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洲：唐山警世录（四）

（续前）

*旱地的龙不再年轻,依然做着年轻的梦

　　他是一个地震科学家。他的旱震关系研究成果在中国地震界独树一帜，在国际地震气象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他又是一个文人。他的古体诗不仅有味道，格律也很有点讲究。他出任《中国地震报》和《中国减灾报》常务副总编辑期间，亲自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大量新闻稿件。

　　地震科学家在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评审委员会上竟然也通过了高级编辑的任职资格。高级编辑，也许有人奋斗一生才能得到。在他来说太容易了，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他个头不高，肤色略黑，粗壮敦实，一头乱发像狮子一样，眼睛不大，但闪烁着一种睿智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那种盛气凌人，在他的眼角眉梢看不出来。确切地说，他有时还挺粗鲁，熊掌一样厚实的手比比画画，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还骂人：“这个王八蛋！”。

　　那椎心泣血的回忆，令我国这位“天地生态综合研究和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坐立不安。他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右手时常在空中划一个弧，像狮子一样吼叫。吼一阵坐下，犹如一头逮不着猎物的狮子，鼻孔里喘一会，再接着吼。

　　我们北京市地震队，也会商了也告急了，该做的都做了！大震发生以后，刘英勇（国家地震局局长）跟我讲得很清楚：中期预报有国务院69号文件，你用旱震关系预报了7级大地震，我不能听你的。短临预报，你们1976年7月14日有个震情告急简报我看到了，但我不能听你北京队的，我后悔呀，我没办法！耿庆国吼了几嗓子，站起来了。你要知道，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我们过不了那道关！

　　我愕然，天塌地陷哪，别的办法呢？

　　耿庆国一愣，别的办法？当时只能捅给华国锋或是捅给谁。可是没有渠道，真的没有渠道。我们叫天天不应啊！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追根

　　公历：1972年7月25日，星期二。

　　农历：壬子年六月十五日，距立秋仅13天。

　　31岁的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被炎炎烈日蒸烤得口渴难忍，便向路边的一老农买西瓜吃。正大口吃着，听老农仰天长叹：

　　“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农历），今天都六月十五了，还没见一场透雨。大旱是旱定喽！”

　　年轻的地震工作者陡然一惊：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河北邢台先后发生6.8级和7.2级地震。1969年云南大旱，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在他考察上述地震灾区时，灾民们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

　　大旱之后果真会出现大震吗？

　　这里是平谷，距北京仅一箭之遥，真要发生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那天吃西瓜是否吐了西瓜子，他不知道了，心中只有一个迫切的课题：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

　　通宵达旦的研究。大量的史料堆积得像小山一样。

　　他在系统查阅整理全国各地震区降水量资料的基础上，列出了近百年来中国6.0级以上大地震的旱震震例229例。

　　从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至公元1971年，在这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0级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怀来6.5级地震，震前二年大饥，灾因不详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沟6级地震，震前一年大风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为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为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为9次。总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大旱为67次，占地震总次数的97.1％。

　　他在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时发现：

　　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1972年11月，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在临汾召开。耿庆国的旱震关系报告，令与会者震惊。

　　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旱区面积达113.4万平方公里，在大旱后一至三年半时间，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将发生7.5级以上大地震。若在旱后第三年发震，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震级会这么大吗？华北这么重要的地区！

　　大多数人接受不了。你耿庆国是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科班出身，你的同行也不是卖西瓜的老农，他们的反驳意见绝不是凭空捏造！他们极力说服耿庆国把震级降下来，别报那么大，也不要圈得那么死，就是河北、辽宁、山西和内蒙古这个范围内，而且首当其冲的是京津唐这个地区。

　　耿庆国不。

　　主持会议的郭增建教授劝道：你报得震级太大了，哪里会有7级以上？耿庆国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是郭教授毕竟是自己敬重的科学家！耿庆国的诗词派上了用场，赶快写了一首七绝呈送教授：

　　感事赠郭增建诗一首

　　观点无须再阐明，顾全大体但求同。

　　独排众议须借胆，实践强于雄辩功。

　　 　　1972年11月30日

　　不辩论了。耿庆国想，咱们看实践吧，看有没有7级大地震。

　　年轻人立下字据了。

　　年轻气盛！你一个人充其量算是一个极少数，干什么还留了一纸字据？如果日后不震，你如何在中国地震界抬头？岂不留下了千秋话柄？你也许无所谓，才31岁嘛。你的恩师——享誉海内外的傅承义教授那张脸搁哪合适。

　　1973年，华北及渤海地区陆续出现了解放后历年同期罕见的暖冬冷春、旱涝交替、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一直到1974年5月份，华北及渤海地区大旱区面积又在缓缓收缩，表明华北北部强震孕育过程中的中期气象异常仍在继续存在、发展和变化，并正在逐渐向中短期异常阶段过渡。

　　1974年5月31日，北京市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诞生了一份中国地震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极其重要的报告：《关于对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报告明确提出：

　　1972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即1973至1976年），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1972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1973—1976年）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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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的“地震工作要以预报为主”的方针。在对未来震情判断（尤其是对可能发生地震的震级预报方面）有争议的地区，为了正确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我郑重建议：不妨以最坏的情况，即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考虑部署地震预防工作，这样做于人民的事业是有利的。

　　鉴于大面积旱区一般都是旱后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波及区和有感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对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防震抗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7级以上，甚至7.5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耿庆国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报告还附了表二表三，表中分别列出了自1954年和1957年大量的数据及历年的平均值。

　　表二（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特旱带之一）

　　　　辽宁南部的锦州—岫岩一带

　　表三（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特旱带之二）

　　　　河北北部的唐山地区

　　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峰掂出了这份报告的分量，全力支持耿庆国。

　　1974年6月4日上午，白介夫（时任北京科技局党委书记）专门听取耿庆国的汇报。

　　白介夫指示：马上向胡克实（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汇报。

　　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在百忙之中召见了耿庆国。

　　1974年6月7日至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摘要如下：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

　　其主要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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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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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发（1974年）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并提出了对地震工作的指导方针。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此而引起群众恐慌和思想波动，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更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此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女士在《周总理和我的父亲周荣鑫》一文中写道：

　　我父亲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周总理特别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地震预报，既不能漏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又不能乱报，惊扰群众影响生产。

　　父亲遵照总理的指示，一直非常警惕地关心地震动向。当时有部分权威学者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但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兆，提出辽南的金、辽、海、盖地区近期有7级地震的说法。我父亲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各种不同观点，果断地签发给国务院的书面报告，预报辽南一两年内有6级以上地震。并通知当地认真做好防震准备。

　　在他调离中国科学院之前，作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我父亲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国务院签发了最后一份报告。向中央汇报，第一种意见认为，京津唐张地区一两年内可能有6级以上地震，报告中同时汇报了其他同志关于地震趋势所持的不同意见和相反意见。李先念伯伯签发批转了这份报告，要求有关省市和部门注意。

　　密切关注京津唐张震区的周荣鑫同志于1976年4月12日在批斗会场被迫害致死，年仅59岁！

　　距唐山大地震仅三个月零十六天。

　　国务院69号文件是一个伟大的预言，以8个月后辽宁海城地震为起点，一次又一次的地震验证了其中期预报的准确性。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7.3级。

　　1976年4月6日0时54分，内蒙古和林格尔6.2级。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7.8级。

　　1976年7月28日7时17分，天津宁河6.2级。

　　1976年7月28日18时45分，河北滦县7.1级。

　　我的思考：

　　1.地震预报是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的一道世界性难题。它不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可以由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从容地去解，解不出来也不会造成大悲剧。地震中短期预报则不然，随着大地震各种异常的出现，它逼迫地震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必须做出抉择：向公众报还是不报？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因为这种抉择太残酷了。如果发布了地震预报，而地震没有发生，它给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发布地震预报，地震发生了，又会引起公众愤怒，科学家与政府官员相互扯皮的同时，最终往往把责任推向大自然。

　　2.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周荣鑫、胡克实和白介夫等政府要员，以勇于承担风险的伟大胸怀，仅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果断地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69号文件。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政府下发的第一个地震预测预防的正式文件。其他各国和地区有无先例，笔者无从考证。

　　3.第69号文件的语言尽管有当时的政治痕迹，但它的减灾防灾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不可估量的普遍指导意义。唐山地震二十多年后，我采访联合国UNGP-IPASD官员时发现，联合国的防灾减灾思想与二十多年前69号文件的思想竟是那么相似！

　　海城辉煌了，唐山呢

　　1975年3月13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预测出七点三级地震，辽东半岛在发生地震前8个月就发出警告》。摘要如下：

　　群众的观测小组十分活跃

　　看来，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全国努力搞好地震预测工作。尤其是，地震专家依靠广大群众，以便尽快掌握前兆的异常现象，作出相应的对策。

　　总之，在中国组成了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大规模的地震预测网，显然是为了预测地震和事前采取对策发挥力量。

　　准确预报七级以上的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在预测地震方面，近两三年来也曾报道过美国和苏联等预测成功，但那些都是六级以下的规模很小的地震。中国准确预报七级“灾害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必将引起我国以及世界各国地震人员的注目。

　　东京大学教授浅田敏讲，中国地震研究和预报工作水平是相当高的……

　　海城地震成功地发布了临震预报，各种肤色的记者们着实兴奋了一阵，为中国地震界织就了一面辉煌的旗帜，风不吹也猎猎作响。一时陶醉了多少地震学家和政府官员！

　　1975年8月，国家地震局在海城召开地震总结会。

　　在宾馆楼梯的拐弯处，耿庆国和郭增建教授不期而遇。郭教授说，你的诗，“观点无须再阐明”，我还记得。你是“实践强于雄辩功”啊！教授拍打着小耿年轻的肩头，伸出了大拇指，说海城地震还是报得可以的。

　　耿庆国说，京津唐还有7级以上地震，还是“实践强于雄辩功”！

　　1975年12月15日，国家地震局海城地震科技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肯定了耿庆国的旱震理论，简报第6期摘要如下。

　　海城地震的宏观前兆

　　　　—— 气象明显异常和动物的异常反应　　

　　　　……

　　大震前的气象异常。海城地震前出现了急剧气温升高现象，震前四十余天，辽南地区几乎连续增温，冻土融化，雷、雨、雪、雹同时发生。有次夜间升温竟高达15度。发震当天早晨从8时起，一个半小时内气温猛然上升12度。这些异常现象，不是一般气象过程。注意识别这些异常现象，对于地震的短期和临震预报，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历史记载和对一些震例的剖析，发现一些大震多在大旱之后一至三年半内发生。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特大干旱，锦州、营口、岫岩一带正是这一旱区中的特殊旱带之一，海城大震的震中区出现在这条特旱带上，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在中长期地震预报中，对于旱震关系的研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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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28日，国家地震局呈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摘要如下：

　　华副总理并国务院：

　　我局于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会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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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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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兆异常：

　　1.地形变：香河、沧州的短水准，辽宁朝阳、锦州、沈阳的地倾斜，平谷—香河和乐亭—柏各庄的水准测量，都发现一些异常。有的异常量较大。

　　2.地电：宝坻、青光、塘沽、唐山和盘锦等台的地电，从1975年4月起出现异常，目前仍在发展。

　　3.地应力：蔚县、怀来、三河、唐山、锦州等台，从1975年4月起出现地应力异常，最长的已持续二百余天。

　　4.水氡：在唐山、滦县、兴城、朝阳等地，水中含氡量于1975年10月前后陆续出现异常，有的已超过正常含量的百分之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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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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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报告产生于唐山大地震前整整半年时间！

　　细心的读者已经看出唐山所处的危险位置。这是一份出色的唐山大地震中期预报！

　　报告的后半部是措施和建议，一共七条：从加强领导到人员编制的解决，从群测群防到老旧建筑的调查，以及扩大京津唐张协作组等等，措施与目标都十分明确。第七条“加强震情分析”，却让人陷入一种永远的悲哀——我们是如何加强震情分析的！

　　令人震惊的临震告急倒计时

　　我采访的地震科学家们，每当提起唐山大地震，他们那种悲愤之情令我终生难忘。我真的想借用广播电台的宝贵频道，向世人播发我的采访录音：有科学家震撼人心的回忆，也有科学家憋屈已久的哭声……

　　二十多年了，地震科学家们已两鬓如霜，沉重的心却留在了七•二八的那一天。

　　唐山大地震强加给他们一种永远的痛——人民用税收养大的科学家，在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干了些什么？他们无法向世人解释，历史没有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

　　他们为研究唐山地震而付出的心血连同24万具尸体一道，在那个悲惨瞬间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在大毁灭一天天逼近的时候，历史记录下了这样一份令善良的人们震惊的时间表：

　　1976年7月5日，北京地区的气象要素中相继出现了四项异常！

　　日降水量：6月29日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日平均气温：6月30日至7月5日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7月1日和4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7月3日、4日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耿庆国认为，只差日平均气压一项指标还没有出现异常。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达到临震指标。

　　他马不停蹄地奔向他监视已久的危险区，收集当地近期的气象要素资料。7月6日唐山。7月8日天津。7月9日廊坊。

　　7月10日夜间赶回北京。

　　7月11日，他分别向北京市地震队邢景孟同志，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同志紧急汇报，认为震情形势严重而紧迫。

　　耿庆国同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京津唐渤张地区的震情进行了紧急磋商。

　　根据华祥文提出的地震活动性异常、李宣瑚提出的水化学氡含量异常、耿庆国提出的旱震关系和气象异常，陈克忠提出的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他同志提出的该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认为有必要向上级主管领导做震情汇报，以便能及时地把京津唐渤张地区广大专群地震工作者迅速动员起来，全力捕捉临震信息。

　　邢景孟和鲁连勤对地震预报科研人员提出的七大异常的发展变化极为重视，为此专门召开了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做震情汇报。

　　1976年7月13日晚，北京市地震队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作关于当前震情的正式汇报。

　　白介夫当即指示：北京市地震队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听听国家地震局的看法。把北京市地震队的震情分析意见及国家地震局的震情分析意见一并报告市委，以便市委报告中央。

　　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打电话给汪成民，汇报了“七大异常”和震情分析意见。张国民特别指出：遵照白介夫同志的意见，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领导，回电：“经向领导请示，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

　　听汇报的时间推迟一周，定为7月21日。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二十九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指出：

上半年观测到了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及气象异常等多方面的重要异常变化。这些情况预示着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５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

　　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这份邢景孟委托耿庆国起草的震情告急文件，当日即呈报了如下部门：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国家地震局科研处京津唐张协作组办公室、北京市科技局、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以及北京市地震队所属地震台站和北京市各区县地震办公室。

　　耿庆国监视的北京地区气象要素指标又有了新的发展。

　　最低气温：7月11日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平均气温：7月15日、20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最高气温：7月19日、20日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从6月29日至7月20日止，累计出现的四项指标（含日降水量）极值异常达15个之多。这是他自1973年潜心研究短临气象要素五项指标以来，从未见过的特大异常！

　　这绝不是一个5级中强地震的前兆异常显示，而是比邢台7.2级、渤海7.3级和海城7.3级地震的短临气象要素异常还要突出的短期临震气象异常指标。根据耿庆国多年研究给出的有关震例判断，只等低压突破就将出现临震。这意味着，至少首都北京将出现烈度为6度的破坏！

　　1976年7月21日。令人心急如焚的一周终于熬过去了，距大地震的时间愈来愈近。北京市地震队没有盼来汇报的机会……

　　白介夫来电：你们一周前向我汇报，说要临震，要波及北京！我让你们打一个报告给我，报告打不过来！

　　面对作风泼辣令人敬服的老领导，北京市地震队能说什么呢？

　　上午9时，耿庆国对张国民说：“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为什么不听我们的震情汇报，误了事怎么办？当前震情形势紧迫，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仍在继续发展，只等低压突破就是临震！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头脑清楚，搞不好要出大事情。如果有震，根据旱震关系提供的中期异常背景，震级一定很大，说不定又是一个7级大地震！因此，必须把案备好，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铸成大错。”

　　又说：“你作为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你不要打电话给汪成民，他和我一样，只是你们下面的一个小组长。你应当打电话给梅世蓉，对她说，今天是7月21日了，不能一拖再拖了，我们要求今天上午立即向梅本人汇报震情，放下电话就去！”

　　张国民立即打电话给梅世蓉，再次要求安排时间，请梅立即听取震情汇报。

　　梅世蓉说，自己了解的情况不多，要等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再谈。梅又说，时间改为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

　　1976年7月23日，低压突破！

　　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991.9毫巴，突破了历史同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这是有气压观测资料（1951年）以来历年同日最低值，也是1976年以来计205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

　　北京地区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全部出现！

　　1976年7月24日，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召开震情会商会议。

　　华祥文根据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李宣瑚根据管庄水氡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水氡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根据磁情指数异常提出：可能的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外围地区震级更大。

　　耿庆国立即说：“根据当前的异常报临震，你若能把所预报地震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根据低压突破、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就将报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耿庆国建议，正式书面上报短期临震意见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措辞为：

　　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Ｋ指数、气象要素异常等情况，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内，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的各种异常情况已经及时报告了国家地震局，因此短期预报意见尽可以在两家会商时充分研究讨论后再报。

　　同日，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的临震预报。

　　根据地电异常、低气压异常等，“1976年7月27日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

　　同日，耿庆国给北京市地震办公室王敦吉去电，通报了当前已处于临震情况，请市地震办同志加倍留意北京地区宏观前兆异常现象。

　　1976年7月26日，上午8时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带队，崔德海、钱复业等一行15人乘面包车到达北京市地震队。

　　震情会商从早8时进行至下午5时半。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同志对北京市地震队提出的“七大异常”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北京队的分析预报人员就水氡、地震活动性、气象（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和地磁Ｋ指数等手段回答了质疑。

　　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

　　严峻的现实是：对于京津唐地区如何报？

　　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据梅世蓉同志讲，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会商会议结束的时候，汪成民表示：“北京队的同志做了很好的工作。情况很重要也很紧迫。”京津组组长很无奈，又说：“我们把北京队同志们的看法带回去研究，并向领导汇报。”

　　1976年7月27日，黄昏依然降临。

　　年轻的地震预报科学家耿庆国，像一头被困了十几天的狮子一样沉默。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沉默。他周身的热血如岩浆般奔突。他急他恨，他想狂奔想咆哮。他无法逾越中国地震预报的权威机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耿庆国特别想念儿子，就去了朝阳门外三里屯他岳母家。他刚拿起筷子，大舅哥朱宜武进来说，衣服上怎么爬满了蚂蚁？岳母家住楼房一层，楼外两棵树之间拴一根铁线晾衣服。他又听岳母说，你看地上这么潮。他低头一看，一层潮湿，这是地下水往上涨啊。

　　耿庆国忙说，坏了坏了，马上就要地震了！

　　他放下筷子就到了三里屯派出所，在那儿跟地震队值班室通了电话，要他们收集宏观异常。昨天（7月26日）晚上，他特地对北京队副队长马志说明当前震情紧迫，要多收集宏观异常。马志说自己亲自去北京动物园找王金俊，抓紧对动物异常的监视。

　　值班人员告诉耿庆国，廊坊水氡出现突跳。

　　耿庆国马上意识到，这是重要情况。可他还能干点什么呢？天气异常闷热，非雨即震，没办法干着急啊！他就转，满北京转，考察宏观异常。城里有灯光就到城外转。东直门外朝阳门外安定门外到处转，他觉得非常累。

　　耿庆国很孤独也很无奈，他力图捕捉来自大自然的信息。尽管这位地震科学家知道，即使捕捉到了也无济于事！午夜时分，这头曾经咆哮了十几天的狮子终于蔫了，回到了东四十一条那间九平方米的小屋……

　　灾难的夜笼罩着古老的紫禁城。中南海的灯光依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者们，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巨大的死亡即将降临在数十万人民的头上。决策者们也不知道，在大毁灭即将来临之际，北京的地震科学家和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心急如焚！但是，除了国家地震局，他们找不到第二条渠道可以告急……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震惊中外的特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一个黑色的瞬间，大地震残忍地剥夺了超过24万人生存的权利，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肢残者、孤儿和截瘫者，改变了几十万幸存者生活的命运。

　　这一切全部归咎于大自然吗？！

　　将近三十年了，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的超过24万的鲜活生命已经变成了累累白骨。我回忆着临震前兆现象，面对这些纸页泛黄的史料和堆积如山的数据和图表，一颗不再年轻的心，像玻璃杯一样破碎了，清脆而响亮。

　　向唐山打个招呼可能吗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那些散发着历史气息的珍贵史料。我的心被强烈震撼的同时，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为了对历史负责，12天后我又采访了耿庆国。

　　张庆洲：耿教授，你们北京市地震队7月14日告急，向震情主管部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约定汇报时间，就等待了12天！北京市地震队与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距离太远吗？

　　耿庆国：空间距离不超过10公里。

　　张庆洲：据我调查，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有四十几个台站，田金武、马希融等人都曾经发出了准确的临震预报，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耿庆国：别说基层地方监测人员了，我们专业工作者又如何！就在我们北京市地震队告急的同时，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

　　张庆洲：利用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异常做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准确率有多高？

　　耿庆国：如果在满足异常指标之后就报地震，虽不会漏报大地震，但会造成虚报。据统计，单独依据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来准确地预报6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在20％左右。如果在大旱年之后作5级以上地震的临震预报，成功的把握性将提高至50％左右。

　　张庆洲：您的旱震关系学说，有一点我不明白，连老农也能看出“旱情”来，岂不是老农也能预测地震了吗？

　　耿庆国（笑）：旱庄稼的“旱”与旱震的“旱”，在概念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教授说着递给我一本《中国科学》Ｂ辑（1984年7月第7期），上面有他的论文。

　　张庆洲：你的老师傅承义教授支持你的研究吗？

　　耿庆国：1984年2月下旬，我请先生审阅我的著作《中国旱震关系研究》并写一篇序言。先生说，就用1975年1月15日我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代序吧。我当初就是支持你的，我是有我的见解的，不是你成功了我才支持你。那时海城地震、唐山地震还没有发生，我就讲，旱震关系有它的道理。

　　张庆洲：傅承义先生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怎么看？

　　耿庆国：我原原本本地讲了唐山地震震前的情况，我的老师傅承义先生谈了四点看法。

　　第一，现在看来，唐山地震只是前震不明显，前兆还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在当时的情况下打一个5至6级的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能够办到的。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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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全引用这个话，但这是先生的原话。

　　先生又说，我的三个学生，陈顒、张国民和你各有千秋。你就不要做官去了，你搞你的旱震研究，你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之前，国家地震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胡克实正被揭批，假如他在位的话，怎样做才能避免悲剧发生？

　　耿庆国：胡克实说，要打一个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就可以，打个电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收到下属单位台站的报告，意见很不一致。震级呢，有的报7级，有的报5级都不够。时间呢，有的报这几天，有的报还要看几个月。地点呢，有的报唐山，有的报渤海。

　　就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吃不准。

　　报国务院值班室以后，按照周总理生前的程序，一个副总理就会出面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你小耿为什么报7级，为什么是7月29日之前？你讲你的。有人说5级也没有，为什么没有？都可以说。一般讲，国务院会按照最坏的估计做准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的组织工作是很到位的！

　　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动用基干民兵巡逻，查看宏观。解放军战士站岗，可以不惊动老百姓。命令18级以上干部在岗位上值班，一有宏观临震情况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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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大地震地声地光提前几小时就出现了。唐山当地好多人看见地光往家跑，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动物异常出现得更早，据震后调查，人类认为最愚笨的猪也有34％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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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庆国：唐山撤，北京也得防。这应该是很大的成就！

　　张庆洲：胡克实什么时间讲的？

　　耿庆国：1979年，我去他家看望他讲过。1986年7月18日，唐山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我和汪成民去拜访老领导时，他又讲。

　　张庆洲：唐山地震发生后，您去考察了吗？

　　耿庆国：作为地震科学家，震前去是我的责任，震后去是我的耻辱！

　　张庆洲：您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还有什么话对数百万唐山人民说吗？

　　耿庆国：我作为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把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向党、向人民、向国际地震科学界，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这是一种道义的责任，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科学家必须讲真话，不讲真话的人永远也没有资格当科学家！

　　唐山大地震是有前兆的。不但有中期前兆也有大量的短临前兆。不但有中期预报，而且在1976年7月中下旬，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相继收到来自北京市地震队、地震地质大队、天津市地震局及许多地震台站、群测群防单位的震情告急和短临预报意见。地震的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

　　从地震预测水平本身来衡量，我认为：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营口7.3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东7.3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7.4级地震，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地震，1976年8月23日四川松潘、平武间7.2级地震，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进行了预测和预防，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几次大震的预报成功，不仅雄辩地证明了地震是可以预报预防的，而且标志着我国地震测报工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山大地震的预测水平与上述几次7级以上大震在同一水平线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山地震的预测水平还要略高一些。其实，北京地震队7月14日告急至7月28日发生大地震，中间有15天的时间。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多听一些震情告急，召开一次有关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的紧急会商会，向京津唐地区的人民及时地打一个5—6级地震的招呼，尽管唐山市的城市破坏和房屋倒塌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民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是能够减轻的！

　　唐山大地震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毕生的遗憾。

　　耿庆国研究员简历：

　　耿庆国，1941年1月生，北京市人，满族。

　　1965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毕业，分配到地质部物探研究所。

　　1968年1月任地质部物探所地震预报室技术负责人和北京管庄地震前兆预测台站首任台长。

　　1970—1979年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

　　1980—1989年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从事地震预报应用研究。

　　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