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牵头全国公车改革 知情人称阻力大争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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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牵头全国公车改革 知情人称阻力大争论激烈

2010年04月26日 01:08《新世纪》-财新网【 】 【打印共有评论3

全国各地“改下不改上”的公车改革试点纷纷遭遇困境。真正的难点并非具体模式,而是如何彻底打破原有利益格局

□ 本刊记者 贾存斗 | 文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公务用车改革(下称公车改革),近来又成焦点。

3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随着乘用车社会化服务不断完善,以及家用轿车日益普及,公车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在鼓励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推进这项改革的同时,应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

从1994年以来,为解决公车负担日益加重以及治理公车腐败行为,中央曾出台相关规定,一些部委和地方也纷纷启动了车改试点。但从高层清晰传达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这一改革的信号,这还是首次。

之后,有媒体称,中央纪委、监察部已牵头制定公车改革指导性意见。尽管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监察部有关人士否认该部门参与任何有关车改的工作内容,但种种传闻并非无迹可寻。

接近决策层的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首次全国性车改方案正由发改委牵头制定。而参与成员单位,包括财政部、监察部、中央纪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审计署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等。

不过,这位人士也暗示,公车改革所涉利益复杂,“目前阻力很大,正处在激烈争论的阶段”。

公车“黑洞”

中国到底有多少辆公车?

在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从200多万辆到500多万辆不等。但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尚没有任何准确的官方统计数据。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个人估算,中国的公车数量应在300万辆到400万辆之间。

虽然具体数据的估计上存在出入,不过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公车数量最多的国家,应无疑问。

“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公车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他说。

数量如此庞大的公车队伍,直接加剧了财政负担,甚至成为财政支出“黑洞”。有专家表示,保守估计,每辆公车的年支出也在6万元左右。每年仅养车费用,就不下2000亿元。

“轮子”上滋生的腐败,也令人瞠目结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公车私用现象十分严重,且难以监管,超编、超标配车,豪华装饰,借公车维修损公肥私等十分常见。

他举例说,有些公车司机仅修车,一年就花二三十万元。黑龙江曾出现公车维修,修车公司让司机自己填报销单的事情。

公车的广泛配给,也严重助长了领导干部阶层的官僚习气。乘坐公车成为官职和地位的象征。领导干部阶层和社会其他职业群体相比越来越特殊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

鉴于公车泛滥带来的诸多弊端,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

这一规定开启了中国公车改革的序幕。但遗憾的是,该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任建明指出,几乎所有地方的乡(镇)长、县里的科级干部,甚至一些副科级干部,都配有专车。规定与现实之间的反差颇具讽刺意味。

试点之困

中国的公车改革试点,最初可以追溯到1993年。当时,位于珠三角的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率先取消了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

试点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98年。当年9月,原国家体改委出台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而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的车改试点亦陆续启动。

之后,2001年,江苏省将车改试点从单个乡镇车改扩展到300多个乡镇。此后,湖南资兴、浙江杭州、义乌,江苏江阴等地竞相加入。

最新的一波浪潮起于2004年。除了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国家机关,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20多个省市亦开始进行公车改革试点。

目前已经进行的试点,无非三种模式:公车货币化;公车集中管理;以及前两种模式结合的模式。

公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特点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

集中管理则以昆明为代表,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统一上缴。各区公车管理领导小组处置。规定各区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人均400元/月,超支不补。

第三种模式以杭州为代表。所有公车集中至杭州市服务中心,公务人员按照自愿原则选择。愿意领取车补的公务人员,依旧按照行政级别领车补;愿意使用公车的,必须按照规范严格使用。

然而,据本刊记者了解,无论是哪种模式的试点,迄今为止,取得完全成功的为数寥寥。因此,从2005年至今,车改一直处于尴尬的低潮期,无力掀起大的浪潮。即便此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正式就公车改革表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少地方试点的负责人亦不愿做任何回应。

对于上述试点,目前最大的批评就是“改下不改上”,很难真正做到彻底改革。

以颇受不少专家好评的杭州车改为例,2009年4月14日,杭州市市市委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杭州市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就明确规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暂不参加车改。”

任建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山东威海进行的车改试点,也只针对正处级以下,并不包括市级领导在内。这或许恰恰是车改反反复复的根源之一。

此外,具体的补贴额度,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云生对本刊记者直言,有些地方车补一年高达8万元,超过很多民众全年收入,“这种车改怎么能得到民众认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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