一样。今天，能够有效抑制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扩张的东方价值正在受到巨大的侵蚀，而西方价值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印度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所宣扬的果报轮回思想对人的欲望和本能的内心震慑和约束；在于它宣扬生命的永恒性带给人的责任和希望，而不是像现代价值所认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客观上鼓励人们放纵享乐，不负责任。印度哲人泰戈尔说：“东方最高智者认为，为了任何特殊的物质目的去利用至高的神而获得它，这不是我们灵魂的职能，……生命不是从任何需求而是我们与无限者的密切关系中涌现的。这是我们在灵魂中拥有完美的原理。”人类能量的宣泄只有像东方那样指向内部，指向精神生活领域，其危害才会最小，而如果像西方那样指向外部，指向物质生活领域，将祸害无穷。 （三、）东方的自然经济取向农业与工商业绝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法则、逻辑和本性，代表两种不同的范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业是安详的，农业的特征倾向于一切自然的因素——土地、植物、动物、气候、季节、昼夜等等，而商业和工业的特征是不安定的，它倾向于破坏生命和人性的因素——机器、规程、制度，带有冒险性和侵略性。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始终存在，但在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各种传统文化价值都是具有内在节制的，因而对自然的破坏可以通过时间得到自我恢复的。东方固有的经济是自然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尤其是在中国，每个人一生中消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浪费的，最终都会回到自然中去。吃剩的食物可以喂鸡、鸭、猪、狗（而今天这在西方被认为是虐待动物）；人畜的粪便以及生活中的所有有机废物都会被搜集起来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大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小孩子再穿，小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再做成鞋；各种生活用具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废旧利用一直是东方生活传统，生产制造的理念是经久耐用，农业生产技术更是达到了极高的生态循环境界。例如，为了使不同作物互抑互利，在民间普遍采用轮作、间作、套作（禾豆轮作、桑麻间作），农、牧、渔互养技术，有机除草和施肥（草鱼鲢鱼同池混养、稻田养鱼、养鸭）。只有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的修复才能达到基本平衡，自然的状态才是圆满的状态。《汉书 货殖列传》中提出：“育之以时，用之有节。”早在白居易时代，他就认识到“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之不胜期间，则物必暴殄而财乏用矣。”圣雄甘地也说过：“自然界能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的贪欲。”由自然经济产生出来的是乐天知命的心态，而由这种心态产生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东方的智者认为，只有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给人带来安定，只有适度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缓慢的发展，只有适度发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具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侵略，东方社会自身不会发展出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东方社会内部不具备这样的机理，也没有这样的需要，东方社会将继续遵循自然经济取向和精神取向缓慢演进，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安排生产和生活，因为这更符合东方人的历史经验和生活习性。东方的方式是适应自然和顺应社会，而不是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东方价值认为，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方式是顺从而不是改造。这难道不是更理想的人类发展模式么？那种纠缠于“为什么东方社会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之类的讨论，完全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中国，显得既狭隘又自卑。东方人失去自觉已经太久，人们已习惯了用西方的理论来解构东方文化，用西方价值来诠释东方价值，西方的眼光来看世界，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西方，然后又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自己。东方文明的所谓“保守性”和“封闭性”，对西方价值扩张是一种强大的制约。正是由于东方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对立，正是由于东方广大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才大大地推迟和减缓了现代化的影响，否则，今天的人类和整个生物圈可能还不止是这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到1978年对外开放，有30年处于封闭和停滞状态，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到1991年，也有43年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但即使这样，也仅仅使全球范围现代性灾难的出现推迟了几十年，全球化已经使中国、印度以及所有传统社会都被迫卷入进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扩大普及，成为世界潮流，在这种前提下来谈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节能减排等等，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时髦和一种权宜之计，而所有那些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与正在全人类和整个生物圈中加速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的灾难，是西方文明的扩张和过度开发的结果，天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的。西方文明已经打破了整个人类的自然进程，摧毁了人类迄今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统，造成了人类历史在短短几百年中的突变。现代化正在把人驯化为机器，除了物欲，人正在丧失其灵性、生机和本质。用什么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用什么来抑制如此众多人口日益膨胀的物欲？在现代范式内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无论是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还是基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都无能为力，因为两者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发展上已越来越相似。西方的逻辑告诉我们，现代化带来的灾难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科技和强化市场职能来解决（如新自由主义）；而东方的逻辑则是，人类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以西方主导的价值取向（以物质追求和个人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不改变西方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占据更大空间的生活方式），一切努力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只会日益加深。（四、）东方价值与现代宗教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正在消亡，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诉求，不如说只是一种文化和政治诉求，它成了一种社会激励和动员手段，一种文化归属和政治利益的认同标志，与这些传统宗教本身基本无关。西方价值扩张的结果，摧毁了一切文化传统和价值，包括它产生的母体——基督教，破除了一切禁忌力量，全人类被带入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时代和无所顾忌的技术时代。今天，基督教在东方一些地区民间的流行，主要是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要么成为一种西化的时髦，要么是为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而与此同时，今天全世界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文化的人们以及那些曾经有过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已经悄悄地皈依或者改宗，共同信奉一个以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这三个位格涵盖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其中每一项都是助长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发展的。商业和科技本身就是直接与物质相关的社会活动，民主政治虽然不是直接的物质活动，但它以推动商业和科技发展为宗旨，为商业和科技的发展创造条件。传统宗教的基本取向是精神，它既是一种思辨，也是生活本身，它让人体验超自然的法则和力量，带给人的是寄托；而现代宗教的基本取向是物质，它是一种世俗的功利主义知识体系，它让人感受现实追求的乐趣，带给人的是欲望。现代宗教使人们不寄望来世，不奢望天堂，不畏惧地狱，人人都可以放心大胆，纵情挥洒，因为只有我们生活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唯一的世界，而且人生只有一次。新“三位一体”不仅成了当今的世界宗教，也成了当今世界的共同意识形态，共同的价值标准。一切哲学思想，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甚至艺术理论都是围绕着这种现代宗教来展开的。现代性与节制、现代性与责任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同西方的世俗化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都是代表的西方价值。市场之于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之于个人主义，科学技术之于唯物主义有着自然的逻辑关系，当世界上多数精英和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剩下的一切纷争和对抗都只限于技术和方法的层面了。西方的所谓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不应该发展到今天这么多人口，因为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是无法供养如此众多人口的；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市场有所限制，因为市场是没有良心的，市场的本性就是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科技有所约束，因为科技是没有灵魂的，它不能预知其后果，更无法保证只用于人类的福祉，科技的本性是无限创新和盲目发展；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至少从现在起就应该彻底改变现有的生存的方式了，因为除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现代性的破坏，但今天不要说还没有出现任何现代生存方式的改变，甚至看不到任何这种发展减缓的迹象；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抛弃可能毁灭人类延续的现代价值，而代之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主导的精神取向和自然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只能达到某个或某些学科、专业、领域、行业，它完全不同于东方那种天然的整体关照和生命体悟，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导致了西方文化追求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行业无限发展的极端主义倾向。人性中的许多邪恶是由市场引发的，科技虽然不直接带来邪恶，但它与商业结盟可以助长和放大邪恶。人们能够了解的是科技和市场的具体原理和实践，它们都井井有条，明明白白，但它们的精神实质和整体方向却让人深感怀疑和担忧。由于人在根本上是缺乏理性的，人类要走出现代化困境，避免灾难，不能依靠西方的那种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必须依从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有节制的文化价值的引导，人类的希望在于这样的价值能否确立，东方价值将给人类以深刻的启示，东方的因果论和阴阳五行观念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信仰基础，最接近自然和绝对实在，其震撼和威慑力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宗教。东方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整体功能上更有益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身心的和谐，因为她是从最宏大、最久远、最根本的维度来审视和理解人和世界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各种文明的争论，包括对现代文化、对自身文化以及对其他文化的评价，都是以西方文化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参照的。人类要想摆脱技术统治和市场垄断，就必须超越西方价值，从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转向道德理性，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重建世界价值，重建国际秩序，重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五、）儒学价值的当代意义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排他的，儒学则是一种宽容、温和、中庸的人生的哲学，一种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世俗的、内在的、人性的、有节制的、可操作的价值系统。在东方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比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无上，但对一般百姓较难实践，而种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家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宽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崇尚道德，西方文化崇尚力量；儒家文化崇尚智慧，西方文化崇尚知识；儒家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儒家文化是家庭本位，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儒家的最高价值是中庸和谐，西方的最高价值是进步发展。中国没有制度性宗教，但中国人的灵魂却能得到安顿，因为中国人过的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孝道，成为一种连接生命过去和将来的精神寄托，给人以永恒感。世俗生活使中国人安静随和，从容不迫，得过且过，安贫乐道；心灵生活使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有所依归，在艺术修养上有所寄托，通过内省、静观、冥想、坐忘、玄览、感应而得道。在中华文化三大精神支柱儒、道、佛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但它们相互补充，既有日常生活的道理和方法，又有思辨和超越性；既世俗，又神圣，在本质上都注重天人合一。儒家侧重于人与人和，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注重人的现实精神；道家侧重于人与天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的自然精神；佛教则重于人与己和，强调人与自己身心的和谐，注重人的终极精神。儒家鼓励人进取，道家给失败者以安慰，佛家教人完全放下，儒、道、佛的历史结合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心理空间，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会矛盾得以舒缓调和。儒家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价值和现世价值，虽然儒家把利欲看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质，也不排斥性欲。儒家文化是有节制的文化，她知足常乐；儒家文化是欢愉的文化，它没有原罪的压抑，也没有地狱的恐惧，整个人生被视为一个自然圆满的过程；儒家文化是利他和充满责任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都是强调对人的责任；儒家文化是厚道包容的文化，而她的“和而不同”，表明她有足够的自信。儒家的意义世界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世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对家人、族群和国家的责任感。儒家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本是和谐的，人和社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和谐的，理性必须服从天启。和谐即是有序，伦理道德是人类的秩序，阴阳五行是自然的秩序。人的价值暗合的是自然的价值，社会的法则暗合的是自然的节律。（时之春夏秋冬，月之阴晴圆缺，海之潮涨潮落，草木之荣枯，动物和人之生死等等。）儒家的最高价值是中庸和谐，她与西方极端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人生活的常态是乐天知命，而不是追逐财富和张扬个性；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均富和安定，而不是发展和创新。传统社会的“耕读”思想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很好概括。“耕为本务，诗礼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君子不器”，人们把财富只看成是保持人的尊严，完善自身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人们追求的生活是舒适但不必豪华，俭朴而富有情趣。科举制度使人人机会均等。比财富更值得夸耀的是家庭兴旺美满、道德修养、人格魅力、琴棋书画、生活知识（中医、养生、风水、花鸟虫鱼等等）。中国人一直认为这种清淡平和，闲适散漫的生活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而这样的生活境界，如今我们只能从上世纪生活过来的一些老先生身上看到，他们是伟大传统最后的承载者。在这个忙忙碌碌，芸芸众生的时代，他们的人格、气质、风范、仪态，尤其是那种厚道、谦和、从容、安详和质朴令现代人不胜感慨，他们的言谈举止，甚至连他们的字迹中都能透露出这样的情绪。儒家学说充满生命情怀、生命气象和生命智慧，她教导人如何过一种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林语堂先生说：“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明显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和谐的社会关系。”整个中国社会的支持系统是家庭，而整个价值的支持系统是伦理道德，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的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与家庭的相抵触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石，儒家的政治主张是重德轻法，教化胜于管理，“养民”胜于“权利平衡”。梁漱溟先生认为，“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说是靠道德习惯”。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内在约束（道德、廉耻），而不是外在约束（法律、宗教）。刘宗贤、蔡德贵在《当代中国儒学》一书中指出，“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制重要，责任比权力重要，人际关系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儒家强调的是一种和谐的等级秩序，和谐的等级秩序是流转和开放的，它不像印度的等级制度是世袭不变的，而这种变动和开放的机制在于普遍实行的科举制度。和谐的等级秩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更符合人性、顺应自然，而社会和万物的自然本性就是和谐有序，它不是削高填低，共产共有；和谐的等级秩序使社会保持稳定和高尚；和谐的等级社会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和谐的等级秩序既包括社会的等级，即对家庭、家族、乡里、国家地位的认同，也包括内心的等级，即社会对尊、卑、贵、贱的认同。儒家精神与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三个方面，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都是对立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对现代商业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内在制约。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靠的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即内在的伦理道德和外在的社会等级，而不是靠宗教和法律。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吸收能力，同时又具有顽强的方向性。著名教育家蒋梦麟说，“中国人凭籍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这就是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中国文化的宽厚包容来自于内在的强大和自信。东亚的崛起，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也可以理解为东方价值对西方价值的遏制。儒家经典是对整个东亚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倾向和行为规范的概括和指导，大多数东亚人都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儒家深厚而坚固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其间虽有兵荒马乱，改朝换代，但社会的基本价值未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身心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所有的保守主义都是具有节制的价值，我们没有理由轻视一切传统。早在上世纪初，辜鸿铭就说过，“洋人决不会因为我们歌曲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世界并不是越现代越好，人也并非越现代越有智慧。现代人肯定更聪明，但不能说现代人更富于智慧。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余英时认为，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共同发展起来的是，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这不仅给传统社会带来巨大冲突，也正在引起西方自己的深切反省。西方企图把这一套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作为世界的普世价值，不仅说明了西方的傲慢和对其他文明的无知，尤其是对西方价值正在给整个人类带来破坏缺乏了解，而这些灾难最终也会殃及到他们自身。至于像鲁迅、胡适这样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人，如果看到今天现代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困惑，也许会改变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但是，这要看用什么来统一，如果统一到西方价值上去，将无异于加速人类的毁灭；如果统一到“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世界，可能推迟人类毁灭；只有统一到以东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人类才有希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价值从总体上讲是放任的，东方价值从总体上讲是有节制的。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应该融合一切人类价值，以“中庸”、“和合”的思想作为通约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乐见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崛起，儒家文化负有为人类的生存探路的使命。中国的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而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因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内敛而柔静的，是有节制的。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对周围乃至整个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这说明了这种价值的历史合理性。伟大的儒家传统虽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创，但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虽丧失了他祖先的俊伟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无论如何还有一点不同处。”儒家文化的伟大复兴将有助于在新时代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确立，对大陆内部来讲，可以用儒家思想来整合社会；对海峡两岸来讲，可以用儒家思想作为统一两岸的思想基础；对全球华人来讲，可以用儒家思想来凝聚人心。正如《甲申文化宣言》中写道的那样：“华夏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中国一直广受西方负面宣传的围攻，使中国给外界的印象除了贫穷愚昧就是专制暴政，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要么是同情施舍的对象，要么是怪罪指责的对象，即使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好感，也往往只是一种点缀。中国的崛起将使中国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不能继续保持这种被动局面，应通过各种软实力来改善其形象，掌握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主动出击去影响世界，使之与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相匹配。一方面，需要深刻揭示西方价值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为了人类的前途，需要大规模地、和平友善地向世界传播东方价值，以赢得海外广泛的认可和信誉。如由国家出面组织对中国各类传统经典大进行规模的翻译和对外推介，就像当年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那样。而中国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仁”，“大同”），最具现代性和普世价值。除了利用国家力量和各种现代化手段对外宣传外，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民间和社会资源来扩大对外宣传，在这方面，广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资源，他们是最好的文化载体和文化使者，他们对自己文化和祖国有一种天然的忠诚，可以在价值传播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通过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体育教练、农业技术人员、中医医疗人员和汉语教学自愿者，鼓励民营企业到海外发展（必须坚持控股和本土化），扩大接受外国学生的数量和范围（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专业），这不仅可以为受惠国带去实际帮助，增进中国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消除潜在的国际威胁，扩大国际发展空间，而且是最好的东方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六、）东方价值与人类未来地球不只是西方人的地球，地球也不只是现代人的地球，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有权力批判导致整个生态圈走向毁灭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种现代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的危机、以及基于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危机的扩大和加深必将迎来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人类和整个生物圈已不堪承受现代范式的发展，在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上东方有足够的智慧。西方价值已成了人类的危险之源，身为西方人的汤因比认为，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来说，“在物质上是个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从一种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来看，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所谓的“恐怖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对现代性不同形式的反抗。今天被西方支配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舆论，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所有民族国家的人民对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感受和认识都是来自西方舆论，我们中有谁读过哪怕是一篇这些国家人民真实处境、真实感受和真实想法吗？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遭受各种混乱、屈辱和欺凌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罪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以及那些在自己国家的代理，他们为各自心目中的自尊、公平和正义而抗争。世界舆论的附和，以及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西方一致的仰慕，对彼此的轻视和对自身的轻视，除了证明西方舆论的成功外，更加深了这个世界的不幸。世界上各种伟大的传统都在遭遇西方现代文化的共同挑战，今天，东方国家为了摆脱西方的奴役，在发展现代化方面被迫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必要的，但是，将经济和科技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人生的全部是违背东方价值的。在取得世界的话语权之前，东方国家只能按照现行规则，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外交，才能在现代范式上赶上西方，从根本上取得与西方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才能在观念上影响世界，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核心价值，吸收其他有益价值的新的世界秩序，主导人类发展。对东方国家来说，强国既是免遭西方侵略奴役的唯一途径，也是将来改变现代价值、世界秩序和人类走向的必要前提。科技不会放弃无限创新，市场不会停止无度扩张，现代化进程不会因各种灾难减缓步伐，人类不可能从现代价值本身找到出路，西方的智慧已走到尽头，人类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寻求一种新的价值，重建世界秩序：第一，改变现有这种由西方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第二，改变现有这种加速贫富分化的分配方式；第三，重新确立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不以物质满足的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而以内心感受和幸福指数为主要依据；第四，将人从物质生产和消费中引向各种精神生活中去，用宗教、艺术和伦理生活来消解人的欲望。人类新价值的形成将取决于新的禁忌力量的形成，而在这之前注定还要经历更加痛苦的过程：西方价值将继续扩张，现代化、全球化将加速发展，水、空气、土地及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各种食品将全面污染，各种技术威胁将加剧和扩散，各种自然资源将濒于枯竭，各种生理和心理疾病将剧增，而技术和商业再也无法施展其魔力。只有当现代化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使整个人类感到窒息，新的禁忌力量才会出现，人们才会放弃西方价值，回归终极价值，重新服从像因果报应、阴阳五行这些最具威慑和震撼禁忌力量的支配。人类的延续将注定要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意义和价值，而东方价值能否最终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价值将取决于两点：第一，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否以及何时能够在现代范式上超过西方，而在这之前东方国家能够发挥的价值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第二，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持极其宝贵的东方价值，东方的崛起必须效仿西方，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使东方丧失自身价值，陷入现代化困境。东方国家一旦失去东方价值，不仅使东方国家无法最终摆脱受支配和奴役的地位，而会使人类失去拯救价值。东方国家在近代社会一直在进行着艰难的制度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与其文化价值相关，但在节节败退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如何能使东方在发展现代化中保持平衡，不会丧失东方价值将考验伟大的东方智慧。为了迎接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互相鼓励和互相支持，将不仅有利于东方国家的人民，也将是人类的大幸。中国不仅需要加强与印度和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外，更应该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广泛的价值联盟，在价值上相互鼓励和支持。东方国家在应对各种现代化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还肩负着一个崇高伟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人类保存拯救价值，以便将来在全球重建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从西方价值产生出来的发展创新、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正在把人类引向绝路，西方许多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人士对人类前途提出了各种希望，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重建一种世界宗教，二是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世界的统一只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世界性宗教，二是世界性政府。但问题是：第一，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宗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世界宗教，而基督教是一种一神教，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属性和排他性，科学已经彻底摧毁了各种的传统宗教的本质，今天，用什么来恢复它的神圣和威严？从哪里去找回那个失落的意义世界？第二，所谓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只是希望找出一种技术适度、规模较小、可循环、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来代替现在这种高科技、高效率、大规模、不可循环、不可持续的现代经济模式，这些模式包括“零增长”、“有机增长”和“全球均衡”等等，它们类似人类曾经有过的“手工时代”和中国的“耕读时代”。“手工时代”采用的是英国学者E.F.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中提倡的“中间技术”和“小规模”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需求而不是为积累；“耕读文化”是精神取向，适度发展，循环经济，精神与物质的均衡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从哪里去获得这种转变动力和价值支撑？整个世界已经被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瓜分完毕，如何能使他们放弃既得利益？第三，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从哪里来，是依据实力还是依据价值？总之，西方学者的这些设想最终脱离不了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的局限。任何缺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价值都是危险的，也是乏味的。重建价值就是要重建人类秩序，包括重建人的内心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在新的秩序基础上重新确立各种社会契约，包括伦理契约，政治契约，文化契约和环境契约等等。个人和社会的过剩精力如果不能通过非功利的途径，如宗教、艺术、伦理生活来消耗的话，就必定会寻求功利的途径和竞争的途径来宣泄。东方价值中最具人类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思想包括:因果轮回，阴阳五行，泛神思想，天人合一，家庭本位，大同世界小康社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均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这些思想尤其是泛神论可以作为未来宗教的信仰基础和未来世界权威的价值源泉，因为，第一，它摒弃了传统宗教的排它性和神秘色彩，突破了独一神、人格神的文化局限，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第二，它既具有极大的震慑力量，又暗合了现代生态思想；第三，它涵盖了人性的普遍本质，超越了种族和文化差异，其权威来自人类的共同利益。现代人造宗教——巴哈伊教虽具备了上述特征，但它缺乏像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泛神思想这样一些内在、神圣、强大的震骇力量，而这些超自然的法则无时无处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和整个世界。一种以东方价值为主体，结合其它文化价值优秀部分的新的人类价值将会作为未来人类价值的基本方向。中国能够在中东地区长期与各个彼此敌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中国与各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均衡发展，完全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整个世界的重心正在东移；但中国的整个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缺乏平衡，表现在过分侧重于西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与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仅限于道义上和政治上，缺乏实质和深入的联系。例如，社会上充斥的是各种形式的西方文化，根本找不到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等等，因此，中国通过政府有意识的大量引进和介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等将有助于制衡西方文化的过度扩张和侵蚀，加深终于发展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提高中国在海外的认可度和信誉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全球化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由资源和市场形成的国家利益正在把中国带向世界各地，中国需要一种均衡的全球视野和大战略来配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多极世界的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并重，即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相互交流，否则，很容易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这不仅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也有悖于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在这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亟待提升。中国与印度拥有最伟大的智慧和传统，在价值上最接近，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内敛而不是扩张的基因，在近代都有受西方入侵的共同遭遇，在今天都面临现代化的共同挑战（如西方国家在粮食、资源、能源、环境污染方面的责难），在未来都会遇到相似的抉择，都负有影响人类走向的使命。目前的中印关系不仅缺乏深度和实质内容，更缺乏世界战略和终极价值考虑。中印两国像一所精英学校、精英班上的两个最优秀的同学，他们都很杰出，但彼此又都很清高。占世界人口35%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不和，将使双方耗费额外的精力来牵制和防范对方，其结果只会给西方增加砝码，被西方利用，这将是东方的悲哀和两个伟大民族的不幸。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将考验两个伟大文化传人的胸怀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