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共同完善制度，方有宽阔道路(南方都市报 2007-2-7)

林达：共同完善制度，方有宽阔道路
2007-02-07 10:06:3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海外观潮之林达专栏
刚看到龙应台长文《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看来马英九特别费问题已经闹得很大。原来胜券在握、一向以廉洁著称的马英九，不仅可能因特别费问题被司法起诉，还出于“道德洁癖”而宣称一旦被起诉就放弃竞选，使得关心台湾前程，以不同程度寄一定希望于马英九的人们十分困扰。
看上去，马英九的特别费问题可谓千古奇冤。据说历来行政长官薪资过低，特别费一部分历来就被当做薪资补贴。虽没有明文规定，却约定俗成。龙应台也以自己作为台北市文化局长的经历，对特别费这种处理作出解释。其实马英九本人早就有过类似解释，也足以服人，他一开始就强调，如何看待特别费，并非事关台北市和马英九自己，而是事关整个台湾的6500个行政官员。假如因财务制度上的一个含糊之处，就要把这6500人都打成“贪渎”，要去自首，实在是荒唐的事情。
显然，事情有两种走法。
一是从常识和事实出发。承认过去台湾各级行政部门的财务制度有缺陷和漏洞，制度本身有含糊不清处理不当之处。特别费犹如行政官员自己掌握的小金库，亦公亦私，这是长期因循的做法。假如今天民众觉得如此处理不妥当，可以立刻着手建立法规亡羊补牢，公归公，私归私，完善财务制度。行政官员薪资过低，宁可明补，从现在开始涨工资。以前的问题则应看做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不追究个人“职责”甚至“法律责任”。
二是把明显的制度漏洞当做政治斗争武器。特别费是公款，既然没有“明文规定”是薪资补贴，进私人口袋就可以司法追究。“特别费”成为悬在6500名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不用就悬着，想用了就司法起诉，让你至少手忙脚乱一阵子，吃不了兜着走。
特别费之类问题，在政治制度转换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今日行政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机器，政治制度转换，许多制度细节不可能一日之间换过来。长官手里的钱是最明显的一个。从没有听说蒋介石的钱有人查有人告，大家知道国库党产家产被混为一谈，也多年视而不见，因为在威权体制下，行政权力甚至行政长官的个人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制度转换过程，就是司法独立、限制权力的过程。可是，既然是过程，应该有一个宽容度，不能一个急转弯就把所有旧体制下的官员全部甩下车去，划为罪犯。这不是改革的方式，而是革命的方式。对旧制度下的官员显然并不公平。这大概是龙应台提倡的“宽阔、从容”。也就是说，要超越政治恶斗的模式，不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都转为政治谋略的工具。利害要紧的党派争斗之上，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核心价值在。
可是，今天的局面，难道马英九和同情支持马英九的知识精英们，就没有责任吗？我想不是的。
在马英九的特别费问题出来之后，挺马者强调:在倒扁风潮中提出的陈水扁“国务机要费”问题，和马英九的特别费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大多回避一点，就是两个案子都有类似的、属于制度规定不清的性质。陈水扁夫人四处收集发票、包括日用品发票填报“国务机要费”，成为民众痛恨的丑闻，最初看到这样的消息，甚至有可笑的感觉，就是贪渎也贪得很“小儿科”。可是事情底细到底是什么，最初陈水扁夫妇还未能充分解释和辩护。可是许多人急于定论，没有着眼于制度的缺陷。
“国务机要费”问题曝光之后，作为在野党也有两种选择。
一是承认这是财务制度问题造成的困扰。这也是陈水扁辩称的理由，就是“国务机要费”用于一些秘密公务，付款途径不便公开，自然就没有签收单据，可是财务需要单据入账，财务变通的处理方式，是同意陈水扁用任何发票来报账都可以。这种说法是不是事实，很容易由财务部门证实。承认财务制度不合理，在野党仍然可以要求调查:在这样有漏洞的制度下，陈水扁有没有“钻漏洞”，拿钱回家。
二是根本不提财务制度问题的前提，渲染陈水扁用日用品收据报“国务机要费”，就完全是贪读的证据。
这两种选择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要求调查一个有缺陷制度下的可能贪渎，重点在推动司法调查，最终完善制度建设。另一种选择是凭表面证据即可基本判断有罪，可以发动民众要求陈水扁立即放弃权力。
后来，陈水扁为了证实自己清白，被迫公布部分原来保密的“机要费”用途，其中有一笔20万美元款项资助路径和去向也被公开。这笔款子被接受者公开证实。虽然接受捐助者表明自己并不知道辗转而来的“私人捐款”源头是哪里，可是陈水扁至少可以证明，他必须为一笔他认为必要支付的公款去收集私人发票报销。他的报销单据中出现不实发票，并不绝对等同于贪渎和犯罪，而财务制度却肯定存在困扰。
因此，在出现这个证据时，马英九作为“在野党”主席，也应该明确指出财务制度本身的问题，呼吁民众冷静，等候司法进一步调查，而不是迎合民众的情绪。马英九从一开始的“现在不下台，死得更难看”，到后来呼吁民进党要“壮士断腕，大义灭亲”，这无论对于一个法学博士还是一个政治领袖而言，表现都有欠深思熟虑。今天的马英九，以及为马英九抱屈的人们，是否想到今天大家面对的特别费困扰，是被一双双手推动出台的，而其中也有自己一双手？
今天的台湾和过去有着本质差别。这个差别在倒扁干将施明德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施明德提出一点点异议，就有身家性命之虞，今天哪怕是唤起民众千百万，矛头直指台湾一号长官，也可以大大方方，没有任何风险。说句题外话，在百万民众上街，可能失控的关头，施明德宣称，今日要是流血，陈水扁要负全部责任——这也是一句非常不负责任的话。好在大家崇拜施明德，放心把命交给他，且不知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自己推动的局面已经没有十分把握，对后果没准也有点惧怕了。好在最后没有出什么事，也无须追究到底该由谁来承担人命的责任。
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的本质差别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做反对派变得容易，做英雄也变得容易。反倒是不迎合民众很难。这也是考验一个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的时候。而不管怎么样，所有的代价，最终要大家一起支付。
马英九受到特别费困扰，很可能被起诉。假如起诉，是否就应该放弃竞选呢？假如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放弃竞选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低级错误”。马英九是哈佛法学博士，总不会忘记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在法庭判决有罪以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起诉不是定罪，离法庭判你有罪还早着呢。你不仅是无罪的，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怎可轻言放弃，放弃得没有名堂？这一放弃等于放弃了老师在课堂上教你的法学原则。可是作为个人判断来说，其实最终取决于马英九对自己的判断，取决他对自己的个性、自己承受力的判断。有些人有能力，却只能够承受顺境，不能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下的逆境，就终究不是政治家的素质。这要马英九自己判断，假如是这样，求去也正常，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在未来倘若胜出之后，马英九就可以一直在顺境中领航。今天他是“在野党”领袖，竞选的是台湾最高长官，假如马英九预计自己未来也不能承受类似今天的压力，到大家都指靠他的时候，很可能再度萌生退意，那还是尽早退出为好。
我们作一个假设，假设今天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都像他所说的，自己没有拿一毛钱，都花在公事上了。这只是财务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那么，如果这样，陈水扁面对今天困扰，有没有理由抱怨？
这让我再次想起国学大师钱穆搬家的故事。钱穆回到台湾，蒋介石决定送他一栋房子。于是钱穆接受了领导人以“国家名义”给他安排的住宅。在旧制度下，国库党产家产并不严格区分。待到制度转型，台北市查账，说是钱穆受赠的房子产权不清，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于是，台北市政府竟在钱穆96岁高龄时，要他搬离住处。所幸的是，钱穆老得连自己已经搬了家都不知道了。否则怕不是终老，而是要被气死。当时的台北市长就是陈水扁。
新旧制度转型，是一个走向更合理、更近人情、合常理、认常识的社会。民主社会使民众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权利，使在野政治家获得更多呼唤民众的空间和发挥能力获取权力的可能。可是，更要警惕的，怕是不要滥用了自己得到的机会。这个时候，最容易被忽略的反倒是责任和义务。只有“执政党”和“在野党”，自己人和反对派，大家承认以前的缺陷，着手修补制度，把公平和正义置于本党本派利益之上，让制度来保障一个祥和的政治环境，以后的道路才会宽阔，台湾的政治家和官员，知识人和百姓，才可能从容得起来。
(作者系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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