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文化的新生，需向传统致意

日期：2007-05-18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章含之
主持人：首先为我们演讲的是章含之女士。她见证过许多个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也曾亲历过许多个风云际会的动人场面，穿越历史的尘嚣，她用传统眼光和国际视角打量文化，她说，“文化的新生，需向传统致意”。让我们欢迎她！（全场鼓掌）
大家下午好！一般讲话有个开场白，我难免也要有个开场白。我的开场白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盛情难却，让我到这里来参加“文化讲坛”，说实话我是诚惶诚恐。想法很好，三位女性两代人，我是老的一代，她们两位是年轻的一代。像于丹教授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我称不上文化人，来参加“文化讲坛”实际上心里是很没有底的。
前两天在上海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很多朋友，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他们问我，你来上海有什么事吗？我说很惭愧，来参加“文化讲坛”。我说，我不是文化人，怎么去参加“文化讲坛”？你们这儿有一大堆的文化人呢。后来我的朋友程乃珊老师———我特别喜欢她的作品，她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她说，你怎么不是文化人，你出过书啊。我说，现在出书的不见得都是文化人。（全场笑）以我个人的看法，我的书更不是什么了，我是有感而发，这不是真正的文化作品。我这不是谦虚的话，而是真正的心里头没底。
我这一辈子想干的事也没干成，干得好高兴的事干到一半又停了，没做成文化人，却变成了一个“万金油”
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不是来讲我对文化的见解，而是讲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传统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更好地结合，特别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实际上我今天与其说是一个演讲，还不如说是一次呼吁，因为如今对传承文化强调得还不够。我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得更好，让年轻一代能够继承下去。
所以今天我的讲话里要提到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像他这一代的文化代表，实际上几乎被淹没了。今天来谈传承文化，我自然要回顾一下过去。但我今天的讲话，其实主要是讲自己的一个缺憾，因为我缺少了很多东西。当有人说我是文化人的时候，我心里很没底，因为我知道自己缺什么。
那天程乃珊问我说，你说你不是文化人，那你是什么？我说坦白地讲，我是“万金油”。（全场笑）她说你怎么是“万金油”？我说我这是真心话。今天我对大家说这也是真心话。为什么说我是“万金油”？因为我这一辈子想干的事情没干成，干得好高兴的事情干到一半又停了。我本来是学英美文学的，那学下去倒真的可以成为文化人。我几乎快成了文化人了，当时我研究英美文学，我已经开始教英美文学。我当时研究的专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作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出了很多的女作家。我研究的专题作家是勃朗特姐妹，其中夏洛蒂·勃朗特就是《简爱》的作者。所以我受《简爱》这本书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做了一半就碰上文化大革命了，就挨斗了，书也充公了，被斗了几年以后，毛主席说你去干外交吧。这是我的“万金油”的第一步。去搞外交，但外交也没搞到底又走了。后来我去搞宏观经济研究，这也不是我的本行。所以说自己不是文化人，这不是谦虚的话。作为文化修养来说也是这样，我只学了一段外国文学，但是我最缺最缺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演讲，就是因为我还缺少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学习和掌握。
我很喜欢看于丹教授的节目，我也是她的一个观众，因为我确实从她那儿听来很多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于丹教授可能不知道，我们家老乔1937年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庄子哲学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庄子哲学》，凭着这篇论文他得到了德国士宾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全场鼓掌）但是惭愧的是，有一次我读他的《庄子哲学》，我是一窍不通，什么也没看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东西。（全场笑）而他跟基辛格谈判的时候，经常讲你是哪一学派的，我是哪一学派的，他们两个人都是读哲学的。
周总理批评说，“大学问家章士钊的女儿，竟然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
我为什么有这个缺陷？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关系。有一句俗语大家经常用的，“在你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往往我们在改变一个旧时代的时候，在否定旧的一切的时候，恰恰把一些精华也否定了，而我恰恰活在那样的时代。我从上海移居到北京的时候，只有13岁，那是1949年。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学问家，当时有一段时间因为不能上学，我父亲就跟我说，你跟我学点诗词。父亲说我每天教你一首，你背下来。我当时“造反”，说谁学那个东西。到了今天后悔莫及。其实我早后悔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后来周总理批评我，“大学问家章士钊的女儿，竟然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
在这里跟大家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1974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接待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理，一位老太太，班达纳奈克夫人。班夫人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老太太，她给我的印象像一个老妈妈，对周恩来总理像是对兄长的感情。她当时跟周总理说，总理阁下，我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我到中国来是希望你帮我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她讲国家有什么问题。当时周总理非常谦虚，周总理说我非常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给你决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我这个翻译当时就傻了，这个“越俎代庖”怎么翻？（全场笑）我当时就愣在那个地方，后来周总理就回头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就很感叹地对班夫人说，“你看看，我们这个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可是她这么简单一个成语也翻不出来。”然后总理就告诉我越俎代庖的意思，就是跑人家厨房里替人家做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美国人翻译出了“殊途同归”，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说到底还是缺少了文化底蕴
再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胜利是都用了我们的翻译。外方有翻译，但当时我们认为美国人懂什么中文，所以就坚持翻译都要用中方的。美国人同意用我们的翻译，他们带的翻译就坐在后面旁听。
有一天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拿中文来说就是：“我认为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中文意思为‘平行’）。”当时不是我翻的，是另外一位翻译。我们的翻译就翻了：“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
这个其实翻得一点都没错。这时候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突然说：“总理阁下，我能不能做一点评论？”总理就很奇怪，说，“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
“哦，为什么不确切？”总理也懂英文，“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说：“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远不相遇的，就像是双杠，双杠永远是两条杠子，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我们总统的意思是，虽然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周总理就很有兴趣，“那按你说应该怎么翻？”我当时在旁边我也想不出来，我想“parallel”不翻“平行”翻什么？结果他说，“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全场感叹，鼓掌）他说，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后汇集到一起。所以这个parallel的意思是平行地发展到一个方向去了，并不是永远不相遇。
为什么我们的翻译就不会用“殊途同归”这样的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文化底蕴的东西。“平行”是很简单的词语，初中生学英文也会说“平行”，但是要翻出“殊途同归”，没有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可能就翻不出来。这件事情当时让我们中国的翻译挺受刺激的，因为本来我们特别自豪用我们自己的翻译，结果被一个美国翻译当头给了一棒。
后来过了两天，到了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中美两国破冰的里程碑。那天晚宴上，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总理对美国的翻译说，你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结果他说在台湾。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对着我们这些翻译说，“你们看看台湾地区，把中华文化传统保持得要比大陆的好。”这事给我们的刺激特别大。后来周总理就对翻译说，“章含之的父亲是位大学问家，82岁完成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现在让她送你一套。”周总理又说，“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全场大笑）所以好几次，总理真的是给我当头一棒。
今天我在这里，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多少年来这是我心头的缺憾，但是这时候已经很难弥补了。想补的时候，我父亲已是90多岁了，不可能再让他教我了，我也太忙了，失去的时间已经是不可弥补了。所以我说没有失去时间的年轻人，一定要抓紧时间。
后来周总理回头跟我说，“含之，去找一套你父亲的书送给他。”这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早上8点他们就要回美国去了，我上哪里找去？这书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出的，不公开发行，书店里买不到。后来我赶紧去找当时上海外办的人，说你赶快帮我找一套，因为总理答应送给他一套。那天晚上碰到美国翻译时他还说，明天出发以前，你一定要把你父亲的书送给我。外办主任说，到哪里去找？我说，上海那么大，还找不到一套我父亲的书？
第二天早上6点钟，外办主任敲我房门，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不过是旧的，用过了，上面还有油。不管了，总理的指示必须落实。我问你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是我们市委学习班的。我一想不对，这学习班看我父亲的书，这是为什么？我还是得查一查。结果一翻书，里面掉出很多张小条子来，这些小条子都是骂人的，都是批判我父亲的。亏得我看一下，不然人家懂中文拿回美国要笑话这事了。
谈政治我也没问题，最怕的是文化，一碰上文化就真的很紧张
在我做翻译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一次在联合国，我给我们老乔做翻译，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他对我挺横的，有好几次我翻不好，经常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方面的问题。
1971年冬天，有一场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战争。打完了后，东巴就分离出去了。第二天巴基斯坦新任的外长举行了告别宴会。乔冠华一激动就要背诗，（全场笑）我给他做翻译，好像是首唐诗，结果一下子我又愣在那个地方了。我就记得最后一句话，“前度刘郎今又来”，我只能翻出这一句，前面几句我翻不出来。结果老乔说，我自己翻，你歇会儿吧。（全场大笑）
我在做高级翻译的时候，政治问题难不倒我，我这脑子挺快的，快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那年总理接待一个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总统是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脾气巨怪，不喜欢别人打断他说话，他一讲就是十几分钟。我不会速记，就用自己的符号拼命记。周总理是非常体谅翻译的，他打断了一下说，总统阁下是不是可以停一下，我们的翻译需要时间。这个老头说，我没被人打断的习惯，还往下讲。（全场笑）总理又打断他，他又不干，结果他一讲讲了半个小时。所有的同事都为我捏一把汗，说章含之今天要出洋相了。但是我基本上都翻全了，这个说明我的记忆力挺好，谈这些政治问题我也没问题。我最怕的是文化，跟大家说句实话，碰上这些文化的东西我真的是很紧张。（全场大笑）
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真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文化传承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培养的。如果这种教育能够继续下去，以后的年轻人可能会比我好一点。
这书架摆在那儿做摆设，有时候也提醒我，这是一个心病
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在上海的震旦，它虽然是个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但是挺注重中国的古典文化。我们有一位老先生教我们读《孟子》，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位老先生教我的东西。那时候他教我们：“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吧？（全场大笑）你看我都能记到今天，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后来教的我就记不住了。而且那位先生是用上海话教，（用上海话吟诵起来，全场大笑）老先生闭着眼睛哼，我们也跟着哼，到了七十岁还可以记得十一二岁的东西，文化的这种传承，的确是需要很早就做起的。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恐怕我们有很多东西也都被逐渐地忽略了。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父亲是对立面，因为我父亲主张文言文。在革命的时候需要摧枯拉朽，但是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是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融合进去的。新文化运动把传统的东西否定了，后来的一些革命和政治运动又进一步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否定了，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课本里就几乎没有古典文学，没有古典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更别提了，所以我觉得断代已经断了两代。今天我们碰上了好时候，真的是应该把中华文化优秀的传统好好地传承下去。
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有一套我父亲留下来的《二十四史》书架，是非常艺术化的，每个朝代一个格子，里头的书就是某个朝代的。很多外国客人来的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问我是什么。我说放的是《二十四史》。所有的外国人听了都很崇拜，“哇，这真是了不起！”但是他们打开书架，拿出一本书问我，你能告诉我里面说的是什么吗？我说那里面说的是历史。（全场笑）但这本书里说的是什么历史，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是那个朝代的历史，因为那书里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有标点符号我还能凑合看一点。这书架摆在那儿做摆设，有时候也提醒我，这是一个心病。
文化的传统是不能丢的，它是很美的东西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是不是要更加强调传承？我这里再讲一个方面。外国的诗词和中国的诗词一样都很美，但是外国的诗词大概还是早在20世纪初，1902年、1903年的时候，由苏曼殊、马君武这批文化人，把它们翻成了文言文的诗词，再后来新文化运动以后都译成了白话诗。
我并不反对白话诗，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文言文如果我们再不加强一点教育的话，就可能变成艺术品了，就只有学者、专家才看得懂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例子。20世纪初以后就基本上不用文言文了，但是1941年我父亲章士钊在重庆翻了21首英国诗词，这些都是大诗人的诗作，主要是浪漫派的诗人，像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勃朗宁。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念一段拜伦的诗，大家来听一听，它的白话文的翻译、文言文的翻译和原文。我个人的感觉，从韵味来讲，文言文和原文更接近。这首诗叫《当我们两人分离》（When We Two Parted），很美的一首诗，讲的是一段爱情故事，拜伦被他的爱人抛弃。我先给大家念一段白话文翻译：
当初我们俩分别，只有沉默和眼泪。
心儿几乎要破裂，得分隔多少年岁！
你的脸发白发冷，你的吻更是冰凉；
确实呵，那个时辰，
预告了今日的悲伤！
我再念一下我父亲章士钊1941年文言文的翻译：
别时惨无言，相望泪阑干。
再见是何年，心碎千万端。
双颧一何紫，接唇唇转寒。
回忆定情夕，早知摧肺肝。（全场鼓掌）
我再给大家念一段英文的。大家听听英文的韵律跟我们的文言文是不是有点相似，而与白话文相去甚远。我可不是复古哦，（全场笑）不是让大家以后都用文言文。我只是说，这是文化的一个瑰宝，不能没有。我读一下拜伦的原文，这首诗写于1813年：
When we two parted，
In silence and tears,
Half broken-hearted，
To sever for years.
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
Colder thy kiss!
Truly that hour foretold，
Sorrow to this!（全场鼓掌）
这个韵律是非常美的，我们中文里的文言文也很美。白话文里头，“你的脸发白发冷，你的吻更是冰凉”，而我父亲翻得比这更有诗意。我不是要复古，而是感到这个文化的传统是不能丢的，它是很美的东西。
搞不懂文化界怎么老是打来打去？“愿长相亲不相鄙”
最后谈一下对和谐文化的感想。眼下，我搞不懂文化界老打来打去是怎么回事，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那个人说这个人不好，我也搞不太清楚。于丹教授的节目，我也挺爱看，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当然各有各的所爱。
我父亲当年的争议也很多，当时的胡适是新文化的带头人，但是他们争论的态度就不一样。
胡适是新文化的带头人，我父亲是旧文化的维护者，他们两个人意见很不合。但是他们怎么样呢？有一天，我父亲就跟胡适两个人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我父亲把这个照片拿回来了，然后给胡适寄去了一张。他在信里说了，咱俩争论半天了，现在我们俩照了一张相，我在背后写了一首白话诗给你，你要是给我面子，你就拿文言文给我写一首诗。（全场笑）我在这里念一下他们俩的诗，我父亲那首诗说：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
总算老章投了降。（全场大笑，鼓掌）
胡适也在照片上回了一首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全场鼓掌）
他说，虽然我和你不同，但是我们不要相鄙。特别是最后两句，你代表“古”，我代表“新”，“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文化界也有这种精神。（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