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3、第一次心脏手术后的风风雨雨(1964~197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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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魔的终生搏斗(四)
3、第一次心脏手术后的风风雨雨(1964~1973)下
向往科研工作,调设计院搞科研
中国科学院吉林土木工程分院后来划归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所(以后又缩并为吉林省建筑设计院的研究室)。那时这个研究所的材料实验室就设在我们学校教学楼的一层。
我忘不了我在大学未完成的科研项目——砂含水率快速测定法。到了学校以后,在教学和休养的时期,怕被批为走白专道路的反面教员,我只能偷偷摸摸地陆续完成理论分析和计算公式推导。然而最后一关,实验验证和准确率测定,不敢在学校的实验室进行。
一次,偶遇研究所的赵总工程师,我向他提起我的科研项目。我请求在暑假期间利用他们的材料实验室完成实验和检测。赵总非常支持我。后来我的成果由研究所印成资料,以该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的名义被研究所送到北京参加科技成果展。以后,赵总向学校党委王书记介绍了我的情况,王书记还在1959年的年终奖励大会上表扬了我,奖给我一个大日记本。
1963年以后建筑业不景气,我乘机向学校提出调到研究所工作的要求。1964年我如愿地调到吉林省建筑设计院研究室从事建筑材料研究。
开始我参加泡沫硅酸盐和硅酸盐墙体的研究,并用硅酸盐大板盖了大楼。以后参加灰砂砖研究,1966年在洮南县砖厂蹲点,建起石灰窑、碳化窑和灰砂砖生产线。1967年成果通过建材部鉴定,并由建材部军管会主持,在洮南和秦皇岛砖厂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罕见的全国灰砂砖鉴定推广会。
随后一年多,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参加斗、批、改。1969年初被分到抓革命、促生产的连队,先后参加农村建房的构件试验研究,进行我的科研新项目——大跨度菱苦土组合屋架的试验研究,并主持了四平市植物油厂铸造车间的设计任务。在这项设计里采用了墙上走吊车(新技术——由一位右派分子设计)和我试验研究成功的大跨度菱苦土组合屋架。这个项目是1971年当年设计,当年进行屋架结构试验,当年施工,当年封顶的建设项目。是吉林省建筑设计院1971年的“三个当年”建成,又采用先进结构技术的基本建设项目,参加了长春市基本建设成果奖励大会。设计项目的参奖资料是由我写的。什么人代表我们参加大会,得了什么奖励,我就不得而知了(领导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打听)。那时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没有工人阶级参加和领导的支持,我是会一事无成的。能够允许我放手施展就是天大的光荣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住在卫星路光机学院附近。工农广场到光机学院的公共汽车收车很早,我经常要徒步回家。
自从调到省建筑设计院从事科研工作,满足了我的心愿。在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中,我又能够甩开膀子干,心情十分舒畅。我一心扑在学毛著和科研工作上,下工地、蹲工厂,完全不顾身体,也不检查肝功能,甚至连老婆孩子也不顾了(1966年元月1日,33周岁,娶个工人阶级做老婆,当年10月得儿子)。
直到1972年秋天,我的身体彻底垮了。肝痛,肚子胀,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后来发展到心房纤颤,肚子胀,气不够用,难受极了。最后,经过省医院专家确诊为肝硬化、腹水加心衰。
省医院没有治疗肝硬化的好办法,我改到长春市中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医生认为一个人只有一个主要病征,对我来说,不是肝脏,就是心脏。要确定主要病征,才好主病先治。多年以来,我也感到我的肝炎病与一般的肝炎病就是不一样,肝功能的恶化只与劳累引起肝脏肿大有关。我怀疑风湿性心脏病是不是有了发展。可是省医院的专家就是认准了肝功能变化就是肝炎,心脏做了手术没什么大问题。幸好听说白求恩医大一院黄风心内科教授来中医院会诊。最后,我又到白求恩医大一院,经黄风教授做进一步检查,确诊为:风心病二尖瓣狭窄引起的肝脏淤血肿大,导致肝功能失常和心房纤颤。她告诉我,现在上海有电击除颤的治疗方法(持续性的房颤在一年之内可以治愈),另外还可以考虑在上海做第二次心脏手术。
我要特别感谢黄风教授,是她给了我生存的希望,并使我从此重视学习心脏病的知识,以避免被一些“名医”扣上肝炎或者其他莫须有的“帽子”(我的肝炎这顶“帽子”被扣了14年,最后判了个肝硬化+腹水。——其实我的肝脏一直很好,即使在1993年第三次心脏手术后染上的丙肝,也在短期内治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