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报如何检讨本国战犯罪行：天皇该负什么责任 [中篇]

持续战争：对连战连败“视而不见”的东条、小矶

【责任重大人物】东条英机(首相兼陆相)、小矶国昭(首相)、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杉山元(参谋总长)、嶋田繁太郎(海相)、佐藤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海军省军务局长)、福留繁(军令部作战部长)

日军持续着鲁莽的作战。战局的转折点为什么会被视而不见？

最初的重大挫折，是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日军丧失了四艘主力航空母舰和航空作战力量的多半，一举失去了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以作战部长福留繁为首的海军，没有料想到敌军航空母舰会出现。他们陶醉于珍珠港的胜利，小看了美军实力。

更有甚者，日军在错误地判断了美军全面反攻时机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1942年8月—1943年2月)。杉山元参谋总长办的蠢事是一点儿一点儿地逐次投入兵力。田中新一作战部长则在补给问题上，高声怒骂东条英机首相“混账！” 　

对于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日军来说，依靠船舶来补给粮食、武器和弹药的海上运输困难重重，对美战争难以为继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出于对“统帅”的不信任感，1944年(昭和19年)2月，东条打破建军以来的规矩亲自兼任参谋总长，并让海相嶋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长。

但是，1944年7月7日，以*为首的马里亚纳群岛陷落，“绝对国防圈”宣告崩溃。这件事给(日本)国民也带来巨大的震动，大本营陆军部第二十班(战争指导班)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帝国在作战方面将无法挽回大势，逐步陷入日益困穷状态。因此，应尽快设法结束战争。” 　

非更换东条内阁不可的局势终于成熟，7月18日，东条首相下台。就在三年以前，还是参谋总长的杉山被天皇问及日美开战后的时局展望时，曾回答道：“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有三个月就可以处理停当。”不仅是杉山，支撑着东条体制的陆军佐藤贤了军务局长、海军永野修身军令部长、冈敬纯军务局长等人，在失去了胜利的希望并且胸中完全无数的情况下，还高唱着“完全达成战争目的”的空洞赞歌。

东条的后继内阁如果能够认真地接受战争指导班对于现状的严峻认识，这里又可以出现一个结束战争的良机。

但是，小矶国昭首相并没有开展旨在结束战争的认真的议论。主张“一击媾和论”也就是在菲律宾对美国决战取得胜利后在有利局势下同美国媾和的小矶，认为“寻求决战的时机除现在以外再难相遇”，决心发动“捷号作战”和其后的本土作战。　　

8月19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等人，出席了小矶新设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场上，只能听到“完全达成战争目的”和“克服与突破重大时局”等貌似雄壮的语言到处飞扬。

土肥原贤二，历任奉天特务机关长(1931年8月)，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32年1月)等。1948年12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铃木贞一，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处处长(1931年8月)，企画院总裁(1941年4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1955年9月假释，1989年7月死亡。

桥本欣五郎，曾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俄罗斯班班长、陆军大佐等，组织樱会(1930年10月)，担任大政翼赞会常任总务(1940年10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1955年9月假释，1957年6月死亡。

武藤章，历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1937年3月)，陆军省军务局长(1939年9月)等。1948年12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1944年10月，日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的陆战和海战中大败于美军，丧失了海上和空中战斗力量的多半。1945年1月，大本营陆海军部决心在冲绳和本土进行最终决战。到了这个阶段，回避硫磺岛的“玉碎”和冲绳战役悲剧的道路已被关闭。

“特攻”和“玉碎”：强求“殉死”的大西、牟田口

【责任重大人物】大西泷治郎(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中泽佑(军令部作战部长)、黑岛龟人(军令部第二部长)、牟田口廉也(陆军第十五军司令官)

鲁莽的持续战争使作战力量丧失殆尽，在这种局势下拿出来的新战术，是把活人当做炸弹用肉体冲撞敌舰的“特攻”作战。

1944年(昭和19年)7月，大本营陆海军部制定了“必须杀死敌人航空母舰及运输船舰”的方针。10月上旬，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再加上已经决定前往马尼拉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的大西泷治郎齐聚一堂。

席间，大西发言道：“除了诉求于前线官兵殉国、牺牲的至诚，鼓励他们冲撞、攻击敌人之外，别无良策。”负有统帅职责的及川表示认可：“我满含热泪认可这一提议。但是，实施之际，请务必尊重其本人的自由意志。” 　

大西给米内光政海相留下“实施‘特攻’，把菲律宾当做最后的战役”一句话后，就前往马尼拉赴任。大西组建了第一神风特别攻击队。10月25日，以大尉关行男为指挥官的13名攻击队员，冲进敌人的机动部队。菲律宾决战持续到1945年1月，死于航空“特攻”的战死者约有700人。　　

尽管败局已定，大本营陆海军部在此之后还是作出了“陆海军全部飞机‘特攻’化”的决定。　　

在“特攻”攻击开始一年多以前的1943年(昭和18年)8月，军令部第二部长(负责军备)黑岛龟人已经向海军首脑们强调过航空“特攻”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侍从武官城英一郎也向担任航空本部总务部长的大西请愿，要求实施航空“特攻”。此后，以黑岛和作战部长中泽等人为中心，海军不断研制出载人炸弹“樱花”、载人鱼雷“回天”等“特攻”武器，1944年9月设立了“特攻部”，将“特攻”作战加以系统化。

陆军也在1944年3月由后宫淳就任航空总监之际，开始正式研究航空“特攻”。冲绳战役中，陆军第6航空军司令官菅原道大担任旗手，冲撞攻击成为作战的主要手段。到战争结束为止，有9500多条生命葬送在“特攻”作战中。

另一方面，在南方等地的战场上，不断发生“玉碎”事件。对于固守在太平洋孤岛上的守备队，大本营的作战指挥人员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改变“不增援，不准撤退，不允许投降”的态度。开始于1944年3月的英帕尔作战，更是此类不负责任和草菅人命态度的象征。　　

第十五师团长山内正文发出的一份电文称：“第一线没有射击的子弹，如今在豪雨和泥泞中因伤病和饥饿战斗力丧失殆尽；……皆因军部和牟田口的无能。”这场作战是何等地悲惨和异乎寻常，通过这封电文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佐藤贤了，历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1941年3月)，军务局长(1942年4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3月假释，1975年2月死亡。

冈敬纯，历任海军省军务局长(1940年10月)，海军次官(1944年7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10月假释，1973年12月死亡。

石川信吾，历任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课长(1940年11月)，军需省总动员局总务部长(1943年11月)等。1964年12月死亡。

黑岛龟人，历任联合舰队参谋(1939年10月)，军令部第二部部长(负责军备、动员，1943年7月)等。1965年10月死亡。

不倾听部下的不同意见，执拗地强行发动作战的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负有重大的责任，而未能制止牟田口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认可了英帕尔作战的南方军和大本营也有诸多问题。

本土决战：固执于彻底抗战的阿南、梅津

【责任重大人物】小矶国昭(首相)、及川古志郎(军令部总长)、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阿南惟几(陆相)

东条之后的小矶国昭政权，是作为所谓小矶＋米内“联合”内阁，即小矶首相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配套担当战争指导的政权而起步的。但是，人们批评这个政权先天力量不足，无法期待发挥其领导力量引向结束战争。

果然，这个政权高唱“一亿人全体武装起来”的高调，制造了众多官兵的死亡，并为冲绳战役的发生铺平了道路之后于1945年(昭和20年)4月下台。其间，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认可了神风“特攻”队和“大和”号战舰的“特攻”作战，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定俊也力主应当在冲绳集中尽可能大量的兵力。

其后，日本在冲绳决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招致了苏联的参战，并被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呈现惨状。然而，这时仍然还有军人主张，要通过本土决战死中求活云云。　　

在8月9日深夜开始的御前会议上，米内海军大臣表态赞成外相东乡茂德提出的只以“维护国体”作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提案。对此，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宣称：“吾坚信，当此之际，应以死中求活之气魄向本土决战迈进为妥。”(高木惣吉海军少将的手记，《终战备忘录》，弘文堂) 　

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也表示“虽然没有把握必胜，但也无法断言必败”，表明了在本土决战的决心。曾经是海军强硬派的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这天对阿南表示“米内倾向和平，靠不住”，希望陆军大臣能够挺身而出。

为了应对美军对本土的进攻，大本营拟定了计划配备315万陆军和150万海军。只有把国民一个不剩地动员起来彻底抗战，给登陆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有利的条件下探索媾和的途径，才是通往结束战争的道路。这就是大本营的思路。　　

根据本土决战原则的人事调动而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吉积正雄，向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询问：“可否有指望胜利？”宫崎回答：“全无指望。”就在作战的负责人断言“没有胜利的指望”的时候，国民们已被强制性地动员起来参加用竹矛同美军作战的训练。

鼓吹本土决战的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在8月10日(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唯有‘不愿投降，宁肯被杀也不愿认输’之一念。”第二天11日的日记中，又写下了“自恋、自负、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军人心理“招致了今日的不幸命运”的字样。

阿南和河边在决定投降之后，费尽心机来保持军队的稳定。8月15日，阿南自裁。

福留繁，历任军令部作战部长(1941年4月)，联合舰队参谋长(1943年5月)等。1947年10月作为乙、丙级战犯被扣留，1971年2月死亡。

中泽佑，历任军令部作战部长(1943年6月)，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司令(1944年12月)等。1948年10月作为乙、丙级战犯被扣留，1977年12月死亡。

田中新一，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1937年3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1940年10月)，缅甸方面军参谋长(1944年9月)等。1976年9月死亡。

牟田口廉也，历任第18师团师团长(1941年4月)，第十五军司令(1943年3月)等。1946年9月作为乙、丙级战犯被逮捕，移送到新加坡，1948年3月假释，1966年8月死亡。

原子弹轰炸、苏联参战：东乡为“和平”虚耗时间

【责任重大人物】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阿南惟几(陆相)、铃木贯太郎(首相)、东乡茂德(外相)

外交评论家清泽洌写道：日美开战后，正因为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总体战，“勇敢战争的日本国民能否在外交上也具备同等的聪慧，是成为留给将来的最大课题”。(《日本外交史》)但能够勇敢而聪慧地开展外交的领导人，终于没有出现。

1945年4月7日成立的铃木贯太郎内阁的外相东乡茂德，在开战时也担任过外相，因而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是这个东乡却采取了请求假想敌国苏联来斡旋和平的“愚蠢的策略”。东乡当然不知道，这年2月举行雅尔塔会谈时，苏联已经同美英之间达成了对日参战的密约。

在铃木内阁成立之前的4月5日，苏联已经通知日本不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也考虑过，苏联如果参战，本土决战就会危机重重。因此，梅津等人要求东乡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苏联参战。

担任过驻苏大使的东乡虽然回答“时机已晚”，却试图利用军部的要求让苏联出面调停和平。由于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东乡的这个判断也未必完全没有道理。

东乡应当受到责备的，是他为对苏谈判虚耗了宝贵的时间。

东乡把赌注押在原首相广田弘毅同苏联大使马立克的谈判上。会谈在6月3日开始后就进展迟缓，到7月14日中断时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曾任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在战后说道：“虚耗了宝贵的一个月，令人难以忍受。”等待苏联回答的结果，是延误了接受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宣言》的时机，它招致了两颗原子弹的轰炸和苏联参战的后果。

首相铃木的领导能力也令人生疑。出席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名首脑人物中，尽快实现和平派有东乡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然后还有铃木。但是这个铃木，并没有将内心的考虑告诉东乡和米内。

6月6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颁发了资料《国力的现状》，上面列举着日本已经丧失了将战争进行下去能力的事实。

但是，会议却制定出一份只要采取措施弘扬国民的精神力量，战争就能够持续下去的战争指导大纲。6月8日的御前会议上也没人提出异议。御前会议上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报告的敌军登陆时的敌军损害的估算数字，是根据自己意愿随意篡改的。

阿南在这些会议上几乎没有发言。他可能正在逐步倾向尽快实现和平一派，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铃木在应对《波茨坦宣言》问题上，也犯有重大的过失。东乡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先不拒绝公告，等到收到苏联回音之后再作回答。梅津和丰田虽然反对，政府却作出了对公告不表态的决定。

然而，铃木一方面受到军令部次长大西等人的压力，在记者招待会上却宣布：对于《波茨坦宣言》“唯有默杀”(不予理睬)。这句话成为原子弹轰炸和苏联参战的依据。

同内大臣木户幸一协商之后，铃木首相不做结论地向天皇上奏，两次仰求天皇作出圣断，昭和战争才宣告结束。

大岛浩，历任驻德国大使(1938年10月)等。1955年12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假释，1975年6月死亡。

白鸟敏夫，历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930年)，驻意大利大使(1938年)等。1948年1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病死(1949年6月)。

昭和天皇是否对战争负有责任？“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治宪法第三条的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天皇不对国政负任何责任(无答责，即豁免法律责任)。

负有责任的诉讼不是天皇，而是诸国务大臣。正如“各国务大臣辅佐天皇，并负其责”的规定，法律和敕令、诏书都要求国务大臣联名签署(第五十五条)。昭和天皇在法律上是无答责的。

日本政府根据这些条文表明了“依据国内法，昭和天皇对战争没有法律责任”的见解。(1989年2月14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治答辩)关于国际法上的责任，鉴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上同盟国并没有诉讼昭和天皇，因此认为“该问题已有定论”。(同一答辩) 　

那么，除了法律上的责任之外，昭和天皇是否负有更广义上的责任呢？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三个局面，昭和天皇都深入参与了政治。这就是田中义一内阁的总辞职、对“二二六事件”叛乱军的*命令，以及结束战争的“圣断”。

关于田中内阁的总辞职，昭和天皇回顾说是“由于(我)年轻气盛”。对于承诺将严惩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河本大作大佐而没有执行的田中首相，天皇追究了其责任，导致1929年(昭和4年)7月田中内阁总辞职。

宪政史上首次发生这样的事态，陆海军的强硬派和国粹主义者们愤慨地把它称之为“宫中的阴谋”。就连以立宪君主制为理想的*——西园寺公望也规劝了天皇。昭和天皇这样回忆到“自这个事件以后，我就下了决心，即使对内阁上奏的文件持有反对意见，也予以批准”。(《昭和天皇独白录》，文春文库)

对于宪法规定的负责人的大臣，如果天皇随意插手、干涉的话，大臣就无法负起责任。天皇还说过“如果是专制政治国家尚姑且不谈，但是作为立宪国的君主，我不能那样做”。　　

“二二六事件”的*命令是由于当时首相冈田启介去向不明，而陆军省的态度又过于软弱迟缓才采取的措施。

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则是因为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围绕着投降还是继续打下去意见不一，首相铃木贯太郎打破惯例，特别征求了天皇的意见。从这三个天皇参与的事例来看，可以感觉到其和平主义的倾向，也可以说是比较例外的。

不过，任命首相的权限掌握在天皇手中。虽然确立了由*、随后又改为由内大臣选择推荐的惯例，但是，天皇有时也会事先提出意见和要求。在“五一五事件”后成立斋藤实内阁时，天皇就提出了“亲法西斯主义者绝对不行”等条件。“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又要求历任首相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即：(1)尊重宪法； (2)以国际亲善为基本方针、不与外国发生不必要的摩擦；(3)不给经济界带来急剧的变动。

天皇还对大臣以及参谋总长等人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提出问题并试图说服这些人。　　

“满洲事变”爆发时，天皇提醒陆相南次郎说：“如果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对方身上，就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在日中战争爆发三周之后，又敦促首相近卫文麿“就在这里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如何？” 　

在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之际，也向近卫首相提出了美国或许会中止对日石油出口的疑问。在争论是南进还是北进时，天皇也追问过上奏的陆相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人“向北、向*，又向法属印度*派兵，手伸向八方，你们还有处理*事变的信念吗？” 　

1941年9月6日，在批准不回避对美开战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还宣读了明治天皇所作的和歌，表达了对和平的愿望：　　

“四海之内皆兄弟，风波乱起为哪般？” 　

在最后决定对英美开战的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始终保持沉默。但是，在形成这一决定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天皇一直是在立宪君主的框架内致力于回避这场战争。

有一部分意见认为，从“满洲事变”到1945年(昭和20年)的战争结束，昭和天皇作为拥有统帅大权的大元帅掌握着战局，并指挥了战争，应该追究其责任。但是，关于作战的希望有时会被某一个参谋推迟实施，据说到了战争末期，准确的信息没有上报给天皇。

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国务大臣无法介入到这一领域。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的独立”，也没有像国务大臣那样的辅佐和联名签署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天皇有关军事作战的命令是由参谋总长等人起草、经过天皇的批准、附加了一句 “奉敕传宣”(联名签署)后下达部队的。天皇并没有掌握统帅的实权。

大西泷治郎，历任海军航空本部*长(1936年4月)，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1939年10月)，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1941年1月)，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1942年3月)，第一航空舰队司令(1944年)，军令部次长(1945年5月)等。1945年8月15日剖腹自杀。

东乡茂德，历任外务省欧美局第一课课长，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德大使馆参事官，外务省欧美局局长，驻德大使(1937年10月)，驻苏大使(1938年10月)，东条内阁之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1年10月)，铃木内阁之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5年4月) 等。

据说，昭和天皇战后对麦克阿瑟表示“我负全部责任”。并对周围的人表明了退位的意向。一般认为天皇希望通过退位来承担责任，但可以说，实质的责任是在于首相和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等人。

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又发展到日美开战，直至停战的昭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条英机又做了些什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如果把日中战争发展到与英美对战的进程中产生的责任作为“开战责任”、把明知不能取胜却强行冲入日美战争，并且在必须及时控制局面时未能采取有效手段的责任称为“续战责任”的话，那么在这两方面，都必须严厉追究东条英机的责任。

                                                                                    [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