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的中国葡萄酒文化探微

         前一篇文章，题目《触摸中国葡萄酒文化的顶峰》，我们就中国九千年的葡萄酒文化的历史提出了分为七个发展时期的观点，并在七个发展时期中认定唐代的盛唐一百二十年左右，即公元约630年至755年（贞观年间到天宝初年）是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巅峰期。在此之前是缓慢的发展时期，虽有一次（秦汉）高峰但对历史的影响远逊于盛唐，在此之后，虽有又一次（元代）高峰，但匆匆而过未成大气候，特令人有郁闷感的是盛唐辉煌之后，中国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长达一千多年淹没在以中国茶和中国白酒为双雄的饮品文化世界中。如何评说这种命运的选择成为我们今日的话题。
　　

　　公元七、八世纪的盛唐堪称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一个开明、开放、阳光、激情的时代。在那片东起远东西至中亚，北起蒙古草原南抵南海之滨的辽阔疆域里，由汉族人、鲜卑人、匈奴人、突厥人、柔然人、乌孙人、月支人、羌人等等诸多民族组成的唐人占世界人口约1/3，他（她）们尽情享受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的物质文明和共同创造成的精神文明，沐浴在亚洲乃至欧洲人创造的文化春风中。而以长安——洛阳的“两京”为代表，各民族融合的唐人们挥洒出一幅幅“胡姬酒肆”、“大漠孤烟”、“华清醉酒”等不同风采的葡萄酒文化的斑澜画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葡萄酒文化的精彩演出，也是世界葡萄酒文化史上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盛唐用她那如椽巨笔，饱蘸葡萄酒的宝石红，把1/3的世界人口的生活染成“全国山河一片红”。当大部分欧洲人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时，当非洲、美洲大陆还处在原始社会的部落文化之中时，东方亚洲的唐人正为美食、靓装，妙舞，天籁而举起斟满葡萄酒的夜光杯狂欢，…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作为唐人的后代而努力复原那些历史画片时，仍然有一种激动，一份自豪！

　　历史证明，一种主流消费品和它的消费文化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时代可以催生一项消费文化，打上时代的标记，时代也可以抹掉一种消费文化，使它成为历史的陈迹。成就和抹掉一种消费文化的推手或杀手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诗人说：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盈阳缺。盛唐之所以称“盛”，不但指的是比她前者各朝各代的“盛”，也指是比她自己“盛”过之后的衰世之“盛”。

　　

　　唐代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自然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始），但内战而衰败的根苗早在开元盛世（公元714-741年），甚至追溯至高宗——武周时（公元650——704）已种下祸根。在那装满盛世繁华梦的葡萄美酒夜光杯里就已滋生着衰败的细菌和酵母了。《旧唐书》称“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先是吏治的腐化，官员结党营私，出现“朋党之争”，后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政治失去开明开放的阳光之后，社会奢华之风渐起。据学者钱穆考正：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千斛，且政府官员精简，地方州县“大加并省（简政）”，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得到控制。但到开元（公元714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大历（公元767）数倍于天宝，建中（公元780年）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的官一品俸已达九千缗。官僚奢靡之风飚起。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唐德宗时大臣沈既济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盛唐已演进到衰唐了。“安史之乱”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次政治变故。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大变故，历史掉头向下坡路发展，盛极一时的葡萄酒消费和葡萄酒文化也盛衰两重天了。

　　众所周知，唐初已形成以北部疆域划线的几大葡萄酒产区，大体包括费尔干纳盆地区，伊犁河谷地区，吐鲁番盆地地区，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山西雁北地区等，随着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直接引发的唐朝廷政治危机的出现，以上葡萄酒产区先后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或中断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政治危机对唐朝北部疆域地区的最大危害是东西万里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的阻断，无疑受到突击和影响的有繁荣几个世纪的葡萄酒贸易往来。据史料记载，盛唐一段的中亚各地方政权向中央政府进项次数达92次之多，全赖丝绸之路畅通和西部社会环境的稳定。“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社会动荡破坏了社会稳定，打破了西部社会各民族间的相对力量平衡，经济发展和民生都受到不利的影响。对八世纪唐人社会的冲击远不止社会政治的腐败、混乱，由于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变，城乡商业繁荣的局面必深受其害，胡姬酒肆文化赖以存在的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独特时代的消费文化正在变化，那种豪迈、刚阳、激情、壮哉的葡萄酒文化正在淡化退色，人们要找寻新的消费文化作为时代变迁后情感的出路。

　　压跨极盛一时的葡萄酒文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茶。正是唐人的社会由盛转衰，消费文化及待转型时，茶、茶饮、茶文化经过三千年的发展到唐中期终于登上主流消费市场。

　　

　　传说茶叶被人类发现是在公元前28世纪的神农传说时代，《神农百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之说，当为茶叶药用之始。

　　约公元前一千年周武王伐纣时，据《华阳国志》载，巴蜀一带已用所产的茶叶作为“纳贡”珍品，是茶为贡品的最早记述。约公元前549-490年的春秋时期。“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茶而已”。表明茶叶已作为菜肴汤料，供人食用，见《晏子春秋》。而到公元前59年西汉时期，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这表明四川一带已有茶叶作为商品出现，是茶叶进行商贸的最早记载，从“神农尝百草”到“武阳买茶”的中国茶文化发展轨迹看，由于其功能的两次改变（由药而肴到饮品）使其发展速度逊色于中国葡萄酒文化，在这三千年间，中国葡萄酒已辉煌过几次了，中国茶与中国葡萄酒平行地发展了三千多年，有似龟兔赛跑，葡萄酒有如狡兔跑在茶这只龟的前面了。

　　东汉（公元25——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71年）中国茶文化的发展逐渐找到推手和新的动力源，这就是佛教。

　　东汉时，印度佛教经中国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初始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不合拍，后佛教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至三国两晋时，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民生涂炭，世人冀希从佛教教义中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佛教宣扬的应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修善行道教礼得到朝廷和百姓的认可，包括佛门清规戒律中“不夕食”的规距既过午不食的习俗，而茶很快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至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出现大力扶植佛教的皇帝和地方政权，便出现“天下名山僧占多”和“自古名寺出名茶”的社会现象。茶山茶园成为寺院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如欧洲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开创的基督教、修道院、葡萄园、葡萄酒文化现象一样。据传佛教与茶结缘的文字记载在晋代，名僧慧远曾在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中的禅宗，作为最彻底的中国本地化的佛教在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发展到创立茶道，做出了不了磨灭的贡献。

　　

　　大多数人认为，“茶之尚，盖自唐人始”。此前，茶在汉代已成为宫廷贵族文人雅士饮用的高级饮料，从隋唐开始，饮茶已渐普及。据《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隐藏魔师大兴参禅。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惟许茶饮成癖，性茶是求。此后德山棒，临清喝，云门饼，赵州茶成为禅宗著名的“四大门风”，其中赵州茶成为“禅心一念间”的一段公案使禅宗别开生面。“吃茶去”成为禅林法语，禅寺喝茶之风盛行，谓之“和尚家风“。在禅宗修行者眼中”“吃茶去”就是“悟道去“，当代居士赵补初说过：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吃。世人称寺院和尚生活有：“山僧活计茶三亩，渔夫生涯竹一竿”的写实。佛教寺院种茶、制茶、饮茶、贡茶、赠茶的茶事活动作为“和尚家事”自然影响到社会各阶层，首当其冲受到佛家茶文化薰陶的就是寺院和尚们的“供养人”阶层，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非富即贵的社会阶层。无疑这部分人是社会消费时尚的吹鼓手和典范榜样，他（她）们的社会试范效应的“乘数效应”加速了茶、茶文化的推广普及。

　　唐代科举取士时，朝廷为去除应举士人的疲乏，送茶汤入贡院考场，称为“麒麟草”，可见政府对茶性的认可和提倡。

　　

　　公元730年，唐玄宗亲撰的《开元文字音义》首次出现“茶”字，把世间流行二千年的“茶”的原字“荼”驱除了出历史。这个时间“茶”已与葡萄酒同样登堂入室被唐人所接受。距“茶”独领风骚仍有一步之遥。这一步距离就是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乱”后原来生产于唐人北部和西部的葡萄酒基地被阻断，进而是唐人的消费心理的调整，唐人在寻找取代葡萄酒的替代品。其实替代品就在身边。茶性平和阴柔合顺，正取代葡萄酒的刚阳豪放壮烈，盛唐的霸气正如葡萄酒，中唐的雅韵尤存正如本地茶。茶生长在唐人的南部地区，西起四川，东到江浙，山水之间大量培育，全不受社会动荡和战乱干扰。以茶代酒成为历史的选择。更何况，茶生产有佛教及其本土宗教——道教作推手，长期受到朝廷政府的优惠扶植。（免税、免差、免调）所以在中国古代，也只有寺院、道观最有条件研究和发展茶种培育，制茶技术进步，饮茶礼仪和方法的提升。绝对是葡萄酒所享受不到的待遇，唐代葡萄酒虽然登上饮料的顶峰，但它享受的是“国民待遇”，唐代寺院之茶却享受的是“超国民等遇”。

　　历史上“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是在三国时（公元220-265年）史书《三国志》述吴主孙皓“密赐茶茶以代酒”。这一个“代”字就断送了葡萄酒的“卿卿性命”。唐人已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句，人们已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管人、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入茶起舞、以茶歌吟、以茶兴文、以茶作社，以茶兴邦，以茶致富…”的以茶为工具渗透到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盛唐盛极一时的葡萄酒风流倜傥，豪气激荡被茶以柔克刚，用的个“代”字就打下阵来，迷失了方向。

　　真正把盛唐的葡萄酒拉下马，并把茶推上餐饮文化“王”者地位的还是陆羽和他的《茶经》。时机是天宝之乱后的代宗时代即公元776年左右，也就是盛唐过后的中唐“中兴”之世，陆羽生于盛唐之末，主要活动时期是唐代宗与唐德宗时代，其时唐朝廷关于茶的政策性措施有两项，一是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在顾渚山（今浙江长兴）建贡茶院，每年请明前派官吏督制“顾渚紫笋”饼茶进贡朝廷，“顾渚紫笋”自唐代始封为贡茶。唐诗人赞顾渚山：“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语气为茶荈，衣香是烟雾”。又称顾渚紫笋茶是“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而陆羽在安史之乱后就在顾渚山居住研究茶事。朝廷对优质茶产区的认可和关注，是对茶叶生产和品种改良，制茶技术进步的一种支持和扶助，是为促进茶叶生产整体发展的一种激励举措；第二件事，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朝廷采纳赵赞的政策性建议，开始征收茶税。虽然由于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阻力而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终止。但这是充实国库的强国之策，最终还是在员元九年（公元793年）准大臣张滂所请而重征茶税。征茶税意味着国家把茶叶生产和流通视有利国家财政的一项基本产业了，象农事桑事一样重要了。而陆羽正是在这两项有关茶叶的中央政策出台之际，潜心专注于茶事研究和总结，深入到当时的产区生活，并于唐代、德两帝的重要茶政策颁布实施的时候，约在776年出版了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性专著《茶经》。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著作。《茶经》使人看到饮茶不只是人们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形式，而是比这更重要的一种精神享受和净化过程。《茶经》字里行间讲的是茶叶的品质、烹茶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其内涵却是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的一种铨绎。把日常生活中开门七件事里最平凡的事情提升到艺术层面、哲学层面去认识。它的问世，对中国的茶学、茶文化、餐饮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世界茶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历史或许是不公平的。唐初盛世，精英辈出，但没有一人潜心研究葡萄酒和它的文化，至使葡萄酒消费虽火红一时，却没有把轰轰烈烈的消费行为引向对文化的思考，引入理性的消费文化层面，结果把胡姬酒肆的葡萄酒消费繁荣变成了喧嚣的闹剧，当葡萄酒消费的基本元素冷却了时，这种消费的生命也就枯谢了。

　　历史或许是公平的，当茶、茶文化在葡萄酒的喧哗中默默无闻时，历史造就了一个奇才，能甘于寂莫，多次拒绝唐代宗的征召，“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深入茶产区研究茶事，把茶文化演绎到极致，使平凡的茶变成中国之娇子飘洋过海，翻山越岭，走出大唐，走出东土，走向全世界。

　　

　　陆羽是一代奇人，陆羽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陆羽自幼被高僧智积禅师收养，深受佛家文化薰陶。成年后与当代著名诗僧皎然结为“缁素忘年之交”。皎然有着显赫的家世，为晋代豪门大姓谢玄后裔。皎然与陆羽亦师亦友，把陆羽带进了当时一个学识渊博，极富正义感，又富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圈子之中，是这个社会圈子给了陆羽学识的营养和活动的资源，这个社会圈子汇集当时社会上儒、释、道的文化精英，释家则有灵一、灵澈，儒家饱学之士则有孟郊，载叔伦，刘长卿、卢幼年、张志和、耿湋，道家则有“女中诗豪”李治等人，使陆羽的《茶经》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倡导以茶养廉，以茶励志，主张于品茗中陶冶性情，升华品德，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念基础，影响后世，也影响世界茶道的文化体系。

　　茶道的文化内涵若对比葡萄酒文化，似乎有着更适宜中国人性特点的地方。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或再加上一句：修性上更推崇禅宗一脉。所以表现在茶文化追求一种谈泊，清寂的心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一种“茶禅一味”的智慧和解脱，这是另一种大唐繁华盛世的余韵，也是唐人才能表现的一种自信、宽松、从容。

　　我们为唐人庆幸，盛世之花是葡萄酒的姹紫嫣红，转运之后的中唐之英是茶的“精行简德”的美仑美奂。该走的走了，该来的又来了，全无什么遗憾。我们也要为身为唐人的子孙而庆幸，该回来的一定能回来。大唐盛世回归的脚步已经听到了。中国的葡萄酒会更香更醇，中国的茶会更醇更香。

　　文章来源：美酒之都　www.egwine.com 作者：李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