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报如何检讨本国战犯罪行：天皇该负什么责任 [上篇 ]

日本战犯受审情形

读卖新闻社的检证战争罪行

文章摘自《检证战争责任》 作者：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核心提示：在最后决定对英美开战的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始终保持沉默。但是，在形成这一决定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天皇一直是在立宪君主的框架内致力于回避这场战争。也有一部分意见认为，从“满洲事变”到1945年(昭和20年)的战争结束，昭和天皇作为拥有统帅大权的大元帅掌握着战局，并指挥了战争，应该追究其责任。但是，关于作战的希望有时会被某一个参谋推迟实施，据说到了战争末期，准确的信息没有上报给天皇。

从2005年夏天起，读卖新闻社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花费一年时间，检点证实了日本为什么会发动那样一场鲁莽的战争、又为什么没能尽快地结束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本章将基于上述全部检证工作的成果，阐明日本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以及幕僚和高级官僚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及其各自责任的轻重，同时向人们揭示应当从这场错误的战争中汲取哪些教训。

在拟定这份最终报告时，《读卖新闻》使用“昭和战争”的称呼，来指称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大战。

“检证战争责任”课题组把1931年(昭和6年)的“满洲事变”到1945年(昭和20年)的战争结束期间确定为主要的检证对象时期。

在此之前，人们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种种称呼来指称那场战争。

这些称呼的出现，固然各有其缘由。从战争的持续期间和波及地域的角度来看，有些称呼未必十分贴切，但仍被人们所沿用。另外，也有不少人不使用上述称呼，而使用“那场战争”、“此前的大战”等说法。结果是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了60多年，但日本国民对这场战争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昭和时代历时62年多之久。战争始于昭和的初期，并且占据了昭和时代四分之一的长度，一步步地远离当代，走进历史的领域。本书之所以使用“昭和战争”这个称呼，并非由于昭和天皇的缘故，而是由于战争发生于昭和时代，所以用“昭和”这个年号来为这场战争冠名。

“满洲事变”：点燃战争之火的石原、板垣

【责任重大人物】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桥本欣五郎(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

历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课长(1928年3月)，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1931年8月)，关东宪兵队司令(1935年9月)，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3月)，陆军次官(1938年5月)，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1938年12月)，陆军大臣(1940年7月)，首相(1941年10月)，兼任内务大臣(1941年10月)，兼任外务大臣(1942年9月1日)，兼任文部大臣(1943年4月20日)，兼任商工大臣(1943年10月)，兼任军需大臣(1943年11月)，兼任参谋总长(1944年2月)等。1948年12月23日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1931年(昭和6年)9月发生的“满洲事变”，是昭和战争的起点。究竟是谁引发了这个事变？主谋者就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

陆军中佐石原等人怀抱“用谋略活动来逼迫国家”的信念，发动了对满洲的侵略行动，把日本拖进了战争局面。

日美两国作为东西两大文明的盟主通过战争争夺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是石原军事思想的核心。1928年(昭和3年)1月，石原在陆军大学毕业生精英军官的聚会“木曜会”上就提出：“如果以全中国为根据地并充分加以利用，就能够打战争20年或者30年。”

这年的6月，板垣的前任河本大作在铁路上套装炸药，炸死了军阀张作霖。这场祸事为“满洲事变”提供了模式。

关东军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炸毁了满铁铁路，仅用一天时间就占领了奉天。参谋本部派遣到当地的建川美次少将对此未加制止。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随即出任奉天的临时市长。

关东军接着突破防备范围进攻吉林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虽然起初反对出兵吉林，但终于被板垣等人执拗的语言攻势所说服，作出了出兵的决定。(日军)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也自作主张地将朝鲜军派往满洲。这项决定的实施，是基于跟石原等人采取协同行动的朝鲜军参谋们的建议。

跟板垣等人随时保持密切联系的是桥本欣五郎。桥本纠集革新派青年军官成立了“樱会”，并以该组织为基础在“满洲事变”前后发动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是企图推举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出任首相的，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人也参与了此次事件。

虽然“十月事件”计划本身十分粗糙，但跟“满洲事变”有联动关系。它成为此后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政变的先驱。

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是一个主张“对满蒙强硬论”的鼓吹者。而首相若槻礼次郎从南次郎那里听到朝鲜军擅自出兵(满洲)的消息后，不费踌躇地就认可了这项举动。“政治”不但无法遏制派遣在外的军队的“暴走”(失控行动)，而且往往被迫采取追认措施，这一弊端就产生于这个时候。

事变发生后不满半年的1932年(昭和7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把清朝废帝溥仪抬出来出任“满洲国”元首(开始称执政，后改为皇帝)的，是土肥原贤二。

这期间，战火一时又延烧到上海(第一次上海事变)。身为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的田中隆吉，是这个事变的策划者。因为田中接到了板垣等人的指示，要他在上海开展谋略活动，以转移列强各国对“满洲国”建国活动的视线。

不久，犬养毅首相遭到暗杀(“五一五事件”)。后继的斋藤实内阁承认了“满洲国”。在此之前，众议院已经全场一致地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此外，内务大臣内田康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也作了“焦土演说”，坚决承认“满洲国”决不退缩。向内田发起质询的政友会议员森恪，更是一个强硬主张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政治家的代表人物。

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提交给日本之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对报告书严加指责，呼吁日本退出国联。连续在犬养、斋藤两届内阁担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公开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没有片面地非难日本，但也包含了在满洲建立高度自治政权的提议。然而在国联全体会议上，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作出的劝告决

近卫文磨，历任贵族院副议长(1931年)，贵族院议长(1933年)，首相(1937年6月，第一届内阁)，枢密院议长(1939年1月)，首相(1940年7月—1941年10月，第二、三届内阁)，大政翼赞会总裁(1940年10月)等。1945年12月16日自杀。

广田弘毅，历任驻苏联大使(1930年12月)，斋藤实内阁及冈田启介内阁外务大臣(1933年9月)，首相(1936年3月)、第一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1937年6月)。1948年12月作为重臣、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松冈洋右，历任国际联盟日本全权代表(1933年2月)，满铁总裁(1935年8月)，外务大臣(1940年7月)，大政翼赞会副总裁(1940年10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东京审判的公审期间病死(1946年6月)。

议表决通过之后，只有日本表示反对，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还演出了一幕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并当场退席的活剧。

日中战争：近卫、广田的无能使战争陷入泥沼

【责任重大人物】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首相、外相)、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杉山元(陆相)、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推动战争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以后的7月7日，就发生了成为日中战争起点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冷静地加以处理，有可能得到回避全面战争的危机。事实上，四天之后的7月11日，当地已经达成了停战协定，事变正朝着局部解决的方向发展。

但就在同一天，近卫内阁宣布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点燃了军事对抗逐步升级的战火。

除了派兵的决定之外，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时，在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时和关闭了同国民政府开展谈判门户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时等历史的重大关头之际，都没有主动发挥过政治领导力。

战争初期，他也曾经划策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一旦遭到陆军等势力的反对，就缩手退让，半途而废。

在最初决定从日本本土派遣三个师团(前往中国)的五大臣会议和此后的内阁会议上，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跟近卫首相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非但如此，他还跟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一起，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

广田历任外相、首相、然后又是外相，长期在走向日中战争的过程中执掌着日本外交的舵轮。“二二六事件”之后，他以首相的身份，作出了诸如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确定“向南方进出”原则的“国策基准”以及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等决定，留下了祸根。

为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状态开拓了道路的是“华北分离工作”。

担任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而“*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人，则为这项工作奔走。他们策划达成了“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成功地从河北、察哈尔两省中排除了国民党机构。1935年11月，土肥原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政府)”的傀儡自治政府。

陆军认为“不应使*实现统一”。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出“分治合作论”，提倡日本同中国的各个地区分别实现直接提携。

1936年，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时局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向发展。抗日局势的高涨，使日中之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日中战争爆发初期，陆军的中枢分裂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大势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力主不扩大方针，但他的部下作战课长武藤章却正面反对石原的意向，同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相呼应，积极地促进派兵。处于“下犯上”苦境的石原莞尔最后被“外放”为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不得不调动日本的13个师团派遣到中国东北。

杉山元，历任陆军次官(1930年8月)，参谋次长(1934年8月)，陆军大臣(1937年2月)，华北派遣军司令(1938年12月)，参谋总长(1940年10月)，陆军大臣(1944年7月)等。1945年9月12日自杀。

永野修身，历任海军军令部次长(1930年6月)、海军大臣(1936年3月)，联合舰队司令(1937年2月)，军令部总长(1941年4月)等。1947年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在东京审判的公审中病死。

嶋田繁太郎，历任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1933年10月)，军令部次长(1935年12月)，海军大臣(1941年10月)，军令部总长(1944年2月)等。1948年1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1955年4月假释，1976年6月死亡。

小矶国昭，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0年8月)，陆军次官(1932年2月)，关东军参谋长(1932年8月)，拓务大臣(1939年4月，1940年1月)，朝鲜总督(1942年5月)，首相(1944年7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病死(1950年11月)。

陆军大臣杉山属于扩大派。在攻克南京之后，他抬高了媾和条件的门槛，摧毁了摸索和平的机会。而向军部首脑大力主张进攻南京，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时，发生了大量的虐杀和施暴于俘虏、平民的事件(南京事件)。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统帅下的部队，军纪尤其紊乱。

三国同盟、南进：松冈、大岛外交的误导

【责任重大人物】近卫文麿(首相)、松冈洋右(外相)、大岛浩(驻德国大使)、白鸟敏夫(驻意大利大使)、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石川信吾(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长)

有人主张：日本对美国的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他们的依据是美国对日本采取的石油禁运措施和开战前夕的所谓“赫尔备忘录”等。但是，美国对日本采取的压力，更多的是日本方面的错误判断招致的结果，是日本自己走进了艰难外交的崎岖小道。是谁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　　

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1940年9月)，堪称最大的过失。积极推进同盟关系建立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最初目的，是在日德意三国同盟关系之上再加上苏联构成“四国协商”，以便逼迫美国让步。

但是，三国同盟是不折不扣的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它使已经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的美国态度更加强硬。更何况同盟关系缔结当时，德国已经放弃了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计划，摸索着对苏联开战的途径。　　

然而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则狂热地相信德国一定胜利，把偏颇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国内。当松冈的构想由于德苏开战(1941年6月)而告破灭时，日本也开始考虑废除三国同盟，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可能性。还是这个大岛，在德苏开战后不久，却不断地向国内提交报告说：德国占着有利局势，战争“只要四个星期就会(以德国的胜利)告终”的。

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倡导“革新外交”。由于他的亲德反美姿态，对国际局势判断有失冷静，结果误导了外交路线。

海军本来担心日美开战，抵制缔结三国同盟。但是出任海军大臣的及川古志郎转为赞成。　　

从第一届近卫内阁和平沼骐一郎内阁的时候开始，陆军就是三国同盟的推进派。为了摧毁消极派的米内光政内阁，陆军指使陆军大臣畑俊六提出辞呈。军务局长武藤章等人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在背后策划了这一行动。

跟三国同盟关系的缔结具有同等意义的过失，是进驻法属印度*(1941年7月)的行动。美国对日本向南方的进攻极为敏感，多次提出警告。进驻行动前夕，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还致电国内，提及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进驻法属印度*行动的主导势力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力主进驻。他认为如果要用军事手段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就必须攻占设有英军基地的英属马来地区，为此也必须在法属印度支那开设基地。

然而在美国为了援助英国正准备参与欧洲战争的当时，“对英战争”有可能发展成为“对英、美的战争”，已经是明白无误的。

抱有强烈的亲德、反美倾向的海军骨干幕僚们，对永野作出上述判断发挥过重大的影响。他们的首领人——军务局第二课长(负责国防政策)石川信吾曾气势汹汹地扬言：“就是跟美国干我们也不会输。”是石川，起草了敦促永野等人速下决心进驻法属印度*的意见书。

及川古志郎，历任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1930年6月)，海军大臣(1940年9月)，军事参议官(1941年10月)，海上护卫总司令(1943年11月)，军令部总长(1944年8月)等。1958年5月死亡。

梅津美治郎，历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1931年8月)，中国驻屯军司令(1934年3月)，陆军次官(1936年3月)，关东军司令(1939年9月)，参谋总长(1944年7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死亡(1949年1月)。

在进行船舶损耗量等物质性国力判断的时候，石川又过低评估了美国的国力。而这些数据是作出对美开战时的重要判断要素。

日美开战：葬送了“回避战争萌芽”的东条英机

【责任重大人物】东条英机(首相兼陆相)、杉山元(参谋总长)、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岛田繁太郎(海相)、冈敬纯(海军省军务局长)、田中新一(参谋本部作战部长)、铃木贞一(企画院总裁)、木户幸一(内大臣)

日本的国力能否支撑对美国的战争？日本为什么会在丧失了对这个问题冷静判断能力的状态下贸然发动日美战争？在陆军里倡导主战论的，首脑人物里有参谋总长杉山元、参谋次长田攻、作战部长田中新一，骨干幕僚里有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军务课长佐藤贤了等人。

在海军里，以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为首，军务局第二课长石川信吾等骨干幕僚也是主战论的倡导者。

还有不少人内心虽然对于同美国开战感到不安，最终还是被主战论者牵着鼻子走向战争。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回答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质询时，直率地承认没有自信战胜美国。及川的后任岛田繁太郎和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等人，也没有表明过坚定的必胜信念。

尤其是冈敬纯，当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提议“海军如果表示不希望战争”的话，陆军也会附和的时候，当即驳回这个提案，一个回避战争的机会就此破灭。

从开战一年以前的1940年(昭和15年)年底起，第二届近卫内阁就开始同美国进行回避战争的谈判。

但是，把赌注危险地押在三国同盟关系缔结上面的外相松冈洋右，又采取同斯大林之间缔结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4月)等举动，日本的外交产生了裂隙。

松冈强烈反对民间主导的日美交涉，陆军也强烈反对媾和条件中包含从中国撤军的内容，日美谈判宣告搁浅。近卫更换了松冈，以便开拓同罗斯福总统直接谈判的道路。但遭到决不认可撤军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猛烈抵抗，1941年10月，近卫又放弃政权挂冠而去。

推荐东条英机继任首相的，是内大臣木户幸一。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之后，木户就深度参与了遴选首相的人事。木户将“开战方针重归白纸状态”作为天皇的意见传达给东条，东条于是一变转为回避战争。然而，一班人马没有换人，都是抱有强硬主战意见的。虽然重归白纸状态开展议论，事态没有变化，东条未能完成其任务。推荐东条一事，是木户明显的失误。

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是负责战时经济体制调查和制订方案的机构——企画院的首长，有权从物资的角度对战争持续能力提出质疑。近卫内阁时期，铃木曾经提出报告认为：“即便占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产地，设备也会被破坏，难以搞到石油。” 　

但是到了开战前夕进行国力判断之际，铃木的态度骤变。他推翻自己过去的见解，认为如果实施南方作战，石油“能够勉强自给”，因此“确信开战有利于保持增进国力”，为开战论帮腔。

阿南惟几，历任陆军次官(1939年10月)，第十一军司令(1941年4月)，第二方面军司令(1942年7月)，航空总监(1944年12月)，陆军大臣(1945年4月)等。1945年8月15日自杀。

丰田副武，历任海军省军务局局长(1935年12月)，联合舰队司令(1944年5月)，军令部总长(1945年5月)等。1945年12月作为战犯被收容，1949年9月判决无罪，1957年9月死亡。

石原莞尔，历任关东军参谋(1928年10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1937年3月)等。1949年8月死亡。

板垣征四郎，历任关东军参谋(1929年5月)、关东军参谋长(1936年3月)，陆军大臣(1938年6月)等。1948年12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决定开战的主要责任，应归站在辅弼天皇立场的首相东条，以及外相东乡茂德、藏相(大藏大臣)贺屋兴宣等内阁各个成员身上。但是，东乡和贺屋两人在内阁里，却强烈主张回避战争。

与此同时，海军在准备夏威夷作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使出了被人讥讽为投机行为的攻击珍珠港的手段。而这个时候提交给美国的通牒，却因当地大使馆的笨拙而被迟延，引起“卑劣的日本人”的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