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五）

（续前）

*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平静如常。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留苏没学到馇猪食和蒸馒头的学问，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碗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再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水蛇腰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竟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唐山大地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灾害上的严重性，以及地震部门围绕唐山地震所暴露的矛盾的充分性，严肃认真地总结唐山地震对造福于全人类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了没有进行这项总结，也许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总结，如果总结也许会总结出点什么事情来!地震预报难度大，没过关，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国对7级以上大地震多次预报成功也是客观事实。

　　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漏报呢?

　　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到底掌握多少异常情况?数量多少，严重性如何?地震局领导及分析预报室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有情况为什么不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自下面的异常情况和预报意见被卡在了哪个环节上，原因是什么?唐山地震漏报有客观原因，但从地震局主观上看，工作、思想、组织以及作风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的疑问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只有调查清楚唐山地震漏报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吸取血的教训。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是本调查的惟一宗旨。

　　汪成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回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大约在1974-1975年就已经播下了。

　　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即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国家地震局于1975年1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地震专家们对中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二年主要危险在我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另外一些青年专家则认为，上述观点对东部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太低，既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半年前国务院69号文件提法相矛盾。

　　在这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领导同意临时再增加一个报告，让汪成民代表东部有震观点的同志发言。

　　这是历次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惟一的一次，分析预报室将全国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报告。

　　中国东部与西部地震形势。

　　1975年1月12日，汪成民作了题为“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地震局领导周荣鑫、王建中等，还有全国代表百余人。报告提出：1975-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我凝视着“1975-1976年中国东部地震形势分析图”陷入了沉思。在近似椭圆形危险区的长轴两端，分别标注着令世人震惊的两个地名：唐山和海城!

　　这张图绘制于1974年12月，出自于汪成民之手。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着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阖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撕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

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

　　又说：“69号文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消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监视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监测力量不断削弱。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

　　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震监测网曾出现了大量的异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历史终究要澄清!震情分析组长掌握多少唐山临震异常?

　　汪成民先生陷入沉思，唐山大地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毕竟无法避免地涉及到“责任问题”。

　　我的录音机无声地转动着。这一段录音带是难以忍受的空白，间或一两声咳嗽声。

　　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

　　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

　　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

　　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

　　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

　　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

　　……

　　此时，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梅世蓉副主任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没时间听。

　　他们很忙，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

　　汪成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对京津地区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没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

　　汪成民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越轨”的方法。

被迫“越轨”

　　我看出了汪成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无奈。他像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已经发现了吞噬人民生命的恶魔。他手中的猎枪，子弹已经上膛，可是他无权开枪!他只能迂回，迂回，再迂回。

　　汪成民这个组14人，在十几天内他组织了25人次下台站，这样频繁的调研在国家地震局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配合调研工作，他给司机班开了震情座谈会，要求随时准备出车。

　　7月17日，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副局长正在唐山主持一个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二是利用会议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这种不通过省、地、市组织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由国家局直接发调查表了解临震异常的办法，是国家地震局从未用过的应急措施。许多代表反映，这种异于寻常的做法，提高了对地震突然袭击的思想准备。这些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有的报送了北京，但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汪成民在资料堆中抽出一张调查表，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录于下：

　　突变异常调查表

　　填报单位：天津市汉沽区填表日期：1976.7.22

　　主要内容：

　　汉沽一中“磁偏角”和“土地电”：……认为本月底或下月中旬偏东北存在震情。

　　东风盐化厂海潮观测：7月6-17日，异常11天，幅度达21cm，近期渤海沿岸应有震。总的看来，在长趋势背景上，海潮是成线性上升的，在上升中出现鼓包，这个鼓包可视为短临异常。而上升的过程是否视为大震在孕育中?

　　……

　　汉沽!

　　1976年7月28日上午我(作者)途经汉沽，踩着拧成麻花的钢轨，遥望汉沽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很气愤。他们大都是4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的死尸只裹着一条棉被。为什么不去火葬场?为什么不打一口棺材?遇难者是自己的亲人哪!我到唐山才看见唐山远不如汉沽。唐山市没有了街道，大街小巷没有一条没有死尸的，天下着雨，所有街道都成暗红色的了。解放军的翻斗车昼夜清尸也清不完，那时正是三伏天，三四天以后，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解放军官兵常常被呛昏了，不得已戴上了防毒面具……超过二十四万的遇难者就这样走了……

　　填写“突变异常调查表”的汉沽地震工作者，您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了吗?

　　汪成民发了三百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

　　汪成民要求作大会震情发言，查志远副局长不同意。

　　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同志听了情况通报后，当夜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向市革命委员会等处报告。

　　曹显清，被中国地震界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由于海城营口成功地预报了7.3级大地震，身披一层辉煌而载入了史册。尽管那次地震预报被誉为“世界奇迹”风靡了海内外，但他丝毫不敢忘却地震的惨烈：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紧急情况反映摘录如下：

　　紧急情况!

　　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讲)

　　国际国内地震有特殊活动。如果人的体温37°为正常，现已超过。

　　华北可能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

　　……京津唐渤张应严肃注意。

　　 曹显清

　　1976年7月17日

　　我不禁对曹显清老人肃然起敬。那天晚上很热，汪成民讲到很晚才散会，老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连夜起草报告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更是不敢怠慢，带着汪成民通报的地震预报意见，风尘仆仆地赶回生养他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青龙看到了“中共青龙县委员会办公会议”记录。会议内容：……7月22日至8月5日有五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7级至8级地震。

　　我想，假如国家地震局这个会不是在唐山开，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假如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也许和青龙一样会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假如……那样的话，唐山就会少一些地震遇难者，少一些截瘫，少一些地震孤儿……还会少一些重组家庭……

　　然而，历史不承认假如!

　　汪成民在座谈会上讲的地震预报意见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可是又说下半年至明年有7-8级地震，7月份已经是下半年了，时间上不矛盾吗?汪成民沉痛地回忆，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既要把震情讲出来，还要不违抗领导的指示。只能先说5级，再说下半年有7级以上大地震。尽管这样，还怕领导说我捅事!

　　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可能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就瞒着梅世蓉给远在云南的丁国瑜主任挂了电话。汪成民向丁主任汇报：京津唐异常多，情况严重，我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另外，汪成民请丁主任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调回来，投入到京津唐地震震情监测工作中去。或许是汪成民的电话起了催促作用，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于唐山地震前夕返回。如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同志等。

　　汪成民7月22号回京。他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震情分析组长没辙了，7月22号，就在局长门口糊了大字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次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机感。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题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力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绝后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张庆洲：您做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布于世，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前苏联第聂泊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未完待续）