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4、走向希望的历程――再次心脏手术1973～1974

与病魔的终生搏斗（五）
4、走向希望的历程――再次心脏手术1973～1974
再生的希望
感谢白求恩医大医院黄风教授的诊断我终于为我摘掉带了15年的肝炎帽子。经过针对风心病心衰的治疗，我的心脏和肝脏功能大为改善，我开始准备奔赴上海寻求风心病的进一步治疗了。
1972年底的犯病和重新确诊，使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我的第一次心脏手术，效果不好，没有解决二尖瓣膜狭窄的病根。
我不该不顾身体，过于劳累，以致于在参加大炼钢铁之后病倒。1964年以前虽然还注意治病和休养，1964年调到科研部门的时候以及在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期间，不顾身体条件国有劳累。搞垮了身体。
我过分相信吉林省医生的肝炎诊断，缺乏心脏病的医学知识，又不知另外求医确诊。
15年的教训是惨痛的，不过我获得了再生的希望。
我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联系到上海就医。那时的公费医疗条件很好，单位领导也很支持，并公派一名家住上海的同事陪同我到上海联系住院治疗。
文革中的上海医院
1973年4月抵达上海。那时全国的城市重点医院受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以及走626道路的影响，医疗条件变化很大。可是在上海胸科医院、中山医院以及上海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检查过程中，我发现，主要的专家和著名教授还都出诊，并主持工作。重要的医疗骨干班子也没有拆散。不象我省的医院里不少护士都当上了主治医师，有些“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走了626道路。
经过几个医院的检查确诊，我的病十分明确，就是风心病二尖瓣手术后再度狭窄。可以进行第二次二尖瓣分离手术。二尖瓣分离术后可以考虑电击除颤。
经过了解和比较，我选择到第三人民医院（山东路附近的原仁济医院）住院做手术。那里有著名的心外科专家（王一山、冯卓荣等）。
经过门诊检查，确定我符合手术条件，通知我办理住院手续。可是因为拥到上海做手术的人很多,那时我还没有托人走后门的概念。因此必须住在旅店等待住院的通知。如果不能在一年之内做手术，我的心房纤颤就没有治疗的可能了。而这一等，足足等了半年。
等待住院的漫长时间
那时我41岁，经历了生命的坎坷，才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和期盼。
在等待住院的半年里，我差不多学会了上海话，过惯了住旅店的生活，逛遍上海的公园。每天必定要去的是上海外滩公园，在那里参加晨练，还结识了很多朋友。
我有很好的太极拳功底。很快就参加了蒋老师的极慢的88式太极拳团体。一般88式太极拳打20～30分钟，在这里要打90分钟，而且架式比较低。我开始打不下来，一个多月以后，体力逐渐增强，就能打下来了。
那时外滩缎练的人特别多（可能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不用上班有关）。晨练完，吃点早点就到外滩看各种锻炼活动。那里有各种样式的太极拳和推手，还有各式各样的外家拳、气功。上海的杨式太极拳以杨澄蒲的侄子付XX为传人，各个公园都有辅导站。北方太极拳是以李天冀的叔叔为传人。李天冀老师于1953年～1954年在哈尔滨工大当体育教师，专门教授我们一批免修体育课的病号学生练太极拳、太极剑，还教我们推手。1954年李老师调到国家体委，由他改编了简化太极拳，简化太极剑，编了国家体委的88式太极拳。
随着体力的恢复，我几乎每天到上海的各个公园观摩各种适合体弱人员的锻练方式方法。使我深感合适的体育锻练，对于病人是多么重要。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太极拳和气功，因为这些锻练的活动量可以随意调整，运动场地不受限制，又易于坚持。手术前
1973年10月我才接到入院通知书。随后进行全面的术前检查。那时第三人民医院的住院条件很差。胸外科和心脏外科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病人（大约有五六十人）都住在一个大礼堂里。每逢探视的日子，病人大厅就像市场那么热闹。晚上陪护人员就在地板上打地铺睡觉。
不过这里外科的医术水平却是全国一流的，医护人员的工作十分繁忙又辛苦，工作绝对称得上全心全意。全国来治疗的病人和家属，都对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
在手术前，医生向我说明了手术的危险性。我向医生说，我不怕危险，我只想手术后能够好好地工作5到10年，再活上5到10年。医生见我决心很大，就说，你的目的能够达到，还可以工作10年活20年，让我信心倍增。
我的手术定在1973年12月25日。给我做手术的是冯卓荣教授，助手是张志梁和李正伦。由于第一次手术是从左侧撑开的肋骨缝进行的。这次只能从右侧肋骨间进行（这可真算是为革命两肋插刀了）。由于要用扩张器进行二尖瓣膜的扩张，需要低温麻醉。第二次手术，又是从由右侧进行，这在当时属于比较复杂和危险的手术，是其他医院不能做的。
手术前一个月，我爱人带着7岁的儿子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又担心害怕，受尽苦辛。
手术前唯一令我不快的是单位派来陪我联系治病的同事。这位同事一直住在上海的亲属家，平时很少见面。手术前的那天晚上怕我手术出事，要我在他代我向单位借款的借条上签字，并且告诉我手术期间他有事要外出。我让我爱人代我签字，他死活不同意，我只好签了，内心很不是滋味。手术时他应该作为单位的代表在手术室外等候，以便发生情况时可以与单位联系，可是他却不管不顾。术后第九天，他来了，我向他表示不满，他却与我大吵一通。隔了两天他与我们单位研究室的领导通过电话，就撇下我们，回长春去了。
在上海的8个月里，上海、上海人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上海社会秩序稳定，上海人认真、负责，工作效率高。可只有我的这位上海人同事，大不一样，太让我们伤心了。
手术
1973年12月25日9：20开始，在低温麻醉下由右侧途径施行二尖瓣膜分离术。这次用扩张器置入房间沟下端，分三次扩张到3cm。手术于12：00结束。手术顺利。下午4点清醒过来。
手术后
12月26日 能吃藕粉、橘子、麦乳精，术后第二天能吃稀饭、面条，第四天上厕所大便，第五天能吃米饭三两。第六天转大病房（礼堂），能走，洗头，第七天拆线，擦身。第11天外出练深呼吸活动身体。第14天开始在室外压腿，作些太极拳的舒缓活动。
术后我听从医生指导，忍着疼痛把肺部的血咳出来，忍痛做深呼吸避免肺部不张和粘连。这不但使我术后恢复很快，而且为我第三次心脏手术能够顺利进行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待以后说明）。
1974年1月14日在医院进行电击除颤成功恢复了窦性心率。2月2日出院，住小旅店。
2月23日回到九江的父母家，
3月9日去汉口妹妹家，
3月14日去北京弟弟家
3月27日回到长春。
点滴纪事
在上海第三人民医院住院3个月，全部检查、化验和手术治疗费用总计只有五百八十多元，全部公费医疗报销。住院前的门诊检查费用以及住店、交通等旅差费都是先从单位借款，回单位后可以报门诊检查费和住店费，其他的欠款，我大概还了三年多。
陪我在上海看病的同事，因为每次回长春都给部门领导送礼，不但享受了全部旅差费补助，而且得到了一大笔困难补助金（我一直不与领导联系，这事是听别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