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林：深圳校园绑架案绑匪策划了9年(南方都市报 2010-4-20)

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遇害学生母亲首次透露案件细节，称孩子的善良被坏人利用

    深圳校园绑架案追踪

    整整半年过去了，王女士昨日开车来到了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文华小学部的门前。就在半年前的2009年10月20日，儿子小译(化名)在这附近被人绑走，并惨遭撕票。

    此案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昨天王女士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了此次绑架案详情。

    绑架

    精心踩点避开校门口摄像头

    王女士说，小译生活很规律，很有礼貌，爱帮助别人。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然后在保姆陪同下去学校。下午他将闹钟设置到1点32分响起，然后从家出发。走出小区的大门，就可以看到学校的操场。每天，小译都在保姆的陪同下，穿过铜鼓路，直接转入文华路就可以到达学校的门口。

    2009年10月20日下午1点40分左右，小译像往常一样走向学校。在文华路与铜鼓路的学校围墙外，小译让保姆回去，独自走向学校。在距离学校正门只有几十米的侧门，一辆轿车停在这里。这是一场谋划了9年的绑架案。“如果不是我的儿子，还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被绑。”

    从办案人员的口中，王女士还原出了事发时的一幕。

    绑匪邹春，湛江人，曾因抢劫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6年在服刑9年后邹春被提前释放。9年的监狱生涯中他一直策划绑架案，并学会了很多反侦查手段。

    2009年9月2日，邹春开车来到南山外国语学校文华部踩点。经过精心选择，他避开了有摄像头的正门，将车停在中午封闭的一道侧门门口。

    邹春并不认识小译，也不了解他的家庭。但经过40多天的踩点，他留意到了小译的生活规律。他守时，每天去学校很早；他独立，每次到了铜鼓路与文华路口就让保姆回去。

    2009年10月20日下午1点40分左右，小译像往常一样告别了保姆独自走向了学校。守候在此的邹春拦住了小译。他以车坏了，希望小译帮忙到车里按一个键为理由将小译骗上了车，然后迅速锁上车门将小译绑走。

    撕票

    挣脱绳索逃跑被发现惨遭掐死

    小译的守时、善良、热心，成了绑匪利用的筹码。“为什么他这些良好品质竟成了他遇害的原因？我们究竟该怎样教育孩子？”王女士无法理解。

    2009年的6月24日，南山外国语学校科苑部的小学生曹某被绑匪绑走。2009年7月9日上午，曹某被警方解救。曹某的机智被媒体报道后，小译的父亲也曾教导他，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配合。据绑匪邹春交代，小译被绑后一直很听话。

    邹春将小译带到宝安一个出租屋内，捆绑后塞进一个柜子。2009年7月20日，因为邹春的车挡住了别的车，听到楼下的喇叭声，邹春下楼挪车。小译趁机寻求自救，他挣脱了绳子，跑进了客厅。就在此时，邹春刚好从楼下回来，小译本能地呼救，邹春上前将他掐死，然后放入一个箱子，投入了河中。23日晚，绑匪打电话到王女士家，勒索50万美元，此时王女士一家还不知道孩子已经遇害。38天后警方破案，小译才被打捞上来。

    “如果再有5分钟，他可能就成功地逃脱了。你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多么恐惧。他是一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最后一次搏斗，他走得很勇敢，很光荣，他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小英雄。”

    母亲眼里的儿子

    “他是个运动的天才”

    “他爱踢球，唯一想要的也就是一双好一点的球鞋，他对穿着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在王女士的眼中，11岁的小译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帅气、乐观、外向，喜欢运动，脸上永远挂着阳光般的笑容。他喜欢游泳，四种泳姿都游得很好，乒乓球、羽毛球打得都非常好，他是校足球队队长。“他很瘦，但是一身都是肌肉，他是个运动的天才。”

    王女士说，小译生活很规律，很礼貌，也爱帮助别人。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然后在保姆的陪同下去学校。下午他将闹钟设置到1点32分响起，然后就从家出发。

    澄清

    “我没名车，儿子也不是一身名牌”

    这是2009年末三起学生绑架案中的一起。当这起案件发生后，有关小译家庭背景以及遇害原因的种种猜测四处流传。有人说，小译的父亲开着宾利，母亲开着保时捷，小译遇害时也是一身名牌，因为大吵大闹被绑匪撕票。

    王女士在这样的猜疑声中度了半年。目前案件已经侦破，并即将进入诉讼程序，王女士决定开口了。“我要为我儿子的死正名，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王女士指着一辆旧旧的蓝色别克轿车说。“这就是我的车，他们说我开的是保时捷，但是这辆车我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孩子走的时候也不是一身名牌，找到孩子的时候，孩子是一身带有破洞的校服。“他爱踢球，唯一想要的也就是一双好一点的球鞋，他对穿着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追问

    除了绑匪，谁该为孩子的死负责

    假如保姆将孩子送到了学校门口，假如小译在失踪后学校能第一时间知道并通知家属，这一切是否能够改变？这是王女士最想得到的答案。

    “我们之所以公布这件事情，是为了天下的良知，父母的良知。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难道这件事就只是犯罪分子应该承担责任吗？还有谁该为孩子的死负责？”王女士说，这件事情发生后，深圳市政府在学校安全方面也制定了很多规定。“我们就是希望社会为未成年人着想，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要再有第二个受害者。”

    深圳地区读者详见AⅡ叠读本

    本报记者　刘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